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小野、尹乃菁、王健壯、胡忠信、夏珍、袁瓊瓊
陳文茜、陳浩、陳鳳馨、項國寧、謝哲青、蘭萱

許多作家的文學成就，都曾受惠於他們的新聞訓練與採訪經驗；但好記者卻不一定就能成為好作家，反之亦然。

然而，陳玉慧卻能長期一人分飾二角，既以記者角色書寫了那麼多有意義的新聞故事，又以作家角色書寫了那麼豐富的文學篇章，「時代的摺痕」這本書，更是她扮演兩種角色與書寫兩種文體的融合，而且融合得毫無摺痕。它是記者當時當下追尋真相的紀錄，也是文學家串接記憶書寫歷史的範本。
－－王健壯

名人推薦：小野、尹乃菁、王健壯、胡忠信、夏珍、袁瓊瓊
陳文茜、陳浩、陳鳳馨、項國寧、謝哲青、蘭萱

許多作家的文學成就，都曾受惠於他們的新聞訓練與採訪經驗；但好記者卻不一定就能成為好作家，反之亦然。

然而，陳玉慧卻能長期一人分飾二角，既以記者角色書寫了那麼多有意義的新聞故事，又以作家角色書寫了那麼豐富的文學篇章，「時代的摺痕」這本書，更是她扮演兩種角色與書寫兩種文體的融合，而且融合得毫無摺痕。它是記者當時當下追尋真相的紀錄，也是文學家串接記憶書寫歷史的範本。
－－王健壯

站上世界頂端的東德灰老鼠－－梅克爾

她是全世界最有權勢女人，來自東德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她的IQ和EQ都過人一等，她笑著對我說：「我知道等一下你一定會問我台灣問題。」

她是柯爾的學生，兩德統一後，柯爾提抜她到波昂內閣當部長。那時她還年輕，看起來就像個學生，對任何人一點威脅感也沒有。

二○○五年她角逐總理大選時，誰也不看好。她的對手施洛德，不但擅長與媒體打交道、精於造勢，更是口才便給，雄辯滔滔。相形之下，剪著娃娃頭、一身大排鈕扣彆腳西裝的梅克爾，像個鄉下來的家庭主婦，被媒體戲稱「東德灰老鼠」。在大選電視辯論時，施洛德老神在在，「德國選民，你們真的要選一個每星期天都要去小鎮教堂做禮拜的女人做總理？」

當時，我也不認為德國人已準備好接受一位女性領導人。德國是一個很進步的國家，但不可諱言，卻仍然是一個父權社會；不只在政壇，德國許多大企業，包括西門子、賓士汽車、BMW……這些跨國公司的總裁、高級幹部，幾乎全是男性。根據統計，德國企業界中女性和男性高階主管的比例是一比九，這個數字比台灣更低。

但出乎眾人意料，不起眼的東德灰老鼠竟然選上了總理！這位出生於西德漢堡，因牧師父親決定移居東德，從小在東德小鎮坦普林（Templin）長大，後來成為物理學博士，參予東德政治活動，得到貴人柯爾的提抜，先是安靜低調而負責的內閣成員，在眾人驚訝及遲疑聲浪中，開始統治德國，前幾年，歐元隨後陷入巨大的危機，而她竟然也能帶領整個歐盟走出經濟泥淖，躍登全球權力高峰。

而施洛德眼中的這位小鎮大嬸，讓世人眼睛大亮；她聘請了專業造型師和攝影師為她打造形象：一樣是套裝，但沒有那麼多鈕扣，造型也溫柔有緻。最重要的，她從心理及造勢專家那裡學到了一個手勢，不管去哪裡，只要她在聆聽，她就以十指比出一個心形的手勢，以致於有人都嘲笑她：「梅克爾，你的手指被強力膠黏住了嗎?」但這個手勢為她穩定了大家對她的觀感與信心，她也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一次又一次，讓全德國、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的人刮目相看。土裡土氣的「東德灰老鼠」，現在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女人。

或許，連梅克爾自己都無法想像，她自己今天的地位有多隆重?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的那一年，梅克爾加入了「民主覺醒」運動，那是她政治生涯的開端。一九九○年兩德統一，前西德總理柯爾任命她為婦女青年部部長，隨後又出任環保與核能安全部長。柯爾慧眼識英雌，對她多所提攜，也讓她在政治路上平步青雲。一次，柯爾甚至暱稱她「小姑娘」(Mädchen)，也讓許多媒體從此稱她為「柯爾的小姑娘」。

