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字路口上的金融
往前、往後、向左、向右⋯⋯。我們面臨的十字路口及全體的決策，從未如此重要。這是關於金融，以及如何運用金融的十字路口，而我們所選擇的方向將引領我們拯救世界，抑或走向毀滅。
每個人對金融的意義，看法都不一樣。在我的經驗中，通常它指稱的對象是華爾街或是倫敦金融城，有時是指X銀行、或是Y對沖基金的執行長——特別是當他們成了新聞頭條時。事實上，我準備從更廣泛的觀點來討論它。這裡所說的「金融」，是指國際金融生態系統中的行為者（諸如銀行、投資人、社會保障基金、金融機構、貸款業者）所使用的金融工具。沒錯，我指的是「工具」，而不是公司或特定的機構。近年來金融彷彿被當成某種魔法或是照妖鏡，不過，金融其實就只是個工具而已，由人製造、為人所用，用來幫助生存、在環境中採取行動的工具。就這一點來說，金融工具首要就是動員和分配資源，用以造福經濟的一個機制。
拯救或毀滅世界？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或許在潛意識中創造了一個新的、極其強大的力量，它可能是地球上最強大的人造力量之一。它在人們的生活背景中默默哼唱，而我們卻對它的累積醞釀，渾然不覺。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從存留的記憶中快速消散，就像道路上些微的顛簸（雖然有些還頗為嚴重）一般，只在「局部的」金融危機上示警，但多數人卻置若罔聞。二〇〇七-二〇〇九年的金融危機，是因為我們沒有定期追蹤檢查這個持續悄悄成長、規模龐大到少有人能夠理解的體系，所付出的代價。這種對金融欠缺理解的程度，跟金融的力量及它主宰所有人生活的程度，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幾乎我們所做的一切，在背後支撐的正是多數人迄今仍有意或無意忽略的結構。
我們現在做的決定，以及採取且全心全意負起責任執行的行動，將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未來。它關乎著人們重新取回掌控權，而不光只是目睹一連串事件逐一發生在我們的身上。如果我們任憑金融繼續走向導致金融危機的道路——以狹隘自利的方式企圖駕御金融的力量為精英階級服務、讓投機者從中牟利——那麼，衝突矛盾必然持續激增。人們將越來越感到幻滅與失落。近來崛起的國族主義和保護主義亦將加速高漲，政治的傾軋衝突終將不可避免。這樣的結局並不太妙。在過去，豎起壁壘各自為政並未帶給我們好處；而如今，除了短期的效應之外，我們也毫無理由相信這麼做會有所不同。重回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蕭條絕非危言聳聽。那可是我們歷史的黑暗時代。我們所創造的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新力量，它的威力絕對不容低估。
我們正面臨十字路口。
我們曾勉強熬過一場巨大危機，但接下來仍是未知之數。我們正面臨十字路口，必須有所抉擇。「我們」指的是每一個人。如果「我們」指的只是所謂的精英分子，則決不會成功，還會導致憤懣，且極有可能危機重演。這並非易事，因為我們需要聆聽在過去被忽視的那些人們的聲音。要如何做到呢？需要每個構成分子持續不斷地承諾與投入。包括問責的政府、公民社會組織、多邊協力、非政府組織（NGOs）等等。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增列下去，重點是讓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到。
在參與二十國集團（簡稱G20）會議時，我代表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做到了這一點。意思是說，在這個就定義而言參與者相當有限的集團裡，有人試著代表新興市場國家及小型島嶼國家的觀點來發聲，否則他們在會議桌上未必能有直接的發聲管道。我在參加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討論時（我代表世界銀行集團，包括它私營部門的分支單位「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簡稱IFC）及它在數百個金融機構的投資），我可以把這個反映出廣泛層面的聲音傳達到談判桌上。這雖只是兩個例子，但也正是我們建立論壇，讓所有聲音都能被聽到的方式。
