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從嬉皮反文化到網路文化：一個尚未實現的烏托邦
「忘記反戰抗議、胡士托、甚至長髮吧。1960世代的真正遺產是電腦革命。」
——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 1995
你可能聽過「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句話，並以為那是賈伯斯（Steve Jobs）說的。
然而，賈伯斯在那場史丹佛大學的學生畢業演講中是這樣說的：「當我年輕時，有一本很棒的刊物叫《全球型錄》（Whole Earth Catalogue），是我們那一代人的的聖經。它的創辦人叫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他就住在離這不遠的門洛公園，他的詩意與才氣創造了這份刊物。那是在1960年代末期，個人電腦和桌面排版還沒出現，排版全靠打字機、剪刀和寶麗來相機。這份刊物像是紙上的google，卻比google早了三十五年：它懷有理想主義地介紹了大量實用工具和一流觀念……他們出版的最後一期是在1970年代中期，那時我像你們現在這麼大，那期的封底照片是一張清晨的鄉間公路，是喜歡搭車冒險的人常會見到的風景，照片下是一行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成為他們停刊的告別語。也是我一直以來的期許。」
布蘭德和《全球型錄》不只影響了賈伯斯，更把嬉皮文化的夢想、把科技的解放潛力帶入早期電腦工程師和網路文化先行者的世界，啟發他們對於一個數位美麗新世界的想像——雖然現在這個數位世界已經不再美麗，日益扭曲……
1.
年輕的布蘭德熱愛新鮮的事物，尋找自由與解放。一九六零年代初期，他在東岸參與了先鋒媒體藝術組織USCO（The Company of US），這個團體擅長使用聲音和影像的多媒體技術，但又對東方神秘主義有興趣，會將「現場藝術行動」（happening）轉變為一種技術與神祕社群的迷幻慶典，例如人們會坐在地板上燃香吸菸，聽著各種聲音片段，看著詭異的彩色投影在牆上。他們在64年到66年最活躍，是迷幻時代的先鋒。
布蘭德算是他們的邊緣成員，不時擔任他們的攝影師。不論是USCO或布蘭德，當時都深受麥克魯漢的科技與媒體理論所影響，相信科技是促進社會變革的工具。「USCO建造多媒體環境時，他們希望觀眾感受到個人知覺融入了電子媒體的神經系統中。」（註1）
在西岸，因為小說《飛越杜鵑窩》（1962）而成名的作家肯克西（Ken Kesey），和夥伴們乘著一輛彩繪的舊校車，四處推廣迷幻藥體驗（Acid Test）。他們是嬉皮的原型：因為他們既推崇迷幻藥作為一種超越身心靈的新體驗，也實踐一種公社生活方式。
布蘭德在六○年代中期加入了他們，並且把USCO多媒體技術結合起「快樂惡作劇者」的迷幻體驗，在1966年和克西舉辦了「迷幻之旅祭」（Trips Festival）。現場有兩個樂隊演出：死之華（Grateful Dead）和由Janis Joplin擔任主唱的Big Brother & the Holding Company。這場活動成為嬉皮文化的關鍵性事件，也讓史都華布蘭德從邊緣人物成為一個新場景的推手。
布蘭德不只是一個高唱愛與和平、頭上戴著花的嬉皮，他對科技在社會的角色和世界的真實樣貌有著濃厚的興趣。
在1965年時，他在路上戴著一頂黑色高帽、穿一套三明治板，上面寫著：「為什麼我們還沒看到整個地球的照片（Why haven't we seen a photograph of the whole Earth yet?）」，並在從西岸的柏克萊大學到東岸的MIT等大學門口賣起寫著這個字的徽章，要求NASA公布地球全景圖。
如果我們能看到地球的全貌，會對世界有整全的了解。他如此相信。
1967年，NASA終於公布了由衛星空拍的地球全貌圖。
也在那一年的夏天，舊金山的嬉皮文化達到了高潮卻也開始崩壞，一切朝向混亂、失序，失去了最初的純真。許多人離開了舊金山，到不同地方組成公社，重新開始他們的理想生活。據統計，在1967年到1972年間有成千上萬個公社成立。
布蘭德想到這些公社的創建者會需要很多生活用品，因此和妻子印了一份涵蓋120種商品、6頁的油印紙型錄，在1968年7月開著一輛小貨車到各地公社售賣。生意很好。
秋天，他出版了第一期的《全球型錄》（Whole Earth Catalogue）。
2.
