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 一個從小就喜歡到世界盡頭去旅行的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2001年起計畫遍佈世界各地，七大洋五大洲只缺南極洲跟南冰洋，他很愛自己的工作。在緬甸衝突地區的和平工作，讓褚士瑩意識到發展工作的極限，因此從2015年赴英國倫敦瑞士哲學作家艾倫‧狄波頓成立的「The School Of Life」(人生學校)，後來在法國「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Practices」（哲學踐行學院）師事奧斯卡‧柏尼菲博士，學習哲學諮商，目標是在緬甸內戰衝突地區成立一個草根哲學機構，鼓勵武裝部隊跟難民營中長大的孩子一起思考「和平為什麼比較好？」，進一步用哲學思考來面對世界上各種戰爭、貧窮、難民、移工、歧視等複雜的問題。 在台灣期間，他串連在地與國際團隊，一起關心兒童與成人的思考教育、訓練NGO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社區營造、小農與永續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中文出版品包括《到天涯的盡頭歸零》〈時報出版〉、《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大田出版〉等五十多本作品。
我的法國哲學老師奧斯卡‧柏尼菲到台灣時，發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I am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對不起，我的英文很破。 幾乎是每個人見到奧斯卡的第一句話。 「他們為什麼要跟我道歉？」奧斯卡轉頭，一臉不解地對著負責幫他翻譯的我說。 「我是法國人，我們法國人的英文也很爛，但是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因此跟別人道歉。實際上，我們覺得可以的話，全世界都應該說法語才對。」 我只能尷尬地聳聳肩，輕輕地說：「Welcome to Taiwan.」歡迎來到台灣。 為了不是自己的錯而道歉。 為了根本沒有錯的事道歉。 法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甚至被當成值得頌揚的「美德」，以至於許多人爭先恐後跳進坑裡，每天為著各式各樣莫名其妙的事情道歉—比如向法國人為了自己的英語不夠好而道歉。 這樣難道活著不覺得累嗎？ 在日本超長熱賣的《嫌われる勇気—自己啓発の源流「アドラー」の教》前兩年在韓國叫做『미움받을 용기』（中文直翻的意思是「接受怨恨的勇氣」），甫出版就熱賣二十五萬本，台灣被翻譯成《被討厭的勇氣》後也再版不斷，無論是台灣、日本還是韓國，這三個社會中，長期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與壓力，如果不順著大多數人的想法與作法，就會被他人討厭；反之，若想要不被其他人厭惡，反過來則會壓抑自己的想法。所以這本書告訴讀者，只要運用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不需要變得特別，只要接受現在的自己，不必被過去羈絆，因為人生永遠都有選擇的可能性。 「咦？這不是常識嗎？」我的哲學老師奧斯卡一臉疑惑地說，「難怪我助理一直說我的書要寫簡單一點，才會暢銷。」 有趣的是，這本暢銷書在中國大陸，雖然銷售成績也不俗，賣出七十萬冊，但是別忘了中國是個一人買一包口香糖，就會賣出十三億包的地方。相對來說，韓國消費趨勢評論家金蘭都，原本寫給兒子的隨筆之作《疼痛，才叫青春》，在中國也銷售近百萬冊，超過《被討厭的勇氣》，所以相對來說，並不是那麼獨特。這本書翻譯成英文版《The Courage To Be Disliked》之後，在西方的反應也出乎意外地平淡，這本號稱宣揚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思想的暢銷書，更從來沒有被翻譯成德文在歐洲出版。 阿德勒心理學之所以能在日、韓引起共鳴，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人類不論在哪個社會中都會遭遇到相同的困境。因為這本書熱銷的地方，都是在社會集體壓力與壓抑程度強大，教育體制和職場文化規範較多、同儕壓力大的環境。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台灣，害怕「被討厭」，缺乏勇氣說「不」，而在個人對社會規訓的反抗意志強，更願意說「不」的地方，自然就沒有這個需求。阿德勒的理論強調「人要與社會有所連結，不要離群索居」，在重視社會性的東方世界，比較好理解，也容易引起共鳴。 這也是為什麼《被討厭的勇氣》的作者、日本阿德勒學會顧問岸見一郎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強調，許多讀者其實被這本書的標題誤導，誤解了阿德勒的中心思想，並不只是「不怕被討厭」，或是很多人掛在嘴上的：「你要不要討厭我，是你的課題，不用把它變成我的課題」。 