我們可以選擇，也必須選擇一個方向。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地投入決策的制定，這個責任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金融可以拯救世界。它是屬於我們、為我們所用的一個強大力量。金融並非主宰者，它也不應被精英們操控。金融是為了共同的善而存在。
運用金融，讓它成為我們的僕人，我們可以重新定位它。我們可以重新定位金融的用途。金融是屬於所有人的，我們也必須照這個原則來運用它。我們必須主張金融的包容性，讓所有人都可取用。用正確的方式賦予人們權力，將可以重新讓人們信賴金融工具，並讓所有人能夠大聲說自己對金融有正當的權力。
我們必須強化多邊策略。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把它視為理所當然。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日的《華爾街日報》社論就如此說：「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全球共同體』，而是一個國家、非政府行為者以及企業，彼此交鋒和競逐優勢的競技場。我們（美國）帶著無可匹敵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力量進入論壇。我們並不否認國際事務的這個基本本質，而是擁抱它。」我並不認同這樣的看法，接下來我會清楚地說明理由。我相信，儘管區域間局勢緊張，但國與國之間應該用新的方式一同合作。這並不容易，也非一蹴可幾，但若透過協調一致、合作、彼此尊重的方式同心齊步地走下來，我們將得到更好的結果。當然，在艱困的時刻，縮小關注的焦點、採用國族主義式的對策、升高保護主義的層級，將一切置於「幫助自己優先」的大旗下，是比較簡單的方式。但這種方法已不再有效。全球化以及深度的相互連結，已是實實在在且不可逆轉的。採取狹隘的處理方式注定失敗，因為在金融領域中，完全的主宰掌控只是個迷思。相反地，朝著重新翻修的多邊主義邁進，會讓所有的人都受益。就金融這個無視國家疆界的可互換商品而言，更是如此。
如今正是重新掌控金錢為共善服務的時刻。
運用金融將幫助我們打造一個真正可永續發展的框架。如果發展只有短期展望、而且分配不公，將是難以想像的。我們可釋放的巨大金融力量，遠比絕大部分人所想像的還要深遠。透過永續發展，我們可以促進其增長。聯合國所勾勒、並由所有國家背書的目標相當廣泛，不過他們設定的是正確的方向。要達成這些目標，就必須動員必要的金融資源，並以經過重新修正後的方式予以調動。如果金融沒有永續的嶄新處理方法，就無法達成永續的發展。我們每個人都需承擔責任，並改變我們思考和運用金融的方式。不論我們是負責管理或投資金錢，或是以其他方式成為利害關係人（別忘了，到頭來幾乎可以確定這些都是我們的錢），我們都有義務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我們必須用清楚且可靠的方式，做有責任的投資，不要只是口頭說說，或是只挑最簡單的問題來處理。
要選擇什麼方向，是個嚴肅的決定，同時必須抱持著適當的尊重及深思熟慮。我們不應該誤以為我們的角色只是被動的行為者，或者，更糟的是，自願的受害者。金融可以是為善的力量。它是一個不會就此消失的力量。若忽視責任，我們將自承後果。取回對金融的權力，意味著我們接下來可以進行必要的改變來為共善服務。在經歷了近年來的這一切，並忍受金融所帶來的不良後果之後，重新建立對金融體系的信賴，是我們將採行的新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融可以拯救世界，不過前提是它必須先得到它迫切需要的指引。
一切開始於二〇〇〇年的一個夢想。
