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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緖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若論古往今來中國佛教中註疏義解最多的經論，當首推《金剛經》。從首位翻譯者的弟子僧肇大師起一直到現代，就有上百家書刋問世，可見它確是學者們一直熱衷的研究對象。想來在佛教家庭長大的筆者，也是約廿年前開始，才因某種因緣通過《金剛經》正式學佛的。因此，我對此經感情深厚，能夠細緻地探索它，可說已成生平的願望。
《金剛經》的漢譯版本不少，合共六譯。一般談及《金剛經》，大概都是指流通最廣，鳩摩羅什大師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六部漢譯文字有相當出入，是古來已公認的。若翻查釋論註疏，古德已有整理列出種種差別。而且，建基於中國佛教獨特的圓融思想，古德多會站在會通的立場，給與各譯平等的評價。但在慧能大師於《金剛經》開悟、禪宗自唐代興起以後，什譯便因禪宗鍾情，而有凌駕他譯的趨勢，並為釋經者所偏寵。
然而，時至今日，情況逆轉。現代的佛學研究，流行以現存梵本及不同譯本互相對比，然後作出此對彼錯的批判。對於《金剛經》，因為漢譯便有六個不同版本，材料充足，更是學者們熱愛研究比較的對象。這類研究，甚至有時會獲得如近人張宏實所說的結論：「幾乎可以確認鳩摩羅什版要作適當的更正。」然而，筆者對這種見解不敢苟同。
就以什譯來說，首先，從現實上看，我們如何能確定，什師所用的底本，相同於其他譯本採用的底本，乃至現存梵本？二，從實踐上看，什譯是否與法義相違，並且無法對治眾生的煩惱，而必須作出詞彙上的更改？三，亦是最重要的，若然真的將什師譯本中的文字，改寫成學者們的建議，結果是否會違反其所述佛法義理的一貫性？就以經題是否應該加入「能斷」二字為例；若是，為什麽什譯沒有加入？若否，為什麽某些版本卻有？在對比時，學者是否也應考察譯本各自的義理立場？
二、研究目的
為了對這類疑問作出正確的了解，筆者利用六個漢譯本及兩個英譯本，進行全面性的研究，希望能為當中的疑問，提供合理的答案。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說明：
1.古來皆知各譯本有所不同，其差異有哪些？內容是什麼？
2.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是翻譯者？還是源於底本？
3.若源於底本，所牽涉的內容是什麼？是否與印度的派系代遷有關？
4.若與印度的派系代遷有關，是否表示各譯都有各自所要發揚的義理？當中用詞可否互相取代？
5.若義理不同，用詞又不可互相取代，那麼，純粹文本對比的研究方法，便可能對問題提供不正確的結論了。如此，我們應該如何改進？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為回答以上疑問，本文主要依據鳩摩羅什大師的漢文譯本，附以菩提流支、真諦、笈多、玄奘、義淨等大師的譯本，和Friedrich Max Müller與Edward Conze的英文譯本，作為研究對象。現簡介如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處使用的是《大正藏》0235版本，文長5143字，是後秦時，由龜兹國般若空觀巨匠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約公元403年（後秦弘始年間）譯出。普通稱為《金剛般若經》或《舍衛國本》，本文稱作「什譯」。這是流行最廣的、註疏最多的版本，也是現存漢文譯本中，年代最古舊的一本。通常所說的《金剛般若經》或《金剛經》，便是指此版本而言。禪宗更以此本為日常的誦本。據《六祖壇經》所傳，五祖弘忍大師的時代，便已勸導人持誦本經。而惠能大師就是兩次得聞此經的經文而開悟見性的。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0236版本，文長6138字，是元魏時，由印度唯識思想家菩提流支（亦作留支）大師翻譯，約公元509年（後魏永平二年）譯出。普通稱為《婆伽婆本》，本文稱作「支譯」。內容與什譯差異不大，故經常被學者認為是受到什譯的影響。