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四節　研究目的：開新

一、探索釋東初的成果與貢獻
有關釋東初在近代佛教的歷史定位，一般常以他在佛教史學的幾部著作，或者特別在其組織印藏、創辦《人生》等事蹟做為概括描述。然而，這些見解均未足以深刻指出釋東初做為歷史人物的特殊意義，亦即他的關懷核心之旨意。換句話說，忽略了重視文化反省的精神，以及思考佛教改革方向的重要理念，正是造成了在近代佛教文化事業與思想領域，有過努力與貢獻事實者被遺忘的關鍵。筆者認為這正也是其他幾位（包含釋法尊、釋大醒、釋法舫、釋道安等）重要前輩，未能為研究近代中國佛教領域者深入討論的原因。是以特願選擇釋東初為例，探討他畢生關涉佛教文化的學行，涉及與近代多位佛門人物的合作、互動與影響，以及內在其寫作立言相關的思想言論。在此發掘其成果與貢獻的工作，自然不能是歌功頌德的溢美文章，而當是富饒批判意識，以審視其立足佛教根本原則的獨特性，及兼容並蓄世界文化各種精神資源的思想張力。

當然，這也不代表對於前人的貢獻與努力，無須正視肯定，而主要是認為我們對於前人成就的思想事業，除了尊重與讚歎之外，更須承傳學習，明瞭其得失之處，不唯足資今日借鑑，亦堪後人繼續努力。在此，正視釋東初的成果與貢獻之研究目的，茲引其門人方甯書之話語做為總結說明：

事實就是事實，不容置疑，東老人已經是近代佛教史學大家……東老生前對佛教文化教育，極為重視，特於民國四十五年創設中華佛教文化館，而繼承東老的聖法師，更由東老手創這份如來基業再出發，慘淡經營，目前已開展出多項關係事業……如果人人都能使自己的生命放光，那麼人類社會，不就是光明世界嗎？總結東老的一生，看似平淡，實則絢爛無比，單看《東初老人全集》洋洋大觀六集七冊佛學巨構，其於續佛慧命，弘法利生所作出的貢獻，不可限量，足見其生命已大放異彩，光照大千。

方氏所言自難避免弟子稱頌恩師的內在感性傾向，且其用語及立論角度，仍不離稱頌讚賞的正面肯定，而非帶有學術批判意義的綜合評斷。然如果平心靜氣思索以上所言，則方氏提出的觀點與回溯過往之反省，實也能夠客觀審視釋東初畢生「看似平淡，實則絢爛無比」的佛教文化承傳意義。再者，即使我們用純粹精嚴與縝密的邏輯方法，審視釋東初部分的學術成就，或許自不能推許為第一流的學術大家；但從古人治學通觀大體（好讀書不求甚解）、貴得器識之先的角度，特別是在他主要以一位佛教僧侶重視文化精神的實踐背景看來，釋東初在近代佛教文化疲弊的艱難環境，親身致力經營的許多成果貢獻，確實不唯情操與行誼感人，也存在著不少堪值後人整理與繼承發揮之處。

二、檢視近代佛教之發展歷程
我們只要稍加回顧釋東初生平接觸的人物環境，幾乎直可預見當時整個中國佛教的縮影，他的師友門生，亦多為百餘年來佛教演變歷程的領袖人物。透過研究釋東初生平事蹟言行的追蹤比對，相信可從與其交涉的眾多對象，呈現近代中國佛教概況的不少特質。例如他自幼跟隨釋靜禪出家所接受的八年傳統背誦儒釋經典教育，民國十七年（1928）受學於弘揚華嚴的釋靄亭門下，翌年受具足戒於律宗門庭的寶華山隆昌寺，隔年又到太虛門人釋寄塵所辦的九華山佛學院就讀，隨後考入當時堪稱新佛教重鎮的閩南佛學院，依止釋太虛、釋常惺等為授業師，並與釋福善、釋印順等人同學。畢業後，旋即進入常州天寧寺參禪，親近一方尊宿釋證蓮。而後二十四年（1935）開始接法於釋智光門下，辦事、教學多方經略，經營焦山定慧寺直至三十七年（1948）；三十八年（1949）赴臺之後以迄六十六年底（1977）逝世，相關的人物事蹟交涉更不勝枚舉，下文自當一一交代。凡此均可從研究其生平事蹟的過程，顯明昔日佛教在此階段的現象；是故透過此一比較整理，正能提供研究近代佛教歷史思想發展概況之基礎。

今從研究釋東初畢生關涉佛教文化事蹟之面向，一則可就前有之文獻史料，重新探述釋東初生平關注思想與交涉人物，顯明民國佛教思想界的一些重點領域；二則得以補足現行學界研究的缺角，提供這些相關人物特別是以釋東初為核心者，整合文獻之檢證及評論；三則就釋東初與交涉人物所處之時代背景，考察他們可能面臨的相關困境與瓶頸，並就審視其見解價值的討論，釐清一些問題。據此而言，此研究延伸進行之意義，正在於或可藉此勾勒近代佛教思想系譜之一隅。

三、啟蒙未來佛教文化之重新
本研究之主題在針對釋東初一生的佛教文化學行立論，其中亦將綜合他與相關人物交涉之影響，及其涉於近代佛教文化反省的重點關懷，藉以做為未來佛教文化相關背景的啟蒙資源。這一立論思考，可藉由釋聖嚴的話引出其要義：

現代人的自我中心非常強，不少人都抱有發揮自己所長及所能的雄心壯志，如果是以承先啟後的角度而言，的確值得鼓勵；如果以推翻前人的貢獻而另起爐灶，是不足取法的。以現代的自然科技而言，若不推翻前人的觀點，便無法呈獻自己的創新。可是人類的歷史、文化，就是不斷地在「承先啟後」，我們運用先聖先賢的智慧而走出新的路來，特別是做為一個佛教徒，如果說拋開佛及祖師們的智慧，全由自己開創，那便是新興宗教而不是佛教了。

釋聖嚴所謂藉由前人的經驗與智慧，繼續人類歷史、文化之開展，其實正意味著佛教實踐方向，正是在反省精神的累積與推進上，不斷突破困難，代代推陳出新。而本研究之脈絡，亦從釋東初於佛教文化耕耘的相關成果著眼，正可說是相通的進路。筆者認為，釋東初因政治動盪逃難至臺島的歷史背景，使其深切殷憂於教難悲劇的產生，加以觀察到臺灣做為「復興中國佛教的基地」，以及延續國家民族文化生命的契機，因而其獻身於佛教文化事業之推展與改革運動。這些相關成績，或許在今日對某些而言，算不上了不得的事業，但豈不聞培根言：