二〇〇〇年是否只是美夢一場？或許是吧。從一九六八年五月我出生那一刻開始，一直到新千禧年的來臨，一切仍充滿想像。和許多人一樣，我曾經期待出現一些魔法，交織著科技、新而進步的人類、加上一點點「歷史的終結」——這個法蘭西斯・福山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名言。隨著二〇〇〇年的迫近，我們察覺到對「千禧蟲」(Y2K bug）的預測、歐洲正式採行單一貨幣、以及移除國家邊界以建立統一的、無邊際人類圈的偉大雄心。
當注定的時刻來臨時，我們在倒數聲中迎來新的世紀。在香檳與煙火之中，我們親吻身邊的摯愛、高聲喊出新年願望。我們期待它是充滿魔力的。這個期望的心態持續了一整年，其最高潮發生在九月的紐約聯合國總部，一場史上最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領袖聚集的大會：千禧高峰會，在這裡人們熱切為自己設定目標要加速人類發展的步伐。
計畫失控。
歷經超過十五年之久，世界卻變了這麼多。現實比擬為電影，內容和二〇〇〇年九月在紐約預告片裡承諾的，並不相符。
誰在二〇〇〇年的時候能想到，一個被認為是和平、繁榮和進步的金融體系，會讓世界如此迫近大災難的邊緣？一九九〇年代的諸多危機似乎早已被拋在腦後。經歷多年的動盪，我們期待「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能帶來重大的果實。可是有誰會想到，歐洲在重大人道劇碼落幕後，會如此接近崩潰、失敗的邊緣？有誰會想到柯達公司會破產，世界貿易中心大樓會倒塌？有誰會想到中國可能再過一個世代就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強權？有誰會想到同一批強權國家，有天會和其他國家一起簽署巴黎氣候協議？有誰曾經想過，當歐元在歐洲大陸一片光明的時刻，五十二%的英國人卻選擇退出歐盟？
釋放金融力量把我們導向災難。
所有的這一切都說明了，自二〇〇〇年之後的歲月充滿動盪。至今我們仍能感受到這股持續分崩離析的餘威，也還在學著了解這些破裂最終將帶我們前往何處。金融、經濟、政治、地緣政治、環境、社會、和文化的樣貌都在發生變化。
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與隨之而來的全球性嚴重經濟衰退，讓金融成為眾多全球公民眼中的公敵。目前全世界許多的緊張衝突，在民粹主義和國族主義的暗示下開始啟動，這正是人們巨大希望幻滅後的回音。原本人們曾經相信，在一九四四年與布列敦森林協議之後，金融體系將保證經濟發展和國際合作。
在美國、歐洲及世界各地，我們可以感受到人們深刻的憂慮。他們覺得在這股已不再能理解（或者根本不曾理解）的思潮運動中，自己已被放棄。全球化以及整個歐洲走向從不曾如此充滿不確定，其領導人從不曾如此缺乏代表性，與此同時，全球地緣政治的緊張程度持續升溫。想想英國脫歐這一道驚雷，想想在烏克蘭、薩赫爾（Sahel）、中國海、產油國、以及中東地區的危機，還有全球恐怖攻擊的激增，從聖貝納迪諾到拉合爾、奧蘭多、哥本哈根、布魯塞爾、巴黎、尼斯、伊斯坦堡、安卡拉、貝魯特、突尼斯、蘇塞、巴馬科、瓦加杜古、巴格達、薩納、倫敦等等。先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不斷嘗試以強硬的策略來打造貨幣政策，有些人終於明白全球經濟成長可能正進入長期性的停滯成長時代，這體現在一些已開發國家前所未見、以極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發行的眾多債券。
如今，信心不足籠罩各地。
然而，世界應付這些威脅的裝備也從未曾如此完備！人類不曾如此富裕、如此多產、如此渴求、如此投入。但是這般驚人的富足，分配卻極不平均。在這個緊密連結的世界裡，越來越難達到平衡，一方面是因為大數據管理本就存在風險，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經濟「優步化」（Uberization）——更不用提氣候的威脅與流行病的加速擴散。全球化行進的路徑有時實在令人驚恐。對於美國或法國這些在全球化前期曾發揮重大影響力的國家而言，如今的威脅更令他們頭昏腦脹。擔心被視而不見的想法，令整個人類社群顫抖不已。
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之時，人類同時也面臨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機。