因流支翻譯世親菩薩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下文簡稱「世親《論》」）時，是應用支譯本身的經句的，故唐代學者，尤其是唯識學者，甚多使用此經作研究。《大正藏》中所收錄的，亦載於《麗本》、《元本》、《明本》的支譯，與載於宋本的，二者之間，字句頗不相同。《大正藏》中另有0236b的版本，是因「思溪（即宋湖州版思溪資福藏）經本竟失其傳，誤將陳朝真諦三藏者重出，標作魏朝留支所譯」的重覆本。其內容與下面諦譯完全一致，故本文只會使用0236的版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0237版本，文長6461字，是陳朝時，由印度唯識學者真諦大師翻譯，約公元559年（陳永定年間）譯出。又名《衹樹林本》，本文稱作「諦譯」。據傳真諦是依世親的《金剛經論》內的引文，而非直接以梵經原文，譯出此經的。這便馬上讓入聯想到唯識家對經文的影響有多少了。另外，什、支、諦三譯的經題，均未涉及「斷割」或「能斷」的用詞和意思。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0238版本，文長7110字，是隋朝時，由印度唯識思想家達磨笈多大師翻譯，約公元590年（無考）譯出。本來經題為《金剛斷割般若波羅蜜經》，後人改為「能斷」，是第一本涉及「能斷」這意思的經題。此經為逐字翻譯，故又名《直本》，即依照梵文文字之順序，一句一句譯成相當的漢字，故僅看譯文則較難讀通。本文則稱作「笈譯」。據朱慶之的研究，笈譯「這個本子並不是獨立存在、供中國信眾閱讀學習的，而應當是與梵文配合使用的，作用是幫助漢地信眾學習佛教原典和原典語言。當然，它也可以幫助那些精通梵語的西域僧人學習漢語」。因此，憑文法排序與字詞的重組，笈譯在某程度而言當可給予我們某些特别的啟示。笈多於後翻譯無著大師所造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下文簡稱「無著《論》」）時，引用的經文卻是支譯的版本。楊白衣認為那是笈多重新以漢文翻譯，那是錯誤的。或許楊氏是想說另一同是冠名無著造、笈多譯的《金剛般若論》吧！此論內有散見經文，然而仍與笈譯內的用詞不盡相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能斷金剛分》：《大正藏》0220h版本，文長8221字，由我國唐代法相唯識巨匠玄奘大師譯，約公元648年（貞觀二十二年）譯出，本文稱作「奘譯」。原本玄奘曾先譯一卷，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又名《室羅筏城本》，但未收入《大正藏》中，而是收錄於《頻伽藏》第四十冊中。《大正藏》和本文使用的版本為《頻伽藏》的後代版（相信是已被修改過），重複《頻伽藏》內譯文很多。據傳，現在的為初譯，後曾譯出第二次，但已逸失。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0239版本，文長6102字，是唐朝由我國留學印度歸來的義淨大師翻譯，約公元703年（武周長安年間）譯出。又名《名稱城本》，本文稱作「淨譯」。是已知的古代漢文譯本中最後的一個譯本。義淨大師是稍遲於玄奘大師五十年左右，到印度那爛陀寺學法的華籍高僧。這兩位的譯本所表現的分別，甚可成為有趣的焦點作比較。
The Diamond Cutter：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的版本，Friedrich Max Müller約於公元1894年前後譯出，本文稱作「M譯」。本版本是根據北京本（在北京印刷的赤字版）、西藏本 （梵文、西藏字音譯、西藏譯）、日本傳寫本（收於慈雲尊者之《梵學津梁》第320卷，與高貴寺伎人戒心師抄寫之寫本） ，並參照其他諸本，而由Max Müller出版。坊間有認為，若以今日觀點來看，本譯有種種不正確之處。
The Diamond Sutra：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的版本，Edward Conze約於公元1960年前後譯出，本文稱作「C譯」。Conze氏可算是英文佛典的大譯經家，尤其是般若系的佛典，自1951年後的二十年間，Conze氏翻譯過超過三十部般若系的佛典，當中便包括了《金剛經》及《心經》。本譯是根據Conze氏找到的梵文版本，而非漢藏文本，意譯為英文版的。
