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虎狼
南非。一隻非洲雌豹捕到羚羊，卻躲在樹上不敢輕易下來，一群獅子在地面上徘徊，而兩頭幼豹正在山洞裡嗷嗷待哺。
近旁，兩個動物保護者架著攝影機，拍攝這個殘忍的場面。
大約二○○○年春天，偶然在電視上看到《非洲獵豹》（Running Wild）這部電影，拍得扣人心弦，後來獅子們終於攀上樹去，咬傷獵豹奪走羚羊，雌豹傷重而死，遺下的幼豹尚無荒野生存能力，時刻受到大蟒、貓頭鷹、豺狼的威脅，被動物保護者收留，卻無法人工飼養牠們，唯有訓練牠們學會野生本領，返回大自然才能存活下去。幼豹一雄一雌，雄的就有些莽撞，膽子太大，為獵物掉進河裡被鱷魚吞食，只有那隻雌豹終於存活下來，返回原野。當初我看這部電影，卻不知道兩個動物保護者中那個女角克莉斯蒂，是由影星布魯克．雪德絲（Brooke Shields，波姬．小絲）扮演的。
英國人征服非洲，既對黑人殖民也搞動物保護。人類最早的動物保護者大概都是非洲的英國殖民地居民，他們雇用黑人幹活、伺候，自己卻去研究動物，一種很奇怪的邏輯。西歐文明除了猶太「啟示」、希臘「理性」、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之外，還有探險、貿易等傳統，是其他文明相形見絀的，對大自然，包括動物、物種、環境等的研究、保護，也比其他文明覺醒得早，好像除了印地安人對大自然還有直覺之外，其他悠久文明都失去了這種向度。不過美洲印地安人似乎一直處在前文明期，跟大自然的關係還是一種巫術，而其他文明也都曾有過巫術，「軸心文明」的說法認為，那些古老文明正好是摒棄巫術才產生了「突破」，因此也就失去了對大自然的直覺？但西方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已經上升為科學，不再是巫術，所以說科學也可以是一種終極關懷，是有道理的。
對大自然的覺醒，可以包含很多命題，在物種領域裡，人類作為靈長動物的覺醒，第一條就是去挽救瀕臨滅絕的物種，這幾乎是一種「上帝」的角色了，《聖經》諾亞方舟故事裡已包含這種命題；除人類之外的物種都沒有思維、語言而注定無法思考，人類是唯一可能扮演這種角色的，這裡不會有「物種平等」、「人類霸權」的歧義發生。但是在人類領域裡，問題就複雜起來，就「殖民」與「動物保護」這一對平行關係來說，動物不會質疑人類的「霸權」，任人擺布，事情反而簡單，牠們之於動物保護者的關係，只能是被捕獲、飼養、訓練、放生等一套程序，其中還必須被研究，才可能達到最終被挽救於瀕臨滅種的目的。那麼人類呢？殖民的一套程序可能包括征服、貿易、教育、文化輸出、政府訓練等等，是絕對的「西化」，如同必須先馴服動物的野性一樣，去除其文化中的巫術，其實西方殖民者一直在做這件事情，又以英國殖民者做得最成功，凡英國殖民地在獨立後（放生）都有制度化的良性後果，而法國殖民地後來都一塌糊塗，無非反映了英國人思路裡「野生保護」的技術比其他歐洲人都成功，這裡印度與新加坡的差別，無非是大象與羚羊的差別，跟動物保護者無關。
這裡已經談到政治這勞什子。人類從動物進化過來，經歷多次「覺醒」，其中極重要的一環，是明白了「政治」這件事，據說是從分配多餘食物開始的，而有了多餘食物才產生「政客」這種悠閒者，可是後來西方出現「政治學」才挑明，「政客」才是貪婪權力、操弄眾生、把玩歷史的主兒，其實早在明末清初，有個中國人就把這貓兒膩說透了，顧炎武《日知錄》分辨「天下」「 國家」為二者，直言「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難為他四百年前就有此前衛思想，比後現代理論還要透徹，於是我們知道，原來「政客」乃猛禽，一如《非洲獵豹》中的群獅孤豹。
老佛爺
紫禁城乾清門西側路北，有個養心殿，著名的「垂簾聽政」遺址。東西兩宮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緒）後面聽政，中間設置數重紗屏隔開。據說現在還是按當年原樣布置。清朝祖制不准婦人干政，以簾子垂下隔開，表示聽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現在的說法，是「不好意思」。
這個政治遺址被原樣保留下來，或許是某種無意的疏忽，因為現代中國的統治者會不經意地模仿這個樣板，卻未意識到「歷史的恥辱」，雖然也是「不好意思」的。八○年代末期那一幕「垂簾聽政」，在趙紫陽口述實錄《改革歷程》中，有甚為清晰的敘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詞，非常傳神—至少在年齡和性別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現代養心殿」，就是鄧府。它在哪裡，早已是不公開的祕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鄧大人住在地安門一帶，是米糧庫胡同的一座「大宅門」，至於幾號，說法紛雜，就不去管它了。這條胡同曾很熱鬧，按民國年間門牌算，一號住過陳垣、傅斯年，三號住過梁思成、林徽音，四號住過胡適，六號是于斌，中國天主教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說鄧府應是四號的最多，即胡適曾住過的宅子，抗戰時被花卉寫意大師陳半丁買去，園子占地五畝，故以「五畝之園」名之，解放初期陳半丁怕太招人賣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沒留下點「文氣」，好抵消些許暴戾？