我們此時此刻亟需對於未來、同儕、以及我們自己的信心，讓我們可以面對不容迴避的關鍵挑戰：消除貧窮、維持和平、維護氣候、重新打造數位文明、以及對抗流行病。這一切比起以往都更加需要仰賴彼此的合作、意願、以及勇氣來達成。
不論如何，人類已承諾要致力永續發展和共享繁榮。
就在最近的二〇一五年，我們看到人類仍可感受到信心和勇氣的爆發：在阿迪斯阿貝巴、紐約及巴黎舉辦的連續三場國際會議，給了我們長達一整年的機會，讓我們對未來幾年有關發展資金籌募、地球永續發展、以及對抗氣候變遷具決定性的路線圖能達成協議。所有國家共同做出選擇，為地球的路線圖做出協議。我們毋須另創藍圖。路線圖就在那裡，等著我們去落實。
我們在十字路口上。由我們做出選擇。
這些原則的宣言，我們必須嚴肅以對。它們並非空口白話。它們展現了身為人類，以團結克服分歧的最終渴望。唯有希望，可以讓我們擺脫犬儒主義和宿命論！如果我們嚴肅看待這些宣言，就必須投入必要的資源和金融工具。
我們不該過度天真，低估這些承諾或是視希望如玩物。要實現這些宏大但是必要的企圖，就必須動員所有可將我們凝聚起來的向心力，來對抗為數眾多且往往狂暴、撕裂我們的離心力。團結各個層面的力量，我們可以打敗分裂的力量。要實現美好的承諾，我們就必須透過國家之間和各國之內的共同努力，以及公家與私營者和整個社群的合作。我們必須齊路同心，才能夠開啟多邊國際機構和各個先進的、新興的、發展中的經濟體之間的對話，也才能夠重建歐洲、美國五十州，橫跨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連結。同時，我們必須共同參與，讓G20這個全球二十個最大經濟體的集團，不至成為年度例行的國家元首集會，彼此間無太多話可說，更少事情可做。
在這段時期，我有幸參與無數的高峰會、計畫案、會議和工作小組，我深信這樣的動員是有可能做到的。不過我也明白，遵循宣言的路途並非易事。
我從哪裡來？
我發現自己站在得天獨厚的位置，得以用見證人和行為者的身分，參與美國、歐洲那自二〇〇〇年以來，充滿刺激和戲劇性的重大世界變化。
我第一手見證了金融成為問題。
在網際網路泡沫（dotcom bubble）破裂的時刻，我是紐約瑞德集團（Lazard）的投資銀行家。我從窗戶外，親眼看見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經過。在巴黎曾與我共事的米榭・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從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〇年一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執行董事，與我共事的還有當時的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他與當時的英國首相戈登・布朗主導了兩個數十年來最重大的金融創新發展計畫。在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期間，我先後擔任法國農業信貸銀行（Crédit Agricole）與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資深主管，以局內人身分目睹整個體制的崩塌。最後，我在世界銀行，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美國華府二〇一五年的三個國際高峰會，這三個高峰會以全體人類的名義所做的決定，讓二〇一五年成為歷史性的一年。
或許說不上是命中註定，而是巧合和任務安排讓我獲得這些經歷——玩笑地說，我可能比其他人都更像阿甘（Forrest Gump）。我原本一直認定自己取得文憑之後，日後的職業生涯應該都會待在同一政府部門（財政部）或是同一家公司裡面。人生際遇卻另有安排。