二○○五年，「柯爾的小姑娘」不僅成為德國有史以來首位女性總理，更打破歐盟向來由男性主宰的局面。

梅克爾之所以能夠打敗施洛德，主因是在經濟景氣低迷時，德國選民便又回歸保守右派的心態。當時，德國的經濟低迷，對於尋求連任的施洛德本就較為不利，而她代表的右派「基督教民主黨」有很大的基本盤，外加，她長年和柯爾學習，政治這一課，她學分修得很徹底。最重要一節，是她的老師柯爾捲入黑金案時，她沒有護師，只保持了沉默。一方面保固了黨內大老如蕭伯樂，一方面撇除了黨內勁敵如渥夫，使她在黨內地位節節升高。

我所認識的梅克爾，聰明而理性。德國歷任領導人的行事風格中，施洛德衝動，柯爾則是緩慢，下任何決定，總會延遲很長一段時間，有人說他是「延遲」總理。或許是因為成長於東德，在求生存的壓力下長大的梅克爾，沉穩而務實，雖不是最當機立斷，卻也不如柯爾般遲疑未決，常有深思熟慮過後的適切回應。

凡事深謀遠慮的她，曾向人坦承自己並不是天生勇敢，而是「需要很多準備時間，盡量多想一些」的人。她曾在自傳中透露，十二歲那一年，有一次練習跳水，她在跳板上站了整整四十五分鐘，最後才終於鼓足勇氣起跳。她說，她就是在那最後一刻才有了勇氣！

幾次在記者會上見識到的她，有話直說，不會模稜兩可，從來不虛以詞藻，凡事都會說清楚，因為她十分清楚自己的立場。

對她印象最深刻的，還有她強烈的學習意願。有一次，她在聽取一場金融簡報時，聽到hatch funds這個英文字彙，她隨即當眾發問，這是什麼？我想要是別的政治人物，不懂也會裝懂，但她卻毫不掩飾，坦然發問，馬上學習。而當別人在向她說明時，她則是專注傾聽，不但做筆記，還繼續發問，她不是隨便問問，問的問題往往令人省思。而在每一次的演講或對談場合，也總可以看到她的機警靈敏，偶爾一時間找不到適切的回應字眼，還會看到她會睜大眼，圓滾滾的眼珠子骨溜溜轉著，努力在自己的腦海記憶庫搜尋最恰當、精準的應答。

梅克爾的聰明，更表現在懂得掌握民意潮流。二○一一年三月，日本發生福島事件，震撼國際。梅克爾隨即在同年五月三十日宣佈，立刻關閉德國境內的八座核電廠，並將德國「非核家園」的時間表，從原訂的二○三六年，提前到二○二二年。

事實上，梅克爾原是擁核的一方。一九九八至二○○五年，綠黨與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期間，淡出核能雖是官方政策，但民間擁核、反核的聲浪仍各半。直到二○○五年梅克爾贏得大選，她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執政後，又重新宣布老舊核能電廠延役，有些甚至延長達十四年。當時，那項政策觸怒了德國反核民眾，促使二十萬人走上街頭抗議遊行。

但在福島之後，梅克爾看到也意識到這股強大的反核浪潮，幾乎就在一夕之間，她翻轉了德國的核能政策。她對核能的態度改變，除了有民意的後盾，更重要的是，她本身擔任過環保與核能安全部部長多年，對環境、核能議題十分熟悉，對數字也有一定的掌握。她沒開出空頭支票，在她的和環保部長的規劃下，整套計劃可行及具十足的說服力。

也是因為她的全權主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個廢核的國家。

在德國人心目中，梅克爾就事論事，認真而務實，且分寸總能拿捏得準，所以她的變與不變，似乎總能得到信任。然而，梅克爾之所以能深得民心，或許更在於她的簡樸性格。她的簡樸，甚至在中國備受讚揚，令太多人印象深刻。

二○○七年八月底，梅克爾造訪中國。抵達南京時，理所當然地被安排入住南京市內一家五星級大飯店的總統套房，位在頂樓，四百多平方公尺。梅克爾認為那樣的安排太過奢華了，她堅持住普通商務客房，七十平方公尺大，房價也只有總統套房的二十分之一。但讓許多中國人難以想像的，更在後頭。

