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度，孟加拉灣是全球歷史的中心。它在二十世紀後半遭到遺忘，被不同國家的國界切割成好幾塊，大家共有的過去被劃分成不同國家各自的歷史。戰後的學術知識架構所定義的「地區」（region），也就是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裡的「區域」（area），嚴密地把「南亞」和「東南亞」區隔開來：分隔兩者的那條線，剛好劃過孟加拉灣的中間。孟加拉灣整體區域的興衰，幾乎未曾被完整訴說。它見證了人類現代歷史中最大規模的遷徙之一，也發生過不容忽略的環境變遷，對今天的局面亦有重大影響，說不定還是了解亞洲未來的關鍵。
數世紀來，軍隊和經商者、奴隸和工人行經孟加拉灣。它堪稱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上公路，藉由掌握這裡定期轉向的季風而航行於這片海灣。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國和武裝的特許公司將勢力伸向亞洲水域之際，孟加拉灣成了他們互相競爭以及與亞洲對手競逐的重要場域。取得先機的葡萄牙人在十七世紀被日益壯大的荷蘭和英國勢力趕了回去。一進入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都在孟加拉灣沿岸各海岸線攻下據點。他們的灘頭堡（稱為「商館」﹝factory﹞）離海岸很近，而且與當地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到了一八○○年，英國的勢力成為最早支配孟加拉灣的霸主。當時孟加拉灣已有各種文化連結交錯，充斥著不斷的遷徙，各派傳教士帶著聖物移動，並且進行高價奢侈品和日常必需品的交易。一種生態特化（ecological specialization，指朝向專業化分工的發展）過程已在進行：到了十六世紀，印尼「香料群島」一些島嶼的食物已經完全仰賴進口。這時，印度洋東邊的沿海地區已經透過英國帝國主義有了新形式的連結：藉由士兵移防、駐軍派遣、法典交換和官員移駐。
十九世紀後半葉，孟加拉灣的上述連結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它被重塑成全球和帝國的經濟核心，因為資本的力量而連接，投入那些資本是為了在東南亞的森林邊區尋找新的利潤；也因為化石燃料的力量而變得更具生命力，汽船使得橫渡海洋變得前所未有的快速、便宜又輕鬆。它由帝國法律管轄，這些法律既使人離鄉背井，又阻止人的遷移；一方面讓某些社群被限制在當地（例如「農夫」），另一方面使得另一批人因為契據的約定或債務而不得不移動。最終，形塑該連結的，可以說是人的勞動力――以及苦難。
移工（migrant worker）與當地人一起整理好土地、種植樹木，收獲具有經濟價值的作物，把森林變成巨大的利益。這些轉變的影響無遠弗屆，難以估量。孟加拉灣發生的遷移既是全球變遷的縮影，也是全球變遷的加速器。馬來亞的橡膠經由泰米爾（Tamil）移工捆紮，供應了美國汽車工業所需。在整個大英帝國的領土中，馬來亞成為最具經濟價值的熱帶殖民地。緬甸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輸出國，憑靠的是印度資本，以及吸引數百萬印度移工投入經濟的各區塊。一八四○年至一九四○年間，這個地區有約兩千八百萬人橫越孟加拉灣，向東而去或朝西而來。這個區域輸出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移民群之一，而且無疑也是最不為人知的。
從內部的角度來看，這個有關經濟整合和大量遷徙的大型故事，就是一部文化接觸和混合的歷史。例如，東南亞森林的原料轉移，與顛沛流離的難民情感史有著緊密連結。工人的鮮血染紅了土地，他們所受的苦難，在海的此岸和彼岸的文化記憶中都留下了印記。如果將孟加拉灣視為一個區域，它的「內部歷史」同時也是文化差異性交會的歷史。東南亞的港口城市，也就是孟加拉灣與南海的交界，和地球上任何一個港口一樣具複合性，又比大多數港口更多元。發生在那裡的短暫交會或跨文化的關係，讓想法和語言得以充分交換。亞洲許多離散社群（diasporas）在此相會，使得種族衝突和文化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以不穩定的平衡狀態共存。這些橫渡孟加拉灣的人鮮少留下隻字片語或任何回憶錄，但他們旅程的足跡，甚或他們的想法和情感，留在法庭證言中、在身分文件上、在建築和宗教遺跡中。這些可以告訴我們無數亞洲人對於現代性的新體驗，雖然有時是間接的。