一個人力求讓他發表的著作在他生前發揮作用，這種想法不合時宜，因為經以致用不是與作者同步而是比他要晚。……偉大特別是宗教的偉大常常起源於渺小，偉大的計畫需要一點一滴的實踐來完成。

我們今日看似成果繁盛的臺灣佛教，不正來自於這些「起源於渺小」的點滴「實踐」嗎？前人的步伐，不也是今日繼續前進最有力的後盾？豈不更有助於我們正視當前問題的歷史源頭，並且促使文化新生的極佳契機？任何一位關心佛教文化相關課題的有心學人，直若如是懷抱反省精神，正視其中要義，重新理解近代佛教文化進程，則許多值得我們留意的前人，適能提供目下不少克服難題之金錍。至少，在筆者的主觀意願而言，希望藉由本篇單一主題的研究，嘗試跨出思索探尋的一小步，能予未來佛教文化領域的大邁進，多少產生啟蒙與鏡照的助益。

第三章第四節 弘化、慈善與晚年事蹟

一、從事社會慈善工作
如前所述，釋東初自建好了中華佛教文化館做為立足基地後，旋即著手進行社會慈善救濟工作，並一直持續至其辭世為止。據其在圓滿了影印藏經工作之後，寫於民國五十年（1961）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記所示，除了印藏外，他最告安慰的則是固定於「每年冬振舉行」 救助貧苦民眾的作為。此如同年七月七日的日記言：

吾人在此足衣足食，苟有一分能力能辦點有利於人者，無不樂意為之，此為東施衣之宗旨也。在此時此地，吾人能化有限之糧，結多數人緣，收無窮之效果，殆為慈濟事業耳。所以余從四十五年起，每年冬天施米施衣，均抱此種宗旨，不求人知、不求有功德，求於心無愧耳！六年來，東此心恆覺力不足，此外心想要做者多。常言之，「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從事社會慈善工作，雖然未必與佛教文化事業有著直接的關連，但在擴大社會參與以及持續累積與分放救助資源的過程，卻更能達到提昇佛教正面形象的實質宣傳功能；此與其重視佛教文化事業做為傳遞佛教理念的構想，確更有著相輔互助的作用存在。

再者，在從事救助貧民的活動以前，他其實也屢次於初始創辦《人生》的階段，每逢天災動亂時際，主動募款資助相關單位。而類似冬賑的這些舉動，其實更是始自民國四十五年（1956）的「冬令救濟」，發放物資區域，「除北投一地，並推及淡水、三重、宜蘭的貧民，桃園的無依軍眷，新莊的麻瘋病院，臺北市空軍育幼院等處」。他不但藉此捐助舉動，「率領貧民念佛、繞佛、開示佛法，普授歸依」，以之落實佛教理念，更從美國「勸募了舊衣物」，經由政府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協商赴美國接艦的海軍艦隊運回臺灣；故此「冬令救濟」乃由最初五十戶人家，每戶八斤米與冬季衣物」，逐步開展成聯合佛教界勸募與發起的盛大行動。

二、創辦《佛教文化》季刊

在《人生》雜誌於民國五十一年（1962）五月二十五日停刊之後，因應當時大陸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強烈迫害與毀滅佛教 的外緣刺激，釋東初除了秉持一貫護教的嚴正立場，起草駁斥文革罪行的宣言外，更在民國五十四年（1965）的七月十五日，正式發行旨在抵禦文革毀佛暴行的學術性刊物-《佛教文化》季刊。

該刊雖然是他準備號召有志同人，編纂佛教歷史文化各種叢書的試金台，並且亦在藉此廣泛收集「具有歷史考核價值」，含括「繪畫、雕刻、碑版、石刻、建築之真跡或照片」，以及「有關大陸佛教文獻及各種圖書史蹟資料」，但其目的則仍首在：維護毀佛浩劫後，恐將造成集體文化斷層殘缺的現象，預作深度性的佛教文化史蹟搶救工作。如其言：

本館同人，以大陸佛教文化，正陷於危難之中，如何保存佛教文化史蹟，使下代對佛教歷史文化研究有所憑藉，其責任當在吾人，是為發行本刊之動機。

事實上，正因釋東初一直深信不疑地，懷抱發揚佛教文化的情操，認為從事佛教文化事業乃是「傳播佛陀德義」，以及「人類慧命與幸福所繫」之保障；尤其又逢佛教幾近滅亡的親身痛楚，是以在將近六十高齡之際，仍不得不再勉力經營此一「保存佛教文化史蹟」的根據地，藉以打動有志之士，凝聚佛門同道的討論與共識，做為標舉「復興中華佛教，發揚歷史文化」 宗旨的繼續推展。

同時，釋東初之所以要重操舊業，除了使命感外，乃是鑑於當時佛教通俗刊物，雖然已屆飽和，但卻未見對佛教文化與思想議題深入探討者，則屬未見之列。且多年存在於佛教界辦理刊物的稿源欠缺與品質低劣之現象，甚至藉此做為營造自身特定利益的舞台，更是當時迄今猶難擺脫的缺憾。正如闞正宗在分析戰後臺灣佛教期刊的發展概況所言：

期刊的創辦是佛教弘法運動中最普遍、最密集、時間最長的，從最初創辦時充滿著對佛法的熱忱，經過三、四十年的演變發展，隨著佛教在臺灣取得相當的成績，而成為所有宗教的「顯教」。有了一定的成績之後，「理想性」似乎也跟著消失，許多在八、九十年代所創辦的刊物，為了與信徒溝通，大半已成為山頭、宗派或個人的「宣傳品」。

這種造勢包裝、自我膨脹的山頭意識，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情形不但未能改善，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正因如此，翻開史頁，如釋東初主持《人生》與《佛教文化》期間，能夠稟持公正維護整體佛教的態度，不但長久關注佛教改革與講學勸化的多種課題，更能刊布其他相關刊物的出版、目錄等訊息，更屬難能可貴的範例了！