第二天早上，梅克爾不但婉拒了中國官方對外賓的禮遇安排，堅持和其他房客一樣在旅館餐廳吃自助早餐。用餐時，又拒絕了專屬服務員的代勞，她自行走到餐檯拿取食物。就在取用麵包時，梅克爾不小心把一塊麵包掉到地上，她隨即彎下腰，拾起麵包放到自己的餐盤上，返回座位，並食用這片麵包。相較於中國高官極盡奢華的排場和鋪張，梅克爾彎腰拾起麵包的這一幕，震撼了許多中國人！

或許，這就是梅克爾的魅力，這本來便是她的行事作風，梅克爾在星期假日，經常會到住家附近的超級市場購物，而且也跟其他婆婆媽媽一樣排隊結帳。即使被美國《富比世》（Forbes）雜誌評選為全球最有權勢的女性，並稱她為歐盟二十七國的支柱，肩負著歐元的未來，但梅克爾似乎從不曾失卻她的真性情。周末，沒有孩子的她喜歡和化學家先生到鄉下度假，她做飯，先生則分享學術研究點滴，享受難得的悠閒自在。他們喜歡義大利，但和其他德國政治人物不一樣，他們並沒有在托斯卡尼購下別墅，而是常去住四星級的小旅館。

當然，梅克爾並非完美，她也有個人的好惡。二○○八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歐巴馬到柏林「凱旋柱」前進行演講。當時，真可說是萬人空巷，吸引了二十萬人到場聆聽，造成一股氣勢逼人的「歐巴馬旋風」。其實，歐巴馬原本要求的演說地點是「布蘭登堡門」前。遠赴海外選舉造勢的歐巴馬，一心想要仿效一九六三年，前總統甘迺迪在當時東西柏林交界的「布蘭登堡」門前發表演說。當時，甘迺迪以德語大喊了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激起戰後無數德國人對美國的好感與共鳴，也成為政治史上的經典名句。歐巴馬也想藉此再造歷史的一刻。

但是，歐巴馬的司馬昭之心卻被梅克爾拒絕了。她認為歐巴馬是為選舉造勢，而他尚未當選總統，不宜在象徵德國統一的布蘭登堡門前說話。所以她沒答應。就因為此舉的小心謹慎，梅克爾得罪了歐巴馬。二○○九年，歐巴馬當選後訪問歐洲，不但不先去德國，反而先到巴黎。到了德國，也不先造訪柏林，而先去著名的「布恆瓦集中營」憑弔猶太故人，與梅克爾也只是匆匆會面。

有人喜歡稱梅克爾為「德國的鐵娘子」，並常將她與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相提並論。其實，這位政治決斷上的「鐵娘子」，或許因為學物理出身，講話條理清晰，又有女性的柔軟。二○○九年，她第二次競選總理前，特別到美國回訪歐巴馬，有一則不小心錄到的新聞片段，令我看到她如何善用她的女性特質。

在一段原本不能公開錄影的私人場合，歐巴馬和梅克爾在酒會一角閒聊，畫面上梅克爾向歐巴馬交心，她憂慮地並以真摰的聲音坦稱她對選舉結果很擔心。而歐巴馬則勸起梅克爾，「我真不知道你為什麼那麼擔心，以這樣的民調數字，如果是我，我不會和你一樣。」暫且不說這一段錄影為什麼流落出來，我見識到梅克爾以這種女性特質和歐巴馬交流，只有利無害。

另一次有意思的例子是梅克爾和布希。布希有一次在與歐洲元首開高峰會議時，他進入會議室時，梅克爾己經坐定，他走過她身後時，把雙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狀似替她按摩，他用這樣親密的動作和梅克爾打招呼，而在電視畫面上，梅克爾完全沒接招也沒反應，使得布希自行尷尬地走開，這反而使得媒體反而覺得布希太大男人且輕浮。

總之，女總理自己心裡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取捨，譬如，她真的愛看足球嗎？她常常一個人去看重要的球賽，連先生都沒出席。這一招很妙，尤其德國國家隊踼進球時，她立刻像小女生一般站起來拍手；而去看著名的拜魯特華格納歌劇，反而可以帶著斯文有禮的教授先生，她很多看似沒什麼的舉動，其實都深思熟慮過。足球場一般是男人的場域，如果由丈夫陪伴，未免使得自己太像配角。不過也沒人知道，或許她的教授先生其實是她最忠誠的顧問，又或者他自己也對足球沒有興趣？