最重要的是，孟加拉灣這個密不可分的區域的歷史告訴我們，要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環境的歷史做人為的區分，勢必碰到局限，區分南亞與東南亞的歷史也是如此。
無論連結如何緊密，孟加拉灣的世界，還是在二十世紀中葉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崩解。人們無法再橫渡孟加拉灣，第一次是因為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侵略東南亞，把孟加拉灣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戰爭造成的創傷，讓公民身分和歸屬感有了新的、革新性的想法。然而，這場衝突最終的影響，卻是強化了「南亞」與孟加拉灣對岸的國家（「東南亞」）之間的區隔。分裂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因為就算孟加拉灣四鄰的海岸線之間，在血緣、商業、文化傳播方面有著緊密的連結，但從來沒有一個相對應的政治組織把這面海域圍起來。連大英帝國都沒有把孟加拉灣一起納入囊中。這塊區域一直被分成好幾個個別的領土各自管理，通常是故意分開的。因為政治上不統一，孟加拉灣沒有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一起計畫性地發展經濟和進行社會動員，雖然這種做法塑造了二十世紀中葉亞洲不少地方的前景。戰後，亞洲的決策者幾乎毫無例外選擇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形式，認為這是實現美好未來最好的辦法。
這個區域本應充滿流動性，現在反而因貿易和遷徙的控制，在內部產生了區分。許多人原來不需要在家之間做選擇，他們在印度或中國與東南亞之間來回移動，現在卻被迫做出選擇；他們現在跨越的是國界，必須帶著護照取得簽證。在新的民族國家中，帝國時期已橫渡孟加拉灣而來的群體，必須以「少數人」的身分為自己找到定位。他們要成為公民的路很艱辛，即使到了今日，許多人仍在努力。
孟加拉灣這整個區域的興衰，與英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興衰維持著同樣的步調。帝國主義為大量的遷徙提供了原動力和蠻力，讓孟加拉灣周圍的海岸線在十九世紀緊密連結。它的崩解可以說是帝國終結必然的結果，在一九三○年代就開始出現不祥之兆。但還是有太多扞格、太多短暫即逝的片段，讓它無法形成一個有條理的故事。孟加拉灣殖民前的歷史在許多方面形成了它的殖民歷史，這個海域中各種形式的連結，使得帝國更長存、支撐得更久。不管孟加拉灣沿岸的政治結構如何突然改變，不管遷移的路徑變得多麼困難，連結都不會輕易終止。人類關係的互動、社會擴大文化範圍的能力，都不會只取決於政治疆界或經濟政策。即使是印度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處於低潮，孟加拉灣還是依靠著家族的聯繫、朝聖形成的連結，以及文化上的想像，維持為一個區域。
許多亞洲國家對這片大海視而不見，不想一探究竟：看看它的資源如何發展、勞動力如何移動、如何讓自己免於受到貿易和財富波動的影響，畢竟許多人應該記得這類波動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造成了災難。
弔詭的是，當這片海洋不再提供商業命脈、從人們的想像中褪色，人類的行為開始影響這片海洋本身。整個孟加拉灣的政治與連結斷裂之後，生態上新的相互依賴性生根：它的環境歷史揭開了新的一章。人們很晚才了解這個轉變正在發生，直到需求變得很明顯、影響也無法忽視。一九五○年代開始，並從一九七○年代加強力道，人口成長和土地開墾的結果、工業化及河流建壩的廢水，改變了孟加拉灣的原貌。與此同時，全世界而非地區性發生的事件，使得這片海洋分裂。人類的活動造成地球大氣層暖化，使全球海域失去了平衡；因海象混亂而惡名昭彰的孟加拉灣，過去令船員害怕的孟加拉灣，大受影響。
二十一世紀之交，孟加拉灣再度成為國際政治的中心。全力建立後殖民國家時或許覺得無關緊要的歷史，現在變得迫切起來。形塑亞洲的未來時，這個地區以兩個主要的方式立於最重要的位置。首先，孟加拉灣現在成為新興勢力之間競爭策略的場域，和它在十八世紀的角色一樣。今天所謂的新興勢力是指亞洲國家，不再是歐洲國家：印度和中國認為當他們競爭能源、航道和文化上的影響力時，孟加拉灣占有重要的邊區位置。再者，在亞洲的氣候變遷中，孟加拉灣沿海地區位居最前線：這些沿海地區人口稠密，聚集了將近五億居民。依這個新的脈絡來看，孟加拉灣的歷史可以提供我們一個理解和解釋的視角。
