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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摘一
「人人必讀的七本書」這個活動是源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合辦的講座，主要因素之一是四書很可能又會回到我們的中學教育之中。因此文化局、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和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提供這麼一個場地，來向大家報告傳統中國的經典，它的大義是什麼，還有怎麼去讀。
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人都認識基本中國字，所以任何中文書，拿起來，我們都可以讀。再加上，中國的經典多半牽涉我們現實人生裡的活動與事情，所以大家也就容易從現實人生中來看待它。而中國經典的特殊處，就在從現實的經驗中看待，能夠對人有很大的幫助，也解得通，所以如此一來，大家就覺得傳統經典遺留下來的學術性重要著作都貼近現實人生。
但是實際上，人們忽略掉的是，我們的現實人生是極其複雜的。
就像日前發的新聞，一則暴力鬥毆事件。女子因口角與男友一起毆打計程車司機，那麼嬌美的一個年輕女孩，卻有判若兩人的表現。那位男友一表人才，可是暴怒起來，每一拳都似乎可以致人於死，但等到他面對社會大眾，卻可以跪地磕頭。這種極端性，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對立，這是人格分裂嗎?
我們今天能在這個活動中，看到這個事件，不知道會不會引動大家看到，所謂的現實人生，其實是極其複雜。就如零與一之間，除了這兩個極端，我們看到這中間可以做無限分割的小數點。
不僅如此，今天在座者有不同的年齡層，你們想想，如果你是四十歲，你跟三十歲時的你，是否有差距？如果你是三十歲，你跟二十歲時的你有沒有不同？如果你是六十歲，你跟三十歲時有沒有不同？我們回溯到兩歲半，那個你，就是現在的你嗎？好像截然不同的兩個個體，然而卻又是同一個你。
所以即使是現實的生命經驗、生活的活動，它的複雜性乃是出乎人意想的。
這相對於太空，太空倒反而簡單、單純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如此？可是我們總覺得「科學」是複雜的，其實不然。而傳統中國經典所記錄的乃是這些複雜的人的事。
但是今天人們在讀這些傳統經典，大家很容易輕忽了其中的深度與廣度，看到坊間所講的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這些經典，似乎都只限於通俗的日常人生，或提供一點世俗的道德規範，而更多是一些人際交往的伎倆或聰明，以求用較高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傳統經典就變成了非常「實用」，充滿了伎倆和手段的一些經驗紀錄。如此，相對於西方的知識及知識經典，傳統中國經典似乎欠缺提升人性的重要成分，只是通俗實用小品了。
然而，中國傳統經典、中國學術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每當朋友要我談有關中國學術的時候，我總忍不住要舉一個例子，因為這是流行於海峽兩岸，說不定所有華人的地區，或所有探討華人學術的地區，都可能這樣認為。這也是我所教的學生，當他們進了大學，他們提出問題說：學校裡老師告訴他們，中國沒有學術可言；因為中國沒有一個概念是可以被明確定義化的。就以中國的學術說「仁」作為最重要的知識前提，只是「仁」字，單單在《論語》裡面，就有一百零九處不同的說法；重要的解釋大概是七十九個，再濃縮，也有四十九個。那你說，到底「仁」是哪個？不能確定，無可定義，這如何作為知識的前提？所以中國的學術只是一些經驗的集結。我們今天建立中國學術，只做文獻研究、資料的整理，不做任何知識意義的探索，因為無可探索，因為每一個詞有其歧義性，也就是不同的意義太多了。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西方的大學問家，最有名的黑格爾已經這麼說了。不僅黑格爾，甚至英國的一個大思想家，他也在他著名的著作裡講：中國基本上沒有學術，因為中國沒有進入到科學的世界裡，中國仍然是在「前科學時代」，只有經驗的集結，沒有任何理論的建構，原因是，中國的字義無法統一，是多重的，是歧義的。雖然中國發展出這麼多的文明的事物，然而在知識上是缺空的。
現在凡是以西方的知識方法作為前提的，幾乎也都是從這個觀念裡來談。在不知不覺間，第一，否定了中國。換言之，中國五千年下來、兩千五百年下來，在學術上其實是空的，而這是個事實嗎？我們身為現在21世紀的人，還值不值得來學這些東西呢？
第二，不知不覺中，人們或世界各地的學者，在知識，在真理上，就都以西方的知識、西方的真理，當作唯一的真理以及知識了。(略)
這第二個因緣，就是起於錢先生。
近來在我們華人學術圈裡，也有一個公案。因為現在大陸也開始談原有的傳統中國文化、學術了，學者似乎劃定一條界線：凡在海外，或者1949年之後離開大陸，談中國學術，或者還強調儒家的重要性者，他們就稱之為「新儒家」。