《全球型錄》創刊號封面是布蘭德渴望已久的一張照片：NASA從太空拍攝的地球全貌。在刊名下面有一行字：「access to tools/工具的管道」。這張照片和這句話構成了《全球型錄》的主要精神。
這本型錄是要提供一個人要理解世界和建立生活所需的各種用品和知識，分成七大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統、房屋和土地利用、工業和手工藝、通訊、社區、遊牧和學習。第一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統」是一份書單，包括影響他甚深的麥克魯漢、巴克敏斯特富勒，和《憂鬱的熱帶》、《道德經》等經典著作。型錄上每一件物品、每一本書，都附有推薦評語。
結果第一期就賣了將近上百萬冊。他也另外開了一家實體店面來販賣型錄中的商品。
《全球型錄》的創刊號只有61頁，此後每期並非換掉前一期內容，而是在原先物品上新增加商品和內容，到1971年的最後一期厚達448頁，共有1072 種商品（註2）。六期正刊之外，他還出版了數本「增刊」。
1972年，《全球型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出版界的最高獎項。
但《全球型錄》不是書，不是雜誌，也不是傳統的商品目錄，而是一種新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主張。他們一方面倡議人與人間高度凝聚的公社生活，另方面也鼓勵人們利用工具來追求自己的需求與幸福——用現在的話說，一種「maker」的哲學。
在第一期序言中他寫道：「一種屬於個人的、私人的力量正在崛起——個人運用自己的力量自我管理教育、獲得啟迪、形塑自己的環境，並將他的經歷與同好分享。《全球型錄》尋找並推廣有助於這個過程的工具。」
這本型錄的讀者們逐漸形成了一個社群，他們是商品的購買者，也是物品的推薦者和評論者，這可以說是前網路時代的網路論壇。參與者除了公社中的嬉皮，還有矽谷地區正在崛起的科技族群；或者說，許多早期的工程師和電腦科學家都是LSD迷幻藥的粉絲，或是嚮往公社生活的長髮嬉皮們。
可以說，《全球型錄》把嬉皮文化中對社群共同體、對個人自由的想像，帶入新興科技的矽谷。
3.
事實上，在六○年代前期和中期，電腦和科技被視為巨大體制和無人性機器的象徵。
1964年柏克萊大學學生進行了一場六○年代反抗史上關鍵的言論自由抗爭運動，抗議學生們將空白的電腦卡片掛在脖子上，上面有打洞的文字「FSM」（free speech movement／言論自由運動）。運動領導人馬里奧薩維奇說，「在加州大學，你不過是一張IBM卡片。」（那時電腦是以分批的打孔卡片處理資訊。）
這是彼時反叛青年們的主流意見。對他們來說，電腦和科技是工業化社會的新階段，是理性化思維的最高象徵，高度集權的技術官僚取代了民主討論，體制的運作邏輯削弱了個人的能動性。就在柏克萊大學抗爭的同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出版了一本影響力深遠的的著作《單向度的人》，主張科學技術在現代工業社會已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成為另一種極權體制，個人被剝除了自由和創造力，只成為一個「單向度的人」。
布蘭德雖然來自本質上反科技和反物質主義的嬉皮社群，但他很早就關注科技的發展，在第一期就介紹了很早期的桌上型電腦，HP的9100A Calculator（當時一台要四千九百美金），這台電腦就是在1968年誕生的。這讓《全球型錄》成為最早肯定科技作為改善人類生活，解放個人創造力的媒體之一。
布蘭德說，「我發現電腦比藥物更能擴張我們的意識。」
尤其他們的編輯部當時就在灣區，而對個人電腦研究最有影響力的幾個機構都是在《全球型錄》辦公室附近，也都是他們的訂戶，如史丹佛研究中心下的增益研究中心 (ARC) 和全錄的帕羅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s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簡稱PARC）（這個中心被認為發明了第一台個人電腦），或者是個由電腦玩家組成的「人民電腦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
布蘭德經常在這些中心走動，也受到當時各種新發展所啟發。就在《全球型錄》第一期出現的1968年，電腦科學家Douglas Engelbart（滑鼠的發明人）在一個會議上首次展示了我們現在熟悉的滑鼠／鍵盤／螢幕的結合的電腦系統。這個事件被稱為「The Mother of all Demos」，而布蘭德就在現場擔任錄影。Engelbart很早就相信未來電腦可以讓人們分享觀念和解決問題，而當時多數電腦科學家都沒有這麼想。
