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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導讀】充滿理想卻短命的雜誌──《波文》月刊／蔡登山
十幾年前我在臺北市松山區松河街的古文書店找舊書時，猛一抬頭看到不少香港的舊雜誌，都是我久聞其名的，包括有零星的《大成》、還有《大華》的復刊號和極為少見的《波文》月刊，雖然價錢不斐，但我毫不猶豫地買下，因為這些雜誌在臺灣的圖書館是極少收藏的，而更多的原因是它們的內容非常紮實，極富史料價值。
對於《波文》月刊即使很多收藏者，都仍感陌生，不明其內容。但我因為買過不少波文書局的翻印書籍，自然非常熟稔。再加上月刊的主編黃俊東先生是有名的書話家，我早年曾在香港見過幾次面，深知其底蘊。黃俊東（一九三四－），筆名克亮，原籍廣東潮州，出生於香港，在聯合書院中文系畢業。他曾任《明報月刊》執行編輯、助理總編輯。多年來主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和寫書評，曾長期在《明報周刊》撰寫書話專欄，後來在《星島晚報》副刊寫藝文隨筆專欄《鉛刀集》。他也是個藏書家，精於版本，不論中外書籍，只要版本好，都不惜任何代價購買，他有許多絕版書，其中有些還是海外孤本。黃俊東自述說：「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就喜歡借書、買書和藏書，算起來也有二十多年了吧。……範圍頗為博雜：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傳記、隨筆、生物、掌故等各方面，多少都有一點點，不過最多的還是文學方面，尤其是新文學的書。」（見《克亮書話•我之於書》）他說「我患了買書病」。他的著作有《現代中國作家剪影》（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七三）、《書話集》（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三）、《獵書小記》（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七九）。尤其是《獵書小記》寫的是他買書的經過及讀書心得，饒富趣味，很受讀者喜愛。他對於書話，有他的見解：「書話不同於書評，書評是書評家的責任，書評家知識豐富，態度嚴謹而客觀，為讀者分析內容和性質，具有引導和啟發的作用……但書話只是一個愛書人的立場，說些與書相關的閒話，有時也不免也有三言兩語的批評，但讀者不必視為嚴肅性的批評。書話所談及的無非是書的知識、消息和作者的點滴資料……並不在為讀者選擇書籍。」（見《獵書小記》）
黃俊東是書痴書迷。名作家董橋說：「十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在報館門口看到他一手撐雨傘一手提了一包書，忽忽冒著風雨過馬路搭公共汽車，心中一陣蒼涼，久久百感交集。滿頭的黑髮默默熬到滿頭斑白，昏暗的排字房變成死白的植字房，驀然回首，文人書生的文化事業忽然轉為不太識字的文化企業，東叔乾乾淨淨地退休了。」讀董橋此文，不能不令人「百感交集」。怪不得董橋說，黃俊東四十幾年風雨不改，是香港讀書界著名的「書店巡閱使」。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他避居加拿大，後來又移居澳洲，如今已八十五歲矣！
說到《波文》月刊，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創刊號〈就這樣開始吧！〉文中說：「《波文》月刊能夠與讀者見面，不僅是讀者和朋友們感到意外，就是編輯部同仁，也感到有些意外，因為以我們的力量，無論是經濟方面、學識方面以至在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人事方面，萬萬不可能創刊這一本雜誌。我們幾位朋友中，有一位開了一爿書店，……不久之前，賣書的朋友忽然心血來潮，提出了是否可以出版一本雜誌的問題。……這個刊物就是在朋友的熱情和鼓勵之下決定創刊的，因為開書店的朋友，願意以辛苦賣書所得的錢來支持刊物的大部分經費，我們就以書店的名字來做為刊物的名字。」所以《波文》月刊的老闆就是波文書局的老闆黃炳炎，又叫黃孟甫。對於波文老闆，當時的編輯葉關琦，也就是現在鼎鼎大名的作家沈西城兄（近作有《金庸往事》、《江湖再聚──武俠世界六十年》）在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的香港《蘋果日報》的〈文化界二霸〉一文中說道：「『波文』書局於皇后大道東二五二號，半爿地舖，面積二百餘呎，狹長逼仄，文史哲書籍甚夥，其中泰半是絕版書翻印。時值文革末期，神州動亂，不少思鄉人士亟欲想知內地情況，而一眾學者更奮起研究現代歷史和追尋文化實況，『波文』翻印的文史哲書籍正好填漏補孔，滿足需要，門庭若市，黃孟甫由是賺個不亦樂乎。」沈西城說一九七四年他剛從日本回來，秋天時經黃俊東介紹認識黃孟甫，黃老闆問他可有辦法從日本舊書店引入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書籍，說這些書拿來翻印可賣大錢，但沈西城沒動心，卻也加入編輯團隊。