梅克爾很聰明，但也難免有政治人物典型的狡滑。我曾經在德國外籍記者協會的記者會上問她兩個問題：一是德國的西藏政策以及她與達賴喇嘛的關係。她只回答，她重視人權問題，不管是在西藏或其他地方，她與達賴喇嘛是好朋友。另一次則是問她德國與台灣的關係，以及是否留意到台灣的民主發展？她說，是的，我知道你會問台灣問題，但我怕我的回答讓你失望。她說，她注意台灣的民主發展，但德國一中政策不會改變。

當然，這是政治現實，不必苛責於她，但當下聽到這麼直接且斷然的回答，不免讓我略略質疑她是否真的具有政治家的高度與遠見。身為女性總理，卻完全沿用父權社會的政治手腕，有時甚至比男性還男性。她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女性而特別保護女性，也沒有因為出身東德而對東德人特別寬容。她雖然來自德東，但和東德人不太一樣，她一直有點右派的保守態度，卻又有前東德的生存機智，為了不讓德西選民感覺偏頗，她不敢太強調她的德東色彩，所以德東人雖以她為傲，卻又覺得她不像德東人，至少不覺得她心向德東。

但換個角度思考，梅克爾能夠在父權的德國政治版圖勝出，顯然有她過人的聰明與膽識；她清楚意識到，現今世界各國政治及經濟正在微妙消長變化，所以常鼓勵德國人要開放創新。她期待所有德國孩童都能說流利的英語、熟悉中國文化。她知道唯有打開心胸，學習他人的語言和文化，並藉由彼此在創新上的分享，才能促進全球良性競爭，一起向前邁進。

她今年七月剛滿六十歲，看來，這隻來自東德的灰老鼠，不但有可能繼續擔任下一任德國總理，肯定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還有一番做為。

第三個情人

我曾經說過，他是我的第三個情人。一個略嫌醜陋而且麻煩和狀況不斷的情人。但我和他的關係維持了二十多年，一直到最近才宣告分手。我應該是不會再回頭了。

他就是新聞工作。我為台灣平面媒體一共工作了二十四年。生命中有這麼長的時光是和新聞共度，而新聞工作的性質其實繁冗瑣碎，你必須永遠保持警醒好奇，必須喜歡無止盡的探索打聽。

在做新聞工作之前，我原來是在巴黎學習戲劇，從未想過在新聞事業發展。那一年夏天，我到紐約玩，結果留下來打工。而我打工的工作便是紐約記者。在那之前，我其實是個文藝少女，偶爾寫寫散文，刊登在各大媒體副刊，並沒有被退稿的經驗，不過，我從未寫過新聞。

從巴黎來到紐約，一切變得好大，車大，樓高。美金兌換法郎的匯率也很高。我決定在紐約停留，賺取學費。聽說，《中國時報》早已在紐約大舉進軍，興辦了《美洲中國時報》，有可能還需要記者。我打電話去詢問，那時的採訪主任是周天瑞先生（後來是台灣《新新聞》雜誌的創辦人），他決定應徵我。

他要我去皇后區法拉盛一棟工廠改裝的報社見面，「褚紅色的建築，」他說，多年後，我還記得後來每天在七號地鐵，三十三街，在Rawson站下車。那時報人余紀忠先生決心在美國大展鴻圖，不想讓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專美，但他還得與《立報》競爭。彼時余紀忠網羅了重要知識精英，包括如黃肇松、周天瑞、卜大中、詹宏志、胡鴻仁、金維純、杜念中、楊澤、傅朝樞等一時之選，但在奮鬥多年後，最後還是解散，那是另一個故事。但我要說的是，我去了褚紅色的建築，從此，我的人生多了一個情人。

那時我是一個奇裝異服的小文青，他看了我一眼，沒特別問我什麼，拿了一則《美聯社》的新聞稿要我翻譯成中文，我當場借坐別人的辦公桌就翻譯了。他讀了一下，問了我三個問題。一，你會照相嗎？那時已經有傻瓜相機，我也有一部，理所當然地回答他：會啊。會講廣東話嗎？我不會，但我一點沒猶豫，會啊，他看著我，問我最後一個問題：那你會沖洗照片嗎？那個年代一切尚未電子化，傻瓜相機也得使用底片，我當然不會沖洗底片。但我看著他，很鎮定地說：會啊。我被錄取了。