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圍繞以上八譯中的差異點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事實上，英譯本除Müller氏及Conze氏外，還有數家如Josh Pritikin氏、Charles Patton氏、F.A. Price氏等等版本。不過筆者認為Müller氏及Conze氏二者，已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皆因Müller氏本身是東方思想的權威研究者，在西方有崇高聲望；下面文獻回顧裏所提及的蕭玫的論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從梵文原義到禪學新詮〉，便是引用了Müller氏所整理的梵文本來做對比研究的。而且M譯是前世紀的，屬西方世界較早期的譯本，從中可讓我們了解到當時西方對佛教思想的看法。而Conze氏是近年西方翻譯佛典的主要學者。他的譯文常被其他學者所引用，如下面文獻回顧裏所提及張宏實的《圖解金剛經》一書，便大量應用了C譯來進行對比；而且C譯是近代之作，當可讓我們看到它與一世紀前M譯的差別，使我們從其變化，明白到西方人如何理解佛法及其進展。本文應用了八譯，作用亦是為了研究其中的流變，看是否與派系代遷有關。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以文本對比法，將八譯的每項差異點抽出，並以列表顯示及加上編號，方便討論；
2.以法義的邏輯合理性，分析各項差異點的差異內涵、性質與原因。當中會參考各宗派古師的見解，作為佐證；
3.對重要的差異點展開詳細的研究，內容主要圍繞派系義理對該項的影響；
4.綜合以上，最後對問題作出整體回應，並提出筆者的結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從來對《金剛經》各譯進行全面並深入對比研究的，無論中外，實在不多。現就比較相關的幾則，概述如下：
一、高永霄，〈金剛經六譯本的研究〉：
高氏從漢傳的六譯中，挑選了幾個部份來作出對比與論究，誠屬相關研究的第一人。高氏的觀點，從他文章中當可見端倪；譬如說：「金剛經六譯本差異的地方，與所用的梵本原文不同，是有莫大的關係。」又如他對「相」、「想」、「想轉」的見解是：「什本……指整體……（但）後來之譯本……獨標其中之主要因素。這便是空有兩宗差別的所在了。」而在最後的結論中，他說：「前者（指羅什）乃依經中的性空義，後者（指玄奘）乃據典中的妙有理而譯成是經。」這種訴諸於思想乃至派系代遷，導致譯文差異的主張，實在是相當有意思。只可惜高氏文章的內容未能全面深入，尤其舉證時只有原文的列舉，卻欠缺審細的說明，至使每項的結論，總留有耐人尋味的感覺。或許就正如高氏自己所說的：「碍於篇幅關係，衹好從畧，待讀者自己去研究吧！」但不論如何，高氏的主張相當有價值，與筆者的見解亦多有類同的地方。相信其中的缺點，本文將會為他作出相當的補充與論證。
二、楊白衣，〈金剛經之研究〉：
楊氏的論文，原本是為說明大乘佛教初期居士佔主導地位而研究的。不過，楊氏卻用了一些篇幅，列舉了各譯之間的主要不同點出來，並加上淺析。譬如在「若以色見我」偈的四句與八句的疑問上，楊氏便說：「羅什認為以前四句反顯後四句即可，因此省略後四句。」不過楊氏並未說明此是引述自清代沙門通理法師的見解而已，未必就是羅什的本意！又例如在諦譯的起問部份，出現了有別於他本的「云何發起菩薩心？」楊氏只解釋了一句：「這可能是真諦將降心誤譯為發心而來。」這只能說是一種粗糙的猜測吧！發菩提心的梵語可以是bodhicitta-samutpāda；降伏心的梵語卻可以是citta-pragrahītavya。作為西印度人的真諦大師，真的會出現誤譯嗎？筆者對此很有保留！不過，楊氏對古今中外一切有關《金剛經》的梵文古本、譯本、論註等等，皆做過一翻詳細的了解，並在論文中羅列了出來，實為後人省卻了不少整理功夫，理應嘉許。
三、張宏實，《圖解金剛經》：