當釋東初辦理《佛教文化》之際，由於認為深入整理、探討佛教傳統的歷史與文化軌跡，特別是藉由古今人物地域的多種事蹟與思想之探述，不但能使研究佛教「在歷史上有了根據，然後始有精確合理的解釋」，更得以讓「復興佛教文化的責任」，進而「具有領導世界學術思想的使命」。是以便自然要在文革毀佛的憂患情境中，推動這一具有彙整傳統佛教史蹟與文化脈絡的工作。此可自釋樂觀於發刊詞的〈佛教文化宣言〉得知：

慨自大陸河山變色以後，我國佛教，更陷入艱難之境，法幢有折失之虞，慧燈有熄滅之憂，良以國家不興，國民之恥，佛教不振，佛子之羞，東初法師，有鑒於此，乃於民國四十四年，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以發揚佛教文化為職志，曾發行人生雜誌，影印《大藏經》，流通法寶於四方，續佛慧命於將絕，燃佛心燈於寶島，重振宗風，聯誼外邦，遍洒甘露，饒益群品，今已再接再厲之精神，發行佛教文化，宣揚正法，願法門大德，同發大心，同伸悲願，承擔如來家業，作獅子奮迅，利樂法界有情，學普賢願行，自利利他，淨化人間。

這一刊物雖然僅持續至民國六十年（1971）十二月二十日，到第14期特輯出刊後即告結束，但時間仍達六年之久，而含攝的內容確也相當豐富，不僅持續刊載〈民國高僧傳〉的傳略內容，也包括影印西藏《大藏經》、各區域佛教歷史與人物，乃至相關研究與各種佛教藝文趨向的專論。審視刊物內容，特別在仔細瀏覽釋東初的論述、通啟與信函後，讀者不難發現這份刊物確有生命力，見地高明、深入與精彩之處，更是所在多有。然而，釋東初礙於人力與財力匱乏，而使原本預定之出版時間與計畫，時有延宕的情況發生。最後，此一刊物亦因他的年事已高，且另有編述教史計畫而告終止。

三、晚年著述與國際弘化

在釋東初晚年，最值一提的是他致力耕耘於佛教史的探述與專著。《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等三部史書即為具體呈現的成果。正如前述多處引文所示，這三本佛教史學專書，雖在教界內部受到讚譽與推崇，但也遭到重視客觀性研究的學者（如江燦騰氏），抨擊該著引用史料缺乏清楚的交代（如《中國佛教近代史》有關清代日僧在華活動的主要材料，便取用了水野梅曉與藤井草宣的著作），以及著作論述缺乏精嚴細膩品質的學術水準。江氏等人的批評，確實值得後進讀者與研究人員，留意其中是否存在問題，因而避免陳腔濫調、人云亦云，甚至陷入抄襲、擷取的學術危機，亦可接續前輩業績，進一步向上邁進。然而，我人翻開史頁，研讀歷史的責任也必須再深一層，契入原創者的視域及時代背景，設身處地體會其緣由，才能更清楚史家著述的貢獻功過與歷史洞見之所在。

且就釋東初晚年三部史學專書的成作，分別是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中印佛教交通史》），五十九年（1970，《中日佛教交通史》）至六十三年（1974，《中國佛教近代史》）結集出版。當時臺灣的國際、政治與社會氛圍，可以說是處在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識者回顧當時脈絡自不難發現其中處境），更由於中共的影響力逐步上升，強烈威脅、壓迫以中華文化道統自居的自由中國（臺灣），在大陸地區，延續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鬥爭外，對傳統文化，特別是佛教寺院、僧侶、文物等，歷史教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內容載體，幾乎全面性、徹底性地摧殘毀滅，僅就中國史上歷代法難對比之，其場景與漫長的例證，確實也令人怵目驚心。

我人如果設身處地，將歷史的眼光，置放在釋東初當時所處環境，仔細翻閱其著作各章的鋪排安設，乃至書中行文寓意的強烈愛國護教、重視現實改革，寄寓未來佛教藍圖的弦外之音，其實不難發現他為何會把晚年的全副精力，投入在編述史書，表達自己畢生摸索佛教出路的主觀性認識。單就現代學術專業的立場審視，釋東初自難免有意無意地疏漏於純客觀分析的標準程序。但畢生投入在叢林制度、佛教教會與教育工作的實際背景，面臨佛教存亡關鍵的抉擇考驗，我們不難推知，自幼飽讀經史，治學側重古法，關心未來薪火相傳的釋東初，何以仍會歸宗於中國傳統史家偏重的方式：亦即藉助文獻史料的人事傳略，銓次史料、詳細探述，進而發揚作者自身經驗與理念的思想啟蒙進路。

第一章第四節　研究目的：開新

一、探索釋東初的成果與貢獻
有關釋東初在近代佛教的歷史定位，一般常以他在佛教史學的幾部著作，或者特別在其組織印藏、創辦《人生》等事蹟做為概括描述。然而，這些見解均未足以深刻指出釋東初做為歷史人物的特殊意義，亦即他的關懷核心之旨意。換句話說，忽略了重視文化反省的精神，以及思考佛教改革方向的重要理念，正是造成了在近代佛教文化事業與思想領域，有過努力與貢獻事實者被遺忘的關鍵。筆者認為這正也是其他幾位（包含釋法尊、釋大醒、釋法舫、釋道安等）重要前輩，未能為研究近代中國佛教...

作者將該書，分作五章，探討釋東初的佛教文化學行，希望在臺灣佛教歷史中，給予一席之地，並激勵後僧，不忘研究教義，依教奉行，充實自己身心的內涵，透過身心的歷練，同時注意時空環境的需求，活用佛教教義的真精神，以慈憫的心，發揮宗教家應有的風範。

該書第一章是序論，第二章是考述釋東初在中國時代的事蹟，包括出生於中國清朝光緒三十四年（1908），江蘇省泰縣的范姓農家。該年有復興近代中國佛教之祖的楊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的學府。1920年釋太虛創辦《海潮音》月刊，釋東初十三歲，出家於泰縣姜堰鎮的觀音庵，禮釋靜禪（1878－1950）為剃度師，法名仁曙。其法脈是「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正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繼祖宗」，此四十八字是臨濟派五台、峨眉、普陀山前寺的法脈所依，而強調是臨濟宗的臺灣僧侶也屬於此系統。

