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故事始於上世紀的一九六六年。
不僅因為，那個夏天，是我剛剛從小學畢業的時候；隨即便陷入漫長的毫無心理準備的恍若隔世的史無前例的奇特日子裡。更因為，此後的任何時日裡，只要一提及那個時段，無數奇人、無數怪事、無數驚天動地的喧囂，甚至硝煙、刀棍、槍聲、大字報、遊街批鬥；吶喊、嘶吼、哭泣、吵鬧、歇斯底里的尖叫和絕望的呻吟（尤其是分貝巨大、沒日沒夜地在一切人的頭頂上方叫嚷不息的高音喇叭聲）和一言難盡也無以形容的某種特殊卻又異常濃烈的況味，便會如呼呼作響的風濤聲、轟轟狂飆的雷電聲，炸裂於心間，久久盤旋、無法平息……
一九六六年的七月，我從學院路小學畢業，回到了百里街十八號家中，等待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而中止的中考和招生的恢復。
不久之後，市裡宣布不再考試，學生就近分配入中學。我被分配在學院路東頭城牆跟下的市第四中學。但實際上，學校因為也毫無例外地捲入批鬥走資派、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根本就沒有開過幾天課。開課了你不去，也沒有人會來管你。因此我一直泡在家中，或者遊蕩在社會上。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又被市四中宣布分配到蘇北農場，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是後話。
我家所住的百里街，與學院路交叉。我家住的十八號院則已處於百里街的最南端了。由此可以想見，這條街是多麼的名不符實。據說它的名稱源於清朝一位名叫百里的京官。現在的百里街十五號，原先就是這位百里先生的私家花園。直到現在，這個院落的一角，還有一座歷史遺留下來的假山、乾涸崩壞的魚池和一座小土墩及其上面的小亭子和周邊的青竹林。當然，還有一些知名不知名的花木，每逢春天或者秋天，便星星點點地盛開在高高低低的雜草和沒膝的藤蔓之中。
所以，百里街雖短，卻不可小看。它的北頭通過一座名叫「星來」而歷史悠久的石砌拱橋，通向吳東市唯一的高等學府：吳東師範學院的南門。它的南頭則通過又一頂名叫「星照」的同樣古老的月亮般彎彎的石拱橋，與長而熱鬧的學院路聯結起來。這兩座拱橋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們一定是同樣的古代建築大師修築的。花好月圓時候，比如每年的中秋佳節，每月的陰曆月半，天清氣朗月光姣潔而沒有一絲風的夜晚，你從兩座橋的側面，便可欣賞到兩座半圓型拱橋在清澈墨綠的水面投下的朦朧倒影。當其時，你幾乎分辨不清，哪個是真橋，哪個是橋影，水上水下，渾圓的影像和天上的圓月相映成趣。讓許多路人流連河畔，歎賞不已。
當然，這都是些大人，或者更準確地說，一些特別敏感而又喜歡雲裡霧裡的人，比如吳東師範學院裡的大人，那些所謂的知識份子甚至後來我經常聽到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才子佳人」們，才會搖頭晃腦地賞玩不已、流連不已。我，乃至我身邊的小夥伴們，幾乎從來沒有對這種所謂良辰美景有過特別感覺。我們更為著迷的是捉迷藏或者是官兵捉強盜，這種遊戲恰恰是最忌諱風清月明的。最好夜夜月黑風高，那才躲得住人呢。
不過，有一點我們百里街上的人，無論大人小孩都相當自豪的是，正像我剛才說的，百里街雖短窄，卻可謂藏龍臥虎。歷史上許多故事和有名的人物，就像連環畫一樣，發生在百里街許多門號之中。那些門號你從外面看著不怎麼起眼，實際上裡面是相當深而廣的，有的簡直是曲徑通幽、別有洞天。比如我家住的十八號院落。它就相當地大，也相當地高格。因為它的產權是屬於吳東師範學院的，裡面住著的全是學院的家屬們。這在當年只有這麼唯一一所大學的時候，還是很讓周邊的鄰里街坊刮目相看的。而且，我們的十八號院裡面也有很多的房子，住著不少的人家。所有住家的房前屋後，還都有相當寬裕的空地。不少空地上還長著很多梅蘭竹菊、閒花野草。