壹 「周邊」的重新界定：移動與變化的「中國」
要說明「周邊」，應當先說明「中國」。
原本「中國」並不是問題，「中國」之成為問題是在晚清民初，即張灝所說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1895–1925）。[1]眾所周知，晚清民初是一個各種觀念激變與衝突的時代，也是一個由於進入現代「國際」需要重新定義「國家」的時代。在「中國」起源與界定這一問題上，當時大致有三個說法相當流行，即「中國文化西來」說、[2]「苗先（原住民）漢後（外來者）」說、[3]「中國本部說」，[4]在當時這些說法對中國的自我認識衝擊非常之大。到了1920年代出現「古史辨」運動，它對傳統文獻與古代歷史的質疑，不僅帶來了對傳統古史的破壞，也逐漸摧毀了「出於一源」的歷史觀。[5]在舊的中國歷史起源說摧毀之後，便逐漸出現各種新的歷史解釋。自從1927年徐中舒（1898–1991）發表〈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6]同年蒙文通（1894–1968）出版《古史甄微》，[7]1933年傅斯年（1896–1950）出版《夷夏東西說》，[8]1943年徐炳昶（1888–1976）出版《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以來，[9]學界對於古代「中國」大多放棄「唯一起源」和「單線歷史」的說法。近年影響很大的蘇秉琦（1909–1997）《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更把中國史前文明分為六大區域（燕山南北長城一帶；山東為主的東方；關中、晉南、豫西為主的中原；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洞庭及四川；珠江三角洲的南方），提示了古代「中國」族群和文化的多源。[10]既然古代文化與族群都未必「出於一」，因此，所謂古代「中國」也無法簡單地「定於一」，古代中國之族群也無法簡單地說它們都是「炎黃子孫」。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無法簡單地認定現在這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化、民族、語言的共同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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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52期（1999年4月號），頁29–39。
[2] 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初期中國文明的西方起源》和《漢民族以前的中國諸語言》等著作，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通過日本轉手傳來，在晚清民初影響很大。使中國學界深受刺激，當時便引起了好多討論，很多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蔣智由等都受其影響。這一話題研究論著很多，中文世界最新的研究，參看孫江〈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佈與文本之比較〉，載《歷史研究》（北京）2010年1期，頁116–137。
[3] 例如1903年蔣智由（署名觀雲）在《新民叢報》第三十一號上發表〈中國上古舊民族之史影〉，就引用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田能村梅士等人的說法，贊成苗族是中國最早的土著，而漢族是後來外來人種。一開頭就說，「先吾種族而為中國之主人翁者誰乎？則苗族是也。苗族始據中國腹地而其後退敗零落，棲息於南中國一隅之地者也」。（頁1）
[4] 「中國本部」的說法，有學者指出，英國學者William Winterbotham在1795年出版的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1795; Philadelphia, 1796) 中，就已經把清帝國疆域分為「China proper」（本部）、「Chinese Tartary」（ 韃靼），和「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朝貢國）。這個看法淵源很久影響很大，如J. B. Harley和David Woodward所編的《世界地圖 史 》（1992）第二卷，也把中國區域分為兩個區域，一個是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一個是西藏與蒙古。見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載《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6期，頁123。但我個人的看法是，「本部」這一概念真正發生影響，仍是來自明治時期日本學者的說法，他們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某些要素來衡量中國，強調大清帝國並非一個國家，滿蒙回藏鮮都不是「中國」，「中國」只是長城以南的漢族地區。參看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頁242–246。
[5] 古史辨的綱領，用顧頡剛的說法，就是（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見顧頡剛〈與劉胡二先生書〉（原載《讀書雜誌》第十一期，1923年7月1日），收入《古史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2）第一冊，頁96–102。
[6] 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先舉四證說明「殷周非同種民族」，又說周滅殷後苗黎與周民族「漸次混合，遂成為今日中國之漢族」，秦漢時代苗黎之遺存黔首蒼頭也漸漸消失，「種族之界限漸泯」，後人則不知古代民族之不同來源。載《國學論叢》第一卷一號，頁109–113。
[7] 《古史甄微．序》（《蒙文通文集》第五卷，成都：巴蜀書社，1999），王汎森認為，蒙文通的問題意識，源於其師廖平「破舊說一系相承之謬」的追問，見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度──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蒙文通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5），頁152–169。
