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一、占領──被迫接受的美國式生活風格
一九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聯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1880-1964）胸有成竹的來到了日本，這種自信心可以算是他一生的寫照。因為看到戰爭最後階段的空拍照片，他放心了，日本國民應該不會有太多抵抗吧。而對日本的期待也使麥克阿瑟成為一個寬宏大量的人。
眾所周知，長久以來，麥克阿瑟是個政治思想相當保守的人。一九三二年夏天，麥克阿瑟將軍應胡佛總統的命令，指揮騎兵部隊與步兵部隊，驅離了五千名示威群眾。這些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大恐慌中，受到嚴重的打擊，失去職業，於是發起了酬恤金進軍事件（Bonus Army），他們在春季遊行到了華盛頓，搭起小屋逗留不去。這些人之所以遊行到華盛頓，是為了要求政府提前發給早已承諾的酬恤金。剛開始的時候，這支遊行軍只有一萬一千人。胡佛總統獲得國會的同意，承諾發予十萬美金。因此，遊行軍減少到五千人。殘留的示威隊伍搭起帳棚，繼續監視中央政府的態度。而驅離這支遊行軍的殘餘部隊，讓麥克阿瑟一夕成為名人。那是羅斯福打敗胡佛，提出新政（The New Deal）之前的事。
歷史是諷刺的，麥克阿瑟元帥在新政時代長大的下屬保護中，抵達日本。麥克阿瑟對這些軍官懷抱著自然的袍澤之情，因為這些幕僚全都是追隨他的指揮，自菲律賓群島一路向北進攻的弟兄，更何況，他現在心境寬大，適合規劃新的設計圖來改造日本。經過新政時代的美國，這些幕僚十分相信，一國社會的經濟與生活形態，都必須由政府規劃來調整，因此他們便成了達成這個目的極有用的助手。這些幕僚的下面，還有剛從大學畢業，或是畢業才幾年的低階士官，這些年輕人接下了大量而繁瑣的調查工作，調查美國政府也尚不清楚的日本投降後的社會狀況。
這份工作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都市化為焦土，重要的紀錄並未放在它們原本所在的辦事處，而是疏散到遙遠的鄉下城鎮，連找到這些紀錄都並非易事，而要找出有能力提供重要資訊給他們的人，也因為彼此的連結已經斷了，因此更加困難。
收集重要資訊，並將麥克阿瑟與其幕僚決定的原則套用於具體的例子上，這兩件工作全都交給年輕有活力的軍官和士官執行。最高司令官與擔任幕僚的高級將官們，對於其部屬的決定，其實沒有多餘的時間細細考量。因此，儘管投降之前，曾經氣焰囂張的日本政府高官、政治家、財經界人士有各式各樣的抱怨批評，但是他們還是支持下屬的決定。這種狀態，大致上來說一直維持到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之前。這個事件，為麥克阿瑟和以往他下決策時的氣氛，帶來了變化。
我們認為，美國史與美國占領日本史之間，在時間上可以說是錯開的。至少，在美國占領日本的初期，日本──應該說是日本當中的美國，抱持著支持一九三三年開始的羅斯福總統政府的想法。但是，從一開始，麥克阿瑟自己就在他的幕僚之間，養了一個反對陣營。
在幕僚中有位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 1892-1972）少將，在簡稱GII的部門擔任部長。他自一九四○年以來，就在麥克阿瑟的麾下一起行動。威洛比所在的部門負責情報和諜報活動。威洛比少將隱藏在這官方目標的背後，與戰前隸屬於日本思想警察的官吏們取得聯絡，收集戰時日本警察染有反共思想的情報。從威洛比少將個人政治上的觀點來看，可以理解他為何要收集這些情報。威洛比少將另外也收集占領政府當局的官員活動情報，那些人的作為都是從他個人政治立場上所不樂見的。他將這些收集來的情報，送交美國眾議院反美活動委員會，作為當時指揮進行「紅色恐慌」的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1908-1957）議員所用。這些情報對調離在占領初期叱吒一時的新政主義者上，發揮了相當大的用處。
寇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 1897-1969）少將掌理民政局。這位少將在美日戰爭爆發前，原本在菲律賓開業當律師，負責管理麥克阿瑟將軍的財產。一九四○年，他回歸軍旅，成為陸軍少將，於菲律賓指揮反日的游擊戰。一九四三年，他被任命為太平洋戰區美國陸軍的民政局局長，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他隨麥克阿瑟一起到達日本。儘管他與威洛比少將有些爭執，但是惠特尼少將仍然獲得麥克阿瑟元帥的信任和喜愛，而他終其一生也都對麥克阿瑟忠心耿耿。
