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才華洋溢的薩繆爾遜
當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獲得時，相信全球經濟學界沒有一絲絲異聲，因為薩繆爾遜對當代經濟學的貢獻，以及將經濟學普及化的輝煌成績，實在令人讚嘆。
早在一九四七年，P. H. Douglas 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晚宴上，以會長身分頒發第一屆克拉克獎章給薩繆爾遜時，在推崇薩繆爾遜以未滿四十歲就有卓越的學術成就之餘，就預言其前途未可限量。二十三年之後，薩繆爾遜榮獲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首開先例為美國獲此殊榮，也證明 Douglas 的確是慧眼識英雄。
天賦異稟的薩繆爾遜
薩繆爾遜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蓋瑞（Gary）鎮；一九三五年得到芝加哥大學文學士（B. A.）學位；次年二十一歲時取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M. A.）；一九四一年二十六歲時又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 D.）。一九六一至七○年，他總共獲頒八個榮譽博士；一九四一年獲得哈佛大學 David A. Wells 博士論文獎；一九四七年得到首屆克拉克獎章；一九七○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九七一年又得愛因斯坦紀念獎；一九七○年再得 Illinois Evansville 大學榮譽獎章。
薩繆爾遜的學術研究生涯非常豐富，一九四○年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助教授，一九四四年升任副教教，一九四七年又升為教授；一九六六年之後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所教授。除了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之外，薩繆爾遜在一九四一至四三年任美國 National Resource Planning Board 顧問；一九四四至四五年任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經濟研究員；一九四五年任美國 War Production Board 顧問；一九四五至五二年以及一九六一年之後任美國財政部顧問；一九四八至四九年擔任 Guggenheim 研究員；一九四九至七五年任 Rand 公司顧問；一九六○至六八年任經濟顧問委員會顧問；一九六○年任 Research Advisory Board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顧問以及 Advisory Board to President Eisenhower’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Goals 顧問；一九六○至六一年任 National Task Force on Economic Education 顧問；一九六五年之後長期擔任聯邦準備委員會顧問；一九六八年之後長期任職 Special Commission on Social Sciences o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薩繆爾遜是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經濟計量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美國哲學學會榮譽會員，也是 British Academy 榮譽會員；一九五○至五一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會副會長及會長；一九六一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一九六一年在倫敦擔任 Stamp Memorial 講座；一九六二年同時在斯德哥爾摩和底特律擔任 Wicksell 講座及 FrankIin 講座；一九六五至六八年榮任國際經濟學會會長，之後為終身榮譽會長。
無人不知、無所不在的薩繆爾遜
薩繆爾遜可說著作等身，其涉獵之廣，不僅使他成為全球經濟學界無人不知的人物，亦讓修習經濟學的後學有薩繆爾遜「無所不在」的感覺。在入門階段，所用的教科書極可能就是薩繆爾遜的作品，或至少引述了許多薩繆爾遜的說法；在研究所階段，薩繆爾遜《經濟分析的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一書係修習個體經濟理論的必讀參考書。其實，在任何一門重要的經濟理論課程上，也都不難發現薩繆爾遜的作品被列為重要參考文獻，甚至其文章都標註了表示必須精讀的記號。