雖然到了文革後的混亂時期，這些花木大多都像裡面的人一樣遭遇到它做夢也想不到的浩劫。比如被砍作晾衣杆或打成了碗櫥之類。但它們騰出來的地方，又變成了多數人家的所謂拾邊地，那些方形的圓形的或者不規則的三角形的小塊菜地上，從春到冬都鬱鬱蔥蔥地生長著人們精心伺弄出來的青菜、萵苣、番茄、蔥蒜甚至還有玉米等四季菜蔬。對了，還有那些像一對對瞪著大眼睛的小鳥一樣的蠶豆花，或者像鄉村裡的田野上一樣密集而散發著一陣陣特殊香氣的金黃金黃的油菜花。雖然它們只是一小簇一小簇的。有的人家也包括我家，還在屋角、樹下圈養著雞鴨。因此院裡終年飄浮著奇怪的氣息。尤其煞風景的是，當那些菜花之類盛開之際，也正是其他蔬菜特別需要養分的時候；於是乎，那熱烈的陽光下，整個院落、家家人戶，幾乎都沉浸在逃也逃不掉的氤氳的糞尿氣息中……
百里街十八號入口開向西面，兩扇紅漆剝落已久的院門內，是一個有點像解放牌卡車車廂那麼大的一個廊間，廊間的左右呈圓弧形地延伸出去的，是幾十間環繞著院牆的平房，裡面住著十來戶人家。而正對院門的，是上百米開外的一幢很為壯觀的獨棟別墅。一條青磚便道從院門通到別墅面前，又環著它繞了一個四方型。這別墅解放前是一個資本家的私產，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沒收後成了吳東學院的資產，後來便被三戶學院的上層人物分住了。他們是學院的院長許衛一家，和物理系、中文系兩個全院最權威的教授陳國礎、鍾毓慶兩家。
百里街十八號院還有一個特別之處是，它的西邊臨街，北面和東面圍牆之外則全部是水。南面圍牆外也僅隔了沒幾戶人家，又是星照橋下的市河。因此，可以說我家的大院是個小小的半島或小城堡。裡面沿著圍牆跟除了房屋外的很多空地，如前所述，大多被平房的住戶們開闢成自家的「拾邊」地；但院裡還是有好些棵大樹和果樹，如兩棵歪脖子老棗樹，三棵柿樹、不少紫薇、芭蕉還有前院後院各一棵據說已有百多年歲數的老銀杏樹。院子的東南角上，還剩有不小的一片毛竹林，每年春天都會萌出幾十棵新筍來。雖然它們基本上都成不了材而進了院中人的皮囊。
那時，我父親在學院教育系當黨總支書記。因為升職晚，沒能住進別墅，就住在大院西北角靠街面的三間平房裡。不過比起一般職員住的一兩間平房，感覺也挺寬敞了。父親還在平房前用油毛氈、磚石塊搭著河上的圍牆建了個斜頂的小披子作為廚房。我家的那三間正房中有三扇木格子窗戶正對著狹長的百里街。每天就是不開窗也能聽聞到小街上各種各樣的雜訊和氣味。記憶中最深刻的，無疑是街對面的工農麵館裡整日不斷飄過來的濃郁的豬油和蒜葉香了。
過來人都知道的，在那剛剛熬過「三年自然災害」的一九六六年左右，人都餓傷了，窮怕了。而什麼東西都要憑票，你幾乎永無可能痛痛快快地煞一煞肚裡的饞蟲。麵館本來是最讓人眼熱的地方，就因為要糧票，人們的工資又普遍低，所以吃得起的人還是不多的。而且那時候的麵館，還不像現在這樣花式繁多，基本上只有光麵賣，頂多還有些素澆頭和斷斷續續供應的爆魚麵。因為肉也是定量的，小麵館進不到那麼多肉。可不管怎麼說，能經常吃到一碗鮮香撲鼻、油花飄浮的陽春麵，也是那時人的一份口福了。
既然提到了票證的話頭，我想就先來說幾句這個事吧。畢竟它在過來人的心目中，印象實在是太深了。而且，瞭解些這方面的知識，對理解本書也不是沒有裨益的。
那時候，尤其是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年代」，票證越益成為許多時候甚至比鈔票更加重要的「貨幣」了。你買任何東西，除了要錢，幾乎還都要另外提供相應的票證。比如你上街時肚子餓了，你身上有二兩糧票，那就可以付出一些錢，一起買上一個二兩重的饅頭。但是如果你沒吃飽，想再買一個，但只有錢，沒有糧票了，行不行呢？當然不行！有錢無票，等於搞笑。你硬要買，不僅沒門，小心扣你頂破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帽子，後果是很嚴重的。