沈西城原名葉關琦，一九四八年出生於上海，一九五二年到香港。端正小學肄業轉入天主教慈幼中學，畢業後曾在珠海學院就讀。兩年後退學赴日本留學，進東京國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進修日語。在日本期間，迷上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夏目漱石等的作品，因而對新感覺派有了強烈的偏嗜。在赴日前沈西城曾與也斯、小克等創辦《四季》文學雜誌。因此黃俊東在〈創刊的話〉中談到他們的編輯成員說：「我們多年來的工作，一直都與出版有關，而且幾個人的興味，幾乎同樣喜歡買書和弄弄筆頭，大家偶然碰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不免時常交換有關書刊和文壇動態的消息，當然也少不了涉及出版的經驗。」黃俊東組成的編輯團隊還有區惠本和和莫一點。好友名作家許定銘在文章中說：「區惠本，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他與黃俊東同是一九三○年代出生的香港作家，區惠本出道甚早，一九五○年代用筆名『孟子微』在報刊上發表文史小品，據說曾被人誤以為是曹聚仁，可見他的作品水平甚高，很受時人重視。區惠本很愛藏舊書，華富邨老家全屋堆滿書，可惜我跟他不熟，未曾得見。一九七○年代波文書局出版文史期刊《波文》，黃俊東、區惠本、沈西城和莫一點是編輯，其時創作書社剛在鄰街，區惠本常來看書。他為人低調，除了看書、買書，少有與人交談，拍照當然更少了。」許定銘還說區惠本是書痴（我戲稱他為「人肉字典」），因當年區惠本曾為波文編輯校訂歴史教科等書。
至於莫一點現在已是香港著名的畫家，自一九八二年起，先後在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及馬來西亞舉行多次個人大型畫展；又在柏林、東京、墨爾本、漢城、上海、北京、湖北、福建、深圳等地參加多次聯展。並出版有《一點文藝》、《一點意境》、《一點風格》、《一點靈氣》等。廣東新會人，一九四七年出生。一九六○年深秋來香港。一九六四年隨中外著名畫家丁衍庸先生學畫。七十年代起，他撰寫了不少美術評介、古蹟探勝、名山大川記遊等文章，這些文章曾刊登在《明報月刊》、《明報》、《星島日報》、《收藏天地》、《觀察家》月刊、《百姓》半月刊、《廣東畫報》和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等。在《波文》月刊時他除了是編輯成員外，還擔任該刊美術之職。
主編黃俊東說：「除了名稱與書店有聯繫之外，刊物的內容完全是獨立的，並不受到書店的支配，這一點是寶貴的，因此以後出現在本刊中的文章，相信沒可能受任何人的支配。有了這種沒有背景和獨立的基礎，雜誌的內容將可以容納更多見解不同的言論。我們希望這刊物是讀者真正的園地，只要言之有物，說的成理，不做歪曲事實的報導，我們都樂於刊載。」緊接者他又提出刊物的屬性及更具體的內容範圍，他說：「我們不想學術味太重，因為這是學院式刊物的責任。如果真有理想的話，我們渴望它是一份通俗性、知識性及趣味性的讀物。文化的知識、生活的經驗、科學的深入淺出介紹、人物的刻畫、中國現代文學資料的整理和批判、風俗的闡釋、藝術的鑑賞、旅遊的報導、人生的感懷、社會現實的反映、學習的心得和經驗、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文學的創作、書刊的評介、鄉土的回憶、遠地的通訊以至逸聞趣事、文化消息的報導等，都是我們渴望編入刊物中的材料。」
這真是一群文化人所創辦的充滿「理想」的刊物，而且在創刊號，編輯成員，都寫有文章，真是驗證了他們都是能文之士。如沈西城寫了〈藝妓之愛慕者──永井荷風〉，區惠本寫〈許氏父子兩學者──記我所知道的許壽裳與許世瑛〉，許壽裳為魯迅的摯友，人所共知；而兒子許世瑛為音韻學者，當年我在臺灣淡江文理學院上過他的「文法課」，只是當時仍是白色恐怖時期，不僅我們不知道他父親是許壽裳，連他的學經歷我們都不清楚，如今讀了此文，有些事才真恍然大悟。而莫一點也寫了〈我遊江門歸且說江門事〉。之後，沈西城在第三、四期寫〈魯迅與內山完造〉（上、下）、第五期寫〈內山書店的今昔〉；莫一點在第二期寫〈潘天壽小傳〉、在第三期寫〈黃冑‧少女‧毛驢〉、在第四期寫〈「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吳作人〉。