此外，《全球型錄》把世界重新概念化為一種資訊的網路對當時的電腦科學家啟發很大。PARC的核心電腦科學家Alan Kay說，他們在這本刊物上看到一種組織資訊的方式、一種超鏈結資訊系統，「我們認為《全球型錄》是網際網路未來面貌的紙上版本。」
從六○年代末到七○年代，正好是個人電腦開始崛起發展的年代，同一時期的《全球型錄》可以說和這個社群、和這個新崛起的科技力量彼此啟發。
布蘭德也在其他地方寫作推動這些不同文化的連結。1972年，也是誕生於舊金山的《滾石》雜誌（1967年創辦）邀請布蘭德報導灣區的新興電腦研究風潮，他和年輕的攝影師安妮萊柏維茲（如今是世上最有名的攝影師之一）前往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研究室和PARC等地方報導他們正在進行的「太空大戰」電動遊戲競賽，產生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太空大戰：電腦狂的狂熱生活與象徵性死亡」（Space 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
文章把這些研究者描繪為反文化的先鋒，或不斷打破規則的「不法之徒」。他們具有建立一個新社群的夢想，相信電腦可以帶來個人自由，甚至可以說是「快樂的惡作劇者」的高科技版，只是如今電腦取代了LSD。
被報導的電腦和程式設計師們看到了自己的「酷」，愛上他們被描述出來的願景，影響了他們如何看待自我與數位世界的可能性。
《全球型錄》結束後，布蘭德遊蕩過一陣子，但仍一直關注數位科技。就在1983年《時代雜誌》把個人電腦當作「年度機器」時，布蘭德正和他人合辦一本《全球軟體型錄》。1984年，他和新認識的作者凱文凱利（Kevin Kelly）舉辦了第一屆黑客大會，一年後又和電腦創業家Larry Brilliant創辦了WELL，這是一種電傳會議系統，用戶可以撥接進入中央電腦輸入訊息給彼此，並成為之後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線上討論社群。
那是一個新世界的開端，不論是個人電腦或者即將到來的網路時代。
4.
1995年《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製作了一個專題「歡迎來到網路空間」，布蘭德在其中寫了一篇文章〈一切都要歸功於嬉皮〉（本文開頭引言即出自此文），他寫道：「反文化對集中權威的蔑視為去中心化的網路和個人電腦革命，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哲學基礎。」
是的，一切都要歸功於嬉皮，讓數位時代的開拓者們抱持著嬉皮文化的夢想：自由、解放、社群。
在1984年，賈伯斯的蘋果電腦在美式足球超級盃轉播期間推出一個經典廣告：有了麥金塔電腦，個人將獲得解放，1984將不再是1984。
只不過，曾經美麗的烏托邦如今卻可能變成一個反烏托邦，一面邪惡的「黑鏡」：自由平等的網路世界被科技寡頭壟斷，開放的社群成為企業盈利的工具，真相與事實被假新聞混淆和取代，個人隨時都被科技老大哥關注（尤其在威權國家），人們看似更緊密連結但卻更為孤獨。
如果如布蘭德所說，1960年代最大的遺產是電腦革命，顯然此刻我們正在目睹一場巨大的反革命，對六○年代夢想的兇惡反撲。
但我們不會束手就縛的。
更何況，嬉皮世代的遺產也絕對不只是電腦革命，還有文化實驗的勇氣與膽量，社會抗議的熱血與創意，以及對自由與尊嚴的信仰與追求……
讓我們記住這本書中那些瘋子與怪人、憤青與文青、思想家與行動者，記住他們作為異議者與創造者的勇氣。彼岸的烏托邦或許遙遠，但讓我們一起在路上，繼續想像力的革命。
昨日理想的餘溫尚在，而明日的故事正等著我們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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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引自《尋找新樂園：只用剪刀漿糊，超越谷歌與臉書的出版神話》(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該書是本文的重要參考。
註２1971年六月，在出版了最後一期後，布蘭德舉辦了一個慶祝《全球型錄》之死的派對，總共有五百多人參加。他拿出剩下的兩萬多美元，請大家提出建議該如何使用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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