[8]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頁226。
[9] 徐炳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重印本，2003。
[10]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頁29–30。蘇秉琦的說法，最早是在1981年，他與殷瑋璋合作的〈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中提出來的，他指出，在中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有「諸多差異」，除了少數可能「前後繼承」外，其他的各有淵源，儘管黃河流域在歷史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見《文物》1981年第5期，頁11；後來，嚴文明也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如同「重瓣花朵」的說法，而張光直也提出早期中國文化的「中國交互作用圈」的說法，這些說法與蘇秉琦的說法相互呼應，說明早期文化各個區域多樣性的存在。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載《文物》1987年第3期，頁38–50；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151–189；俞偉超曾指出，蘇秉琦的這些主張在1980年代中國考古學界佔據主流的位置，見曹兵武、戴向明〈中國考古學的現實與理想──俞偉超先生訪談錄〉，王然編：《考古學是什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229。
[11] 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曾經引用日本學者黃川田修的說法，把早期中國從二里頭到春秋時代稱之為「國家群」，說「早期王朝絕非單一的國家（state），它是由無數的諸侯國構成的國家聯盟，應總稱為國家群（state complex）」。（頁144）最近，他在〈中國考古學界國家起源探索的心路歷程與相關思考〉中又指出，仰韶龍山時代的長江黃河流域，特點是「滿天星斗」和「邦國林立」，所以可以叫「古國時代」、「邦國時代」，或者借用歐美學界的說法，叫「酋邦（chiefdom）時代」，載《中原文化研究》（鄭州）2016年2期，頁15。
一 從〈禹貢〉到《史記》：「九州」與「中國」
有立場的歷史叙述，往往與無意識的歷史事實不同，儘管古代中國的文化與族群未必「出於一」，但歷史叙述卻始終在努力構造其「出於一」。在司馬遷把各種來源不一的古代資料寫進一部《史記》，從而建立了古代中國歷史的主脉之後，所謂「其先出於黃帝」、「其先出於帝嚳」或「其先出自顓頊」之類的傳說，和所謂「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歷史叙述，就在傳統經史典籍中凝固成形。[12]其中，對古代「中國」的描述，過去學界常引述《山海經》、《周禮》和〈禹貢〉等文獻。不過，《山海經》只是想像古代中國四周的神話傳說，[13]《周禮．職方氏》只是古代學者規劃天下的最早藍圖，都不能算真正有關古代「中國」疆域的歷史文獻。唯有〈禹貢〉一篇雖然多有爭議，但由於近來出土資料可以佐證其觀念與傳說之早，因而頗受學界關注。[14]儘管它的「九州」之說，不免也是來自傳說加上想像，但它多少透露古代人有關「我者」的一些認知，所以勉強可以算是描述古代中國疆域最早的文獻，1930年代面臨國族危機時代，中國歷史地理學家以「禹貢」作為研究中國疆域刊物的名稱，1980年代面對中國轉型，一批海外學者以《九州》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刊物的名稱，也許都表達了這一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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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語》、《左傳》、《世本》等等先秦典籍，往往把不同地域、來源、風俗的族群，納入一個歷史脉絡，特別是在《史記》中形成一種整齊的叙述形式，使得原本來源不一、族裔複雜的「中國」有了一個共同歷史。
[13] 最早如日本小川琢治〈支那戦国以前の地理上智識の限界〉就以《山海經》來討論戰國以前古代人對「中國」的認識，認為那時大體上就已經形成東北為燕、遼東，北為趙、秦即沙漠南界，東為田齊即黃海沿岸，南方為楚即江南地方的空間，載《藝文》第六年（1915）第四號，頁15–40。
[14] 在提到大禹的傳世文獻中，王國維說西周中葉宋人所作之《詩．商頌．長發》為最早。顧頡剛曾認為，那個時候大禹還是天神，到了《詩．魯頌．閟宮》和《論語》之後，大禹才成為人中之王，但此時已是春秋、戰國時代。王國維對顧頡剛的說法不以為然，覺得顧頡剛「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白鳥庫吉）同」。見《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25–326。他在《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第二章就論及大禹，並以1919年甘肅禮縣新出「秦公敦（簋）」和宋代著錄的齊侯鎛鐘（即叔弓鎛）為例。最近，由於新發現公盨，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裏面已經提到「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所以，很多學者認為，這證明大禹治水的傳說來源很早。參看李零〈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原載《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收入李零《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79–80；唐曉峰〈禹貢的經典化〉，見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十一章，頁26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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