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歷史的長廊──《八千里路雲和月》代序
／白先勇
父親白崇禧將軍十八歲便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三十五歲最後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中日戰爭，父親出任副總參謀長，襄助蔣中正委員長，重要會戰，無役不與。國共內戰，與林彪在廣西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父親參與了民國的誕生，也見證了民國的衰落。他為了保衛民國，奉獻了他的一生。大陸失守，民國三十八年底，在風雨飄搖中，父親隻身飛台，執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然而反攻復國大業始終未竟，父親最後抱撼以終。父親的一生，猶如一部民國史的縮影。但是因為種種政治原因，父親的歷史在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一直未能得到公平的評價，這也就是促使我親自提筆撰寫父親傳記的原由。但歷史並非我的專業，替父親寫傳的那幾年，我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寫得相當辛苦，需要補讀大量史料，民國史太過複雜，我如同闖入時光隧道，進到一道見不到盡頭的歷史長廊，前前後後，在裡面步履蹣跚行走了十幾年，才完成《父親與民國》那一套書。這套書二○一二年在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引起相當大的注意，尤其在中國大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運作了一年多，審查才通過，因為書裡有不少民國史的敘述是大陸史學界前所未有，或者觀點相左的。尤其裡面有五百餘幅照片，從未在大陸亮相過，其中有關北伐抗日的圖像，頗有歷史價值。自二○一二年起，兩年間，我在大陸應各處的邀請，開始我「八千里路」巡迴演講的旅途，大江南北，從西到東，從北京開始，坐高鐵、乘飛機，走訪了十二個大城，因為這些城市，與父親當年戎馬生涯，息息相關，我的旅程也等於在追尋父親當年歷史的足跡。
我的演講，大部份是在大學講給大學生聽，北京──人民大學，南京──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漢──華中農業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西安──西北大學，瀋陽──東北大學，長春──吉林大學，但也有一些公開演講，在圖書館及書店，對象是一般市民。那幾年，大陸的政治氛圍比較寬鬆，大陸人民對民國史的興趣與好奇心濃厚，我在各處演講總有數百上千的聽眾，他們聽得專注而認真。
我從父親十八歲跟隨「廣西學生軍敢死隊」北上參加「武昌起義」講到他民國十七年率領「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打進北京城，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又從八年抗日戰爭，列舉他參與指揮的重大戰役，「臺兒莊大捷」、「崑崙關之役」、「武漢保衛戰」等，同時我也講到國軍抗日的悲壯事跡：三百萬軍隊的傷亡，二百零六位將領的犧牲，四千多架飛機的殞落，中國軍民曾經以「血肉長城」抵制日本軍隊的侵略，八年抗戰，給中國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災禍，三千萬人民因此喪失性命。
當然，最後我會講到「國共內戰」，在大陸，那是一個敏感的議題，我在長春吉林大學對上千的學生，講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一次「四平街會戰」，蔣中正派父親往東北督戰指揮，林彪軍隊大敗，國軍孫立人第一軍追過松花江，只離哈爾濱一百里，蔣中正突下停戰令，由此林彪敗部復活，最後席捲東北，破關南下，父親最後竟敗於林彪之手。吉林大學的學生從來不知道，四平街之役林彪部隊曾經大潰敗的史實，連「四平戰役紀念館」也不提這一段，學生十分驚訝。
那兩年，我在中國大陸十二個城市巡迴演講，追敘父親在大陸時期的英雄事跡，但也不諱言他在台灣困蹇的日子。講到民國的光榮歷史：北伐完成，抗戰勝利，一時不禁激昂慷慨，不能自已，忘掉今夕何夕，身在何處，忘掉大陸的禁忌，他們的規矩。我在重慶講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重慶一夜通宵，爆竹聲響徹全城，廣播員宣布日本投降，語調哽咽──我突然覺得自己的聲音也有點顫抖起來，我記得那晚我和家人正在園中吃西瓜，「劍外忽傳收薊北」，全家人都歡呼跳躍起來。重慶的聽眾，他們也記得那個日子，跟我起了共鳴。長期以來，民國史在大陸，或被掩蓋，或被扭曲，我趁著《父親與民國》出版巡迴演講，把我所知有限的一點民國史，聲嘶力竭拚命向大陸聽眾傾訴：父親的起、父親的落，民國的興、民國的衰，其實無論民國興衰，對大陸聽眾而言，都已經是「前朝史」了。我覺得自己有點像《桃花扇》最後一折〈餘韻〉裡的蘇崑生回到金陵，眼見昔日故都，一片斷井頹垣，禁不住「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八千里路雲和月》這本集子收輯了我自二○○二年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樹猶如此》以來，所發表的一些文章，「輯一：家國情懷」主要記述我的父親母親並及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輯二：記人物」則是記述深交多年師友之間的情誼往來；「輯三：閱讀感懷」是這些年所撰寫的書評序文等。
其中〈「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一九四六年，國共第一次「四平街會戰」〉這篇文章是一九九九年完成的。這篇長文，對我有特殊意義。八年抗戰，國軍在極端困苦匱乏的情況下，以劣勢對優勢，奮勇抵抗了日軍八年，始終未有屈服，終於取得最後勝利。國共內戰開始時，國軍與共軍的數量是五百萬比一百多萬，五比一。而且國軍作戰經驗、武器配備，遠遠超過共軍，何以在短短四年不到，軍事節節敗退，以至全軍崩潰。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有多重，但至今歷史專家一致的評定，軍事失利是其中首因。父親生前論及國軍在大陸戰敗，他認為最關鍵的一役，其實還不在一九四八年底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而是遠在一九四六年夏東北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已經種下了禍根敗因。那次父親曾親往東北督戰，所以深知其中來龍去脈，林彪軍隊大敗後，速往哈爾濱撤退，只剩幾萬殘兵，父親極力主張趁勝追擊，一舉殲滅林彪殘部，東北可能就此穩定，國共內戰會完全改觀。可惜蔣中正貿然下令停戰，遂失去了國軍唯一取勝的機會。
父親一向喜怒不形於色，是個涵養極深的人。可是每論及四平一役，扼腕頓足，激憤之情溢於言表，可見父親對此役功虧一匱，抱憾之深。因此，我在撰寫父親傳記之時，寫到這一章，特別慎重，我查遍有關資料，令人意外的是，影響國共內戰如此關鍵的一役，中外史料記載竟如此缺乏。台灣方面，除了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有過痛切檢討，承認那次停戰令，影響東北戰爭，甚至國共內戰。此外，沒有人對此役做過全面深刻檢討。中國時報前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在「四平街會戰」時，擔任東北行營政治部主任，親身參與此役，他對我也有數次論及四平一役，遺憾憤慨之情，與父親同出一轍。他病重時，我還去做了一次錄音訪問。可見當時國軍高層人士對四平街一役的得失，都有相同的看法，只是礙著停戰令是蔣中正自己所犯的錯誤，不便公開評論。大陸方面，林彪本來就是一個敏感話題，第一次四平之役，林彪吃了敗仗，更加變成禁忌了，只有中國大陸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張正隆著述的《雪白血紅》對「四平之役」有詳細記述，但此書馬上被禁。我在有限的資料盡我所能寫下了這篇長達近五萬字的長文，把一九四六年夏天，那場關係國共成敗的戰役，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描述清楚。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已有七十年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應該尋找出來。我一直希望史學界能多關注這場關係國共內戰勝敗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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