除此而外在《波文》月刊占有相當份量的，莫過於「掌故大家」高伯雨（高貞白、林熙）的文章了。黃俊東也說：「在創刊號中，我們極榮幸得到文化界前輩高伯雨先生交來回憶錄大文。高先生熟諳文史掌故，與國內作家學者交遊素廣，此篇僅為一開端，日後當有精彩內容，在其回憶錄中披露。」而在第三、第四期高伯雨以林熙筆名發表〈民初絕版筆記經眼錄〉（上、下）、〈連士升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高伯雨（一九○六—一九九二）原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有林熙、文如、竹坡、西鳳、夢湘、大年、高適、秦仲龢、溫大雅等超過二十五個之多。他是廣東澄海人，祖父高滿華在清道光年間南渡暹羅（泰國）經商辦企業，在新、馬、泰和廣州、汕頭都有商鋪分號，富甲一方。父親高學能（舜琴）是清末戊子（一八八八年）舉人，和丘逢甲同科，後無意仕途，隻身前往日本經商，幾經奮鬥，遂成日本關東地區舉足輕重的華僑巨賈。高家屬下的商業機構有「元發行」、「元發盛」、「文發行」、「元發棧」、「綿發油廠」等等，業務範圍廣及米糧、煙葉、橡膠、電燈、電話、航運等。高伯雨是高學能的第六子，出生於香港文咸西街高家經營的元發行，他四歲喪父，長兄高繩之（秉貞）只顧著發展自己的自來水公司和電話等業務，無暇打理父親的生意，到了一九一三年高繩之又病逝，高家事業從此後繼無人便日漸走下坡。一九一三年高伯雨在廣州公益中學的附小讀書，後來又轉到德才女子學校，再轉覺覺小學。一九二三年高伯雨入澄海中學，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學畢業，到日本東京打算投考早稻田大學，九月遭逢母喪，即返廣州奔喪。一九二八年冬，他赴英國讀書，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三二年未修完學業而回國。先任職於上海中國銀行總管理處調查部專員，同事中有唐雲旌（一九○八—一九八○），也就是後來號稱「江南第一筆」的唐大郎，二○年代後期唐大郎開始給小報投稿，所作詩詞取材靈活，隨手拈來，涉筆成趣，頗受讀者歡迎。一九三六年高伯雨在南京外交部任僉事。抗戰爆發後他抵香港定居，在港期間，高伯雨編過晚報副刊，為報紙寫過稿，也開過畫展（因他曾隨溥心畬習畫，從楊千里習篆刻），更辦過文史刊物《大華》雜誌。但終其一生，可說寫稿為生，一寫就是五十多年，他曾自嘲為「稿匠」。據保守估計他一生所寫文字當有千萬字之多。二○一二年九月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他的《聽雨樓隨筆》十卷本，也只不過他所有著作的一小部分而已。高伯雨於一九七四年曾寫《聽雨樓回想錄》在《波文》月刊連載五期，後因雜誌停刊，文章亦告歇筆。三萬餘字才寫到小學尚未畢業，若能完成，其內容豐富當可期也。
在《波文》月刊還有位重要作家是鮑耀明，他筆名成仲恩、甘牛、傑、甘中，是著名的翻譯家。一九二○年出生於廣東省中山縣，其祖父早年跨海往日本謀生，他在日本念完中學。抗日戰爭爆發，他返回澳門，後來再往日本，進東京慶應大學，一九四五年在該校畢業。一九六○年任香港《工商日報》、新加坡《南洋商報》駐日特派員。一九六○年至一九八一年任日本三井洋行香港分行副總經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六○年間曾任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教學諮詢委員。一九八一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市。一九九五年我因拍攝《作家身影》紀錄片，透過香港作家羅孚之介，他從加拿大帶著一箱有關周作人的照片、手蹟到香港，在羅孚家接受我訪問拍攝，從此我們成為「忘年交」。鮑耀明是研究與收藏周作人史料的專家，一九七二年五月由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全是影印原信，在保存和細讀周氏手稿上很有價值；後來隨著寬鬆的文化環境和周作人研究的深人，一九九七年十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周作人晚年書信》，編輯體例很特別，就是在年月後面先是列出周作人當日日記，然後是周氏來信，最後是鮑先生的去信。使讀者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一目了然，也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二○○四年四月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一九六○－一九六六）是在一九九七年的版本上增補了六封遺信，並經王世家校讀改正了不少原著的錯訛，還增加了周氏的數張照片，可以說這是目前最好的一個版本。他其實在很早就以「成仲恩」筆名寫周作人的文章，但大家都不知他這個筆名的由來，他自己也沒說過。我是在他二○一六年四月九日以九十七高壽歸道山時，在訃聞發現這個筆名是來自他的二子一女集成的，他的兩個兒子名福成、仲輔，女兒名德恩，各取一個字成為「成仲恩」，相當有創意而富紀念意義。在《波文》月刊第三期起至第五期就有成仲恩的〈知堂老人給我的信〉（一、二、三）的連載。