我擔任「法國社會週」（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財務長時與康德蘇的會談，事後看來極具決定性，讓我有機會在發展相關問題中擔任不同的角色。身為銀行家，也因此被認定是國際「流通」的專家。在一個機緣巧合下，我加入席哈克總統籌辦的法國埃維昂八大工業國高峰會（G8）團隊，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三年之間與康德蘇一同合作研究水的問題。一開始我對這個主題所知甚少，到頭來我卻已能夠思索水資源基礎建設的資金籌募問題，並且與人共筆，寫下一本相關主題的書。接下來，我也成了解決貧窮的國際募款創新工作小組的報導者，並合作起草關於法國經濟新成長的報告。
接任全球兩個最大型銀行的財務長，在金融危機期間負責每日營運的管理工作，我以為自己不會再有時間去思考這些問題。但二〇一二年有人徵詢我是否願意加入世界銀行，擔任主管廣泛金融事務的常務董事時，我立刻接受了這個機會，把我過去工作經驗所獲得的信念付諸行動：利用全世界最好的金融實驗室，嘗試為公共財（public good）進行創新，展現金融也有著能為全球市場帶來正面貢獻的力量，而不只是如同二〇〇七年那樣無情肆虐的毀滅力量。
如今，我意識到這些表面上看似彼此不相關、不相連結的經驗，實際上卻自有其脈絡關聯。它們提供了我對國際金融體系相對完整的觀點。透過各種國家級與國際級的公家與私營部門，我得以從各種多元觀點累積經驗：不論是身為法國財政部的公務員、身為華爾街與倫敦金融城的投資銀行家、接受監管的商業銀行主管，到稍後擔任多邊開發銀行的監管者和領導人。這些不同觀點讓我理解金融體系的侷限、以及它再造發明的潛能。
我想將金融作為解決方案，而且已經開始。
某種意義上，我在世界銀行的工作可說是過去所有經歷的綜合體。除了看到金融創新的可能性之外，我也得以近距離觀察國際治理體系，包括它製造的諸多挫折、以及其深遠的實用性。它並非完美，但是它不可或缺！我的工作經驗揭露了一個不尋常的多樣世界，在裡頭的精英們彼此如此相似，但又是如此不同。他們有一套彼此共通的語言，涵蓋諸多獨特的生活經驗。這種共通性可提供幫助。但同時也給外界傳遞了一個嚴重的信號，一個可能引發外界廣泛認定且合理的質疑：這批全球精英既冷漠、又與外界脫節。
金融是需要管控的美妙可再生能源。
我眾多的公務旅行也助長了我的這份願景。從所羅門群島（Salomon Islands）到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我訪問了近百個國家，有富國也有窮國。我和來自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物接觸，有尋常老百姓，也有傑出人士。
這些寶貴的經驗，及這些人帶給我的諸多想法，讓我學到不少心得，在如今全球化與面臨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或許值得和大家分享。如果只容我分享一個信念，那就是動員每一個可調動的能源，正是對抗世界破壞力量的關鍵。事實上，過去我已經多次證明，這樣的動員是有可能做到的。我也從經驗中知道，我們距離目標仍然很遠——固守既有利益和地位，扮演一個魔鬼代言人，實在是輕鬆容易許多！如果要讓全體人類一同合作，我們就必須分享未來的清晰願景、設定方向，找出能認可的領導者來指引我們，並提出具體合作方法。
金融是為共善服務的工具。
發生在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的金融災難不該讓我們誤解：金融不是我們的敵人。簡單的理由是，金融就其本身而言非善也非惡。它只是個盲目的機械力，拙劣的運用或是未予監督可能讓它為惡（正如我們在次貸危機所看到的那樣）；而良好的運用和適當的管理，則可提供我們一些更好的東西：不危害地球、全體共享的繁榮（如綠色債券的發展）。別忘了那句老話：「金錢是個壞主人，也是一個好僕人。」同樣一個工具，照著行為者的意志或好或壞的運用，帶來的可能是價值創造或是破壞。金融可能將我們帶往毀滅邊緣，同樣地，金融也可以豐富數十億人的生活。它依舊是個神奇的工具，讓我們依照預測行事、構想未來預作準備、管理風險、時間、與空間，同時團結人類，為所有人共同建設。
我們對金錢的鍾愛可能動搖了。但或許我們需要的只是一次二度蜜月，一個重新找回當初孕育它的感覺的機會。下定決心積極主動地去做吧，此刻不正是我們對金融重燃愛意的時刻嗎？
掌控工具，而不是被工具控制。