票證總體分為「吃、穿、用」三大類。吃的除了糧票油票，還有豬牛羊肉票、雞鴨魚肉票、雞鴨蛋票，各種糖票，各種豆製品票、各種蔬菜票。穿的除了布票，還有化纖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棉胎票。用的有手帕、肥皂、手紙、洗衣粉、火柴、抹布票（若干年後，我還在一個收藏家的家中看到一張奇葩票：印著「憑證購買月經帶一條」！）還有煤油票，煤票、電器票、自行車票、手錶票，還有臨時票、機動票等，五花八門的，不勝枚舉。
許多票的票面值，也常常讓人看了哭笑不得。比如布票：除了一尺，兩尺的，還有兩寸，一寸的，有的地方，居然還有一釐米的！
票種如此複雜，也就罷了。數量又能否滿足需求呢？唉，說起這個就更可憐了。農村就不說了，據我的印象，當時中國的所有農民幾乎都是沒有任何票證的。他們進城來辦事、探親等等，要臨時背米到糧管所換上少量糧票才有可能在城裡買點飯吃。這當然不方便也不足用，所以城郊的農民便常常會拿積攢的雞蛋到城裡來換些糧票、日用品票等等。這且不論。城裡人的各種票證的定量也少得可悲。比如定糧，成人視工作性質或從事的工種而定。我父母都是幹部，每人每月的定量是憑糧票（還要糧食購買本）買米二十八市斤。多了，哪怕你付再多錢，也不會賣給你一粒米。油就更少了，每人每月幾兩；其他如豬肉，也是幾兩；豆腐，幾塊……憑票供應幾乎一切，本身就說明了物資的匱乏，供應量自然不可能滿足需求了。不僅不能滿足，而且，缺口極大。所以，這個話題不說也罷，說多了，只有淚。
那就回到麵館來。我說過，我們的百里街不僅短，也不寬，因此我家窗戶距離小街對面的工農麵館只有七八米。所以我每天都是在麵館裡跑堂的「兩兩碗」、「一碗重青（多蒜葉）」、「一碗寬湯（多湯水）」之類吆喝中醒來。而夢中早已不知在浸透了豬油蒜香的氣息中吧嗒過多少回嘴了。以至對著自家的泡飯和大塊又僵又硬又鹹的青蘿蔔乾，總不免懨懨地悵惘。畢竟那時我父母雖然都是幹部，但工資並不高，還有我和姐姐、弟弟三個都在上學的孩子，家境是不允許經常上館子吃麵的。《笑林廣記》中，慳吝老頭讓一家子望著梁上的鹹魚乾佐餐，其實不太離譜。我就常常深嗅著窗外的麵香味下飯。偶而父親讓我用鋼精鍋去麵店裝回些麵條來，也主要是哄我們幾個孩子的饞蟲的。不過這也就成了我最喜歡幹的家務了。
後來回憶起來常常令我又有點慚愧又有點酸楚的是，那時候我比家裡人都多吃過好些陽春麵。因為飢餓的驅使，也因為同院好夥伴鍾健的點子（他說他就經常那麼做），我主動攬下了家中每月買米的「重任」──說重任也有些道理，那時買米可不像如今這樣便利，而是必須到指定的國營糧店，憑證購買國家定量的糧食。那時的糧店分布又少，百里街一帶的人要到離家須步行二十多分鐘的紅旗橋糧店去買。我四年級開始攬下這重任後，父母怕我累著，每次叫我買十斤米。我則每次買九斤，回家報說十斤，這樣就「揩」下一斤的米錢。那時每斤粳米是一毛四分錢。關鍵是，這還能落得一市斤分外珍貴的糧票（否則你有錢也別想吃上一碗麵或一根油條））。我會把錢和糧票小心地藏在書包夾層中，逢到父母上班，姐弟也不在家的時候，就溜到工農麵館去，躲在最裡面，狼吞虎嚥地吃下一碗二兩半的陽春麵──花上七分錢……
因為這個特殊原因吧，我對當時買米的印象始終記憶猶新。米店在那時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特殊喻意的地方，可說是生命和安全感的一個珍貴的隱喻。一進門，裡面那股撲面而來的混合著輕微霉味的米麵氣息，總讓我感到親切甚至微微有些暈眩。因為每人都有定量的計畫，所以，你要買多少米，先得把每家的命根一樣重要的購糧證遞給營業員，他要看你這個月還有沒有定量計畫，沒有的話，對不起，你花十倍的鈔票和糧票也不賣給你一粒米。有計畫的話，他會用原珠筆寫上這次購買的數量，再向你收相應的糧票和鈔票。完事後，他開始稱米，你則把撐開的米袋兜住櫃檯下方那方形管狀的出米口；感覺到流水一般的大米向口袋中傾瀉的時候，我會有一絲絲的欣慰，又有一絲絲的遺憾，總覺得它流淌得太短促了……