另外在《波文》月刊第一期和第五期分別有明川寫的〈豐子愷早期繪畫所受的影響〉和〈從隨筆看豐子愷的兒童相〉。黃俊東在創刊號的〈編後瑣記〉特別提到：「明川是一位豐子愷作品的研究者與蒐集者，她以動人的筆觸，探討豐先生早年繪畫所受的影響，文筆細膩，清麗可讀，讀者不宜錯過。」在第五期的〈編後瑣記〉則說：「這一篇卻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介紹豐先生的獨特之處，凡是喜歡豐先生作品的讀者，本文不宜錯過。」其實明川，就是盧瑋鑾（小思）老師，她也是我研究南來香港的中國作家的引路人，當年她帶者我去看魯迅、蔡元培、許地山、張愛玲、蕭紅等人在香港的墓地和居停之所。小思（一九三九－），生於香港，籍貫廣東番禺，香港當代著名散文作家、教育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獲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銜。一九七三年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已於二○○二年退休。小思活躍於香港文化活動，是六七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的作者之一。小思多年來研究和整理香港文學及文化史料，曾捐贈超過兩萬項個人藏品（包括剪報、期刊、書籍、小冊子及論文等資料）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協助成立「香港文學特藏」及「香港文學資料庫」。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小思榮獲「二○一五年香港藝術發展獎」之「終身成就獎」。她相當早就開始豐子愷的研究，一九八○年出版《豐子愷漫畫選繹》，她著作可說是等身。
而詩人何達（一九一五－一九九四），福建閩侯人，生於北京，他在一九三○年開始新詩創作，起初受徐志摩、郭沫若、李金髮、臧克家等人影響，後曾得到艾青指導，一九四二年進入西南聯大學習。一九四六年轉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師從朱自清。一九四八年出版詩集《我們開會》，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作家聯誼會理事，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他在在《波文》月刊第一期和第二期寫有〈我的老師費孝通先生〉和〈費孝通先生教我寫文章〉，因作者是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因此有近距離的觀察，這兩篇文章是瞭解費孝通的為人、為學和在抗戰期間的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波文》月刊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載了日本山口大學教授岩城秀夫（Iwaki Hideo）發表於《東方學》第四輯（一九五二年七月）的重要論文〈中國戲劇評論的起源〉，由精通日文的李沆譯成中文。岩城秀夫是日本著名的中國戲曲史專家青木正兒的學生，發表的論文有〈琵琶記研究〉、〈明代宮廷與演劇〉、〈宋代演劇管窺〉及〈明代戲曲之特質〉等多篇。一九七三年東京創文社出版他的《中國戲曲演劇研究》，厚達六九○頁。在七、八十年代他撰寫了長達四一一頁的論文《湯顯祖研究》。此文譯者李沆在《波文》月刊第四期還寫有〈書城漫步話神田〉，特別介紹神田神保町的書店。
另外由港英政府興辦，位於香港灣仔區的一所男女子官立小學，名為東院道官立小學（Eastern Hospital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曾為該校校長的容宜燕在《波文》月刊第四期發表〈話劇在香港的發展〉，黃俊東說：「戲劇前輩容宜燕先生，給我們撰寫〈話劇在香港的發展〉一文，對於香港劇運史實，有概括性和系統性的敘述，使我們知道香港的劇運與中國話劇的傳統發展是一脈相通的，而一些戲劇前輩的努力推動，無異使話劇種子得以萌芽成長。不過，作者指出劇運的推動，人才場地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現階段的戲劇人才並不缺乏，而場地卻顯然不足，故提議設立『青年劇場』，這是急切而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香港話劇要繼續發展，非賴年青一代戲劇工作者不可，而缺乏青年人可供使用的場地，無疑阻礙了話劇的活動和發展。