談到薩繆爾遜對經濟學的貢獻，可用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頌詞來作概括說明：「以科學方法發展出靜態與動態經濟理論，並對經濟科學的分析水準提升有顯著貢獻。」薩繆爾遜不僅以嚴謹的科學方法「改寫許多重要的經濟理論」，並「在古典經濟學定理的領域有些突破性的貢獻」。在頌詞中，瑞典皇家科學院所列舉薩繆爾遜的主要貢獻，包括：「以對應原理將靜態學與動態學作緊密結合」、「將乘數與加速原理結合而發展出景氣循環模型」、「以顯示性偏好理論將消費理論的基礎作一改革」、「發展並修正國際貿易理論上的一些重要定理，諸如要素價格均等定理」、「開創時際效率（intertemporal efficiency）的理論」、導出決定最大可能成長率的「大道定理」（turnpike theorem），以及「澄清共用財在資源最適配置理論上的地位」。
再據瑞典皇家科學院經濟科學委員會委員林伯克（Assar Lindbeck）的解說，薩繆爾遜雖然不像當代的其他名經濟學者為經濟研究開創嶄新的領域，但是薩繆爾遜發展了嚴謹的分析工具，並將之應用於主要經濟理論的重要問題上。薩繆爾遜不論在生產理論、消費行為、國際貿易、公共財政或是總體分析上，都以一貫的方法論與理論架構，透過求取一些限制式下的極大值或是極小值的方法，推導出一些重要的定理。經由薩繆爾遜的發揚，比較靜態學、動態學、部分均衡與一般均衡理論等，都逐漸成為普遍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說薩繆爾遜對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有極重大的貢獻。雖然薩繆爾遜所從事大都是理論探討，極少進行實證研究，但他對理論的實用性也極為注意，故對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力求「實用」，也盡量導出可資驗證，或是可實地進行估計的定理。
關於薩繆爾遜對經濟學各種理論的貢獻，林伯克和一九七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亞羅都曾作過綜合性的詳述。不過，薩繆爾遜對經濟理論的最主要貢獻為《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以下就對該名著作個扼要的介紹。
《經濟分析的基礎》簡介
該書被譽為數理經濟學的劃時代經典之作，通書都以古典數學求極值的方法，來推導或創設經濟理論或定理，並為經濟學引進一些物理學的分析技巧。
薩繆爾遜在書中寫道：「在理論物理學中，包括了二階微分方程的假定，此一微分方程足以決定在一定的位置及速度的初期條件之下，所有變數是經過時間上的移動。同樣的道理，在經濟學部門中，包括在不同時點的變數關係（例如：對時間的導數、加權積分、落後的變數、泛函數等等），被提出作為一群經濟變數經時間而起的移動。」這是把經濟的變數關係當作物理的變數關係來看。以「物理」解釋「人理」，以物理的機械現象來解釋經濟的意志現象，以機械的必然來代替意志的自由，這正是現代經濟學物理化的風格，有學者指出，這種做法徹底背叛了古典經濟學道德化的風格。
該書分為兩部分，共有十二章，另有兩個數學附錄。第一部分係根據薩繆爾遜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以數理方法重述消費理論、生產理論以及福利經濟學；第二部分則取材自發表於《經濟計量學報》以及《經濟統計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三篇文章，旨在探討安定問題，並介紹一些動態理論的基礎概念。
第一部分包括八章。第一章是導論，指出經濟學有許多理論或定理，都可用共同的數理方法來推導；並強調經濟定理必須是「有意義的」，意即其正確與否必須是可以驗證的；最後說明使用數理方法的好處。第二章介紹均衡體系與比較靜態的觀念。第三章討論一些數學理論，包括：均衡的極大化條件、均衡與極值的位移、附帶限制式對均衡的影響、有限變化的分析等等。
第四章至第八章，薩繆爾遜應用前面章節介紹的數理分析方法，重述生產、消費與福利經濟學的理論。第四章重述成本與生產理論，以求取極值的方法導出追求成本最低，以及利潤最大所須滿足的一些重要條件。第五章為消費者行為純理論，首先介紹效用函數在概念上由基數（cardinal）效用到序數（ordinal）效用的演進，然後推導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數學條件、Slutsky 方程式，以及需求函數的特性等。薩繆爾遜在該章中首度揭示顯示性偏好理論，並據此印證與說明需求函數的一些特性。
第六章論轉換、複合商品及配給。在轉換方面，重點在討論函數、自變數、應變數，以及價格的轉換對極值及消費需求的影響。以一般轉換理論為基礎，薩繆爾遜討論一組商品的需求，以及複合或加總商品的一般問題，推導出「一組商品若其相對價格保持不變，則單一商品的各種需求理論皆可適用於此一組商品，故在需求分析上可將此組商品視同單一商品」的「複合商品定理」。接著，利用顯示性偏好理論，說明如何利用可觀察的價格及消費量所編成的指數，來判斷個人效用的增減，而發展出一套指數理論。該章最後介紹在點券配給制度下的選擇理論，導出最佳消費組合的數學條件，並證明在點券配給制度下，對消費的限制增多，將使商品的需求彈性下跌。
第七章討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的一些特殊問題，包括：效用的基數衡量、效用獨立之假設、商品間的互補或替代關係、所得邊際效用之定常性，以及消費者剩餘概念的價值與衡量。第八章為福利經濟學，首先評述福利經濟學中的各家學說，然後承襲 Bergson 的社會福利函數，並加以發揚光大。Bergson 的社會福利函數，假設社會福利的序數水準為社會上每個人所達成的序數效用水準之函數，在設定上擺脫個人的效用水準是否可以比較的問題。薩繆爾遜利用此社會福利函數，導出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最大所需的生產面及消費面的條件。