「垂簾聽政」的決策，便出自鄧府。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交代了全部細節：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辭職後的臨時守攤「五人小組」（趙薄楊萬胡），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十三大人事問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個元老不進政治局常委，今後還參不參加決策？鄧與楊、薄二人先密商，要設「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後由薄一波在這次會議上建議趙紫陽：到十三屆一中全會，內部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鄧請示、由鄧拍板。此即「垂簾聽政」的由來，原來是在鄧府、由元老們自己決定的，趙紫陽只有聽命之份，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就像晚清乾清門西邊軍機處裡值班的一個章京。他下台後在這本書裡和盤托出細節：「鄧掌舵」是什麼含義？常委不僅要向鄧請教、向他通報，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這哪裡還叫「垂簾聽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這是一個內部規定，不能公開的，一旦公開就會出大事，這到後來被證明了。
此即八九大衝突前夕的中共政治結構。時至今日，一個費解的問題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已經實行中央委員百分之五差額選舉，令「左王」鄧力群在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中皆被「差」掉，黨內外一派歡呼，民間定義這是一種「許說、許走、不許選」的開明專制，一個改良的勢頭，已經在鄧小平手裡出現，「垂簾聽政」的模式，也會在這個勢頭下漸漸消解，這是可以預測的，可是這個勢頭忽然消失了，難道它是被後來的政局動盪耽誤掉了？
趙紫陽也說明，其實年初廢黜胡耀邦，也是在鄧府辦的。一月四日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裡開會……等到齊後，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即胡耀邦的辭職信。關於胡耀邦失寵於鄧小平的種種，趙根據自己的分析，已交代在先，但何時、怎樣、誰人出面逼使胡耀邦遞交辭職信，連趙紫陽這個總理也一概不知，全是暗箱作業—從一九八一年起，鄧對胡就越來越不滿意，廢立之心已起，不過早晚而已。趙紫陽寫道：「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一九八六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裡已定下來的事。鄧一九八六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麼談的，同什麼人談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他只知道那時鄧曾對楊尚昆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
幾個老人密商一番，就決定了胡耀邦的命運，可以說，「八九學運」已在此時埋下伏筆。趙紫陽描述，廢胡的那天，陳雲在鄧府會議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非常鄭重其事地宣布，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乎這樣的事。」寥寥幾筆，兩個「婆婆」的形象躍然紙上，各有特色—陳雲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冰冷、虛偽，卻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來；鄧則是剛愎霸道，赤裸裸的實用主義，什麼黨章國法的，沒當回事過，這輩子他只怕毛澤東。
這批老人在十三大以後退出中央常委，純粹是演戲給國際上看的，但要演好這齣戲，就非得學西太后，煞費苦心設計出這個「常委的婆婆」模式。這裡還有一點蹊蹺。鄧的本意，是「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自然這個婆婆非他莫屬，陳雲、李先念是不能「當婆婆」的，但是「婆婆」的名分問題，在十三大前始終懸而未決。陳李二人並非當年性情溫和的「東太后」慈安，不認可鄧自封「唯一婆婆」，而想跟他搞一屆「同治」朝。所以鄧小平刻意想複製一個「老佛爺」，並非易事。
廢胡之後，中國政局隱然動盪，趙紫陽雖代胡入主中南海勤政殿，但決策中樞已悄悄挪往故宮以北、景山背後的米糧庫胡同。八九期間的重大決策，皆出自鄧府，但在何時、何種情形下鄧府「偶露崢嶸」，卻沒有一定之規，隨意性很大，有幾種樣式：常委請示、鄧主動召集、楊尚昆引見等。
天安門事起不久趙紫陽即出訪—《趙紫陽傳》作者盧躍剛認為「六四」前夕訪朝（朝鮮）是趙紫陽一生最大的錯誤，李鵬趁空虛，請楊尚昆求見鄧小平聽常委彙報，誘出鄧小平的一席講話，而鑄成「四二六社論」，給學運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一招「見血封喉」，無轉圜餘地—從此學生與鄧小平，就尖銳地對峙在這個定性上，雙方都不退一步，縱使趙紫陽使出渾身解數也無用。其間，他也曾幾度請求楊尚昆，經由鄧的祕書和子女，試圖勸說鄧小平收回成命，皆被擋駕—這道「垂簾」難死了他。
四月二十五日這天，鄧小平接見楊尚昆、李鵬，是在玉泉山的軍委祕密駐地，他的一席話，後來流傳了兩個版本，一個版本中有鄧小平的「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罵娘，不怕制裁）；另一個版本中，鄧小平的原話是：「專政要用起來，流點血不要緊。」李鵬吩咐溫家寶在傳達前把它過濾掉了。
還有更奇的，「現代養心殿」裡的老佛爺居然失蹤了，前後十四天（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一日）。一九八九年北京屠城，有無數待解之謎，這是最大、最核心的一個謎，人們卻鮮少論及，這是比當年廣場上揭穿他乃是「西太后垂簾聽政」更具爆炸性的一件事情，也是決定了後三十年中國圈地、崛起、稱霸，因而也影響了國際趨勢，乃是世紀之交人類走向的一個最原初的因素。鄧小平因此上了歷史座標，卻偉人祠或恥辱柱孰者，則須待後人論定。
