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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諸葛亮的隱憂
歷史上可謂家喻戶曉的諸葛亮，在蜀漢政權建興十二年（234年）於五丈原（今陝西省岐山縣五丈原鎮）病逝。回顧諸葛亮從章武三年（223年）「劉備託孤」開始總攬大權，直至十一年過後的這段期間，始終心心念念著穩定內部的權力結構。避免當初劉備、諸葛亮等人進入四川時帶領的政治集團（外來族群），與原本劉璋治理下的政治集團（本土族群）發生動搖國本的矛盾、衝突，一面將對方的力量納入自身政治結構底下，一面保持自身政治集團的相對優勢。
諸葛亮既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困擾他多年的難題本身就是值得關注的，尤其是這種內部問題，並不似討伐曹魏政權、和戰孫吳政權可以公開朝議，重點是暗濤洶湧，是應對進退的拿捏，考驗著群臣的智慧。
雖說古今異勢，三國時期的天下也與今日國際化的世界存在根本性的巨大差異，然而歷史總會出現足堪類比的地方，倘若明確警惕著牽扯附會的弊病，不妨從中整理出一些令今人玩味的教訓。對於近代（1945年至今）臺灣政局發展有著約略理解的民眾，應當很快就可以發現與蜀漢政權存在著類似的政治角力狀況。一來，有著接近於外省人／本省人所謂「省籍情結」的地方；二來，諸葛亮這一邊偏向主戰，政敵相對偏向主和─好像又與近十幾年（尤其2005年時前副總統連戰前往北京之後）的「外省人」之主流試圖談和的聲音相似。這些類比是否成立？依然還要回顧歷史為先。
檢視一下「劉備託孤」至諸葛亮病逝之間蜀漢政權的一些歷史事件，至少劉備的身後安排（223年）、斬馬謖（228年）、諸葛亮回應李嚴「加九錫」一事、李嚴遭廢黜等事值得說明。
章武二年（222年），劉備讓李嚴官拜尚書令，輔助諸葛亮處理政務。李嚴雖然是荊州南陽郡（今河南省南陽市）人，可是早期當曹操進入荊州之時，李嚴已流亡入蜀為劉璋賞識並任用，直至建安十八年（213年）才投降給入蜀的劉備，算是劉璋舊部。並非當初劉備、諸葛亮帶入蜀地的統治集團。之後，劉備臨終讓諸葛亮、李嚴輔佐少主，除了期待李嚴的表現，亦是穩定當時政治結構的方式。這樣就頗類似於臺灣的總統大選，常常出現外省、本省搭配的狀況（泛藍陣營尤其明顯），目的就是爭取最多支持，避免被其中一方落入話柄。
這種政治結構的平衡，本身是相當脆弱的，畢竟涉及到權力分配的事情，不乏明爭暗奪。李嚴曾經寫信勸諫諸葛亮，應當接受九錫並且進爵稱王，諸葛亮則回覆，倘若可以完成北伐一統的大業，「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一些談論三國的好事之徒，竟然強調著諸葛亮覺得「九錫」不足以彰顯功德，顯然有當皇帝的野心（包含王莽、曹操在內都曾經接受「九錫」的冊封，已經可以視為篡逆的前兆）。諸葛亮當然不是亂臣賊子，他還是位明白人，一眼就看穿，這是李嚴要給他「穿小鞋」，讓位極人臣的諸葛亮蒙上一份野心勃勃的色彩。所以諸葛亮就間接回答，再高的封賞都要北伐成功才有意義，婉拒李嚴的勸請，至於「十命」一詞不過只是跟李嚴講些「幹話」罷了。李嚴與諸葛亮的這次交手，就這樣很趣味性的結束了。
但是諸葛亮需要警惕的絕對不只是李嚴一人，而是李嚴身後代表的整個集團，隨時存在顛覆現有政治結構的疑慮，著名的「斬馬謖」就多少可以讀到這樣的隱憂。馬謖是馬良的弟弟，荊州襄陽人，「馬氏五常」之一，與劉備等人一同入川，至於馬良則曾經寫信給諸葛亮，以「尊兄」稱之，可見及諸葛亮跟馬氏一家頗有交情，不只是同鄉情誼（諸葛亮是以「寓賢」的身份），這種情況下，馬謖如果出現任何重大閃失，絕對被當代人仔細檢視，甚至大做文章，用途是擊垮諸葛亮。