該書的第二部分討論安定及動態理論，共三章。第九章介紹比較靜態的分析法與動態理論，討論均衡的安定性條件，並提出將比較靜態的分析與動態安定性之結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對應原理」。第十章討論直線性與非直線性體系的均衡安定性問題，旨在闡揚上一章所提及的對應原理，說明靜態學與動態學兩者之間的關係。第十一章論動態理論的基礎，首先檢討各家對靜學與動學的看法，並提出作者個人的見解，然後以各種不同的模型為例說明。
薩繆爾遜名聞全球的兩大緣由
除了《經濟分析的基礎》這本劃時代經典著作之外，薩繆爾遜發表了數百篇論文，其對經濟理論各學門幾乎都有貢獻，舉凡消費理論、資本理論與時際效率、無替代定理、國際貿易理論、共用財與經濟效率、動態理論與安定性分析，以及乘數與加速原理的綜合等，可說包羅萬象。不過，薩繆爾遜之所以名聞全球，應該不是緣於這些學術成就，最可能的觸媒應有兩項：一是他長期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上寫專欄，而且和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針對經濟政策問題長時間打筆戰，引起廣泛地注意；二是薩繆爾遜將經濟學普及化，這全都歸功於花費三年時間撰寫，在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經濟學》（Economics）一書。
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此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們飢渴地盼望能有跟時勢密切連結的入門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足夠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讓學習者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轟動全球的基本經濟學教本於焉誕生，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不久之後經濟學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由於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經濟分析的基礎》，讓數量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以此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之後，經濟學數理化竟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在當時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
值得商榷的「公共財」理論
薩繆爾遜聰明絕頂、思慮嚴謹，雖然著作等身卻能免於浮濫，不過，儘管如此，仍值得商榷，甚至是可能出錯的論點，以極為重要且現實世界時常應用的「公共財」來說，值得一談。
「公共財」是由 Public Goods 直譯過來，是薩繆爾遜在一九五三年以精湛文章所提出的。全球聞名的華裔產權學者張五常教授明指其錯誤，他用薩繆爾遜的原話解釋說：「在燈塔的例子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燈塔的經營者不能向得益的船隻收取費用，這使燈塔宜於被作為一種 Public Goods（張教授指出此名詞誤導讀者，因為此時所指的並非共用財特徵）；但就算是燈塔的經營者以雷達偵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隻收費，為社會利益計，要像私人物品（張教授又指此時用 Private Goods 一詞，再加誤導）那樣地以市價收費並不一定是理想的。為什麼呢？因為對社會而言，向多一條船隻服務的額外費用是等於零（張教授指出這才是共用財的特徵，跟難收費是兩件事。他又說薩繆爾遜是 Public Goods 的創始人，但在這段文字中把這個詞用得太早了，以致誤導，他也推測中文譯為公共財，很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引錯了的）……」。
這一段文字明確地顯示，共用財的真正特色應是其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並不是收費困難，但由此特色推動得須由政府供應讓民眾「免費」使用，卻無疑是值得商榷的！
這裏使用「共用財」而不用一般通用的「公共財」，乃因後者顧名思義「公家財貨或大家公用的財貨」，但其實它指的是，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性」兩種特質的財貨，而與「公共或公用」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因而「公共財」這個詞並不恰當，「共用財」雖然也不太理想，但相較公共財卻來得名符其實，而英文 “Public Goods” 更是很明顯的不合宜，遺憾的是，它已約定俗成，難以導正。