1928年，求學於鎮江竹林寺釋藹亭（1893－1947）創辦的佛學院，1929年受具足戒於寶華山隆昌寺。1930年，赴安徽的九華山化城寺，為武昌佛學院畢業的學生釋寄塵所主辦，住持釋容虛為院長的江南佛學院就讀；1931年九月或十二月，往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求學，親近過釋弘一；1934年前半年往常州天寧寺禪堂做禪和子，親近釋證蓮（1893－1967），農曆七月之後應釋智光之邀，到焦山定慧寺負責寺務行政與教育工作。時焦山定慧寺在釋智光住持之下，創辦焦山佛學院，釋東初後受釋智光的傳法，法名鐙朗，號東初，是曹洞宗巨超清恆派下，這是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的傳人。

由此可知，釋東初是承襲臨濟與曹洞兩宗的法脈。但因他與釋雪煩（1909－1994）一同接受釋智光的付法，一起經營焦山佛學院，他被任命為監院及學院的副院長。又1946年九月二十九日繼釋雪煩之後，為焦山定慧寺的方丈及佛學院院長。在這之前，即七月九日至八月八日約一個月的時間，受到時任中國佛教會會長釋太虛之託，假焦山定慧寺舉辦「會務人員訓練班」，召集了中國九個省一百二十餘位青年學僧，加以教育訓練，希望一整中國佛教。

時釋東初身任事務主任，並且參與「中國佛教會會章及各種規則」的編輯任務。陞任方丈一職，為了減低水患，而計畫東洲築堤，為此遭人誣陷，被首都衛戌司令部逮捕入獄，幸好釋月基請開國完人張溥泉、崔雲華賢伉儷，為他設法疏通，才能於十月十六日被釋放回焦山，這事發生在1947年的八月間，釋東初被關了兩個多月。此事對釋東初來說，應該是件重要的體驗，身為僧侶如何護寺產？就不能莫視社會的脈動。記得筆者親近釋東初的時間，有一天筆者到文化館與老人聊天時，老人問我說：「慧嚴！哪一天有件官司，要你去處理，你會嗎？」當時筆者回答說：「出家人打什麼官司？」老人就訓我說：「你不會打官司，那我怎麼放心把道場交給你？」回想起這個對話，再想到1947年老人的遭遇，就不能不感受到釋東初處事的態度，是多麼務實。1948年三月三十日，釋東初退居，將焦山方丈的職務交給釋圓湛。1949年農曆一月十六日，搭乘中興輪，由上海出發來到臺灣。

作者在第三章題名：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推展及其來臺的歷程。

在焦山定慧寺方丈時間，被選為江蘇省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的釋東初，1949年（此一年代說，可能有誤，應是1948年）初搭中興輪號抵達臺灣基隆港時，曾被短暫拘留。因為此時，從中國大陸來的人，必須在基隆海關取得身分證之後，才能登岸。釋東初是在李子寬居士擔保之下，才能入境。由於此時的臺灣社會氣氛非常緊張，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臺灣人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彼此是不信任的，臺灣人的寺院，大都不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僧侶掛單。釋東初入境之後，先由楊白衣居士（1924－1986）帶著他，東躲西藏地過著逃難的生活。

他們由臺北出發，坐著普通車南下，第一站是臺中后里的毘盧禪寺，但該寺拒絕釋東初掛單，不得已再往南，暫住臺中慈航寺。隔日再搭火車南下，到嘉義停宿天龍寺，由嘉義再到臺南住宿竹溪寺。之後由臺南到屏東住東山寺，再從屏東到臺東、花蓮、宜蘭，一路邊住邊往臺北走。在此插個話題，釋東初訪竹溪寺時，在場的除了楊白衣之外，主要人物尚有釋巨贊、釋通妙（俗名吳老擇），及陪釋巨贊走訪全臺寺院的開元寺住持釋證光（俗名高執德）。

折返臺北之後，掛單於北投法藏寺。1949年五月十日，於北投法藏寺創辦了《人生》雜誌，他在該雜誌，發表了對當時臺灣的佛教界的觀察分析，肯定了日據時期，日人在工業、交通、水利、教育等面向的建設公績，並也讚許日本佛教教育文化的進步現象，正是今後臺灣佛教，率先落實在大陸從事改革未竟之業的重要學習榜樣。由此觀察，可證明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臺灣佛教，其教育水準是受到釋東初的肯定，同時也是他急著創辦《人生》雜誌的原因之一吧！該雜誌的發行，直至1962年五月二十五日為止。（編案：《人生》雜誌於1982年八月十五日，由聖嚴法師復刊。）

1950年二月，釋東初、李子寬以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的身分，釋南亭為祕書，釋白聖任幹事，將在1947年四月八日成立於南京的中國佛教會，復會掛牌於臺北善導寺。期間章嘉活佛理事長來臺之後，釋東初淡出佛教會的運作。1950年十二月八日為了自修，閉般若關於北投法藏寺，直至1954年一月十日為止，期間《人生》雜誌照常發行。出關之後的釋東初，為了給自己一個安身之處，並想藉此發揮他的理想事業，所以於1954年四月十三日，向陽明山管理局承租北投光明路數百坪的山坡地之後，就著手建設「中華佛教文化館」。1955年，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於戰後第一次傳戒，釋東初任三師之一，參與此次的傳戒。1956年四月二日，中華教文化館工程告竣，舉行落成典禮及佛像開光的儀式。

在籌建中華佛教文館期間，即1955年八月，由當時的副總統陳誠、行政院長俞鴻鈞等及社會賢達人士在內共三百二十位的緇素名流，假中華佛教文化館，成立「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由釋東初負責，張少齊居士、孫張清揚女士的協助，將影印日本佛教界出版的《大正新脩大藏經》來發行。1955年由釋南亭為團長，釋煮雲、釋星雲、釋廣慈等組成宣傳購買影印《大正新脩大藏經》的宣傳體；第二次在1958年，命釋煮雲為團長，釋星雲、釋成一、釋廣慈等為團員，再做一次臺灣環島宣傳團，鼓勵臺灣寺院購買藏經。由於釋煮雲在此之前，曾做二次的環島布教，有此經驗，釋煮雲與臺灣佛教寺院結了不錯的因緣，所以銷售影印本的《大正新脩大藏經》的成果良好。