重蹈過去的錯誤不可能成就任何事。雖然誘惑無時不在，我們還是應該更努力地思考，如何對真實世界的問題做出具體而有效的回應，能為重建金融找出更好、更持久的基礎。首先就從發展的問題開始。透過重建金融體系，對這個深具非凡創造力的工具做出更多真正的創新，我們可重新設計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讓大多數人受益。
我所寫的這一本書，並不是另一個「皈依改信的銀行家」的嘗試，彷彿從魔術師的帽子變出同樣的老戲法，讓大家暫忘艱困的現實。絕非如此！曾在全世界最偉大的金融實驗室整整待了三年，曾經有幸參與既慷慨又設計巧妙的大規模金融計劃的我，如今有充分的信念，相信金融創新可以為共同的善做出了不起的貢獻。我也相信多邊機構基於它們的信用、人力資源的品質、以及它們的使命感，將可以扮演關鍵角色。當然，它們不會獨力完成任務，也不會只是「照現有狀況」（as is）去做！改變必要成真，而且極具規模。如果不真的做出改變，那就只能任憑金融繼續自行其是。別忘了前花旗集團主席及執行長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二〇〇七年七月在《金融時報》惡名昭彰的一句話：「只要音樂不停止，你就得繼續起身跳舞。」我想我們承受不起危機重演。
重新掌控金錢需要群體力量。
很顯然，金融監管人員扮演著更關鍵的角色，他們要為金融體系找出一個適切、整體性的設計，因為金融體系如今在銀行體系內越來越劃地自限。以機構投資者為首的金融參與者，也必須扮演導引資源進入永續計畫的重要角色。跨國公司已經開始參與這股運動，以回應日益關切此事的現有客戶和未來利害關係人。在這個我寄予厚望的新金融聯盟中，國際組織、論壇、以及開發集團，將扮演關鍵的催化劑。公民社會在這樣的互動中也有責任參與，提供支持並推動它向前。透過團結的力量，借助金融工具的操作，我們可以改變這場賽局。我們可以進行這場革命，讓我們未來在回顧二〇一五年時，將會視它為共創歷史的一年。
透過這本書，我將提供給讀者，一段在世界各地已然開始進行之關鍵行動與討論的簡史。第一部分提及幾個重要時刻，讓讀者明白本書主要論點的背景脈絡：在掌控之下的金融，可以成為我們所有人最好的僕人；它不只是為精英服務，而是為每個人服務。
最近發生的金融危機，引來人們對金融最嚴厲、持續最久的批判：金融如何受到操控，導致財富和權力徹底地扭曲。信賴的喪失引發了關於金錢的真正本質及其社會角色的辯論。這是第二部分的內容，我在這一部分呼籲大家回歸基礎，並討論轉變是如何開始的。
第三部分討論新的國際合作，以及為何所有人都必須認真看待二〇一五年所做的承諾，而不只是把它們當成消散在歷史裡的美麗詞藻。除此之外，我們也要從不斷持續變化的金融世界中汲取經驗。銀行的商業模式在改變；它們的角色也在修正，特別是在如今機構投資者地位日趨重要的情況下。在公家部門方面，各種元素也正增加對多邊銀行的壓力，迫使它們去配合有著更多公共金融限制的環境，驅動它們重新定義自身角色。
公家與私營部門各自面臨的壓力，正好讓兩邊重新思考彼此必須如何相互合作。讓這個討論更形複雜的因素是，低利率或負利率的大環境和對利潤始終不停歇的追求、新世代（所謂的千禧世代）的期待、科技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破壞、以及金融危機後人們對金融體系欠缺信賴。所有這些元素，有助於建構討論金融角色的新框架。我們如何充分利用所有可獲取的資源，動員金融走向更遠大、永續的發展？
第四部分討論的是，基於我們身處的環境和懷抱的期待，這項合作要如何透過大規模聯結力量的新方式來達成。這裡的討論雖並不特別具有革命性，但其衝擊卻可能影響深遠。共同合作，就本質而言，需要在各個層面重新設定獎勵誘因及行動驅動力，而不只是關於金融機構該如何規範、透過國際組織該如何改革。
一般情況下，因為沒有單一關鍵決策點，說往往要比做更容易得多。所以接下來的內容有時會令人覺得過於天真或是太過籠統。從某一方面來說，確實是如此。不過，本來就沒有簡單的處方。或許應該說，這是根據過去幾年來我和其他一些人盡己所能辦到的工作，而提出的行動呼籲。這本書談的既不會是，也不可能是所謂精英與精英間的對談，而是必須包括所有人，由每個人來做出改變。它要探討，我們究竟希望我們的銀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我們資產的人、政府、代理我們行為的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如何來處理我們授權給他們的資源。不管這些資源是透過稅金、或是以儲蓄、饋贈的形式信託給他們。