除了克扣家裡的糧食計畫，我和鍾健還幹過一個現在看來特別不道地的勾當。我們經常結伴到吳東學院去尋覓蛛絲馬跡般的任何「生財」機會。比如學生宿舍的垃圾箱邊上，有時候會有人扔掉的紙板箱、破舊臉盆。院裡後勤處的小工坊周邊，有時能「撈」到一些廢舊鐵件，螺母之類。運氣好的話，還能拾到幾截舊電線什麼的，把它用火燒過，能剝出一些銅絲來。銅絲在廢品收購站是最賣得出錢的──後來我們還因此小小的發過一些財，因為我們無意中發現有些學生宿舍住的房子是國民黨時候留下的老建築。上面的窗拴、拴扣居然都是黃銅做的。我和鍾健便趁學生上課之機，假裝在宿舍附近玩，懷裡卻揣著家裡帶來的小榔頭，看看哪個宿舍沒人，就踩著他們窗外的牆沿攀上窗臺，取出小榔頭使勁幾下，一塊厚實的銅窗栓和拴扣就掉落下來──我們靠著賣這個到廢品收購站換來的錢，吃到過陽春麵和麵衣餅什麼的。不過，做賊心虛吧，每次上廢品收購站，我們倆都相當忐忑，總怕收購站的人會疑心我們的銅塊塊是偷來的而不收購；更怕他們因此把我們逮起來送到派出所去。於是我和鍾健常常用包剪子錘的辦法來決定由誰進收購站去賣我們的贓物。當然，不要老在一個收購站賣東西，免得讓人奇怪我們怎麼老是會有那些莫明其妙的銅塊塊，也是我們的基本辦法。為此我們不惜跑出老遠去尋找收購站，有兩次甚至跑到火車站附近去賣那些我們自認為可能會引起麻煩的東西……
那個日子，完全就像是被誰從晴朗的高空突然砸下來的。
而當其降臨的時候，我正處在一種興奮甚至有些飄飄然的狀態中，一點兒也沒意識到它會在我家和學院，不，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國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十二級颱風也不可比擬的政治狂飆！
那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來自遙遠的、分外神聖的地方：北京的信件。而且，是一家全國性的報紙編輯部的來信！牛皮紙的長方形信封上，中間有一個長方形的紅框框，紅框框裡清清楚楚地寫著我的姓名，上方是我家的地址（那時在我們十八號院的門廊裡，牆上釘有兩個長條形的布袋，所有來信都會被郵遞員放在那裡面），寄件人則是深綠色的幾個印刷體大字：中國少年報社。
起先我使勁盯著插在信袋中的、寫著我收字樣的那封信看了好一會，就是沒敢伸手去拿它，總以為什麼地方出了差錯。心怦怦跳了好一會，我才愣怔地想起，這真有可能就是寄給我的信。大約半個多月前，我的確曾給中國少年報社投過一篇稿件。因為根本就沒敢抱採用的希望，所以很快就把這事給忘了。沒想到居然有了回音！
我雙手抖抖地撕開信封，卻大為失望地看到，這是一封退稿信。只是，夾在我稿件中間的一張鉛印信後面寫著這麼一句話：……希望你繼續給我們來稿。這話給了我莫大的安慰，尤其是當我聽鍾健說，他沒有收到退稿信，而且，以前也投過兩次稿，既沒採用，也沒收到過退稿信後，我感到更興奮了。報社退我的稿，沒退他的，這豈不是意味著，他們認為我的文稿水準要比他好？要不然，怎麼會說希望你繼續來稿？
鍾健就住在我們院子裡靠北邊一排矮平房裡。長得虎頭虎腦、敦敦實實的，個頭也比我高。他父親是學院圖書館的工友。因此，儘管他歲數只比我大一歲，看的書報卻比我多，頭腦也靈活，且能言善辯，經常一副很自得的樣子。我之所以比較願意與他來往，就因為我也喜歡看課外書。而平時我們在一起玩的時候，鍾健會給我們講些有趣的小故事，尤其擅長講一般人很少知道的外國童話或者民間故事。像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等，我都是先聽他講了其中的某幾個故事，如《美人魚》、《皇帝的新衣》等，產生了濃厚興趣，才央父親從學院圖書館借來看過。當然，鍾健給我們講的可遠不止這些小兒科著作，他還繪形繪色地講過好幾篇契珂夫的小說；什麼《變色龍》呵、《小公務員之死》呵；尤其是《凡卡》（我現在還記得，那個可憐的小學徒凡卡，向爺爺寫信訴苦，滿心希望爺爺會來接他回家，結果卻因信封地址上寫的是無法找到的「鄉下爺爺收」，使希望成了必然的泡影），那些異峰突起般的結局常讓我們為之著迷。因此他是很讓院中的小夥伴們佩服的。當然，有時也會有人妒嫉或討厭他，因為他儘管只是一個校工的兒子，卻顯得比我們不少人老成，並且似乎什麼都懂。