或許是這個因緣，釋東初對釋煮雲有不錯的評價，這事可能是影響釋東初在日後有意要對釋煮雲授記，接班經營中華佛教文化館的因素之一，也是在他三封遺書中，都將釋煮雲納入的原因吧！但回想釋煮雲在1944年想進焦山佛學院就讀，卻被當時身為副院長的釋東初排拒在外一事，是令人玩味的地方。不論如何，影印《大正新脩大藏經》一事，是釋東初對臺灣佛教的一大貢獻，他幫助了有心要研究佛學的人，能夠比較容易使用到這些經典，有助於日後研究佛學的風氣。

1965年七月十五日，創辦《佛教文化》季刊，此刊物發行至1971年十二月二十日為止。1968年有《中印佛教交通史》，1970年有《中日佛教交通史》，1974年的《中國佛教近代史》。短暫的六年之間，能夠有三部屬於佛教史，交流史的著作，筆者相信，這是釋東初平時努力的成果，老人家的孤傲，不太與外界做無謂的交往，閉門自修，無論是學問或是禪坐。

在釋東初來臺初期，從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起，就能窺知老人家的志向是在，想發揚佛教文化，培育佛教人才，但遺憾的，生前他手下，沒有足夠的得力助手，所以如作者在該書中，敘說他老人家在世，期待能成立佛教大學、史學研究所等，但都未能如願。或許是如此，他老人家將身心之力，全投注於寫作上，尤其是在教史上。這或許是如他老人家引用梁啟超之語說：「將過去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新價值，以供現代人參考。也就是從以往人類活動的因果得失中，了解現社會的形態，抉擇未來一個正確的途徑。」梁啟超之語，應是表徵釋東初的核心思想。他老人家將他自己的著作，謙虛地視為史料，希望後人能善用之。筆者不想在釋東初的著作上，做太多的評論，僅期待讀者能透過該書，了解釋東初老人的生平經歷之後，能靜思其老人家為人治學的精神，及其來臺之後，對臺灣佛教重大的貢獻，即影印流通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的功業。

為何影印《大正新脩大藏經》對臺灣佛教是一件值得我們讚歎的功業？因為《大正新脩大藏經》是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學者，自大正十一年（1922）至昭和九年（1934）為止，前後費時十二年的歲月，在高楠順次郎博士及渡邊海旭博士的都監之下，完成的一部為國際學界所共同承認依準的《大藏經》。日本佛教界傾全力，在：（一）嚴密博涉的校訂；（二）清新周密之編撰；（三）梵漢對校；（四）製訂經典之內容索引及藏經諸刊本之對照表，並附加內外現有之梵本及古寫本目錄，等大原則下所完成的版本。如蔡念生居士說的「《大正藏》有一項古今中外各藏所沒有的優點，就是每一頁的下欄，都附有各藏不同字句的校勘。」這對研究者來說，是一助益。

又該影印本，在民國62年（1973）11月，由新文豐出版社劉修橋居士，在改正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的《大正藏》一些缺憾之後，再影印傳世。這是我們今日從事佛學研究者，能夠較輕易得手的《大正藏》，但新文豐出版社在封面上，應將「大藏經」改為「大正藏」，較為妥當。最後筆者想追加一語，那就是今天我們讚歎法鼓山的功業時，不要忘了釋東初留給法鼓山的創業基礎，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的資源。

2017年7月25日　釋慧嚴書於鳳蓮

作者將該書，分作五章，探討釋東初的佛教文化學行，希望在臺灣佛教歷史中，給予一席之地，並激勵後僧，不忘研究教義，依教奉行，充實自己身心的內涵，透過身心的歷練，同時注意時空環境的需求，活用佛教教義的真精神，以慈憫的心，發揮宗教家應有的風範。

該書第一章是序論，第二章是考述釋東初在中國時代的事蹟，包括出生於中國清朝光緒三十四年（1908），江蘇省泰縣的范姓農家。該年有復興近代中國佛教之祖的楊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的學府。1920年釋太虛創辦《海潮音》月刊，釋東初十三歲，出家於泰縣姜堰鎮的觀音...

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國文化學院附設中華學術院的佛學研究所，自1968年起，發行《華岡佛學學報》，至1973年，先後出版了三期學報。1978年10月，本人應聘為該所所長；1980年10月，發行第4期《華岡佛學學報》。至1985年10月，發行到第8期之後，即因學院已升格為中國文化大學，政策改變，著令該所停止招生。於是，我假臺北市郊新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自創中華佛學研究所；1987年3月，以年刊方式，發行《中華佛學學報》，迄1994年秋，已出版至第7期。這兩種學報，在現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史上，對於學術的貢獻和它所代表的地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應該是最有分量的期刊了。

本所自1981年秋季開始，招收研究生，同時聘請專職的研究人員。1986年3月，便委託原東初出版社現為法鼓文化出版了研究生的第一冊研究論集-惠敏法師的《中觀與瑜伽》；1987年3月，出版了研究生的第一冊畢業論文-果祥法師的《紫柏大師研究》；1989年5月，出版了研究生的第一冊佳作選《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接著於1990年，出版了研究員的研究論著，曹仕邦博士的《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及冉雲華教授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到目前為止，本所已出版的佛教學術論著，除了東初老人及我寫的不算之外，已達二十多種。

本所是教育機構，更是學術的研究機構；本所的教師群也都是研究人員，他們除了擔任授課工作，每年均有研究的撰著成果。本所的研究生中，每年也有幾篇具有相當水準的畢業論文，自從1989年以來，本所獎助國內各大學碩士及博士研究生的佛學論文，每年總有數篇很有內容的作品。同時，本所也接受了若干部大陸學者們的著作，給予補助。這四種的佛學著作，在內容的性質上，包括了佛教史、佛教文獻、佛教藝術、佛教語文、佛學思想等各方面的論著。

由於教育、研究以及獎助的結果，便獲得了數量可觀的著作成品，那就必須提供出版的服務。經過多方多次的討論，決定將這些論著，陸續精選出版，總名為「中華佛學研究所論 叢」（Series of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簡稱SCHIBS）。凡本所研究人員的專題研究、研究生的碩士畢業論文、本所舉辦的博碩士徵文、大陸學者的徵文、特約邀稿，及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等，透過中華佛學研究所編審委員會嚴格的審查通過，交由法鼓文化事業以此論叢名義出版發行。本所希望經由嚴格的審核程序，從各種來源中得到好書、出版好書，俾為佛教學術界提供好書。

出版「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的目的，除了出版好的學術作品，更是鼓勵佛教研究風氣，希望由作者、讀者中能培養更多有志於佛教學術研究的人才。此外，更期望藉由本所與法鼓文化合作出版的學術論著，與國際各佛學研究機構的出版品相互交流，進而提高國內佛教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