第二天便立刻上班跑新聞。第一件新聞事件是唐人街殺人案，採訪地點在華埠Canal street的警察局，那個警察局的警察一半都是黃面孔，我走進記者會，天啊，記者會居然以廣東話進行，我成為丈二金剛，什麼都聽不懂。我懷疑警察局的另一半白人警員都聽得懂？記者會才一結束，我立刻衝上前，找到一個說英文的警察，劈頭便用英文問了一串問題，他耐心地回答我，太好了，我把整件事件全弄清楚了，便返回皇后區的報社。

才把背包放下，周天瑞便問：新聞採訪好了？Yes, 我說。那去寫吧。好啊，我坐下來開始寫稿，這對我並不難，我從小有寫作習慣，新聞也讀過一些，我很快便寫好稿子，把稿子交給周天瑞時，心裡還很得意自己交了差，誰知他卻問我：照相了嗎？我說，當然。他說，那快去沖洗吧。

我當場愣住。我本來做好打算，一旦錄用，我可以找時間慢慢學，怎知，他要我立刻沖洗？我該告訴他實話嗎？極可能，他會立刻要我走路。我決定咬緊牙關，帶著底片膠捲和一個電話號碼，走入報社的沖洗室。在黯黑的暗房，我打電話給我剛好認識的名攝影師柯錫杰，我想，他應該可以幫忙。但他不在家！接電話的人是他的美國助理，好像叫蘇珊。在電話上，我硬著頭皮問她，「妳可以教我怎麼沖洗底片嗎？」她倒是很好心地提綱挈領講了一遍，我小聲地說話，並在漆黑的沖洗室裡把步驟記了下來。

接下來，在不到一小時之內，我以她教我的方式沖洗出照片！我走出沖洗室，把照片交給周天瑞，他看了照片一眼，只說了一句：有點模糊。我總算完成我第一個工作，那則新聞第二天刊登出來，我從此便如此跑起新聞。

那兩年的紐約記者生活對我後來的特派員工作倒是奠定了不錯的基礎。我每天都在採訪移民及新移民，但不只於華人之間。紐約之所以是紐約，正因為這裡便是移民的大熔爐。我採訪小義大利餐廳老闆、皇后區著名愛爾蘭酒吧主人、印度紗履店女主人、希臘香料和橄欖油店業主、法國網球明星、歌手、以色列作家、La Mama 劇場創辦人等等不一而足。我曾因採訪而上了雙子星大廈最高樓餐廳，我也因採訪結織了許多朋友。那時我的朋友都是紐約怪咖，有改裝舊家具的藝術家，半夜在路邊撿家具；也有波西米亞詩人爵士樂手，來我住處為我即興演奏；白天我是記者，晚間卻繼續我的戲劇生活，和同學或同好在外百老匯自編自導貝克特，生活好不熱鬧。

但這樣過了兩年，我卻想回到我另外兩個情人那裡。我向周天瑞請了一個不可能的長假，準備返回巴黎繼續我的戲劇學院，我記得周天瑞這樣告訴我：你才二十五歲，很多人一輩子也做不了這個工作，但你卻輕言放棄。我沒法回答他。

不過，很多年後，在我為《聯合報》擔任特派員的多年後，他倒是曾經詢問過我可否去出任《新新聞》的總編輯。我婉拒了，這也是後話。

總之，我的人生又回到戲劇。

我回到巴黎繼續戲劇學業，課餘，我在聯合報系的《歐洲日報》（Europe Journal）擔任法文翻譯，翻譯法文新聞，有時也做新聞採訪，因此採訪過前法國總統席哈克及前總統密特朗的夫人，甚至我頗喜歡的女歌星波金（Jane Birkin）或者大導演波蘭斯基。同時，我在那些年中，開始大量自編自導舞台劇，不但和同學在西班牙巡迴演出，還飛回台灣為國家戲劇院編導大型作品。

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我移居德國，那時是台灣經濟起飛的九○年代，《聯合報》為了拓展國際新聞的發展，正在全球各地徵求特約記者，我人在德國，從事戲劇之餘，覺得自己該有份固定的工作，於是再度寫信給報社。

那些年，「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在全球各地已有近五十名特派或特約記者，包括蘇聯甚至南非，但是在德國卻沒有人。