金融可以做出改變，只要我們對整個體系施予壓力，不僅僅是對個別不同部門，而是以一致的力量在各階層全面施壓。我們有機會打造一個真正的新框架，來取代始於一九七〇年代但最終隨著金融危機而崩塌的框架。
不難理解，這意味著要強化影響產品、市場、與行為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需要被教導和監督，也需要受管制和規範。核心價值必須包括道德標準、問責制度、及可理解性，同時它們必須深植在人們每一天的日常運作過程中。我同時也嘗試釐清在各地運作的各種創新概念，例如綠色金融，它雖然還不是核心議題，但正逐漸累積自身動能。
討論如何重啓國際合作的同時，我想提醒讀者關於金融與金錢的普遍本質，並解釋採取協調一致行動的重要性。不論如何，國際合作不應只限於規範管制。它同時也應讓我們共同決定如何更好地共同合作，讓所有人都能有效地運用金融。自一九四四年以來，我們已經創立了各種的機構和論壇，像是聯合國、布列敦森林機構（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以及各種的G（集團，包括了G7，G8，G20，G24，G77）。它們未必都能如預期般有效，也都需要改革和持續的演變。無論如何，它們是如今我們所能擁有的，我們可以善加利用；現在該是行動時候了，證明我們可以有所作為，能夠動員各種資源處理基礎設施落差等種種問題。
我們眼前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為地球的永續發展籌募資金。我們對一系列的行動目標已經有了共識。不過，要達成這些目標，需要金融典範的轉移，並動員各種必要的金融系統和行為者。我將它稱之為「從數十億到數兆」的路線圖：需求數以兆計，但公共援助則以數十億計。關鍵在於如何弭平這個落差。我對於多邊組織應該做些什麼，以及這些平台如何做更好的槓桿操作，特別做了一番評估。我也討論到了公家與私營部門如何超越以往傳統的「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通稱PPP模式），以新的方式共同合作的重要性。我討論到它如何有效運作，以擺脫公家與私營部門之間的歧異和猜疑。在結論裡，我強調了幾個可用此方式持續落實執行的特定領域——教育、流行病、或道路安全等等。
金融可以成為偉大的僕人。
雖然金融在過去顯然是問題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它也可以成為解答的一部分。如今我們正準備實現在二〇一五年時，對發展和氣候變遷所設定的雄心壯志。對於所有在公家部門、私營部門、公民團體的人而言的首要之務，就是接受我們的挑戰（說辦不到然後放棄，往往是最輕鬆容易的）。現在正是大家一起捲起袖子，將擺在面前的碎片一起拼湊成最好樣貌的時刻！
抱持希望，可能會是我們達成這項任務最可靠的依賴。它可以推動我們脫離朝向破碎化的行進路線，重新導引我們更積極地邁向團結和進步。藉由重新定位金融，我們有機會真正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尚待我們描繪的是：我們究竟是站在最好的時代、或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本書所提供之資訊及實務經驗的說明，可幫助全球的決策者帶領我們走向積極正面的方向，也可以幫助所有人來驅策這些決策者及體系朝向適切的方向邁進。
如聖艾修伯里（Saint-Exupéry）說的：「你的任務不是要預見未來，而是要實現它。」
比較有利的一點是，我們知道在危機發生之前的種種美好預言並沒有成真。正如英國女王在二〇〇八年對經濟學家著名的提問：「為什麼沒人注意到？」如今是讓美好未來成真的時刻。我們仍有時間調整路徑，並認真對待消除貧窮或是處理氣候變遷的議題。不過，我們此刻必須果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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