1994年7月30日　釋聖嚴序於臺北北投中華佛學研究所

序文──李志夫、方甯書同撰賀

東公老人承接中國傳統佛教的精神，也承擔了時代的動亂，國家的國難，及中國佛教的衰微。他一生志在振興中國佛教，力倡以發揚佛教文化、教育作為改革中國佛教之動力。效法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理念，進而影響臺灣佛教發展出「人間佛教」。這就是本書作者所以稱東公老人是「孤明先發」的「孤僧」。

本書作者演正法師是法鼓宗的青年法師，志行高遠，戒行謹嚴；讀書甚廣，治學亦勤，允為教界新秀。本書，可概括有下列之優點：

論證詳實：有論，即隨之舉證，不會徒托空言。甚至往往「證多於論」，有極大的說服力。

邏輯縝密：如其目錄建構，鋪陳有序，順理成章，沒有錯置，沒有違和之感。對各章節內的標題也能環環相扣；其內文也大多宗因合體，合乎因明學之規範。

廣徵博引：所謂廣徵，就是羅列了很多中西學者、專家，作為印證傳記主人之思想理論，充分運用了歸納法。所謂博引，就是引證很多名著、名言、箴言、典故，用在傳記人物之思想言行之後，充分運用了演繹法。

研究方法現代化：費了很大篇幅遍舉中外學者的研究方法，再取精用宏。諸如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之學者對傳記主人之褒貶，對傳記主人人格特質之看法，乃至分析其影響，作者都作了比較研究，顯見作者對傳記文學具有很好的素養。

辛勤蒐集資料：以東公老人一生為經，以有關東老之時空、人事為緯，做到心到、腳到、手到。能找到第一手資料，尤其對東公老人前半生在大陸生活之訪問工作十分辛苦，雖多已人事全非，仍能竭盡心力，作者以此願力完成此一鉅著，自屬難能可貴。

總之本書雖只是東公老人個人之傳記，但其資料所涉極廣，可說是一部中國佛教當代史。

清末民初，國人提倡興國；佛教界提倡興教。太虛大師甚至直接參加革命，更提倡以興教來興國，所以標舉「人生佛教」，佛教本來就是利益眾生的宗教，也就是利他的人生觀。由之而發展，自然在實踐上便演化成人間佛教。

東公老人承接了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思想，推行佛教文化，及佛教教育作為實踐人生佛教的方法。同為太虛大師閩南佛學院的同學印順導師，印老也是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實踐者，更強調「佛在人間成佛」，也提倡佛教教育，更一生都在從事佛學研究，曾自嘲他是「在石板上撒種子的癡漢」。同時，中佛會理事長，白聖長老一生主在復興臺灣佛教，改制、傳戒、寺廟設籍歸戶、成立漢傳及世界僧伽會議，也辦佛教教育。三位長老可說是分工合作，實踐人生佛教，而推出了人間佛教。

最大的契機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乃至文化大革命，摧燬中國文化與宗教，中華民國政府及宗教界都是孤臣孽子之心情救國救教，在臺灣人間佛教有了很大的發展。

大陸改革開放後，也在推行人間佛教。近來大陸有少部分學者、僧眾特重傳統佛教及修持，轉回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反對臺灣人間佛教是世俗化，甚至是偏向臺獨的佛教。這個誤會實在太大了。

宇宙人生，因緣不可思議，敬愛的佛教學者李志夫教授和我，打從陸軍官校同學同事開始，歲月悠悠，相知相惜，相交今忽已逾一甲子。再者，長期以來，當代高僧東初老人，聖嚴大法師、李兄與我，更是因緣殊勝，如同家人。《金剛經》有云：「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東公老人待李兄與我，一如其對待聖嚴、聖開兩位大法師一般，護念付囑，甚為殷切。記得志夫兄負笈印度留學，東老歡喜，期許勉勵有加，也曾多次催促我應出國深造，後來聖公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因多次圓滿成功地主辦國際佛學會議而揚名國際。聖公是第一任所長，我與李兄即分任第二、第三任所長，創辦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即今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李兄與我正是一前一後抬轎之人，從看地、購地、開山造屋，無役不與。聖公法師有幾次公開戲稱，李老師、方老師一個前面拉，一個後面推，使他的工作生活非常忙碌……

演正法師青年有為，極為傑出，是聖公之法嗣，為東老之法孫，於東老懷有孺慕之情，新著《承先啟後的孤僧-東初法師佛教文化學行略探》行將付梓，希望李教授與我，為他的新書作序。緬懷東公老人，是使命，義不容辭；面對青年法師是責任，責無旁貸。我們商議，姑且倚老賣老，稍綴數語，一則以賀，賀東老、聖公明師有高徒，一則在寄望於後賢，佛教之復興在人才，於今優秀青年法師，人才輩出，前程大好，有厚望焉！我們老朽，亦或與有榮焉。是為序。

自序

二十世紀的亞洲佛教，面臨了許多重大變革。晚清以降，中國文化中的佛教命脈，更是數度懸繫於生死一線間的關卡，經常處於法難、戰亂不斷之遭遇，頗令佛門內的有志之士，加深憂患意識，也強化了他們護法衛教的使命。今日，回顧這段延續至今，隸屬幾個世代集團間的精神戰役，眾多典型人物，力挽狂瀾、可歌可泣，面臨傳統價值與現代社會轉型挑戰，因應未來何去何從的路向抉擇，逐步接力探索出當代實踐道路的歷程，確實令我們不得不虔敬地獻上一份禮讚！

本書的主人翁──東初法師（1908－1977），正是其中具有深刻歷史文化洞見的一位獨特僧侶。上接其師長的慧命願行，下開彼弟子學生的規模，浩浩蕩蕩，承先啟後；既有事功於佛門的實務經驗，又能開創佛教思想領域的嶄新天地。在治學、著作與言論上，秉持恢弘的國際眼光，指點後進，踽踽獨行、孤明先發，澈若燈火、洞悉幽微，研究範圍看似環繞佛教史學領域，實則是以他的信仰為核心，解行例證、相輔相成，主要針對現實意義下的改革及復興，著眼於中、印、日與亞洲佛教，乃至全人類社會的未來脈動，全面性地展開相當具備戰略布局、戰術運用的教制與教史論述，並非一般單從學院立場出發的純粹學者。對於文化大革命毀佛浩劫以後，有心發揚佛教慧命精神的讀者而言，從其思想言行，自能發現他晚年在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所開闢的人文宇宙之美，不但結集了千百年來佛教涵容大陸與海洋的偉大智慧，更開啟預示了後人無限揮灑的自由天地。