尋回經濟學的本質─反思「數理經濟學」
經過兩百多年的演進，即便有著不同的流派出現，但在學校課堂裏教授的經濟學，卻有著「標準」教材，儘管自薩繆爾遜高度成功的《經濟學》問世以來，汗牛充棟的經濟學教科書充斥坊間，但都有明確的主軸。幾乎每本書都開宗明義標榜「資源有限」，再配合「人的欲望無窮」，於是每個行為人必須面臨「選擇」大課題。為了提升生活福祉，行為人需有效率善用自己擁有的資源，而為讓福祉不斷提升，也得時刻設法增加自己資源的量與質。由於一個人的一生總有數十寒暑，而絕大多數人不是只有自己的一生，人類一代接傳一代，代代相傳永生不息，而且未來和下一代更為美好也是人類追求的標的，這就是「永續發展」的圖像。
在永續發展終極目標下，面臨選擇課題的個人，既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就得求取「代價最低、效益最高」的行為方式。很明顯地，人類是群居性且必須與大自然為伍，因而在追求永續發展下，必須尋求如何與大自然共存共榮，如何讓人際間分工合作以發揮團結力量大的功效。
畢竟經濟學的探索對象是「人」，而人是萬物之靈，「人之異於動物幾稀矣！」這麼一點點差別卻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結果。兩百多年的發展，「經濟學進步了」的說法應較被認同，尤其自所謂的「總體經濟學」竄起之後，這種說法更被確認。然而，就只針對「經濟學是在研究人的行為」這一命題，在「行為人」這個關鍵點就非常值得作正本清源之商榷。
人的行為能標準化嗎？在數理經濟、數理模型，以及經濟計量學早已盤踞經濟學領域核心之際，答案是什麼已可思之過半矣！一門學問是「有系統的解釋現象」，那麼，將人的行為尋求系統性、規律性的解釋也理所當然，由而「原理」的出現也是必然。「比較利益原理」、「供需原理」等等都是最基本、最為人熟知的例子，這些原理也都能以圖形、數字，甚至數學式子，利用黑板來演算、說明。然而，這些分析、說明都需要假設和前提條件，可以說是在「既定」的模子下推導。問題是：黑板上的演練結果能否運用到實際人生？
既然對象是「人」，而人是會思考、有靈魂的個體，就某一個人來說，對於自己都難以了解，如何能得知另一個人的想法，何況周遭的環境，以及人、事、物都是變化不居的。原理原則是一般性的，但「具體」是怎樣，可說根本不可能得知，因而每個人都需要去摸索、去嘗試，或以別人的經驗作為自身決策的參考，在不斷的失敗當中改進、學習，而人際間、人與自然間也持續演化出規則、秩序。
雖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在尋求幸福，但幸福的內涵卻並非放諸四海皆準，只有回歸到活生生的「個人」身上，讓行為個人決定才適當。市場、競爭、比較利益的決定主體，應該都是個別行為人。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行為人互動中，激盪出分工合作、各個市場的規則，以及各式各樣的組織。到了凱因斯經濟學配合著自然科學分析工具的出現，竟然逐漸演變成整體社會置於一個可以擺弄的模式中，而政府可利用政策工具作「精密調控」，讓活在此模式裏的人都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儘管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知不可思議，但現實世界裏卻一直這樣進行著，縱然不斷發生問題，仍然無法改變。原因可能有許多，最微妙的看似簡單基本觀念之內涵，無法被真正了解應是關鍵，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 Coase），這位現代隱士的「黑板經濟學」說法，最能傳神且一針見血地點出癥結所在。
所謂的「寇斯定理」膾炙人口，似乎已被充分了解，然而寇斯在一九八八年於〈闡釋社會成本問題〉這篇文章，就近三十年這段時間裏，各家對該定理的褒貶提出總回答時，認為絕大多數的討論都不清楚他的論點，而他最主要的論點，也只不過是呼籲經濟學家們走出「黑板經濟學」裏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大家一同回到處處都是交易成本的現實人生，研究解決人生問題之道。他在該文文末以政府最常用的租稅制度為例，引用包莫（W. J. Baumol）的話：「總括來說，要一五一十實施庇古氏租稅制度，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抱持太大的信心。實施此制度所需要的租稅，或所需給予補貼的額度，我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去計算，也不知道如何由嘗試錯誤中去算出大概的數字。」包莫所言「庇古派傳統的結論本身，實際上是沒有瑕疵的」，指得應是邏輯上沒瑕疵，而且假定能將該制度付諸實施，資源配置可達最適，但事實上這些稅制方案是無法施行的。寇斯說：「就這一點而言，我從來沒有否認過。我的看法是，這些稅制方案只是些夢想罷了。當我年輕的時候，有人說，說不出口的蠢話，可以用唱的。而在當代經濟學中，說不出口的蠢話，則可以用數學來表達。」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