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宇宙的根源是否是一組數字？有所謂的原初數字嗎？宇宙中的萬事萬物是否都取決於某組數字，而這數字能解釋一切？
許多重大的科學發現都源自數學——諸如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黑洞、平行宇宙、弦理論和複雜性理論等等，而這些不過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小部分。上述所有這些發現不僅都可以用方程式來表示，也都描繪了物理世界的具體面相。
宇宙的根源是否是一組數字？正如道格拉斯．亞當斯在《銀河便車指南》書中所說的，是「生命、宇宙和萬事萬物的答案」？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神秘主義者都思考過這個問題。有些人認為是數字三——諸如三位一體和長度、寬度與深度三個維度。有些人則認定是數字四——畢竟，我們有四季、四個方向（東西南北）和四肢。還有些人確信答案可能是非常奇怪的數字137，因為它一方面非常精確地描述了光的DNA，另一方面又是「卡巴拉」（Kabbalah）這個字的希伯來字母數總和。這是二十世紀許多偉大心靈都在思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了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和心理分析師卡爾．榮格。
這本書是兩位特立獨行者的故事——包立是涉足神秘學的科學家，而心理學家榮格則確信科學能夠回答某些折磨他的問題。兩者都對自身領域做出巨大而長期的貢獻，而透過彼此間的大量對話，他們走得更遠，探索了兩個領域之間的中土，並且互相衝撞出火花。
1931年，沃夫岡．包立的科學事業如日中天，他發現了不相容原理——我們今日稱之為包立不相容原理——能夠解釋物質的結構，以及某些恆星死亡的方式。而就在這之前一年，他大膽推定應該還有一種尚待發現的粒子——這在當時是非常讓人訝異的假定。他堅持除了眾人視為理所當然的電子、質子和光量子之外，必定還有另外一種後來被稱為微中子的粒子。二十六年後，實驗室終於發現了包立的微中子。
但是，當包立的朋友和同儕們競相追逐科學的閃亮獎項時，他的表現卻有所不同。他似乎對功成名就毫不關心。他不滿足於科學工作，在漢堡的酒吧流連，品嘗夜生活並追逐女色，致使個人生活逐漸陷入混亂。
1932年，得獎電影「化身博士」問世，劇中痛苦的醫生由弗雷德里克．馬奇擔綱演出。包立的生活似乎也被撕裂成碎片。解決方案顯而易見，他轉向世界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榮格求助，後者就住在不遠的蘇黎世郊外。包立當時三十一歲，榮格比他大二十六歲，信譽卓著且名聲響亮。他是歐洲和美國上流社會富裕紳士名媛間的當紅人物，他們帶著各類的心理問題前來求診，希望能獲得解決。當時世界仍籠罩在1929年華爾街崩盤的餘波盪漾之中，德國納粹在兩年前的一場重要選舉中贏得了37％的選票，而阿道夫．希特勒正朝向總理之路邁進；日本剛入侵滿洲；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剛當選美國總統。但是這些事件都沒有影響到榮格和他富有的病人們，他們感興趣的是更為神秘而私人的事情。
榮格與弗洛伊德聯手，將心智的概念開闢為可以研究、理解甚至治癒的對象。但這兩位傳奇精神分析師的方法卻大異其趣。弗洛伊德的方法只涉及個人日常生活事件所產生的無意識領域，榮格則是從一開始就想要揭示超越上述範疇的無意識深淵。榮格不僅僅是一名心理學家，他的興趣廣泛，橫跨中國哲學、煉金術和幽浮。他在世界各地即為殊異的思維方式中看出了潛在的相同模式，他確信這些模式源於心智。他把它們稱為原型，是心靈的基本要素。他因而發展出今日我們視為當然的集體無意識和原型的概念。
接著他得出同步性的概念，他一向認為這是自己最重要的觀點之一。他確信那些能將東方和西方思想聯繫在一起的強大紐帶，也可以將看似冷酷的理性科學世界與被認定為非理性的直覺和心靈世界聯繫起來。
所有讓他感興趣的事交會在數字的領域。榮格對某些數字著迷——數字三和四，這些數字在煉金術和宗教中一再地出現，並在諸如《易經》（中國的「變易」之書）這樣的書中能以數字的力量預測生命事件的發生。但直到他遇到沃夫岡．包立，所有這一切才開始匯集在一起 。
包立也有類似的精神，他也著迷數字。他對數字的迷戀始於物理系學生時期，當時他的導師阿諾．索菲德就曾以卡巴拉主義者的熱情頌揚整數的奧妙。其中包括數字137。
索菲德在1915年發現了這個非同尋常的數字，當時他正試圖解決原子所具有的一項費解特徵：譜線的「精細結構」，每個化學元素發散和吸收的光波長的特定組合，可視為每種光波長的指紋或DNA。這被稱為「精細結構常數」（實際上它等於1/137，但為了便於使用，物理學家將其稱為137）。從他的方程中首次出現數字137的那一刻起，他和其他物理學家們都看出這個數字的重要性遠超出解決原本的問題。他們很快就意識到這個獨特的「指紋」，是某些自然基本常數的總和，這些常數是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核心數值，被認定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但是如果這個數字如此重要，難道無法從這些理論所運用的數學中推斷而出嗎？令人不安的是，沒有人能夠做到。