記得，王效蘭女士還對聘用我一事發表了意見，她在公文上批寫，「她是一名優秀的藝術家，能做特派員的工作嗎?」感謝效蘭女士只是略略懷疑，我被雇用了。而且之後為《聯合報》服務了二十年。

至今，我仍覺得，能用不同的語言採訪各地領袖精英，或者去到重要國際新聞或戰爭現場，真是有趣的人生。但如果人生從來一次，我會無怨無悔擔任特派員二十年嗎？我不是很確定，但人生反正不能重來一次。

新聞究竟教了我什麼？新聞教會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便是如何把事件弄清楚，並且把弄清楚的事寫明白，讓讀者清楚。

過去，因為我的多重身分，遊走於戲劇、新聞和文學之間，常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新聞寫作與小說寫作有什麼不同？

對我而言，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新聞寫作需要事實，除了事實還是事實，而文學創作最需要的不是事實，是想像力。寫新聞的人不能運用想像力寫新聞，那是編造。

新聞寫作首要在於寫作者必須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而且能尋覓到所有與新聞事件相關的事實佐證。而其實大多數我們聽到的，多是意見，而非事實我們看到的，也只是觀點，而不是真相。

新聞的真相就在於，事件並沒有真相，與人生一樣，有的只是向真相靠近的態度。因為所有的事件都要看從什麼觀點去看，不同的觀點呈現的便是不同的真相。

在我追跑新聞的過程中，我很少聽信任何人說任何話。我是一個根本的質疑者。那倒不是因為我覺得人總是在說謊，而更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從自己的觀點出發，有時意見非常個人或者也偏頗。如果新聞記者不參考所有與事件相關的各種不同的觀點，那麼也有可能淪於少數或個人的觀點；這是為什麼，同樣的事件，我必須查證多人，盡可能地搜集多種觀點，最後再從各種線索中歸納成我認為最客觀的說法；然後，我會盡可能地把新聞事件以更準確的文字呈現，以便讓讀者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包括當事人的語氣和神情，現場的細節或氣氛。如果我強調某個細節，那一定是因為那個細節成為這則新聞角度的參考點。

我極少用「據悉」二字，新聞本身便是據悉。該用引號時，我便援用引號，因為引述更能客觀呈現事實。引述必須巧妙，那是為什麼閱讀德文新聞時可以學習許多，因為德語文法嚴謹，寫新聞時，文法本身便可以說明是什麼時候，到底誰說了什麼話；法語新聞的分析感強，經常有獨特的分析和角度；而以中文寫作新聞有挑戰性，挑戰在於，以中文敘述事件的時態不易，因為中文文法沒有時間的概念，而敘述新聞事件發生的前後秩序和邏輯感很重要，所以中文的新聞寫作得分外注意；另外，記者不但不能使用「我」這個主詞，在行文當中都不該有太多「我」的意見；除非是分析性的特稿，新聞記者應該做的便是引述關鍵人的關鍵話。事實，事實，再事實。

新聞學其實是五個W（what where when who why），再加一個How。但是，有時，線索非常有限，時間又如此急迫，乃致於我常常被迫做的決定是，在這麼少的時間內，我認為讀者至少應該對這個新聞事件知道什麼？這個思考會決定我的採訪內容方向。

很多人也對我的特派員生活很好奇，是怎麼工作？需要常常出門嗎？其實，特派員的工作是一個讓自己處於消息靈通（Keep self well informed）的過程，那並不只是一小時或一天的事，那是時時刻刻的事。在適當的時機必須找到適當的人說出讀者應該知道的事；這關乎判斷力和平時對當地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去外地採訪，生活的地平線雖然得以擴展，得以增廣見聞，但通常也是極度的耐力考驗，有時，接到訊息便必須立刻出門，連機票都是在計程車上訂購，到了現場才能決定下榻在那裡？

也有這樣的時刻，譬如搭飛機到巴黎，轉搭快速火車（TGV）到法國西岸港口，因為法國國家造艦局（DCN）便在那裡。才走進旅館房間，電話便響了，一位男子說法語：你最好趕快走，這裡沒有人歡迎你……那是一九九四年初，我是為了追查拉法葉艦的造艦之地這通電話當然迫使我換了旅館，也找不到原先答應受訪的造艦局人士。