我給中國少年報社投稿，就是跟他學的。那天我到他家去玩，看見他正趴在桌上，用小心裁下來的方格作文本在抄寫著什麼。一問才知道，他居然是在寫批判反革命「三家村」的文章，準備寄給中國少年報發表。我那時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天下大事，是從他嘴裡才頭回得知，貴為北京市委副書記的鄧拓和副市長吳晗、廖沫沙這三個人，居然都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串通一氣，經常在報紙上發表含沙射影、惡毒攻擊污蔑黨的領導的反動文章，比如《燕山夜話》之類。現在，他們被黨中央揪出來了，全國人民正在批判他們，中國少年報社也號召全國少先隊員響應黨中央號召，也來批判這反動的「三家村」，以實際行動，積極投身於這場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我這才恍然明白，怪不得父母親最近神色總有些恍惚，還經常在悄悄地議論著什麼。看來，肯定是和這場叫作文化大革命的運動有關吧。
鍾健還慫恿我說：你的作文不是寫得很好的嗎？你也可以投稿給他們呀？真要是登出來了，還會給稿費呢。
真的？會給多少錢稿費啊？
我不知道。起碼有幾塊錢吧。而且，學校裡的那幫同學看到報紙上有我們的文章，保准要佩服得一排排昏過去，哈哈……
我無法想像同學或是老師怎麼個一排排昏過去的場景，但我還是感到一種新奇而隆重的激動。就算有兩塊錢稿費的話，那起碼也夠我吃幾十碗陽春麵啦？我又驚又喜，但起先還是一口拒絕，終究覺得這種事難以想像，離我也實在是太遠了。但最後還是禁不住鍾健的花言巧語和又有稿費又有名氣的誘惑，決定試上一試。於是就從他那兒借了幾份登有批判「三家村」文章的報紙，詳細瞭解了投稿方法，回家後苦苦折騰了兩天，終於投出了人生的第一份稿件。結果，再也沒想到，居然就有了回信！雖然是退稿，可比起鍾健來（他拿著我收到的退稿信翻來覆去地看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的，別提有多羡慕），不也算是一大成功了嗎？
看看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我揣上信，蹦著跳著回家去。可是剛剛跑出鍾健家沒多遠，耳中突然鑽進來一種聞所未聞的奇特聲音：
吳東師範學院廣播站，吳東師範學院廣播站，現在播送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共中央重要文件，請全校師生務必要認真收聽！
下面請聽今天剛剛發表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深入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這聲音突兀而高亢、激越而尖銳，彷彿有誰就在我腦後拿個擴音筒在嘶喊，那略有些電磁聲嗡嗡雜響的喧囂中，分明又透著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隱隱殺氣，讓我一時心靈震顫，好一陣怔在原地，不明白究竟發生了怎麼回事：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我循著聲音往大門外跑，出了大院門，就發現有不少街坊鄰居都從家中出來，站在馬路上向著學院方向聽著廣播。有人則向學院跑去。我不由自主也跟著跑過去。剛到學院南門口的石拱橋上，就看見南門傳達室邊上的一根電線杆上，新架上了三隻銀白色的高音喇叭，像三朵怒放的鮮花一樣，向著東南西三個方向，繼續哇哇地叫囂著。
不知為什麼，也許是因為那播音員的語調太過嚴峻，那內容中的言詞又太過犀利和激烈吧，我的心情突然由開始時蠢動著某種因好奇而興奮的期待，轉而化成了莫名的不安。甚至，我對那幾隻亢奮的高音喇叭竟然產生了一種恐怖的感覺。彷彿那不是喇叭，更不是什麼花，而是三隻魔鬼的血盆大口，在衝著我，衝著學院和百里街，衝著這個突然變得異常陌生的世界歇斯底里地嘶吼……所以我並沒有像別人一樣繼續往學院裡去，而是一下子收住腳步，待了片刻後，又轉身從橋上下來，心神忐忑地向家中跑去。