如果想進一步進行區域整合，歷史的觀點可以告訴我們可能性和阻礙在哪裡。它會告訴我們，這個區域現在面臨的許多環境挑戰，是早期的資本和勞動力的移動所造成的（往往是非預期的）結果。它也可以告訴我們，非正式的移動網路和政府想掌控移動的努力相比，總是前者取得優勢。而在今天，這些舊途徑具有新的特點，例如氣候變遷的威脅迫使數百萬人遷移。總之，孟加拉灣的歷史是一個文化資源的檔案庫，有助於我們重新跨越距離團結起來，並且理解地球發生的變遷，不論這個變遷是區域性或甚至全人類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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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東北邊的洛陽大伯公宮（Loyang Tua Pek Kong Temple）的設計，和我所知的其他廟宇都不同。通往大伯公宮的路上，插著鮮黃色旗幟，宮的屋頂採用混合的建築形式，同一棟建築物既有中式廟宇屋頂，也有印度廟的屋頂。
走進廟宇，神壇上的道教神明隔壁就供著佛教的神祇和印度教的女神，旁邊則是穆斯林聖人的聖墓。信徒會繞著神壇走上一圈。每個人以自己習慣的手勢參拜，印度教徒合掌祈禱，華人則是燒香，並向神壇彎腰鞠躬。有些分界線被跨越了，有些還在。印度教神壇和聖墓緊連，聖墓貼了一個小小的標誌，要當天有吃豬肉的人不要靠近。大伯公宮每個月都會吸引上萬人前來；二十四小時都是開放的。這類宗教上的混合足以讓人感到驚訝，但是又似乎十分自然，不像早年那樣。有一天我突發奇想，在凌晨三點來到廟裡，看到還是不乏稀稀落落的人群，在這個熱帶夜晚的熱度漸退時，於微光中來到廟裡參拜。
兩片海洋和許多離散社群在洛陽大伯公宮相遇了。許多神祇住在這裡：橫渡了孟加拉灣和南海的神明，在帝國的邊緣找到安身之處。廟宇相對而言很新，但是裡面包括了舊日的人和神靈的移動。一九八○年代的不知道什麼時候，「一群一起捕魚的哥兒們偶然發現一些佛教、印度教和道教的神像，零星散落在洛陽工業區盡頭處的另一片海灘上」。這些人「用磚頭和鋅板」蓋了一棟小屋，安置這些神像，不久之後，當地人在旁邊蓋了一座穆斯林聖墓，因為他們「接收到指示」，說要這麼做。這座廟宇有一批追隨者，剛開始就是當地工業區的工人。在一個重視合理效率的城市國家，神力依然有其魔力。由於新加坡的填海工程，使得本來蓋在海邊的廟變成在內陸。原本的廟宇在一九九六年的一場大火中燒毀。這時廟宇已經有很多信徒，所以募款蓋了一座新廟；接著在二○○三年搬到現址。大海雖然被「遺忘」，因為新加坡的貨櫃港口被推向離岸，海洋在實際上和文化上都漸漸遠去了，不過即使很久之後，海洋的痕跡依然讓人們意識到那些形塑了他們命運的無形權力。
一九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詩人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的得獎演說喚醒了印度簽約移民在其故鄉聖露西亞的生活軌跡。沃爾科特邀請他的聽眾「想想整個亞洲的範圍，最後濃縮成這些碎片：清真寺尖塔那小小蒼白的感嘆，或是甘蔗田中廟宇的石球」。面對這些彷如甘蔗海中孤立小島的「碎片」，「再看看那些認為這類儀式是拙劣模仿（或甚至是墮落）的人，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的自嘲和難堪」。沃爾科特不同意這種結論。他在甘蔗田裡看到的，不只是歷史的工藝品，而是活生生的傳統，這些傳統在帝國時代散布到全球，因此而得到新生命。沃爾科特說道：
我透過甘蔗田、契據、消亡軍隊的召喚、廟宇、嘶吼的大象等這些歷史可見的重複誤解了事件，雖在我周圍一切呈現的剛好相反：男孩們的叫鬧、甜點攤和越來越多裝扮的角色，帶來了歡欣和喜悅；明顯的欣喜，而非失落。