為什麼有這通電話？原因並不只是台灣死了一個尹清楓上校以及拉法葉佣金案，原因更是法國國家造艦局為台灣建造拉法葉艦但怕得罪中國政府，另外，售台武器違背自己的國家政策，因此極度隱暪，不打算讓任何記者看到拉法葉艦開出造艦局的船塢。

我來到了樂里昂港。早在十七世紀，耶蘇會教士由此出發到遠東中國甚至台灣傳教，而三個世紀過了，這個港口早已被歷史遺忘，港城需要工作和資金，因此法國政府決定賣船給台灣。市長倒是笑嘻嘻地接受我採訪合照，西裝筆挺，一排金鈕扣；我怎麼可以錯過這艘建造完成，取名「康定號」，要駛回台灣高雄的這一刻？

猜猜我如何見證這一幕？船塢得經過河道才能駛向大西洋，我只需要知道船塢在那裡，我只消站在船塢河道的對岸，再加上望遠鏡。我甚至看到所有站在拉法葉艦上的人的表情，以及，另一個重點，這艘船的下水典禮如此低調，甚至不能覆蓋中華民國國旗，而是一幅歐盟的國旗……清晨一大早，我到今天仍不知道究竟是誰在恐嚇我?

或者，我在莫斯科採訪盧布貶值，多位銀行家怕說真話，全不敢具名接受採訪，戈巴契布也接受專訪，且熱烈與我合照，但他很親切地問：可不可以不要問那麼多兩岸問題，多關心一下俄羅斯？但真的關心俄羅斯，讓我們真心談談車臣問題吧，戈巴契夫卻也沒多說什麼。

我也曾訪問愛爾蘭總統羅賓遜女士（Mary Robinson），她可能是全世界最鐵齒的政治人物，我跟她有一番攻防戰。她確實比較能掌握國際政治語言，並且有些手腕，在總統任期結束後，到今天都在聯合國任職高階職位並有許多表現。我們談了許多北愛問題，她讓我見識到另一種政治人物的風範。

也有這種荒謬的時刻：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貝爾格勒電訊都不通了，我終於打通電話，找到反對黨黨主席左杭丁吉克（Zoran Đinđić），後來米洛塞維奇被審後，他出任總理但卻被暗殺。那通電話時值轟炸最慘烈之日，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電話等待中的音樂是帕海貝爾的卡農（Canon D），而在與左杭丁吉克談話之中，我居然聽到轟炸聲。

又或者去了布吉納法索，全球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是我們的邦交國。訪問總統龔布雷，他應該是以政變取得權力，完全不避諱談起利益政策，只要對布吉納法索有利的便是國家政策，但是布國人也肯定台灣農耕隊種下去的種籽，傳授給他們的農業技術；總統很和氣地介紹他的視聽室，彷彿是一個微型電影院，足球迷的他都在這裡看足球，這應該是台灣納稅人埋的單，而他陪我走過，到隔壁的貴賓室接受採訪。在一組大沙發群中，我們以法文交談，龔布雷頭頭是道，條理清楚。我以為我在極權國家，但隨後，我又驚訝地發現，布吉納法索也有新聞記者敢批評總統的作為。

那些年，訪問了波羅的海三小國三位總統，切身感受他們在蘇聯解體後，多麼努力地尋找國家的自我身分認同。爾後，我也在巴爾幹半島往返，訪問多國總統或總理，保括保加利亞總理高斯多夫，他直言台灣用錢買邦交沒有用；也搭乘聯合國提供的記者專機往返提亞納和史高比耶，身邊坐了一位織打毛線的男記者，隔沒幾天，在旅館看CNN，那架專機已經墜毀。

伊拉克戰爭期間，去土耳其採訪，坐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旁的咖啡館訪問異議人士。他居然也住過德國，和我一樣，曾經愛聽里奧納多‧柯恩的歌曲，他流亡時期女友變了心，但他成為作家，因為他，還有帕慕克，我從此愛上伊斯坦堡。

還有，二○一一年的茉莉花革命，我到了埃及，站在塞滿群眾的開羅解放廣場，氣氛是沸騰的，群眾是期待的，欣喜溢於言表。漫步廣場，想到高寧在推特上的留言：「埃及，我差不多想念你三十年了！」心裡真是激動。夜晚走回旅館，經過許多坦克車及軍隊，一位軍人當街公然對我表示，他需要女伴，非要一起與我返回旅館不可，我望向他身旁的軍中同僚，沒有人覺得他的要求奇怪。

