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從哈塔米到艾哈邁迪內賈德，以及伊朗的困境
「未來的帝國將是心智的帝國。」
——邱吉爾（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在哈佛大學的演講）
自從一九七九年以來，伊朗獨自走在對抗影響全球的西方價值觀，尤其是對抗美國價值觀的道路上。在這一點，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一面鏡子，它可以從某一個角度解讀出伊朗仍然有持續不斷的獨特觀念和文化上的重要性。一九七九年發生的伊斯蘭革命是一個範圍更宏大的伊斯蘭復興的先兆，這表現出之前人們認為中東地區會不可避免地按照西方模式向前發展的預估是受到誤導的假設。這就和以前一樣，中東的發展動向總是由伊朗所領導，以後也會是這樣（無論是好還是壞）。在九〇年代末時，儘管有很多證據表明今天的伊朗人對宗教領導更加持有懷疑態度，他們比其它中東國家的人更傾向於世俗化，但有一些人希望哈塔米的改革運動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提出解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方法，但是目前看來，這樣的希望還不夠成熟。
伊朗的改革派總統帶來的好機遇沒能被西方好好利用，這一後果在目前看來已經是一個足夠糟糕的錯誤了。其中一次這樣的機遇出現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伊朗領導層的成員們（不僅僅是哈塔米，還包括哈梅內伊本人）直接了當地譴責了恐怖份子的行徑，而且一般伊朗民眾在德黑蘭街道上點燃悼念九一一死傷的蠟燭再次表明了伊朗人和其他中東人所持的不同態度。另一次機遇出現在二〇〇一年時，伊朗給聯軍提供了打擊塔利班的重要幫助，尤其是幫助說服北方聯盟接受後塔利班時期阿富汗的民主進程安排。可是在二〇〇二年，他們的幫助卻換來了一場「邪惡軸心」演講，把伊朗和伊拉克、北韓一起說成是毒瘤。最後一次機遇是在二〇〇三年春天（巴格達陷落後不久），小布希的執政團隊忽略了伊朗所提議的，通過瑞士展開的一場「大議價」，這場雙邊會談本有可能解決核問題以及未經法律宣佈但實際存在的對以色列之承認。
我提及這一切的目的並不是要強化讓很多西方觀察家在看待中東時背負著侷促不安的罪惡感。這並非全是我們的錯（西方），毫無疑問，如果伊朗人處在英國從一八一五至一九五〇年間的優勢地位，或者處在一九五〇年以後美國的優勢地位的話，他們可能表現得一樣糟糕，甚至更糟。伊朗人也在哈塔米任職時錯過了修復國際關係的機會。但是我們（西方）太常把事情搞砸了，太常要付出代價。重要的是我們要站在伊朗人的角度看這些事情，了解我們是如何把事情搞砸的，我們需要弄明白應該怎麼做才能把事情做對。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我們做出承諾並提出了具體原則，我們就要小心翼翼地做到言而有信，說到做到，在我們的行為中落實這些原則。
九一一事件後伊朗的反應表現出伊朗跳脫出了其大體上對西方，尤其美國持有的矛盾態度。正如我們所見的，伊朗人的憤恨是有真正的歷史根據，他們有伊朗獨有的常見民族主義姿態和反美主義姿態。但是和這種情緒一起的，還有許多普通民眾對歐洲和美國所持有的喜愛、尊敬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比中東其它地方的正面態度要強烈得多（在一定程度上，伊朗人認為自己在中東國家中具有特殊地位，對歐美的正面態度再次和伊朗人的這種態度有關）。簡單地說，不同的伊朗人以不同的方式把這些態度混合在了一起。解釋這種矛盾心態的最好方式可能是說許多伊朗人（不考慮他們對自己政府的態度，他們可能或多或少地把這種處境歸咎於政府）感到受冷落、受虐待、受誤解和遭受西方人的負面看法，而他們本應該是伊朗的朋友。這種矛盾心態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也包括在政治隱喻中表現出來，就像二〇〇七年六月三〇日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電視演說中表現出來的這樣：