不過「新儒家」這個名詞，基本上其實有兩種涵義。我正好藉這個機會，也就提出。因為我們今天要談的這七本書，其實是因緣於關鍵的一條線，是從「新儒家」的問題談起。
如果是以民國三十八年離開大陸，同時仍以傳統中國文化與學術為主，談儒家——孔孟之道，就全稱他們為「新儒家」，這是一條線；如果認為舊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新時代中，需要積極為儒家、為中國傳統學術尋找一條新出路，想將儒家思想與這個時代接軌的人，他們依西方學說，說儒家也有如西方的方法論、知識論、形而上學、宇宙論、本體論……這些學者做這些努力，這又是一種新儒家，大陸學界把他們稱為「新儒家」，這是另一條線。不過他們把錢穆賓四先生歸入後者「新儒家」。
因此記者訪問錢先生：「您是新儒家嗎？」因為當時張君勱先生邀請了四位學者——錢穆先生、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向世界發表了《新儒家宣言》，來向世界說明儒家的重要性，標榜「新儒家」。只是錢先生婉拒了。現在有人說那是因錢先生跟他們有不同派別。其實這說法似是而非。
重要的是，錢先生說：「自古所謂的儒家，是代代更新的，無所謂新儒家。」
今天的時代，從新文化運動，甚至從清代中晚期，一些儒者反對長期以朱子對四書的注解，作為考試的唯一標準答案，認為凡宋明理學所說的，都是錯的，然後建立起清代的學術派別。
當然，宋理學成為元末、明清科舉考試的唯一真理標準，限制人們、學者的思考，因此清學者有人站出來，反宋理學、朱子之學，並形成「漢學」，考據之學。
於是漢、宋學壁壘分明。清代中期後，儒者提出了漢代對經典的解釋，漢學、宋學對立。他們批判宋代夾雜太多佛教禪宗思想，所以宋理學不是純儒家了，它是佛家的另一種表現。他們說，宋明理學全是教人打坐，怎麼可能是純粹的儒家？純粹的儒家有打坐嗎？孔子會打坐嗎？
可是宋學學者也堅持說，漢朝董仲舒也非純儒啊！夾雜了法家、陰陽家思想，他怎麼可能是純儒？
而後再加上新文化運動的主張者，接受西方的學術標準，一切要求純粹。於是大家探討：到底什麼是儒家？要求「純粹的儒家」。回頭一看，好像都不純粹。而後政治的關係，張君勱提出「新儒家」。
其實，錢先生講，自孔子建立儒家，賦予「儒」新的意義：孔子從「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說起，並講「君子不器」，並勉勵子夏「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而君子儒的特色就是「通達一切」。這也就是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論語之所以為論語，在於他如何以「覺」、以「仁」作為人性的基礎，再通向整個人生，上通向於天，下達普遍於社會，開展出幸福人生。
而後，經過戰國，孟子對墨子、楊朱雖有所批判，但孟子在批判中，清楚表現出他接受了墨子的思想，也接受了楊朱的思想，並綜合提出所謂的仁、義，作為儒家的標榜。我們看論語中「義」字並沒有「仁禮」重要，論語中「仁、禮」並稱。「義」在論語中只提了四次。但由孟子接受墨子「義」字的觀念，「義」在儒家擴大了重要性，仁、義、禮、智，加上信，成為儒的五行、五德。
到了漢代，陰陽家的宇宙觀、老子的思想、莊子的觀點、法家的原則，又化為儒家思想的部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是一個綜合性的思想，它帶著強大、原本孔子未曾碰觸的宇宙論，提供了漢代人如何在這樣一個巨大新社會中，找到適當的位置。
魏晉南北朝何嘗不是如此？「玄學」的提出，在宇宙本體的探討後，再確定人生的位置，而後大乘佛教的發展，更將當時中國人所面對的世界，無限制地開闊起來。
特別是隋唐，提出了「空」的觀點，是那個時代最精采的思想。
宋明理學，重新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最後歸本於儒，確定宇宙中生命的秩序，在這個新宇宙觀裡，再尋找人將如何安頓，同時有著無限開闊的未來。
如此一路下來，儒家最大的特質，就是代代依著新的思想，提出新的生命價值、新的生命哲理。所以儒家代代更新，從漢以後幾乎沒有「純粹不變」過。而中國的各家，其實最後也都回歸到儒家的本身，因為不離開：為現實人生尋求最適當、最廣闊的生命位置。
錢先生那時候給我們上課，他說：「你們是二十世紀的人，科學發展到今天，今天的儒家，你們說，該以何為立？你們將嘗試認識現代科學，認識現代代表性的新知識，然後如何融會貫通，為現代人尋找：在今天這樣一個大科學、大宇宙論、大經濟社會如此發展的時代裡，人安心、安身、立命之處。這樣才是儒家，才是『大儒』也。儒家代代更新，無須標立『新儒家』，所以我沒有參加張先生(張君勱)的邀約，我婉拒了『新儒家』的簽署。」
然後他再說：「今天讀書人關心傳統中國學術，基本上應讀七本書。那七本書你們看起來好像不是儒家，但實際上是今天必讀的七本書。因為中國思想從中貫串，你讀了，就知道什麼是中國文化，什麼是中國學術。」
我們今天起就開始談這七本書。這七本書就是《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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