在希臘，親眼見識這個古老文明國家現代化的困難。國家比英國還小，但公務員的數目是英國的六倍，且薪水也差不多一樣，希臘政府一直借貸過日，使用的是國際市場借來的錢。希臘買空賣空已十數年，三千億歐元的債務，還不構成整個歐洲最大的威脅？訪問國家財政局和觀光局的首長，我發出這樣的疑問，兩人都非常驚訝，其中一位還非常憤怒。我到雅典衛城下採訪智庫學者，學者的意思是希臘經濟只占歐盟的百分之三，根本吃不垮歐洲，他要向政府建言醫療經濟和度假經濟，希臘是全世界最多小島的國家，不然賣掉幾個我遙望建於六世紀的雅典衛城（Acropolis )上的雕像，似乎也全無言地垂看雅典。

這麼多的國際大事都經歷過了。二十分鐘內必須寫完一則頭版頭條新聞的事情也都做過了，好幾次甚至因為過於匆忙而按錯鍵，或不小心刪除，而必須用更短的時間重寫一篇。

只有台灣這樣的國家，才會有我這樣的特派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台灣這樣的命運，也不會有一個國家的特派員必須追跑那些新聞，因為台灣的歷史和政治以及國際處境獨特少有，幾乎不是台灣人不可能明瞭……而我那些年和那些西方通訊社或報社的記者群坐在一起，我提問的問題永遠與他們不一樣；我怎麼理解世界？世界又如何明瞭台灣？如果，所有的新聞事件都沒有真相，只有靠近真相，那麼，我或者我們到底能多靠近真相？

記者，其實是問者。好新聞常常來自好問題，向當事人提出好問題，是記者最應該做的事之一。第二，是聽懂回答者真正的意思。

離開第三個情人，我不會後悔。但讓我驚愕的是，一年多前，我移居台北長住，卻發現此地並沒有新聞，更別提國際新聞，電視甚至從來不報導國際間發生什麼事。走遍世界，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現象，這是什麼國度？讀者不需要國際新聞？不需要新聞？八卦充斥，名嘴當道，但從來沒有人在乎真正的新聞，什麼是真正的新聞？

我任職特派員這二十年，正值台灣從一再要走出去的九○年代，一路到因反服貿條例而走上街頭的今天，台灣仍未走出去，沒有，台灣一點都沒有走出去，反而比以前更封閉更鎖國了。從前報社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個據點，現在只能負擔兩、三個，我幾乎是末代特派員。台灣最輝煌的國際新聞時代已經殞落了，平面媒體甚至開始要消失了。

在這個資訊氾濫的網路時代，人人都在寫新聞，但正因為對內容的饑渴，我們比任何時代更需要新聞，我們需要更有質地，更有趣味，更有遠景的好新聞。當然，正因為我有這麼多年的新聞寫作經驗，我不會隨便使用「我們」這兩個字，因為我也會問：我們是誰，誰代表我們？我不認同許多人為「我們」代言。我只能說，我自己期待更多更好的新聞，我也期待一個新的新聞時代。

因為，新的新聞時代已經降臨。

自序第三個情人

輯一看見‧世界現場

1. 揮別香港時，你會說什麼？－－末代港督
2. 可憐的高明騙徒？－－柯爾
3. 「挑染總理」施洛德
4. 站上世界頂端的東德灰老鼠－－梅克爾
5. 馬其頓神話
6. 科索伏戰火行
7. 遇見冰島女總統－－魏笛絲
8. 他不再隨身帶螺絲起子－－華勒沙

輯二以台灣之名

1. 連戰失蹤了
2. 拜耳或不拜耳，這就是問題所在
3. 李登輝的廣島之戀
4. 我的名字叫台灣

輯三遇見‧生命的光芒

1. 你可以教我怎麼靜坐嗎？——達賴喇嘛
2. 一切都始於「地下絲絨」——哈維爾
3. 小鎮奇遇——海珊的碉堡建築師
4. 台灣是一個不適合人住的地方？
5. 與百歲哲人一席談
6. 夢斷北國

輯四誰殺了尹清楓？

1. 他們殺死了尹清楓
2. 尹清楓死於情殺？——凃太太
3. 法蘭西共和國的娼婦－－鍾古夫人
4. 新加坡祕辛
5. 那一年在巴黎和馬永成
6. 洗髮精也有用完的時候－－汪傳浦
尹清楓明案相關人物表

中外重大事件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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