「為什麼，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要採取攻擊性的立場？我們是在和全世界作戰嗎？不，不是個意思。我們相信世界欠我們一些東西。關於殖民世界的殖民政策這件事，世界對我們有虧欠。只要談到對女性地位的擔憂，他們就給我們施壓，讓我們覺得我們虧欠了什麼。他們挑撥伊朗內部的衝突，並且提供各種形式的武器，世界應該給我們一個答覆。在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擴散的問題上，世界欠我們一些東西。」
自從二〇〇五年六月以來，隨著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的上台，伊朗和西方的不平關係進入到了更加對抗性的階段。艾哈邁迪內賈德在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總統大選中獲勝，這是因為他利用窮人和城市失業者的不滿，再次操作了什葉派對高傲權力的憤恨（也得到了革命衛隊有組織的支持）。他在選舉最後階段的對手是前總統哈什米•拉夫桑賈尼，對很多伊朗人來說，此人代表的是伊朗政權中最糟糕的任人唯親的腐敗。但是很多投票給艾哈邁迪內賈德的人只是因為他們能再次把票投給一個不是穆拉的人。大多數外國觀察者，太常不合時宜地受到德黑蘭北部的繁榮、傾向改革氛圍的影響，完全被大選的最終結果驚呆了。在大選以前，艾哈邁迪內賈德曾拜訪伊朗國內較窮困的地方，這些地方已經好多年未曾有政治人物到訪了，他強調經濟和社會問題；他的宗教熱情和他在國際關係問題上希望嶄露頭角的願望都是後來才出現的。這次選舉遠稱不上公平或透明——很多改革派人士公開抵制這次選舉，抗議他們的參選代表被監督委員會排除在外。在第二輪投票中，在投票出席率為百分之六十，艾哈邁迪內賈德取得了最多票──達百分之六十的選票，不到投票總人數百分之四十的情形下。在擁有範圍更廣的參選人的第一輪選舉中，他只是百分之六選民的投票首選。
在二〇〇五年夏天，尼爾•弗格森曾提出警告說艾哈邁迪內賈德可能會成為伊朗革命中的史達林。也許艾哈邁迪內賈德有成為史達林的天性和渴望，但是他看起來不太可能證明自己是一個同樣爆烈、心狠手辣的人物。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裡（最終成功了），議會阻止了他在內閣任命他所心儀的人選和阿諛奉承的人。從那以後，他大概就不可能實現他對窮人做出的承諾，現在看來則越發不可能了。他的經濟管理在伊朗國內遭到了大量批評，他在二〇〇七年夏天實行的燃油配給制度更進一步打擊了他的支持率。在燃油配給制度實行後，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二點五曾在二〇〇五年投票給他的選民將不會再次支持他。通貨膨脹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油價上漲所帶來的額外收入被放進了受到聯合國制裁的人為控制經濟裡。但是制裁可以給艾哈邁迪內賈德和政權再次提供經濟失敗和高失業率的辯解理由。
一些觀察伊拉克和伊朗局勢的人作出警告，擁有核武器的伊朗有可能會帶來伊朗控制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的巨大危險，另外也帶來什葉派真主黨在黎巴嫩的復興，以及遜尼派哈瑪斯（Hamas）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的實力提升，與此同時發生的危險還包括伊朗支持的什葉派運動在巴林和其它波斯灣南岸國家爆發。這一系列可能性是以色列（更別提其它國家了）無法承擔的，也不樂於看到的情形。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的威脅，即便是修辭大過實際，仍然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修辭。