其實阿德勒強調「人要與社會有連結」，個體存在的價值是基於能夠「對群體做出貢獻（共同体への貢献）」，這個所謂的群體，可以是家庭、學校、職場、社會、國家、甚至是過去、現在、未來的人類全體，全世界、全宇宙。但是群體不一定是對的，一個黑心企業，可能會以要員工對公司做出貢獻而進行壓榨；一個問題家庭，可能會以對家庭做出貢獻為名，對家人進行心理跟肢體上的侵害，在這個時候，個體要能夠跨出這個群體的界線，願意做出可能會被這個小群體討厭的事情，在為了增進整體社會的福祉前提下，向媒體或是政府當局舉發黑心企業的行徑，或是舉發自己的家庭對自己或是家人進行的家暴或是性侵。如果只是停留在個人好惡的層次，望文生義去理解《被討厭的勇氣》這樣的標題，其實是連作者本人都沒有辦法接受的誤解。 無論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缺乏勇氣，所以總在為不是自己的錯誤道歉，還是把勇氣用在錯誤的地方，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跟喜好，即使被討厭也不在乎，都犯了走在兩個極端的錯誤。最有效的解套方法，其實就是「思考」，具備思考的能力，就不會總是覺得自己英語不夠好、愛情運不夠好、學歷不夠好、家庭背景不夠好、工作不夠好、社會不夠好……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不夠好」的我，有沒有能力「對群體做出貢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當然就是一個夠好的人。那個時候再來勇敢地說「你要不要討厭我，是你的課題，不用把它變成我的課題」，也不嫌遲。
具備思考的能力，就不會覺得自己不夠好！
我的法國哲學老師奧斯卡‧柏尼菲到台灣時，發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I am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對不起，我的英文很破。 幾乎是每個人見到奧斯卡的第一句話。 「他們為什麼要跟我道歉？」奧斯卡轉頭，一臉不解地對著負責幫他翻譯的我說。 「我是法國人，我們法國人的英文也很爛，但是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因此跟別人道歉。實際上，我們覺得可以的話，全世界都應該說法語才對。」 我只能尷尬地聳聳肩，輕輕地說：「Welcome to Taiwan.」歡迎來到台灣。 為...
褚士瑩 一個從小就喜歡到世界盡頭去旅行的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2001年起計畫遍佈世界各地，七大洋五大洲只缺南極洲跟南冰洋，他很愛自己的工作。在緬甸衝突地區的和平工作，讓褚士瑩意識到發展工作的極限，因此從2015年赴英國倫敦瑞士哲學作家艾倫‧狄波頓成立的「The School Of Life」(人生學校)，後來在法國「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Practices」（哲學踐行學院）師事奧斯卡‧柏尼菲博士，學習哲學諮商，目標是在緬甸內戰衝突地區成立一個草根哲學機構，鼓勵武裝部隊跟難民營中長大的孩子一起思考「和平為什麼比較好？」，進一步用哲學思考來面對世界上各種戰爭、貧窮、難民、移工、歧視等複雜的問題。 在台灣期間，他串連在地與國際團隊，一起關心兒童與成人的思考教育、訓練NGO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社區營造、小農與永續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中文出版品包括《到天涯的盡頭歸零》〈時報出版〉、《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大田出版〉等五十多本作品。
我的法國哲學老師奧斯卡‧柏尼菲到台灣時，發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I am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對不起，我的英文很破。 幾乎是每個人見到奧斯卡的第一句話。 「他們為什麼要跟我道歉？」奧斯卡轉頭，一臉不解地對著負責幫他翻譯的我說。 「我是法國人，我們法國人的英文也很爛，但是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因此跟別人道歉。實際上，我們覺得可以的話，全世界都應該說法語才對。」 我只能尷尬地聳聳肩，輕輕地說：「Welcome to Taiwan.」歡迎來到台灣。 為了不是自己的錯而道歉。 為了根本沒有錯的事道歉。 法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甚至被當成值得頌揚的「美德」，以至於許多人爭先恐後跳進坑裡，每天為著各式各樣莫名其妙的事情道歉—比如向法國人為了自己的英語不夠好而道歉。 這樣難道活著不覺得累嗎？ 