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會見李鵬、楊尚昆，定性「動亂」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會見伊朗總統哈梅內伊，中間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趙紫陽訪朝歸來，立刻求見鄧小平。整整兩個星期，趙多次求見都被拒絕，也就是說，趙紫陽從調停廣場絕食那時候起，就沒有見過鄧小平。鄧的祕書王瑞林告訴趙，鄧最近身體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趙才得以見鄧。
鄧小平幹什麼去了？
鄧小平完成了一個操作，為此而神隱，用了十四天。
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現代養心殿」定性「動亂」，等於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學生的悲憤是「天空在顫抖，彷彿空氣在燃燒」，他們對他的回應就是「四二七」大遊行，隊伍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橫幅，不帶憤怒地一道一道衝破警察防線，向全社會釋放的信息就是「人民勝利」，這個回合鄧小平徹底輸了，於是他起了殺心，他不是說了嗎？「專政要用起來，流點血不要緊。」
鄧小平決定採取軍事手段，平息學潮，然後改組最高政治權力。他親自去部署野戰軍的進軍京師計畫。據吳仁華（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出身）考證，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部署，「調動多個軍區的部隊入京，以達到相互監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個進京部隊之間互存戒心，難以串連，避免發生兵變事件…… 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調度的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考慮，做了一種『雙備份』、『雙保險』的周密安排。」也有研究發現，對付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動用北京衛戍區的兩個警衛師和武警北京市總隊的兵力足矣，鄧小平卻從全國七大軍區，調動了三十五萬大軍執行「戒嚴」任務，所為何來？無疑也是為了防止「政變」或「兵變」。
這分明是要打一場正規戰役，作為總指揮的鄧小平怎可不運籌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許太緊促了吧？
為了完成這個操作，他延誤了會見伊朗哈梅內伊。
為此他堅決拒見趙紫陽，而後者正嘔心瀝血為他平息學潮。
二○○四年八月中旬，八十歲的李光耀在新加坡發表談話，高度讚揚鄧小平用暴力處理天安門事件，並直接引用鄧小平當時的講話—「鄧曾說，『如果殺二十萬學生可以使中國保持一百年穩定，我就殺。」西方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則新聞。
八九當年，中國大陸各級口頭傳達的鄧小平主張「殺二十萬人」的講話中，鄧小平是列舉印尼的例子，即蘇哈托在一九六四年屠殺二三十萬印尼人以保住政權，從六○年代維持到八○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獻裡所有關於鄧小平對「六四天安門運動」「採取果斷措施」的講話紀錄裡，都全部刪除了他關於「殺二十萬人」與「蘇哈托」有關的內容。李光耀卻把鄧小平晚年最見不得光的這段講話，言之鑿鑿地向國際社會合盤托出，還把「二十年」改為「一百年」，以此為鄧擺功。
對此《華爾街日報》發一社論，指出多年來上至官方高層下至鄧的家屬，都在有意迴避「六四」事件；就連「六四」主事者李鵬，也再三在各種公開、私下場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責任。不料，此時卻冒出一個不識時務也不識好歹的新加坡強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門血案當作鄧小平晚年最大功勞來大講特講。
六四屠殺多次被獨裁者當作「典範」。利比亞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在被暴民毆斃之前，就曾在電視演講，以北京武力鎮壓學運，派坦克殺入天安門，為他自己在利比亞的暴行辯護。
八○年代晚期，嘉樂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有一次來拜訪普林斯頓的流亡群落，他是藏人的蘇秦，周遊列國，連橫合縱，接觸過羅斯福、尼赫魯、蔣介石、蔣經國、鄧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領康巴人跟解放軍打游擊，大家圍著他聊天，聽他講他的傳奇故事，期間他講了一句話，震懾眾人，也叫我至今難忘，他說：「中共的領導人，其實都是一些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土匪兵痞，他們對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殺人。」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惡決策！」
羅宇說。他稱之為「玉泉山鎮壓決策」，參加決策的人有鄧小平、楊尚昆、楊白冰、王震、李鵬、陳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頤和園西邊，早被列為軍事禁地，也俗稱「西山」，鄧林《我的父親鄧小平》中提到：「一九七七年葉帥安排鄧小平住進西山軍委一個住處的二十五號樓，這個樓原來是王洪文住過的，葉帥住十五號樓。」鄧在八九期間，不會住在地安門米糧庫胡同，一直躲在這裡。