但是一切也許並不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在更廣闊的中東，除了真主黨，黎巴嫩的什葉派民眾可能對伊朗式的伊斯蘭統治並沒有什麼興趣。作為一種全球化現象的什葉派伊斯蘭教來說，「法學家攝政」的概念越來越像是步伐邁得過大的極端一步，同時在伊斯蘭教內部大多的極端聲音都來自於遜尼派一邊。受到艾爾希斯坦尼和穆克塔達爾•薩德爾的影響，伊拉克的什葉派信徒保持著獨立態度（儘管越來越多的來自遜尼派的攻擊和挑釁可能會將他們進一步推向伊朗的懷抱）。伊朗對什葉派伊拉克有影響力，伊朗人也傾向把自己看作伊拉克什葉派信徒的保護者，這就和伊朗對世界其它地方的什葉派信徒的態度是一樣的。但是以納傑夫（阿里之墓所在地）、卡爾巴拉和薩瑪拉為中心的伊拉克南部什葉派信徒擁有自己的權威，他們獨立於伊朗什葉派，後者的什葉派是以庫姆的神學學校為中心的。伊拉克的什葉派並不一定要信任伊朗人，而且很多普通的伊朗人也並不樂意看到當伊朗人自己還在面對就業、住房和生活水平的問題時，他們的政府把錢花在支持外國事務上（無論是花在伊拉克人、黎巴嫩人還是巴勒斯坦人那裡）。
伊朗政權有很多問題存在，但是它是除以色列之外的中東國家裡最有代表性的政權（雖然趨勢並不引人樂觀，二〇〇四年的議會選舉和二〇〇五年的總統大選受到了更多的干預，比以往的選舉更不自由）。儘管國家機關實施壓制手段，但是伊朗並不是一個像冷戰期間裡的那些蘇聯國家那樣的極權國家。伊朗的政體很複雜，有很多的權力中心，每一支權力都有不同的意見觀點。在伊朗，存在著一定限度內的表達不滿的空間。伊朗仍然有自發變化的潛力，這樣的觀點被包括保羅•沃爾夫維茨到末代沙王的兒子禮薩•巴勒在內的很多觀察者所認可。像是席琳•伊巴迪這樣的獨立人物和阿克巴•贊吉這樣的異見者都曾強烈提出過伊朗只剩下發展出自己的政治解決辦法的可能性。有一個伊朗歷史的理論，被霍馬•卡圖濟安等人所精進，這一理論認為伊朗歷史只是從混亂到獨裁的循環往復。就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可能的確有一些證據表現出這樣的理論——也許越來越多的政治自由只會帶來混亂，而且當前伊朗政權的內部也毫無疑問地存在一些實用主義者只是要讓事情保持現狀。人們可以把二〇〇〇年改革運動的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媒體打壓解釋為卡圖濟安等人理論的又一次出現。在哈塔米的試驗失敗後，很多伊朗年輕人都表現出了幻滅和虛無主義的跡象。但是在根本上說，我不相信這種決定論。在伊朗，真正的社會和政治變化正在準備中，隨著人們對事物的更多認知、要求更好的教育和更大的自由是自然而然的顯著現象。在十七世紀的其他歐洲人曾覺得英格蘭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混亂地方，到處都是無法矯正的暴力事件和一群狂徒，他們大喊著要砍下國王的腦袋。一百年後，英格蘭則成了其他人學習以法律和立憲政府提供保障之自由的榜樣。
在伊朗，有一些可以持保守樂觀態度的方面。在二〇〇七年春，伊朗和美國首次在人質危機後做好了公開、直接會談的準備，這件事本身就是向前邁出的巨大一步，這一進展如果放在一兩年前，也許兩國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會談的內容關於伊拉克事務，首要事項一定是誘導伊朗結束以什葉派武裝分子的形式對美國和英國在伊拉克的服務人員進行攻擊，此事已經造成了太多美英人員死亡和嚴重受傷。但如果說把伊拉克當前問題的責任怪罪給伊朗則為不實指控。美國政府在二〇〇七年二月曾拿出一份檔案，裡邊有對伊朗供應爆炸設備以攻擊聯軍裝甲車輛的細節指控，和此種形式的攻擊聯繫起來的死亡人數是一百八十七人（這份檔案的真實性受到了爭議）。在當時，美國和聯軍在伊拉克服務人員的總傷亡人數已經超過了三千人。在無可抗拒的數字上，聯軍服務人員的傷亡不是由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武裝人員造成的，而是由遜尼派武裝造成的，猜猜誰是幕後的支持者？大概可以推定是由像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類國家內部的一些勢力所支持的，可是我們卻聽不到太多這樣的報導。伊朗被指控試圖動搖新伊拉克政府——但是何必呢？伊朗為什麼想要動搖一個已經開始運行並且持有親伊朗態度的伊拉克什葉派政府呢？就像二〇〇七年春天，俘虜英國水兵和海軍陸戰隊員的事件一樣，伊朗在伊拉克的涉入可以更合適地解釋為伊朗給美國和英國的一個提醒，表明伊朗對於它的國境線持有著永久性的利益關切，不應該將這件事誇大成任何其它態度的後果。當二〇〇八年三月艾哈邁迪內賈德訪問巴格達，伊朗支持伊拉克馬利基政府的訊息就更進一步加強了。出於務實政治的考量，伊朗政權總是堅定支持而且也希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穩定。