在民政局中，居於惠特尼少將之下的是查爾斯．凱迪斯（Charles L. Kades, 1906-1996）上校。這位人士生於紐約州紐堡市，康乃爾大學畢業後就讀哈佛法學院，一九三一年在紐約成為開業律師。一九三三年，在羅斯福政府內務部長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L. Ickes）手下工作。一九四二年回歸軍旅，在歐洲戰區負責德軍占領區的行政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他從華盛頓帶著占領政策相關文件到達日本。
凱迪斯與前面提到的惠特尼少將、亞佛列德．哈希（Alfred R. Hussey）海軍中校、米羅．羅威爾（Milo E. Rowell）等人一同參與起草新日本憲法草案的工作，應該就是這份憲法草案讓日本承諾今後放棄發起戰爭的權利。凱迪斯推動農地改革、解散財閥、驅逐戰時指揮官的政策。這些動作讓威洛比少將懷恨在心，所以威洛比將凱迪斯與鳥尾子爵夫人的私情曝光，使凱迪斯在日本待不下去。但是，麥克阿瑟元帥仍然對凱迪斯懷著父輩式的疼愛，也將自己的財產委託給這個人管理。
麥克阿瑟元帥身為軍人，堅決反對各種形態的共產主義，因此，他對蘇聯、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中國方面的軍事行動，都採取鷹派的態度。在美國國內的政治上，他也是個保守主義者。然而，就日本而言，他身為行政最高指導者，地位比天皇還高，所以他一直採取父輩式的態度鼓勵走向改革。他自己對日本抱持的態度，如實表現在一九五一年他離開日本後，在美國議會所做的演講中。在這場演講中，他表示日本人的精神年齡是十二歲。日本人原本已經習慣完全信任麥克阿瑟元帥對日本國民的善意，但這場演說發表在當時日本的報紙時，引起群眾的憤怒。毋庸置疑的，麥克阿瑟對日本人是抱著善意的，只是在他自己的主觀中，那是一種成年人對十二歲少年少女所懷抱的善意。
初期的時候，美軍並未明示占領期會延續多久，對日本人來說，美國占領日本好像會無限期的延長下去，就如同不久前的戰爭，也讓人感覺會永遠打下去一樣。所以，日本人已經把占領當成永久持續的狀態，決定自我去調適它了。
說到政府的機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原有的官僚組織依然完整的保留下來，但是，占領成了重新訓練日本官僚的機會。一九六○年代以後明顯出現經濟復興時期，那時為日本政府掌舵的高官們，便是這些在投降後的占領初期，接受重新訓練的官僚們。只要看看負責與占領軍當局談判的官吏清單，就可以發現不少一九六○年代以後，在執政黨內閣中的重要閣員名字。
這些官吏已經四十多歲了，但是在占領期間，努力學會了用英語表達自己意見的方法，所以一九六○年代之後，在日本經濟力堪與美國齊頭並進的條件下，他們便有機會和美國閣員自由地對談。這些人不用經過翻譯，可以與美國閣員直接對話及下決定。在占領之前的幾年，日本高等教育制度在外語方面極為貧乏，所以，日本官僚之中，極少有人具備用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說寫的能力。再加上大正到昭和時期，日本官僚界都流傳著一個迷信，外語流利的官僚升不了官。但這個迷信隨著占領時代的來臨而破除了，日本誕生了新型的高級官僚。經過六○年代、七○年代，日本高級官僚之間，依然還殘留著美國占領時代的印記。
日本官僚與占領軍的緊密連結，與聯軍占領德國的形式不同，這是美國對日本採取間接占領的自然結果。日本投降之後，美國政府起草對日政策，聲明只限於為達成占領目的時，美國才會利用天皇及其政府，附帶條件是當日本政府不遵循美國占領之目標時，美國有權要求置換該政府機關及其人員，或者採取與日本政府不同的做法，直接行動。這份日本戰敗後在華盛頓起草的對日占領政策，顯示美國已經對日本採取間接占領的形式。
但是在日本當地，美國一開始的某些動作，意味著實質性的直接占領。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麥克阿瑟已計畫好公開聲明，美國占領日本全土，並開始實施軍政。這份聲明由三個項目組成。第一、美國主導軍政；第二、由美國的軍事法庭取代日本的法庭；第三、在日本使用美軍軍票。這份預定加入聲明中的內容，預先被日本的內閣知曉，因而東久邇宮首相的內閣陷入混亂狀態。
原本，日本內閣一直努力運用漢字字彙的魔法，來減緩日本政府投降的衝擊。投降前後，對日本民眾的報導，都使用「終戰」這個詞，刻意的將「戰敗」二字隱藏起來，也避諱出現「占領」這個詞，而使用「進駐」這樣的字眼。但是如果到了現在，美軍的軍票可在日本使用，那麼就等於用美金代替日圓，這個事實本身，就清楚的告訴日本大眾戰敗與占領的事實，這會讓日本政府的立場十分為難。主要是因為政府長期以來，想盡辦法護衛國體，處心積慮地給予國民這場長期戰爭是光榮結束的印象。由美國的軍事法庭掌管日本的法庭，對政府來說，又是另一個難堪的局面。