孟加拉灣沿岸都可見這種「明顯的欣喜」；它是過去的橫渡者流傳到今天的，鮮活地存在著。在沿海和內陸的許多遺址、在像是新加坡的洛陽大伯公宮這樣的廟宇，「亞洲的碎片」保持著它的活力。每一塊碎片中，都可見整個印度洋海岸的一部分，各地都分散著聖地，再由數以百萬計的旅程連接在一起。「明顯的欣喜」為新加坡、吉隆坡和檳榔嶼每年舉辦的大寶森節隊伍帶來生氣：自從印度移民橫渡孟加拉灣的第一次高峰期之後，儀式中要經歷苦難的壯觀表演一點都沒有弱化。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就像一百五十年前的殖民地政府一樣，對遊行中使用的聲音、鼓樂、行經的城市路徑加以管制，但是儀式年年持續。每年都有一些虔誠的華人信徒用自己的方式進行這個儀式，他們的家庭早在一世紀之前就與印度移民共享了這個市街，而他們的儀式在這個城市的街上有類似的功能。
橫越孟加拉灣之後，可以到印度洋南方的沿海城鎮納哥（Nagore），那裡留有舊日的朝聖路徑。今天也還像幾世紀前一樣，聖人沙烏哈密（Shahul Hamid）的聖陵，會吸引當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前來。納哥因此也和東南亞產生了連結。在每年紀念聖人的節慶中，數以千計的虔誠信徒從緬甸和印尼，以及特別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聚集到納哥。來自馬來西亞的信徒包括泰米爾和馬來的穆斯林、泰米爾人印度教徒，甚至還有華人佛教徒。聖陵的管理者在二○○九年慶典的邀請函上寫道：「也請讓我知曉您內心的渴望，讓我可以在如此神聖的場合，衷心代表您向阿拉乞求，祈求您在人生的各個道路上取得成功」：上千人都是這麼做的，帶著「明顯的欣喜」。聖陵建築物周圍的許多標誌是為了紀念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東南亞各地虔誠信眾的捐獻：天井上的大理石、為聖陵的戶外學校遮風擋雨的頂篷。舊地理也需要新的共鳴。十九世紀，汽船和印刷機讓昔日的宗教網路活絡起來，解放了現代主義和世俗的政治運動；二十一世紀，則是廉價航空和電子通訊讓舊日的活動再度興盛。
橫渡孟加拉灣，代表著同時跨越自然和政治的邊界。他們的旅程開發了看世界的新方式，並不是顯示在地圖上的世界，而是由移動的名字和移動的故事所形成的世界。想像中的距離變成相對的，用橫越的長度來測量、指一封信到達的時間、指家鄉的人聚集在海對岸的鄰近地區或農園中的密度。橫越孟加拉灣意味著人群和語言之間的第一次相遇。這些相遇不只是理論上的：它們會有一個地點、建築物和特徵。除了理性之外，情感也會決定一個人要擁有什麼而放棄什麼。
如果要以新的角度看世界，我們需要新的地圖。新聞記者暨政治評論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便是這麼告訴美國聽眾的，他們已經習慣於用麥卡托投影法（Mercator projection）看世界，以美國為正中心（死點﹝dead center﹞），印度洋「分開在地圖的兩端」。他認為「歐洲是上個世紀的代表，而現在這個新世紀，可以用大印度洋構成新的地圖」。從一張地圖上就可以看到整個印度洋，這會帶給我們看世界的新視角。卡普蘭描述的地圖隱含了權力，其中蘊藏著在亞洲的世紀，（或許）權力重新分配的地圖。不過也有其他地圖，用其他方式重新塑造了我們的想像。藝術家沙那塔南（T. Shanaathanan）那感動人心的作品《未完成的公有土地登記》（The Incomplete Thombu），一開始就是一幅令人混亂、上下顛倒的斯里蘭卡地圖，賈夫納半島（Jaffna Peninsula）位於眼睛的高度。這幅地圖翻轉了既定的看法。出生於斯里蘭卡的加拿大作家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觀察到「這個島嶼的南端，原先權力和各種敘事聲音所在的地方，現在成了遙遠的北方之外的另一個地方」。這個「重新改造和調整過的地圖」「為讀者和觀者帶來了新視角」，賈夫納的泰米爾居民因內戰而蒙受的「各種顛沛流離」，被煞費苦心地做了動人的紀錄。這只是孟加拉灣沿岸一長串的顛沛流離中，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
海洋的歷史，本身就是一種地圖的繪製。孟加拉灣由無數的旅程、記憶和權力來源結合在一起，把孟加拉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們的視野就可以超越今天各國的國界、由帝國的製圖者和移民官員加諸的界線，進入一個更為流動、充斥不確定的世界：這才像是我們自己的世界。隨著大自然的憤怒向我們席捲而來，移民的命運，也變得前所未有地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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