這是一本解釋《金剛經》內名相與經文的專書，資訊性豐富。當中經常引用奘譯與C譯的見解，並對比張氏手上的梵本。其普遍的結論是：奘、C二譯精準；什譯錯譯、欠譯之類。例如在「發菩提心」的起問上，張氏認為「還可以找到更理想的譯法……（因為）梵本……是bodhisattva-yana-samprasthiyena......即為『發心追求菩薩乘的人』。」張氏更說：「鳩摩羅什都統一譯成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讓讀者產生很大困擾。」因此，「幾乎可以確認鳩摩羅什版要作適當的更正。」又例如「實相」與「實想」的差異，張氏依手上的梵本中的bhuta- samjñā，便判定C譯的 'true perception' 與奘譯的「真實想」「講得很清楚了」。但這樣的結論，顯然是忽略了：1、唯識法相學中的「相」與「想」是要分別界定的。「想」作為「唯識百法」中「心所法」的一支，才是唯識家主要要處理的東西；所以經文有機會因此改成「想」；2、「實相」可以有多種梵文詞彙去表達，卻並非bhuta-samjñā。如Lamotte在翻譯《智論》時，便用了多個不同的梵文詞彙去翻譯「實相」；所以，誰可保證什譯所用的底本，就是用上唯識家的用詞samjñā？3、如依上面楊白衣的考證，《金剛經》的梵本便有多種，甚至有些是比較接近什譯的，如在「東土耳其的Dandan Uiliq發見，而由赫恩烈認定的梵文斷片，由F. E. Pargiter刊行，有若干缺漏。較現存之梵本簡潔，接近羅什羅本。」因此又如何可以肯定張氏手上的梵本，就是最原始的版本了？張氏的這些問題，明顯都是因為過份信賴手上的梵本所致。
四、蕭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從梵文原義到禪學新詮〉：
蕭氏主要是利用Max Müller所編的梵本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中，羅什譯為「應如是生清淨心」的梵文，與漢傳的六譯作出比對。蕭氏立論於Max Müller所編梵本的可靠性，以及認為什譯是「自由剪裁的意譯風格，使這……名句，最後竟異於原義……從而……演繹出『自性清淨』的如來藏義」的前提假設，判定什譯不忠於梵文原典，近乎翻譯失真。但正如筆者一直追問的，我們如何確定什譯所用的底本，與Max Müller所編梵本一致？再說，什譯的剪裁準則，只是因為如《智論》序中所說的「梵文委曲……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但絕無理據證明羅什是會在決定翻譯一句時，連關鍵詞都删減或改動的。而且，「生清淨心」中的「生」字，已清晰界定「清淨心」是「生滅」法。這又如何會是蕭氏所想的「如來藏義」？《智論》中就出現過26次「清淨心」這詞彙，難道《智論》亦是弘揚「如來藏義」？「清淨心」的梵文是viśuddha-citta，在西晉的譯典中便已出現過這個詞彙！可見類似的以梵本直接對比的研究，在其前提處便有很多疑點，實是我們所必須知道的。
綜合而言，學術界以純粹文本對比的方法，評定各譯的優劣，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同時也是對譯者與譯本不公的。既對佛教存在傷害，更令信眾與發心修行的佛子產生猶豫。因此，全面而深入的譯本對比，實刻不容緩。
第四節 論文架構
筆者的論證架構如下：
在第壹章，即本章「緖論」，先行概述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然後再回顧有關文獻，檢視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見解。
第貳及叁章「七十一項文本差異（前）與（後）」，我們會以學術界的一般作法，以文本對比，將八譯的各項差異，用列表的方式呈現，並加上簡短的淺析。此將有助於俯瞰全部的差異點，並輕易掌握當中的來龍去脈，同時亦為往下的深論部份鋪路。
繼之，在第肆章「重要思想的演進」，我們會對重要的差異，如發菩提心與行菩薩乘、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有為法」偈等等的八譯重要差別作出深論，藉此詳細窺探各譯重要的思想變動，明其背後推動力究屬為何。
在第伍章「義理以外的翻譯對比問題」，將會從其他角度，討論與八譯有關的翻譯對比問題。這將詳述純粹文本對比的研究局限，以及派系代遷如何影響古代的譯本。推而廣之，或可為其他經典的研究，注入新的考量因素。
最後第陸章「結論」，我們將會為本文的問題，作一總結，並會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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