精細結構常數最終證實是經過精心調整、讓我們所知的生命得以存在於我們的星球上。如此看來，物理學家們開始將137稱為「神秘數字」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索菲德在1915年偶然發現137，正是整數在原子物理學界全面竄起之時。兩年前，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已經研究出原子內的電子能級可以用整數表示，即所謂的量子數。他認為只需要三個量子數，就足以定位原子中的電子，就像只需要三個數字就能定位物體在空間中的位置：用來顯示物體在三維空間中的坐標。但十年後，二十四歲的包立讓我們看見，實際上第四個量子數有其必要。問題是第四個量子數無法被視覺化。
對於包立來說，問題的癥結在數字：「從三到四的艱難轉化。」而數字137與此轉化相關。三百年前，神秘主義科學家約翰斯．開普勒和玫瑰十字會的羅伯特．弗爾德之間爆發了一場非常類似的爭議。開普勒運用基督教神學和古代神秘主義論證宇宙核心的基本數字是三。然而，弗爾德在卡巴拉、四肢、四季和四個元素（土、水、氣和火）的基礎上爭論：上帝創造世界是從二轉化到三再到四，他如此斷言。但是數字137是哪裡來的？包立確信這個數字是如此根本，應該能從基本的粒子理論中推導出來。他無論是在清醒時或是睡夢中都在思索這個問題，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他尋求榮格的幫助。
榮格的心理學理論提供包立一個方式，去理解第四個量子數的深層含義及其與數字137之間的關連。137這個數字超越了科學，來到了神秘主義、煉金術和原型的領域。對榮格而言，他在包立身上看到古老記憶的珍寶，以及可以幫助他將理論建立在堅實基礎之上的偉大科學家。
二十世紀初期是個一如文藝復興時期般的分水嶺。弗洛伊德開啟心智研究領域。馬克斯．普朗克發現物質的量子性質，緊接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玻爾的原子理論接連冒出。然後是恐怖的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激起靈性的追求和回歸古老信仰的趨勢，在德國特別明顯。就在戰前，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透過閱讀柏拉圖的著作尋求慰藉。1927年，索菲德應期刊之邀寫一篇有關占星術的文章，他提到：
在二十世紀，一本備受推崇的期刊認為有必要徵求占星術方面的討論文章，難道不會讓人感到非常奇怪而不合時宜嗎？受過教育或有讀過書的廣大民眾對占星術的興趣勝過天文學？
可見我們顯然再次面臨非理性和浪漫主義的浪潮，它們在百年前席捲歐洲與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相抗衡。然而，他自己卻狂熱地寫下137的神秘特質。許多物理學家都極為熱衷尋找物理學與心智之間的某種連結，包括量子物理學界的另外兩位先驅——馬克思．波恩和維爾納．海森堡，以及包立與玻爾。正如包立所說：
我不相信舊有形式的神秘主義會有未來可言。然而，我確實相信自然科學本身會在擁護者中催生一種相對應的極端，能連結古老神秘元素。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哲學從排除任何無法被還原到感官感知的實證主義取向，轉而尋求超越表面的真實。藝術界也熱情尋求這類真實：為了表現真實，巴勃羅．畢卡索和瓦西里．康丁斯基發展出立體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的新方式；作曲家如伊戈爾．史特拉汶斯基和阿諾．荀白克反叛傳統的音樂規則；而像詹姆斯．喬伊斯這類的作家正將相對論納入他們的小說中。
包立只向非常少數的同儕提及他與榮格的討論。他害怕被嘲笑。儘管如此，他與榮格的會談使他確信，理解我們周圍世界的關鍵是直覺而非邏輯思維。許多科學家視包立為理性和邏輯思維的典範。他們認為，像包立這樣致力工作並卓然有成的科學家，必定過著全心投入物理學的生活。這仍是一般人和科學家本身認定的科學家形象。
我們必需想想現代科學的奠基者艾薩克．牛頓。在他去世後的兩百多年裡，人們都將他想像成一個沒有情感的人——「與棱鏡為伍表情漠然」，正如威廉．華茲華斯寫道——他日復一日地坐在書桌前計算方程式。
曾有同儕問牛頓在做什麼？他回答說研究物理——但只在他的閒暇時間。牛頓保密的大量文件在1930年代公開，顯示出牛頓與同時代的人並無二致，他關注物理學的程度比不上諸如耶路撒冷新城要有多大，才能在審判日接受所有靈魂、聖經年表以及如何辨別物體相對於上帝的運動。就他而言，他著名的運動定律不過是他致力達致此目的所使用的一種手段。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購藏許多晚近發現的牛頓論文，正如他所言：「牛頓並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後一位魔法師。」