筆者無才，不揣淺陋，雖於研究生時期完成此書的論文結構，然於畢業口考以後，親自行腳拜訪了研究對象相關的地點與人物，並在民國九十八年（2009）、一○○年（2011）、一○三年（2014）三度深入走訪大陸各省古剎耆老，乃至一○四年（2015）有緣到了傳主生前行蹤所及的海外區域，加上出家時日年愈增長，有緣親近到傳主昔日的幾位門人，已經有非常多角度與體會，截然不同於昔日學院客觀標準化的寫作心境了。本擬以傳主為主題，分頭展開其文集（大陸時期所有著作）、傳記與年譜的編述；然而，因為出家後的課程與活動支援忙碌，一直罕有充分時間得以火力集中，完整展開對於累積至今第一手全面文獻的歸納分析。因此，這個心願僅能留待以後有緣為之，目前呈現在讀者的成果，只是先就此前的論著，進行刪修增補文獻、潤飾文字敘述與部分重新改寫。此外，必須申明一點，由於傳主向來有著眾多稱謂（如東初老人、東初大師、東老等），此處標題採用東初法師，乃取古代三藏法師的尊譽（如玄奘法師），行文及於僧眾，則援用釋東初等釋氏名稱做為全書統一用法，藉以延續漢地自東晉道安以來，對於沙門釋子理念堅持的傳統。

本書之撰述，其實另有一段遠因。記得剛上高中初期，先慈陳張麗盆（1955－2016）居士，在颱風夜冒著危險，從法鼓山臺南分院，幫我請回一套盼望很久的《東初老人全集》。當時，位於偏遠漁村外海的俗家，暴雨、狂電，門窗不時動搖，但一拿到書，翻閱東老法師的文字般若起來，沒多久即頓忘人間世，歡喜得更不知外在的一切事物了！雖然那年家中經濟相當拮据，很多困境猶待努力克服，但始終尊敬奉行聖嚴師父教法的母親，想到這套書意義非凡，並可幫助一個孩子學習做人的品格與德行，因此仍勉力排除困難，在該月一領到薪水的當下，立即奔赴道場請書，滿我所願。把書拿給我時，僅平淡地囑咐幾句：「我沒受過什麼教育，但這些書來之不易，記載著前人的智慧，要珍惜，好好看，用心體會，以後照著去做！」

此後，透過圓香居士劉國香（1926－2015）先生編輯的《東初老人永懷集》，看得比小說、電影還要令人入迷，幾乎是廢寢忘食，陶醉在許多人回憶東老法師的昔日事蹟與其真摯性情。接著詳細讀起《中國佛教近代史》，開啟了查閱古史、遍閱多位大家、哲人著作的思想興趣；並從該書敘述近代法難與高僧大德的行誼中，激勵悲心、樹立榜樣，逐步於高一寒假至農禪寺受菩薩戒、打佛七、定時拜大悲懺，讓我於少年十五二十時，多少能種下一點善根，養成此生重視行解相應的志向。

回首來時路，真要至誠感恩：從東老法師延續下來的深厚法緣，使後學能夠有福報親身聆受寒山寺性空老和尚、佛光山星雲長老及剃度常住聖嚴師父的教誨。特別是出家具戒以來的這幾年，陸續有緣親炙東老門下第一代的圓香居士、李志夫老師、方甯書老師等大陸來臺，實際經歷從軍戡亂與時代洪爐鍛鍊的老前輩。和他們相處交談，才能親身感受到（現代佛門薄弱的）古君子風：一種品格端正、學養醇厚、修持有方的生命典型，不畏犧牲、大公無私，畢生愛國護教，器識寬廣恢弘，目光高遠，關心世界也護念青年的情操，令人如沐春風、清涼法喜。透過多次實地互動的經驗，敝人深刻意識到：東老與聖嚴師父身後，未來（漢傳）佛教迫切需要的僧伽人才，重要的不是學問地位與表象修行，也不是專業能力與宣傳手法，反而是自覺開闊胸襟、為法為人，重視在當下落實慈悲、無我的根本聖教，持續以整體佛教、全球宏觀為首要考量的涵養。

最後，說幾句內心感受已久的話吧！佛教文化，本來即是人類精神向上的一件偉大事業，自覺奮發、積極進取，不但能夠令人慈悲、和諧、包容、法喜，更能超越一切苦難、解決現實難題、開創自他圓滿安樂的世界。可惜如今佛門過度窄化分立，即使刊行文化產品或影音傳播的內容，也多半離不開置入性行銷的單一標準，做為廣告樣板也許品質精密細緻，但遍閱許多佛教刊物，讀來總覺得缺少了什麼。現在冷靜反省一番，應是發展到了末流，難免忽略源頭活水，那股具有單純、熱誠與理智來弘護佛法的心願。譬如傳主與其後輩，早年赤手空拳，白紙黑字，不管在大陸或臺灣，他們所從事佛教文化事業的成果，反而顯得正直捨方便，更足以鼓舞人心，產生共鳴。記得大學時期，讀及當代新儒家幾位先生的著作，一種強烈道德理想主義的形上力量，頗令自己手舞足蹈、興奮不已；但筆者求學時候的佛教界，已然看不到幾本足以媲美那些先生及其門人的著作。如今，具有深厚學養與智慧的東老法師、道安老法師、樂觀老法師、印順老法師及聖嚴師父等兩代人，皆已陸續走入歷史，這種情形，往後恐怕只會更加嚴峻而已。行筆至此，猶憶傳主晚年曾說，民國六十（1970）年代的佛門，還有幾個人可以說大話談理想、撐場面，但佛教界如果不積極重視造就
屬於全體佛教的（思想、文化）人才，三、四十年過後，就連有眼光可以說大話的人，恐怕也沒有了！