尤其諸葛亮的北伐事業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透過軍事、外交，緩和內部的矛盾、衝突，因而北伐過程不免過於謹慎而少有大獲。再根據陳壽《三國志‧蜀書‧董劉馬陳董呂傳》的記載，「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諸葛）亮違眾拔（馬）謖，統大眾在前」，顯然為了拔擢馬謖，諸葛亮已經承擔一些政治風險。戰敗之後，根據《三國志‧蜀書‧霍王向張楊費傳》：「（向）朗素與馬謖善，（馬）謖逃亡，朗知情不舉，（諸葛）亮恨之，免官還成都。」馬謖甚至還有著逃亡的舉動，迫使諸葛亮必須直接處理掉他，否則難以平息群眾的質疑，尤其還要考量國內另一派政治勢力可能興風作浪。
諸葛亮執政期間，至少蜀漢政權政治清明，國力保存得相當妥善。可是隨著後續接班人的能力、威望不及諸葛亮，國家逐漸混亂，兼且姜維北伐事業雖有武侯遺風卻不免勞民傷財。一個東漢後期從蜀地根深蒂固的概念逐漸又浮出歷史的舞臺，那就是今人暫稱「巴蜀學派」的「保境安民」概念，這個學派包含了寫出〈仇國論〉、反對北伐戰爭、主降派的譙周。這個人跟諸葛亮的關係並不差，諸葛亮擔任益州牧的時候就任命譙周擔任勸學從事，諸葛亮病逝之後，譙周立刻前去奔喪，即使朝廷隨後下令禁止臣民做出如此行為。可是諸葛亮對於當時蜀地來說始終是外來族群，譙周是本土族群，即使大家平日和和氣氣，由於與蜀地關係的連結性強弱不同，面對北伐這件要事的觀點方面就存在巨大的差異。
最終，當鄧艾率領的司馬氏大軍兵臨成都城下，譙周就大力勸服後主應當投降（譙周事後拒絕司馬氏的封賞，大有表明一己志向之意），以「保境安民」為主。
如果從外來／本土二元對立的觀點比附，臺灣今日主降的一方，信然已經不再如同蜀漢政權當時是本土族群的主流。可是從權力結構之優位檢視，現今臺灣的外省族群也逐漸將優位讓步給本土族群，這情況與蜀漢政權一直都是外來族群佔據政治優位的情況不同。行文至此，不難發現蜀漢政權的狀況雖然與現今臺灣政局表面類似，但是本質的差異性還是太大，任何簡單的類比都顯得不倫不類。檢視諸葛亮的隱憂，或許今人不用過度比附古今，不必隨便亂套版型、亂套模式，反倒遮蔽歷史，甚至給予今人錯誤的教訓，這樣才能廓清糾結，重新認識過去、現在、未來。現今台、澎、金、馬命運共同體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難題，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想要從歷史中直逕尋找樣板，那是不可能的。至於試圖規劃出一個完美的政治藍圖、未來藍圖，那同樣是不可能的，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人類本身就是才力不足，人類本身就是缺陷滿滿，只能一步一步來。
時代越是往後，越是飛躍的變化。複雜的社會結構、如是複雜的國際政局，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人能將箇中頭緒梳理清楚。一般平民大眾，固然可以高唱自己的政治理念，享受言論自由的快感。可是身為政治、社會領袖，甚至自詡為意見領袖的人物們，應當時時警惕著自己老早是在烏漆墨黑的夜晚裡，還必須爬過陡峭嚴峻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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