當艾哈邁迪內賈德開始執政，這似乎並不是一個西方嘗試和伊朗修補關係的好時機，但無論願意與否，美國和英國在阿富汗事物上都需要伊朗的幫助。這一局面簡單地反映出了伊朗在中東地區永久又重要的存在現實，而且塔利班和薩達姆•海珊的倒台也讓伊朗成了主要受惠者，他們都是伊朗曾經的敵人。目前的伊朗政府遠稱不上完美，但是（以民主或人權的立場來看）在中東地區能找到更多同樣糟糕或更糟的政府，我們並沒什麼顧慮地將那些政府稱為親密盟友。如果我們能夠對伊朗表示出西方將其視為合作夥伴的尊重態度，並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與其交往，而不僅僅是將其當作實現別的什麼地方的短期利益的工具（過去太常是這樣），我們也許會驚訝地看到即便是現在的強硬派政權，也會為改善關係向前一步，更好的國際關係也會給伊朗國內帶來利益。伊朗人的領導並不只是艾哈邁迪內賈德，他在伊朗政治系統中影響力並沒有看起來的那麼大。更廣大的領導圈子是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他們做出協調後所達成的決定就和二〇〇三年時一樣數量眾多，那時候正是這個領導圈子授權了「大議價」方案。
伊朗目前的情形存在著很多荒蕪陰暗的部份。二〇〇七年春天逮捕女性和進入教育機構檢查是又一次開倒車的舉動。逮捕女性是為了加強著裝規範（在哈塔米主政時期已經顯著放鬆），並避免在公開場所的所謂不道德行為（比如當眾牽手或接吻），這些事情在同一時期內得到了強化。哈塔米對MOIS的清理已經被反轉，很多和一九九八年的系列謀殺有牽連的人物重歸其位。和平的示威遊行被中斷，示威者被逮捕並長時間關押。當一個擁有如此豐厚和多元的智慧遺產的國家，在這個國家有如此古老又重要的猶太人存在，它的總統在會議上否認猶太大屠殺的存在並引起譁然，並展覽具有冒犯性的狂妄卡通，這實在是一種難以言表的悲哀。（儘管伊朗政權否認大屠殺的傾向性並不始於艾哈邁迪內賈德——就像伊朗人支持哈瑪斯和真主黨，以及對以色列的攻擊一樣，都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艾哈邁迪內賈德聲稱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或者按照更準確的翻譯：「從時間的書頁中擦掉」），這是愚蠢和不負責任的。關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問題，他的立場是說，以色列國是為了歐洲猶太人而創造出來的，是歐洲人在納粹大屠殺後的內疚表現，所以以色列人應該回到歐洲去。他這樣的立場既無知又武斷。以色列的猶太人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很多別的國家移入的，這其中還包括在近二十年裡從前蘇聯移入的猶太人。簡單地說，大屠殺造成的驚駭是以色列建國的一個因素，但還有當時以色列人在伊斯蘭國家裡的糟糕境況的因素。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從穆斯林國家和從歐洲國家移民到以色列的人數大致相當（比如說，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間，有二十六萬人來自摩洛哥；十二萬九千二百九十人來自伊拉克；二萬九千二百九十五人來自埃及；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九人來自羅馬尼亞；十五萬六千零十一人來自波蘭；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人來自德國）。當然，還有成千上萬的伊朗猶太人也在那些年中移民到了以色列。在當時，中東猶太人和歐洲猶太人一樣多，他們都在尋求一個他們能夠維護其尊嚴的國家，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反抗迫害，而不是寄望於非猶太國家友善但不確定的介入，就像是在大離散過程中時常出現的那樣。