在日本超長熱賣的《嫌われる勇気—自己啓発の源流「アドラー」の教》前兩年在韓國叫做『미움받을 용기』（中文直翻的意思是「接受怨恨的勇氣」），甫出版就熱賣二十五萬本，台灣被翻譯成《被討厭的勇氣》後也再版不斷，無論是台灣、日本還是韓國，這三個社會中，長期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與壓力，如果不順著大多數人的想法與作法，就會被他人討厭；反之，若想要不被其他人厭惡，反過來則會壓抑自己的想法。所以這本書告訴讀者，只要運用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不需要變得特別，只要接受現在的自己，不必被過去羈絆，因為人生永遠都有選擇的可能性。 「咦？這不是常識嗎？」我的哲學老師奧斯卡一臉疑惑地說，「難怪我助理一直說我的書要寫簡單一點，才會暢銷。」 有趣的是，這本暢銷書在中國大陸，雖然銷售成績也不俗，賣出七十萬冊，但是別忘了中國是個一人買一包口香糖，就會賣出十三億包的地方。相對來說，韓國消費趨勢評論家金蘭都，原本寫給兒子的隨筆之作《疼痛，才叫青春》，在中國也銷售近百萬冊，超過《被討厭的勇氣》，所以相對來說，並不是那麼獨特。這本書翻譯成英文版《The Courage To Be Disliked》之後，在西方的反應也出乎意外地平淡，這本號稱宣揚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思想的暢銷書，更從來沒有被翻譯成德文在歐洲出版。 阿德勒心理學之所以能在日、韓引起共鳴，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人類不論在哪個社會中都會遭遇到相同的困境。因為這本書熱銷的地方，都是在社會集體壓力與壓抑程度強大，教育體制和職場文化規範較多、同儕壓力大的環境。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台灣，害怕「被討厭」，缺乏勇氣說「不」，而在個人對社會規訓的反抗意志強，更願意說「不」的地方，自然就沒有這個需求。阿德勒的理論強調「人要與社會有所連結，不要離群索居」，在重視社會性的東方世界，比較好理解，也容易引起共鳴。 這也是為什麼《被討厭的勇氣》的作者、日本阿德勒學會顧問岸見一郎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強調，許多讀者其實被這本書的標題誤導，誤解了阿德勒的中心思想，並不只是「不怕被討厭」，或是很多人掛在嘴上的：「你要不要討厭我，是你的課題，不用把它變成我的課題」。 其實阿德勒強調「人要與社會有連結」，個體存在的價值是基於能夠「對群體做出貢獻（共同体への貢献）」，這個所謂的群體，可以是家庭、學校、職場、社會、國家、甚至是過去、現在、未來的人類全體，全世界、全宇宙。但是群體不一定是對的，一個黑心企業，可能會以要員工對公司做出貢獻而進行壓榨；一個問題家庭，可能會以對家庭做出貢獻為名，對家人進行心理跟肢體上的侵害，在這個時候，個體要能夠跨出這個群體的界線，願意做出可能會被這個小群體討厭的事情，在為了增進整體社會的福祉前提下，向媒體或是政府當局舉發黑心企業的行徑，或是舉發自己的家庭對自己或是家人進行的家暴或是性侵。如果只是停留在個人好惡的層次，望文生義去理解《被討厭的勇氣》這樣的標題，其實是連作者本人都沒有辦法接受的誤解。 無論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缺乏勇氣，所以總在為不是自己的錯誤道歉，還是把勇氣用在錯誤的地方，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跟喜好，即使被討厭也不在乎，都犯了走在兩個極端的錯誤。最有效的解套方法，其實就是「思考」，具備思考的能力，就不會總是覺得自己英語不夠好、愛情運不夠好、學歷不夠好、家庭背景不夠好、工作不夠好、社會不夠好……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不夠好」的我，有沒有能力「對群體做出貢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當然就是一個夠好的人。那個時候再來勇敢地說「你要不要討厭我，是你的課題，不用把它變成我的課題」，也不嫌遲。
具備思考的能力，就不會覺得自己不夠好！
我的法國哲學老師奧斯卡‧柏尼菲到台灣時，發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I am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對不起，我的英文很破。 幾乎是每個人見到奧斯卡的第一句話。 「他們為什麼要跟我道歉？」奧斯卡轉頭，一臉不解地對著負責幫他翻譯的我說。 「我是法國人，我們法國人的英文也很爛，但是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因此跟別人道歉。實際上，我們覺得可以的話，全世界都應該說法語才對。」 我只能尷尬地聳聳肩，輕輕地說：「Welcome to Taiwan.」歡迎來到台灣。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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