第一位為牛頓立傳的作家，十九世紀蘇格蘭科學家大衛．布魯斯特堅稱「沒有理由認定艾薩克．牛頓爵士是煉金術學說的信徒。」但我們在牛頓的文章中看到恰恰相反的證據——牛頓是彼時知識最淵博的煉金術士之一。我們現在理所當然地認為應該從他所生活的時代——一個煉金術、魔法和神秘主義的世界——來理解他，就像與他時代相當的十七世紀德國天文學家約翰斯．開普勒。包立就在開普勒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未曾檢視過包立大量書信往來和著作的科學家們仍將他置於古老的牛頓式緊身衣中。但是包立意識到科學的煉金術根源。他相信，現代科學已經走到了盡頭。尋求突破和發展新見解也許需要採取截然不同的方法，並回歸科學的煉金術根源。
包立雖然是位生活在二十世紀的科學家，卻對十七世紀感到熟悉親近——對於任何像他一樣接受榮格所假設的集體無意識觀點的人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了。今日有少數科學家直言不諱他們相信超自然現象。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實驗室花了二十八年的時間，嘗試證實超感官知覺（ESP）——實驗利用猜測卡片內容的方法——以及心靈傳動的證據，也就是心靈移動物體的能力。
該實驗室於2007年關閉，在此之前接受高達一千萬美元的私人資金贊助。它的創始人是噴射推進系統先驅羅勃G．楊，曾說「時候到了」。他聲稱已經證實受試者「想著提高」和「想著降低」可以改變隨機數字生產器的數字序列——但是影響非常輕微，一萬次中會改變兩或三次。包立和榮格討論過這種類型的實驗。他們也相信物理學的邏輯無法解釋心智的力量。
兩人還詳細討論意識的概念，當時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意識是無稽之談的「禁區」。今日，利用量子力學概念探討意識是個新興研究領域，當中包括包立曾思量過的議題。
二十多年前，我很好奇地發現，包立和榮格曾共同撰寫《詮釋自然與心靈》一書。我找到這本書，並且越讀越入迷。兩人所揭示的新面向很吸引我。身為一名物理學家，我知道包立和他對科學的貢獻，當然也知道榮格是誰。但是將理性的包立與反傳統的榮格放在一起？
我決心深入瞭解他們的故事。多年後，這個機會最終降臨。我從蘇黎世開始著手研究，在那裡我研讀他們往來的信件，這些信件存放在著名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圖書館。我參觀包立曾居住的地區，他曾上門的餐廳和酒館，以及他曾走過的街道，在他位於蘇黎世近郊措利孔鎮的家外駐足。這是一間樹木環繞著的不起眼郊區獨棟大宅，不是我原本想像中的宏偉房屋。
在漢堡，我走在包立生活、工作和遊樂的街道上。他經常光顧聖保利紅燈區的某些酒館仍在營業，也仍舊處於同樣的暴力邊緣。
位於日內瓦城外，大型核子物理研究實驗室CERN（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內部的包立檔案室是包立的圖書館所在地，在此我翻閱他的兩本書，上面有他親筆標記的重要段落，是他在與榮格會面之前和兩人結識的那段期間所閱讀的書籍。
從措利孔鎮搭兩站火車就到了榮格的哥德式大宅，我聽說此地不再對遊客開放了。然而，我還是寄了一封信，簡單註明收信人是「湖街二二八號的居民」。幾天後，我收到了榮格孫子安德烈亞斯的電子郵件，邀請我前往參觀。他是一位親切友善的人——就跟他祖父的形象一模一樣——向我展示榮格廣闊宏偉的居所。我很高興能夠踏進有著挑高天花板的大書房，榮格和包立曾經坐在這裡，一開始他們是病人與和分析師的關係，接著成為朋友，仔細思索何謂心智、他們生活的時代和他們所知的文明。我環顧餐廳，把手放在他們曾享用餐點的桌子上。大窗外的草坪一路延伸至蘇黎世湖。這兩位友人曾欣賞著同樣的景觀，品嚐上好的葡萄酒和煙草。
榮格的餐桌、書房裡十七世紀的煉金典籍，以及上頭有著包立親筆註記的私人書籍，我感受到他們對共同追求目標的熱誠。因為包立意識到量子力學儘管偉大並且人才濟濟，卻無力解釋諸如意識的生物和心理過程。這不是一個全面的理論。正如他所說，「雖然我們現在擁有自然科學，卻不能提供全整而科學的世界圖象。自從發現了量子層級的活動以來，物理學逐漸被迫放棄其原則上能夠理解整個世界的自豪主張。」對於包立而言，唯一的希望來自量子力學和榮格心理學的合體。
榮格和包立的心靈交會確實不同凡響。正如榮格所言，兩人因此來到「位於物理學與無意識心理學間的無人之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迷人但也最黑暗的狩獵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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