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沒有終結民主在退潮—讀福山《身分認同》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一年，政治學經典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and the Last Man）出版，宣告人類社會歷史的進程「有機會」來到終結的一刻。社會主義的衰落，象徵着意識形態的演變到了看似是終點的終點站：自由民主。那時候，作出這驚天地泣鬼神的宣告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還未夠40歲。
儘管當時「歷史終結」之說引來很多反對聲音，其中最精彩的回應，來自於福山在哈佛寫博士論文時的師父、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杭廷頓說：即使意識形態的比賽已經有了結果，但自由民主的盛行不代表歷史終結，因為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宗教的衝突。這場師徒辯論，是現在讀政治學入門的第一課，是經典中的經典。無論歷史有沒有結束，兩套論述都以自由民主的扎根開花作為討論的基礎。事實上，經過上世紀末的第三波民主化（同為杭廷頓所提出的學說）之後，民主國家的數目從1970 年的35 個，上升到21 世紀初接近120 個，自由民主就是普世價值。
然而，最近幾年開始出現轉變，民主在退潮、民主已死等社會現象，都變成了新近出版的政治書籍名稱。自由民主不再堅挺、不再持久，而且我們逐漸意識到，這場退潮不是偶然的挫折，而是愈退愈多。更甚的是，退潮的國家並不只限於第三波或更新近民主化的政體，就連最最傳統的民主老大哥英國美國也同樣失守，2016年迎來了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開始正式「終結」。
眼見自己的學說和預言，跟現實世界偏離得愈來愈遠，現在還只是65 歲的福山說：就是因為特朗普，一個「基本誠信、可靠、判斷力、責任感、道德都完全缺乏」（福山語）的人當選美國總統，促使他寫成剛剛出版的《身分認同》（Identity: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Recognition），回應當下的政治發展。所以還是張愛玲說得好：「成名要趁早」，早成名不止可以更早「痛快」，還可以不斷修補自己奠下的根基，福山就是個好例子了。
民主退潮，以「強人」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急速崛起。民主體制受到的威脅，不再是我們以往所想像的那樣，不是軍事政變，更不是民間起義，而是以民主的方式讓民主倒退，選出了一個又一個反對民主自由的政治人物，迎來強人統治，這是對自由民主最致命的打擊。
右翼民粹主義抬頭，重新回到保護主義；不再追求多元，而是重新鞏固本來所擁有的身分認同。所以特朗普說：要將美國變回跟以往一樣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用「以往的美國」作招徠，不論這個美國是否真實存在過，他只是在說：現在的美國，不再保障真正的「美國人」。
福山認為，一切從中作梗的都是因為「身分認同」所帶來的問題。以特定的一種身分認同，團結凝聚一群在經濟上、以至是自尊上（dignity）受損的人（所謂經濟上的損失，最終所導致的其實也是自尊受損），將他們結合起來，成為一鼓充滿影響力的政治力量，造就了民粹主義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中異軍突起，英國脫歐如是，特朗普的當選也一樣。
所以福山在書中以「身分認同」為核心，探討身分認同如何將民主侵蝕。他說政治理論建基於人類行為的理論，而人類行為的理論則建基於關乎人性（human nature）的理論之上。所以當他要解釋身分政治如何影響民主的時候，他首先要處理的就是身分認同從何而來這個問題。
他一開始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指出人類靈魂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thymos（勉強譯為精神），thymos不同於欲望和工具理性的計算，而接近價值取向的判斷，而thymos就是建構身分認同的根本；福山之後再引用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提出人類有內在和外在的面向（inner/outer self）；繼而談到盧梭提出因為社會的出現，使人類開始追求得到社會的認同，一步一步將身分認同的歷史呈現出來。
當人民得不到社會的認同，就像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一個突尼西亞小販不單得不到國家的照顧，而且遭到代表着國家的執法人員公然侮辱而自尊受損，所以他只能以自焚的方法控訴。福山說，這個小販就是身分得不到認同的例子，因為國家甚至沒有把他當成一個人來看待。打着「個人自尊的受損」的旗號，可以有無窮無盡的感染力；當有人大力鼓吹自己如何不受國家專重，如何給外人入侵的時候，這種身分認同很容易會不斷壯大，最終成為今天席捲全世界的民粹主義。
面對如此風暴，曾經令福山錯誤地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自由民主如何應對？沒有開放多元的價值，還是那個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嗎？福山在新書《身分認同》的最後一章，題目借用了列寧最有名的著作名稱——《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但讀完之後，我最大的感受是想問福山：那如何做得到？