讀歷史可以知興替，學先賢能夠明得失，在中國文化的視域裡，做為大乘佛法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最起碼要有一種廣大開明、利益眾生的胸襟，一份住持三寶、為法忘軀的使命，不然又如何面對宋儒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呢？這本拙作，卑之無甚高論，但仍有不少節錄精選，提示出東老歷史洞見與護法情操的內容。讀者（特別是東老的後人）翻閱時，得空不妨慎思一下，今日我們還要如此因循下去多久？真的要使他昔日的預言成真嗎？做為畢生以復興佛教、承先啟後為職志的傳主晚輩，吾人今後應該認真面對未來，為解決世界與佛教現實問題，積極地付出、回應，貢獻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努力！

這本書，終能呈現在讀者諸君的眼前，實在說來，也不容易！對於編述、修改過程中，提供支持、鼓舞與激難的人，薄福的我，必須感恩，更當慚愧。受惠於俗家親友、法門眷屬者太多，特別是多年以來指導提攜的師長-慧開法師與果暉法師（亦為指導教授及口考主審），乃至近年給予不少幫助與支持的僧中主管：常遠、常順二位法師。文稿最終之底定，得到不少善知識校對、編輯的付出；發刊前際，又蒙當代佛門耆老聯合撰寫深具歷史價值的〈序文〉，加上鳳山佛教蓮社慧嚴長老尼論述〈導讀〉，頓使東老法師的思想行誼，活潑潑地躍然紙上，彰顯於三位佛教學術先進的字裡行間，念之不勝感佩。此書能在中華佛學研究所果鏡法師轄下，獲得眾多人事因緣無私護持，匯聚成輝映東老精神慧命的長河，三界嶺上，仰望星空，內省無限誠敬，統此寸言申謝。後學闕漏不足，需要磨練、改進的地方很多，爾後學行歷程，常自警惕：清淨、精進莫放逸就是。尚祈諸方師長友朋，不吝指正，切磋砥礪，同為光大法門而共增上！

2017年7月27日 後學釋演正序於法鼓山

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國文化學院附設中華學術院的佛學研究所，自1968年起，發行《華岡佛學學報》，至1973年，先後出版了三期學報。1978年10月，本人應聘為該所所長；1980年10月，發行第4期《華岡佛學學報》。至1985年10月，發行到第8期之後，即因學院已升格為中國文化大學，政策改變，著令該所停止招生。於是，我假臺北市郊新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自創中華佛學研究所；1987年3月，以年刊方式，發行《中華佛學學報》，迄1994年秋，已出版至第7期。這兩種學報，在現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史上，對於學術的貢獻和它所代表的地位，包括中國大...

通序 釋聖嚴
序文──李志夫、方甯書同撰賀 李志夫、方甯書
自序 釋演正
導讀 釋慧嚴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原道
一、寫作之前沿
二、選題之意義
三、論述之基源
第二節 研究範疇：徵聖
一、相關認識背景
二、主要文本內容
三、各章結構說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返本
一、詮釋態度之原則
二、佛學研究的方法論
三、本研究運用的寫作策略
第四節 研究目的：開新
一、探索釋東初的成果與貢獻
二、檢視近代佛教之發展歷程
三、啟蒙未來佛教文化之重新

第二章 大陸時期事蹟考述
第一節 時代、籍貫與出家背景
一、時代情境
二、出生籍貫
三、出家因緣
第二節 師資傳承與法脈源流
一、釋靜禪的傳統禪門教育
二、釋智光的行誼與叢林改革
三、釋太虛與現代佛教革命運動
第三節 新風潮下的佛學院教育
一、參學的經過與背景
二、求學、受戒與遊方
三、閩南佛學院與常州天寧寺
第四節 傳統叢林的辦學與歷練
一、焦山的歷史時空背景
二、焦山時期的辦學作務
三、擔任住持與離開大陸

第三章 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推展及其來臺歷程
第一節 釋東初與近代佛教文化事業
一、近代中國佛教文化事業之崛起
二、續延慧命的臺灣佛教文化事業
三、釋東初與臺灣的佛教文化事業
第二節 來臺初期的事蹟
一、內戰後的逃難歲月
二、創辦《人生》雜誌
三、出任中佛會駐臺辦事處主任
第三節 閉關、建館與影印藏經
一、法藏寺閉關深入潛修
二、籌建中華佛教文化館
三、影印藏經與社會效應
第四節 弘化、慈善與晚年事蹟
一、從事社會慈善工作
二、創辦《佛教文化》季刊
三、晚年著述與國際弘化

第四章 釋東初佛教文化思想枚舉
第一節 釋東初提倡佛教文化的緣由
一、佛教文化相關的定義問題
二、提倡佛教文化的理想使命
三、勾勒佛教文化的經營方向
第二節 關注國際交流與時代新知
一、國際佛教文化的交流
二、與時俱進的時代眼光
三、從知識性的宣化著手
第三節 重視學術成果與歷史研究
一、以佛教精神為主軸的文化探述
二、開展接納現代學術成果的方向
三、強調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與運用
第四節 以禪宗傳統為文化融合與創造指南
一、釋東初對禪宗精神的體認
二、點明禪宗存在的獨特價值
三、正視禪宗文化的未來發展

第五章 餘論
第一節 認識釋東初的新視角
一、釋東初個人行徑之諍議
二、釋東初行事風格之反思
三、窺探釋東初視角的主軸
第二節 重探釋東初生命歷程
一、在焦山的佛教之路
二、開啟漢傳佛教曙光
三、來臺後的薪火相傳
第三節 釋東初之理念與延續
一、佛教道統的重建
二、世界佛教的發揚
三、佛教慧命的悲願
第四節 釋東初與佛教之未來
一、釋東初的精神與使命
二、佛教文化的實踐動向
三、重新展望明日的佛教

參考文獻

附錄一 釋東初單篇著作目錄
附錄二 釋茗山有關文革毀佛實況的口述史料摘錄
附錄三 對中華禪法鼓宗的省思

通序 釋聖嚴
序文──李志夫、方甯書同撰賀 李志夫、方甯書
自序 釋演正
導讀 釋慧嚴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原道
一、寫作之前沿
二、選題之意義
三、論述之基源
第二節 研究範疇：徵聖
一、相關認識背景
二、主要文本內容
三、各章結構說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返本
一、詮釋態度之原則
二、佛學研究的方法論
三、本研究運用的寫作策略
第四節 研究目的：開新
一、探索釋東初的成果與貢獻
二、檢視近代佛教之發展歷程
三、啟蒙未來佛教文化之重新

第二章 大陸時期事蹟考述
第一節 時代、籍貫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