反猶主義並不只是一個歐洲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說，目前在中東穆斯林和以色列人之間關係的問題僅僅是舊有問題的變形和移位，也就是過去中東的穆斯林大多數和猶太人少數（以及其它的契約民）之間的問題。先不談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也需要實實在在的解決方案，艾哈邁迪內賈德所期待的讓以色列人回到原來在中東的二等公民和受害者身份是一種不現實的政治姿態。
核武爭論
艾哈邁迪內賈德對以色列的挑釁言論聽起來越來越有威脅的原因是存在關於伊朗核計畫的長久爭論。多數西方國家懷疑伊朗試圖獲得核武器製造能力，這違背了伊朗在《核不擴散條約》（NPT，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和其它條約中的承諾。伊朗聲稱他們沒有製造核武器的野心，而且他們表示按照《核不擴散條約》的條款，其它的條約簽約國應該要協助伊朗發展民用核能計畫（說得的確沒錯）。國際原子能組織已經證明沒有發現伊朗有發展核武器的證據，但是該組織在二〇〇二年發現了位於阿拉克（Arak）和納坦茲的未經申報的核工廠，隨後國際原子能組織聲稱伊朗一再未能滿足《核不擴散條約》所規定的安全義務，而且該組織沒有認定伊朗在未來不會有其它未申明的核子活動或核材料的信心。國際原子能組織主席穆罕默德•巴拉迪博士呼籲伊朗採取更配合、更公開的立場來打消人們對其核武器計畫的合理懷疑。此外，有人提出伊朗沒有義務要申報位於阿拉克和納坦茲的設施，因為它們都還未開始運行。在二〇〇五年秋天，國際原子能機構發出聲明伊朗未能符合《核不擴散條約》中安全條款，自此之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伊朗中止鈾濃縮活動，並對伊朗施以制裁。
鈾濃縮技術是通過離心機讓鈾氣高速旋轉，從不易分裂的鈾二三八同位素中分離出更具易分裂的鈾二三五同位素。鈾二三五是核反應所必需的元素。濃縮至純度為百分之二或三的鈾二三五可以用在以民用核反應堆，但是若要製造核武器，則需要百分之九十純度的鈾二三五。這就是問題所在：民用核濃縮活動是《核不擴散條約》中規定的合法行為，但是一旦濃縮進程開始，民用核能和核武器製造之間的核濃縮水平差異是很難從外界核實查證的。伊朗自從二〇〇六年四月就開始了鈾濃縮活動，製造核彈所需要的高純度濃縮鈾的時長預計為八年（取決於離心機的數量和運作效率）。
以色列和美國政府已經簡單明瞭地表示它們無法接受伊朗擁有核武器。但是在伊朗國內，艾哈邁迪內賈德和其他政治人物都對西方阻止伊朗的民用核能計畫提出了反對，這一爭議產生出了一波民族主義情緒，支持伊朗有使用核能的權利。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模糊不清地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伊朗成為一支核力量——也就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像是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與此同時，隨著離心機的運轉，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以色列警告說如果別的方式不奏效，它將會採取軍事行動摧毀伊朗的核（武器）計畫。美國的一些反伊朗的政治修辭可以被我們忽略為無知和兜售政治恐懼。但以色列的擔憂則不能忽略。