福山在最後一章對民粹主義的回應：是要建立一種開放的身分認同、一種以信念為基礎的身分認同（creedal identity），應對圍爐取暖、排除異己的身分認同。這種以信念為基礎的身分認同，就像美國一直以來所信奉的價值一樣，只要你守護美國的憲法，你就是美國人，重點是價值認同，而非血液膚色的相近。所以福山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要更多的融合，更貫徹的開放，而不是關門拉閘阻隔移民。他說，以往的多元文化，只有開放而沒有真正的融合（assimilation），所以應該着重融合的政策。即使歐盟在過去幾年風雨飄搖，但福山說，應該擴大這種歐羅巴的身分，變得更包容。
福山不是沒有嘗試解答「如何做到」這個問題，像他反對「雙重國籍」這做法，認為這是危害他所希望建立的身分認同；他提出應該從教育入手，加快移民的融和；福山又說應該開創多點職位，令到移民可以對國家更有貢獻；他同時說應該合力控制邊境關口，因為國家始終有權控制邊境開放……
福山以上所提出的全部都合情合理，但民粹主義之所以在今天愈演愈烈，正是因為福山所提出的種種解決方法，大部分人都明白（而且包括這些右翼政治強人），但重點是一直都做不到。當福山再重複一次這些解決方法，實際上只是墜入套套主義之中（tautology）。
從解釋自由民主並沒有讓歷史走向終結，指出身分認同如何演變為今天的民粹主義，福山都提出了一套詳細的論述；但在當下極需要為自由民主止血的時候，福山卻是無功而回，始終答不到「怎麼辦」這條問題。幸好福山也只是65歲，只要飲食均衡多做運動，他仍然有很多的時間，真正寫一本可以永遠通用、不再需要修改的經典著作，福山加油！
公民不認命
美國HBO劇集Game of Thrones（權力遊戲）終於來到最後一季，第三集打完萬眾期待的「The Great War」。儘管不是最後一戰，但這是生者與死者（white walker）、正義跟邪惡的決鬥，全集一個多小時，煙火風雪彌漫整個戰場，加上開戰時間設定在半夜，戰場能見度低得幾乎連誰生誰死也看不清楚，要重看幾次才能確認。可憐那些從第一季就開始期待這場大戰的觀眾，打起上來原來是如此「暗淡無光」，實在失望。
生死正邪的正面交鋒，無論是英雄電影抑或這齣劇集，結果如何誰勝誰負都不重要，因為我們想看而且看得最肉緊的，就只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發出最後吼聲的一刻，那些大大小小的角色、為了生存，為了尊嚴，為了不坐著等死，發狂衝向比自己強大十倍百倍的敵人決一生死。關鍵不是如此衝向敵人是否最有頭腦最有效，而是在面對力量不對等的敵人時，我們還有不低頭、不認命的勇氣，寧鳴死而不默生，就是這樣。
因為現實之中我們通常缺乏這種勇氣，永遠覺得現在「還未是時候」，是我們怯懦版本的not today（劇裡面，主角之一的Ayra面對「死神」時所說的話）。所以我們熱中於通過虛構的劇情，找回自己其實也擁有的熱血。
而現實之中，我們也有像Night King一樣的對手，力量強大之餘，身邊充滿各種奇形怪狀的手下，我們那個每天都堅持為某份報紙統計廣告數量的前特首，不就像那些同樣不懂疲倦、只懂將對手咬著不放的white walker嗎？我們的敵人又像Night King一樣，只要輕輕舉起雙手，就可以將我們昔日同一陣線的戰友眼睛「變藍」，令他們出賣尊嚴、倒戈相向，那個捲髮的湯姓大狀不就是這樣轉了陣營嗎？
上星期，看到陳健民教授那張穿上囚服的照片，只有覺得不忍，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或許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雨傘運動等等的概念，對很多人來說是愚蠢的白白送死，但除此以外，又有什麼方法能爭取到民主自由？
戴耀廷教授剛剛提出公民抗命這概念時，我讀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公民不服從》，最近重看依然覺得這本小書重要。他反奴隸主義，為了抗爭而不交稅，以表達對不公義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最後因而給判了入獄。他以「公民不服從」為題演講，短短的講辭，每句都是金句（維基百科也有全譯文，但翻譯得像google translate一樣，台灣紅桌文化的版本比較好）。他說：「就算在整個州份裡面，只有一千個、一百個，或只有十個誠實正義的人，甚至只有一個這樣的人也好，只要他願意解放奴隸，美國的奴隸制度就開始瓦解。不管開始的時候是如何微少不顯眼，只要做對了，就永遠都有意義。」
其實，我們都知道自己力量微薄，但當見到香港人又再久違地聯群結隊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有人以為香港人早已心死，但原來我們仍然會抗爭。現世不安穩，我們都不認命。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
最近看見一個又一個的團體發表聯署聲明，全香港各大中小學的學生校友、護士醫生會計師、就連師奶大媽也有屬於自己的聯署，反對有關逃犯條例的修訂。
其實我們都知道無用，沒有人會以為在簡陋的google form上寫下名字就可以扭轉劣勢。但即使無用也必須去做，面對強權我們本來就如此脆弱，以白紙黑字將自己的名字作為對抗，也就等於是押上我們的所有。看看今天香港，防線已經差不多退到最後，再不守住，香港也不再是香港了。
那麼我們的香港，和我們香港人，究竟應該是怎樣的？
香港在外國人眼中，除了其實一點也不香港的Jackie Chan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形象，就是每年都會悼念六四事件。想起在英國讀碩士班的時候，上一門有關中國國家與社會的政治課，教授是前《中國季刊》的主編朱莉（Julia Strauss），其中一個星期是講八九學運。我是班上唯一的香港人，課室內的人似乎都認為我應該最有想法。而她/他們的假設也不無道理，儘管八九六四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但我想全世界就只有香港的學生有機會會在學校裡面，詳細的學到這段歷史。差不多在每年6月左右的週會上，總會聽到校長老師說起這場發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那個星期朱莉教授的課，其中一本必讀的書目是The Tiananmen Papers（中譯本《中國「六四」真相》），化名做「張良」的作者披露當年六四發生時的官方/半官方文件，由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和夏偉（Orville Schell）所編。這書在出版時都轟動，很多人出來質疑這些文件的真偽，認為書不可信。相關的爭論當年也在學術界中進行，在《中國季刊》裡就有黎安友教授對指控的答辯。不過，無論這些文件所揭示的中南海裡面、黨內核心八大元老的權力關係是如何運作，文件有多真確也好，事實都只會是學生給軍隊鎮壓。