是的，雖然還並沒有從廣播內容中聽出什麼名堂來，但我一看到異乎尋常的大喇叭，聽著那越發凜厲的廣播聲，就直覺地感到一陣強似一陣的莫名的疑惑和驚懼，它就像血流一樣迅即漫向全身，以至回到家裡，兩條腿都有些發軟。
這就是某種預感吧？畢竟這喇叭、這腔調、這內容，聽上去都太出乎意外，太尖銳也太怪異了。
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自從學院裡裝了這幾隻大喇叭後（後來又在附近的電線杆上多了另外派別控制的三隻不買帳的新喇叭），百里街便失去了以往的安寧和清靜感。所有人，所有的人家便都沒有了輕鬆的時候。學院南門口的這些個大喇叭，幾乎日日夜夜在喧囂、吶喊、對罵，甚至有時給人的感覺完全就是一種狼一樣的狂嚎，讓人驚惶而又絕望。因為你即使把頭鑽進被窩裡，那些高分貝的聲音，那些猛烈如炮火的言詞，仍然會像遊竄的群蛇一樣，毫不留情地鑽進你的鼓膜去。尤其是在深更半夜，有時也會突兀地響起一個尖利的女聲或男高音：
通知，通知，緊急通知！某某某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立即到學院禮堂集中，有戰鬥任務……
或者就是：
勒令！勒令！勒令反動學術權威某某某，馬上滾到某某系接受革命小將的審查！……
除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吼叫，就是令人越聽越覺得毛骨悚然的「革命」音樂。各種各樣的大批判歌曲和毛主席語錄歌幾乎一刻也不停地飛蕩在百里街的上空和各家各戶的床頭。除了早晨第一遍奏響的必定是〈東方紅〉，晚上最後一遍吶喊的必定是〈國際歌〉外；平時播放得最多的，便是彷彿永遠也唱不完的各種各樣內容的毛主席語錄歌。當然，播放得最多的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語錄歌中也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為最……當然，後來派系之間要開展辯論或者要批鬥什麼人的時候，播放得最多的便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
我回到家中的時候，姐姐和弟弟正趴在飯桌上吃午飯。但倆人都有點心神不定的樣子，筷子有一下沒一下地在飯碗和嘴裡游移著；看我進來連聲招呼也沒打，卻時不時瞟上一眼坐在茶几邊的父親和母親。他們手裡拿著幾份報紙、材料，一臉凝重地在指指劃劃地輕聲交談著什麼。倒是母親見我進來，招呼了一聲，說你又跑哪去了，趕快吃飯吧。以後記住啊，再不許到處亂跑了。
我心不在焉地盛了點飯坐到桌前，輕聲問姐姐，爸媽為什麼不吃飯。姐姐大我兩歲，剛剛升了初三。她沒好氣地噓了我一聲，指指父母，做出一種側耳傾聽的樣子，什麼也沒說。
我也豎起耳朵，關注父母的議論。隱隱地聽見父親在說：通知上說得很明白，幹部可以分成四種：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前兩種幹部占大多數。我想我再怎麼也算不上第三種幹部，更不是第四種幹部。
母親說：「這是當然的嘛。再說了，你擔心什麼，又算個什麼玩意呵？本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系科書記，出個差什麼的，還要到院裡去報銷，算得上當權派嗎？你想走資本主義，也沒地方讓你去走呀？」
父親卻仍然心思重重地搖頭，說：
「這倒不一定。中央文件上並沒有規定運動搞到哪一級。而且，真要上綱上線的話，恐怕很多人都難說自己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最讓人擔心的是，這場運動感覺上和以往歷次政治運動都不一樣，來頭這麼猛……它會搞多久，搞到什麼程度？看這幾天這個勢頭，是反右和四清運動都沒有過的。」
母親說：