羅宇是前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兒子，曾任職總參謀部裝備部航空處處長，「六四」鎮壓後憤而辭職出走。二○一六年夏他忽然給我來了一個郵件，並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風雲》電視劇本。原來他就住在賓州中部，離我的住處不遠，不久我請清華出身的六四學生領袖李恆清，開車一個多小時帶我去拜訪他，那是一個東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鎮上只有一條街、一個餐館，周圍都是農田，其間配以商貿中心、住宅社區，以及州際公路。羅宇拎了幾瓶啤酒來跟我聊，他談到，「玉泉山決策」，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沒有簽字，因此是非法的，這個要害乃是日後推翻「鄧決策」及其三十年後果的法規依據。
「鄧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門學生沒剩多少了，北京的學生都回校園去了，只剩下外地學生還在廣場待著，要不了幾天就散了嘛，哪裡用得著再派坦克去鎮壓？簡直就是蠢透了。現在中南海裡的人都清楚，這個邪惡決策當年就是毫無必要，還讓這個黨背上了非常沉重的歷史包袱，他們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機會。」
我對他說，六四屠殺，並非鄧小平的一時糊塗，屠殺後果對中共而言，就是亡黨亡國，但是最大惡果，是這三十年家園毀滅、人心淪喪。你要想拍電視，就要徹底釋放其中的全部含義。
「我要負責的，還是我那一小塊『邪惡決策』部分，」他說：「其他都是你的東西。」
他七十多歲了，腦子很清醒。
關於鎮壓學運的「邪惡決策」，在中共高層使用的話語裡，其實就是「戒嚴決策」，另有一個來源的說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二○○五年出版的《陳雲晚年歲月》，透露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的一個「元老密會」。
原來，五月十六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上，趙紫陽不同意多數常委關於「決不向學運退讓」的意見，堅持與廣場溝通。第二天即五月十七日，常委再次開議，決定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紫陽辭職。此書透露，李鵬隨後向中顧委在京委員會議做了通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堅決支持多數常委會議的意見，擁護中央（戒嚴）的決定。」
《陳雲晚年歲月》公開的這個細節，具有重新詮釋「戒嚴決策」的含義，那就是五月十六日晚的政治局常委會，由於趙紫陽的反對和辭職，未能達成共識，決議無效，於是翌日晚上元老們跨過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戒嚴的決策，而這些元老中間，有的人已經「全退」，沒有任何官方的職位。這是徹頭徹尾的「垂簾聽政」的又一例，當然也是違法的。
二○一九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際，新世紀出版社一本新書《最後的祕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兩次高層會議的鎮壓決策、支持鄧小平、批判並罷黜趙紫陽的過程，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一共二十七份機密文件，由一位黨內不具名的高級官員複製並保存至今。本書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鄧小平及擁護鎮壓決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楊尚昆、聶榮臻、萬里、宋任窮、李瑞環等都嚴厲批評趙紫陽。
其中王震兩次發言指海外敵對勢力採用和平演變手法進行滲透，言辭最為激烈，將趙紫陽支持的改革派稱為「像林彪那樣的大小艦隊」、「控制一大批輿論工具，到處搞政治性沙龍、演講和集會，甚至鑽進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占居重要崗位」、「上下勾連，內外串通，長期以來進行思想的、輿論的、組織的準備和精心策劃……發動利用社會上的流氓政治團夥和地主官僚、封建軍閥反動階級殘餘及社會渣滓，企圖以動亂直至暴亂，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並逐個列出了他所認為的海外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內部敵對勢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麼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鎮壓反革命暴亂就此完結，我很不贊成」；他還提交了一份書面講話，是唯一有兩份發言稿的人，細數具體措施：「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勞改、勞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勞改勞教的，一律吊銷城鎮戶口，送到偏遠地區，強制勞動。」
在黨內資歷高於鄧小平的元老陳雲未出席會議，以書面的形式提交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並未明確表示支持鄧小平使用軍隊鎮壓的決定。
據悉趙紫陽列席參加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沒有被安排發言，但他在會上要求講話，為自己解決危機的行動辯解，自此之後趙紫陽被軟禁直到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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