作者在文章的結論，頗值得大家深思。」而在《波文》月刊第五期容宜燕又發表〈散文的朗誦藝術〉一文，對此黃俊東表示：「容先生年來專心研究朗誦藝術，早已著有專著，本文專針對散文朗誦而發，尤有新見。向來的朗誦者為了方便起見，多選韻文的詩詞歌賦和戲曲的題材，其實，散文更要朗誦，它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息息相關，更值得大家去注意和去朗誦。本文雖是談散文的朗誦藝術，卻是提出最具體和最實用的散文朗誦原則。」
除此而外《波文》月刊還採用年輕學者的文章，比如後來成名的黎活仁教授，當年才二十出頭，就發表文章。黎活仁一九五○年出生於香港，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文學學士。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修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訪問學者，多倫多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後來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直至退休。他在《波文》月刊第二期起至第五期就連載《何其芳評傳》，可說是初生之犢，嶄露頭角。其他如也斯（梁秉鈞，一九四九—二○一三）他曾就讀端正小學（在校時與沈西城為同班同學）及何文田官立中學，十多歲開始創作，二十歲成為專欄作家，後在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師、《南華早報》美術版編輯，七十年代參與編輯《中國學生週報》、《四季》、《文林》、《大拇指》等雜誌。也斯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等各個領域均有成就。他在《波文》月刊第一期發表〈詩三首〉，分別是〈青蛙與蝸牛〉、〈茶〉、〈後窗〉。
而該刊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期，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十月號，推出魯迅逝世三十八週年的特輯，除了封底採用刃鋒的木刻〈魯迅像〉，封底內頁採用黃永玉的木刻〈魯迅與木刻青年談訶勒惠支版畫〉、顧炳鑫的木刻〈魯迅小說「藥」插圖之一〉之外，收了梅創基的〈近代中國木刻運動是「現實主義」還是「表現主義」？──談「魯迅論美術」之一〉（第四期還有梅創基的〈魯迅先生是美術理論家、導師，還是「媒婆」和「褓母」？──談「魯迅論美術」之二〉）、濟行的〈魯迅談革命文學〉、沈西城的〈魯迅與內山完造（上）〉（第四期繼續刊出〈魯迅與內山完造（下）〉）、公嵐的〈談「朝花夕拾」〉、述史的〈魯迅‧仙台‧藤野──七十年前魯迅在仙台學醫的往事〉等五篇文章。其中〈魯迅談革命文學〉是魯迅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北平燕京大學的演講記錄，題目是〈談革命文學〉，當時針對郭沫若、成仿吾、蔣光慈、錢杏邨、洪靈菲等這批革命文學家，魯迅說了很多不敬的話，也許因著這個緣故，這篇講稿後來魯迅的集子裡和他的全集中都沒有收進去。似乎北平有一個刊物當時曾發表過，內容刪節了很多。此篇則為記錄的全文，是一篇很足珍貴的材料，特刊出以供研究魯迅者的參考。另外版畫家梅創基對現代中國美術界的史料整理，甚感興味，因此寫出談魯迅論美術的兩篇文章，都是相當有份量的文章。
《波文》月刊在每期的目錄頁上都標榜是「一本唯一能容納不同立場和不同見解的綜合性雜誌」，在堅強的編輯團隊及豐沛的稿源之下，照理應該是令人期望的刊物，但可能由於銷路的問題，我們在第五期的〈編後瑣記〉看到這段文字：「本刊所刊登的內容是較為嚴肅的文章，而且受了許多條件的限制，不能像消遣性的刊物那麼暢銷，那是意料中事。新年之後，我們將把內容大事革新，並且改為雙月刊。我們的工作人員太少，大家忙於生活，實在不能抽得較多時間來工作，因此改為雙月刊較為合適，待將來大家安排得出時間，當再改為月刊。新年之後的第六期革新號，將於二月中出版，敬請讀者注意。」但人們並沒有等到第六期的革新號的出現，《波文》月刊在短短的五期壽終正寢了，我們也很幸運地沒有看到被商業化扭曲的革新號，五期如此短暫，卻是一群文化人的理想實現，這未嘗不是好事，而它也留下讓人永遠追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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