「你管它搞多久呢？反正這場運動是毛主席黨中央直接發動的，來頭當然不會小。但它明確是針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為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對全國人民來說，是大好的事情，我們也應該堅決擁護！而你，是無論如何不能算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難道你連這點信心都沒有？
再說我們都是渡江幹部，經歷過革命戰爭的槍林彈雨，怎麼可能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你只管做好你的工作，相信黨，相信群眾，尤其是要相信英明領袖毛主席。」
母親的話都說得這樣了，我聽著也覺得十分有理。可不知為什麼，父親的情緒並沒有多少鬆動，還是愁眉不展的：
「你說的我都想過。可是運動真正進行起來，它的深度和廣度，完全有可能超出我們的判斷的。反右運動就是個例證。所以，不光是我，我感覺你也要多加點小心。你是模具廠黨支部負責人，要是運動擴大到基層，說不定也會……
自從前些天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以來，學院裡的大字報越來越多了，矛頭所指也從院領導涉及到系領導，甚至很多有名的教授也挨了批判。好些大字報簡直是不跟你講理，一個勁地上綱上線、火藥味十足。你看了不服也沒法跟他們辯說去。我現在在系裡說話幾乎快沒人聽了，還有好些學生進進出出的，根本不拿正眼看我了……」
母親說：「這麼亂啊？那你們院系的領導也太軟弱了！學院裡黨的組織是擺樣子的嗎？院黨委就不能管管他們嗎？你這個系科書記也應該理直氣壯地掌握系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嘛？」
「你知道什麼呀？」父親像突然害了牙病一樣，捂住了腮幫子，一個勁地搖頭、皺眉，還噝噝地抽冷氣，好一陣才又說：
「什麼理直氣壯？什麼大方向的，現在省裡、市裡都沒有任何指示，好些院領導也都被貼了一大堆字報，一個個心煩意亂的，誰也看不清這水有多深，哪個還敢輕舉妄動？又有誰會聽你的？我擔心的就是，今天這又一個火藥味十足的兩報一刊社論，分明就是黨中內的新精神。它這一出來，許多學生可能會更張狂。而且我聽說，系裡的紅衛兵組織馬上也要成立……」
母親說：「也有人貼你的大字報嗎？」
父親說：
「前些天一直沒有。昨天突然在系辦公室貼出了兩份針對我的，淨是些蠻不講理的人身攻擊。今天又有幾個學生在走廊裡看見我哼哼地冷笑。我可以肯定的是，接下來學生一定會更來勁。而且我估計，系裡的紅衛兵組織一旦成立，首要的鬥爭對象就是我……」
「怕什麼？」母親突然啪地拍了下茶几，臉漲得通紅地說：「這要是我……我們廠還沒有大字報，要是有，你說得對還罷，瞎說八道的話，看我不撕了它！」
父親慌張去捂母親的嘴。隨即站起來，跑到窗前向外看了好一會，回過頭來時，臉色都發青了。母親意識到什麼，便走到飯桌前來，嚴厲地關照我和姐姐說：
「我們說的話，你們都聽見了。也好，是該讓你們知道點事情了。我要再說一遍，從今天開始，你們倆也要給我把頭腦放清醒點。文化大革命期間，什麼都可能發生，但這都是大人的事，你們不用亂想亂怕，要相信天是塌不下來的，有黨中央毛主席在，誰也翻不了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天！
但是，你們雖然小，也一切要聽黨的話。而且，誰也不許在外面亂跑亂說！牢牢記住『禍從口出』這句話，聽明白沒有？」
我和姐姐趕緊點頭，而心裡面卻是越發混亂了。我再也無心吃飯，總覺得今天太異樣了，父母的言論和表現也太反常了。而耳畔的大喇叭，卻還在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越聽越讓人覺得寒氣凜凜的「社論」。而外面的太陽不知怎麼也好像害怕似的，溜得不見了影兒。窗戶上烏央央地，隨即還滴答滴答地響起來──是一陣陣的黑風，把漸漸密集的雨點子撲打在窗玻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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