也許伊朗的領導層已經下定決心要獲取核能力。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以色列或美國發起空中轟炸，也無法確定能無限期地終止其核能力（其核進程有可能分散和隱藏在地庫中）。而且伊朗的報復能給美國及其盟友造成巨大傷害。但是伊朗的宗教領袖們提出的反對擁有核武器的聲明應該被認真看待。擁有生產核武器的能力（而不是真的擁有核武器）對伊朗政權來說幾乎和擁有核武器本身一樣吸引人——其威懾力幾乎和真實的核彈一樣有效，而核武器的真實意義就在於其威懾力。這也許就是伊朗的真正目標——但即便有這個目標，它也不一定是一個板上釘釘的確定目標。如果伊朗能夠和美國有正常的關係，消除政權更迭的威脅，並且讓美國盟友得以哪怕是有限的一些安全保證的話，對核武器能力的需求即便不會完全消失，但也會大大減少。二〇〇三年的「大議價」請求的一部份重要性就在這裡。無論如何，美國至少應該試圖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之後才認真考慮軍事行動。應該在釋出各種的外交努力都無效之後才能考慮發動戰爭，這應該是行事的原則。在戰場上可能會喪命的士兵和國民至少有權期待其政府先做出點什麼。而美伊之間的外交接觸還尚未開始行動。也許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機構（NIE）的報告揭示出美國的各個情報機構一致相信伊朗已經在二〇〇三年停止了其核武器計劃之後，向著關係正常化目標的邁進的磋商會變得容易一點點。至少當時爆發衝突的危險已經減退了。
心智的帝國？
在驚悚的新聞媒體頭條的背後，那個更為深邃、沉思和高尚的伊朗仍然在那裡。自從革命之後，伊朗電影是這個國家最為卓越非凡的現象之一。被評價為好萊塢電影製作中不可缺少的性與暴力主題遭到禁止，伊朗生產的電影有一種獨特的，帶有詩性的藝術風格，擁有普世性的接受力，贏得了無數國際電影獎項。像是阿巴斯•基亞魯斯塔米、賈法爾•帕內伊、默辛•馬赫瑪巴夫和他的女兒薩米拉•馬赫瑪巴夫這樣的導演已經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他們的作品《蘋果》、《十》、《櫻桃的滋味》、《馬戲團》、《黑板》和《神的顏色》等在國際上大獲好評。很多電影的主題都在探討對女性的錯誤對待，孩子的脆弱，戰爭的影響，伊朗政治和社會的錯位等其它批判性主題，以及有批判伊斯蘭政權傾向的電影主題。有人說許多伊朗人，尤其是年輕的伊朗人從來沒看過這些電影，他們喜歡看在西方從未出名的寶萊塢式愛情劇。但是這樣的電影市場毫無疑問地表現出了伊朗人在思想和表達方面的潛能、自信和創造力，以及不曾消逝的偉大。
伊朗和波斯文化在世界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伊朗一次又一次地對今天、對世界其它地方，或世界上的重要地方產生影響。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伊朗一直都是一個真正的心智帝國，在某種程度上的今天依然如此——伊朗人的文化在一個多種族、多語言的國家裡將人們團結為一體。伊朗如今蓄勢待發地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整個地區扮演更長久和重要的角色。但是伊朗是否是一個未來的帝國呢？換句話說，伊朗能否像它所預期的那樣，在中東地區和更廣闊的世界裡擔負起更重要、更有影響力的角色呢？
此事非常值得懷疑。其中的一個因素是更廣闊的世界社群是否允許伊朗扮演這樣的角色。但是另外的因素是更主要的不確定因素。這個因素是今日的伊朗，一個由狹隘和自利小團體領導的伊朗，是否有能力扮演這個角色。在過去，在最輝煌的年代裡，伊朗所具有的影響地位是通過誕生和擁有最聰慧、最偉大的心智而得來的。也是通過坦誠面對複雜性，帶著寬容，以發展的原則處理複雜問題而得來。今天的伊朗僅僅是被狡猾的心智所統治，那些最聰慧和最好的人才不是移民國外，就是身陷囹圄，或是因為恐懼而失聲。在伊朗歷史上受過最好教育的一代伊朗人已經長大（超過一半人是女性），他們只是因為害怕才噤若寒蟬。伊朗的國際關係在超過二十年的時間裡處於極為孤立的地位，當伊朗最銳利、最仁慈的人物之一，席琳•艾巴迪獲得二〇〇三年的諾貝爾獎，與她在世界範圍內受到的追捧相對比的是，她回國時遇到的則是伊朗政府將其忽略的冷淡態度。自從一九七九年起，伊朗就在挑戰西方，也在挑戰西方何為文明概念。伊朗提出的挑戰本身也許有值得讚賞的地方，但是在何為文明的標準中，不應該包括苦難和壓迫，不應該包括欺騙和隨之而來的失望。伊朗能否提供比這更多的東西呢？伊朗當然可以，而且也應該擔此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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