在早陣子德國名牌相機萊卡（Leica）的廣告風波，廣告以六四事件為背景、以記者和記者的鏡頭為主角，在六四三十年之際來得非常合時。即使廣告都是虛構，而且Leica最後也跟廣告劃清界線，但記者和記者的鏡頭，無疑是這場慘劇仍然能夠存留在世界歷史和記憶之中的關鍵。像加拿大記者Arthur Kent最近發表的短片「Black Night in June」，片裡面就有很多當年廣場上的片段，有軍隊的廣播和槍聲，也有學生的叫喊和求救。又像Facebook的專頁「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訪問了很多當年編採的記者，憶述30年前所發生的一切，並出版印成《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一書。
當歷史漸行漸遠，靠的就只有將這些記錄好好保存。在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件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香港一直以來都承擔了保存這段歷史的責任，而香港和香港人，就是應該這樣的。
72年前台灣，今日香港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台灣，很多人以為我把台灣跟香港做比較，人人都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倒轉），不是嗎？
老實說我很怕這類口號，太過cliché太過cheesy，只得濫情卻一點都不反映現實。兩個地方，即使同樣處於天朝中國的邊陲，拿來比較看似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卻有巨大分別。不論是制度抑或歷史背景，以至是社會人民的進步程度都是大不同，要真正把兩個地方拿來做比較研究，往往需要花很大力氣理清背後的差異。
作為香港人，研究台灣是向理想學習，希望有日真的可以求仁得仁，做到「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看看台灣社會，就算不說他們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民主選舉，現在人家社會是把公民抗命視為有正當性的思想和行為，而同性婚姻是應該保障而且已經保障的權利，香港人真的想羨慕也羨慕不來。
至於台灣人研究香港，其實是前車之鑒、看清楚原本為台灣人度身設計的「一國兩制」有多大威力。香港今天弄成這個樣子，台灣人不單要睜開眼看，而且要仔細回帶重看，千千萬萬不要蹈香港覆轍，而台灣大學社會系的何明修教授，就在做這個工作了。他是社會運動研究的專家，近年成為研究香港的表表者，最近出了新書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Temple University Press），比較5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何明修從兩個地方的歷史背景開始比較，逐步分析運動結構、領袖背景等等的差異，解釋為何兩場史無前例的大型佔領運動會有如此不一樣的結局。
有趣的是，如果單看前半部份、比較兩地社會運動的組織和資源，何明修說香港其實遠比台灣條件優厚，大學學生會每年有穩定財政資源，也有60多年歷史、（曾經）組織統領各間大學的學聯，這些都是台灣學生運動所缺乏的。但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開始，台灣年輕一代成為抗爭的一代，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之後（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到太陽花運動的時候終於也是開花結果的時候。
不過，說穿了兩地最大的分別，當然是在於制度。因為制度不同，台灣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反對的力量是可以在之後的選舉中勝出成為政府的政黨；而在香港，反對的力量是給制度趕盡殺絕的「所謂」政黨。這樣的制度背景，幾乎從運動一開始就注定了今天的結局。
所以在何明修的書裡面，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說法，對日後兩個地方的比較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向，何明修說：香港要跟台灣比較，其實是應該跟1947年經歷完「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比較，那時候日本殖民政府結束對台灣的管治，取而代之是國軍政府，即使跟原來的台灣社會格格不入，但國軍政府還是將原來的本土精英連根拔起，改造全新國軍版的台灣。在今天愈來愈不特別的特別行政區、慢慢給改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市，香港人應該做的，是要從70多年前的台灣開始學起。
來，跟我一起喊：「72年前台灣，今日香港」！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