東久邇宮首相深夜做了個決定，他派遣終戰聯絡事務局長官岡崎勝男（1897-1965）去晉見麥克阿瑟。麥克阿瑟當時下榻在橫濱的新格蘭大飯店。岡崎勝男到達飯店時，已是午夜一點，他悄悄閃進飯店，進入大人物住的臥室，但他把在那兒見到的美國人，誤當成參謀長薩德蘭少將，對著他訴說情由。說了大約十分鐘英語之後，岡崎才終於意識到他並不是自己想說話的對象。不久後，美國人將他帶到參謀長的房間，此時他才知道美國方面已經將這項處置，用電報傳遞給日本各地所有的部隊所在地，並且即將在第二天發表了。但是會面結束後，薩德蘭少將認為，從華盛頓發出的對日占領方針原則來看，岡崎勝男說明的內容是可被接受的，所以同意取消決定。
即使如此，只靠岡崎帶回來的報告，日本內閣還是不能放心，故央請外務大臣重光葵去拜訪麥克阿瑟元帥。日本政府高層展開的這一連串行動，都發生在當天深夜到黎明之間，直到破曉的這幾小時間，全體內閣閣員都沒敢閤眼。
投降與占領本為同一件事，日語與英語之間遣詞用字的差異，並非只源自於戰爭結束時日本官吏苦心隱瞞的特性，也源自於美國政府關於占領日本政策的本質。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儘管有幾名占領軍高官意識到這點，但是占領軍當局並未禁止日本政府用「終戰」和「進駐」等帶有少許欺瞞意義的字眼，取代露骨的「敗戰」、「占領」，彷彿把苦藥包在糯米紙裡就比較好吞。儘管如此，若看了這個時代日本報紙、雜誌刊出的感想，我所看到的論述，都是將日本的投降定位為無條件投降。雖然有法理論將它解釋為有條件投降，不過在當時大眾能接觸到的報導中，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占領軍當局，已經將接受無條件投降的狀況，當成官方態度來處理了。從這時算起的三十三年後，在新聞媒體上出現了日本究竟是有條件投降，還是無條件投降，展開了一場論戰。
（下略）

一、占領──被迫接受的美國式生活風格
一九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聯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1880-1964）胸有成竹的來到了日本，這種自信心可以算是他一生的寫照。因為看到戰爭最後階段的空拍照片，他放心了，日本國民應該不會有太多抵抗吧。而對日本的期待也使麥克阿瑟成為一個寬宏大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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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歷史思想的重負，鶴見俊輔其人其書
邱振瑞
在日本諸多思想家中，鶴見俊輔（1922-2015）堪稱是領軍人物之一，在世期間，與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詩人暨思想評論家吉本隆明皆有思想交流。從其著述生涯來看，他是日本思想文化評論家和大眾文化研究者，其論述有幾個特質：具有歷史思想的厚重、對國家戰爭與政治文明的省思、對社會弊病根源的追問，以及思想史特質的大眾文化研究。進言之，從古代、江戶時期、明治時期到二戰前後的日本史，都納進他辯證批判的視野中。他終其一生勤奮寫作，參與各種講座和對談，編著和合著近百種，出版《鶴見俊輔集》（全十二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集．續》（全五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座談》（全十卷，晶文社）、《鶴見俊輔書評集成》（全三卷，みすず書房），這些文字帶給日本戰後的言論思想界很大影響。
家族背景與戰爭體驗
鶴見俊輔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家族背景顯赫，父親鶴見祐輔曾任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出任過眾議院議員和厚生大臣等職，亦是善寫能譯的文人作家。他用日語寫過旅行遊記、隨筆、論文、小說和傳記，著書四十二種（五十七冊），以及三種英語著作。在一九二八年，其《英雄待望論》（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一九二八年）更登上五十萬部暢銷書名榜。此外，六卷本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改造社，一九三六年）日譯本，正是出自鶴見祐輔卓越的譯筆。鶴見俊輔的外祖父後藤新平，亦是顯赫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擔任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其後晉升為首任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和第七屆東京市長，以及第三任拓殖大學校長等要職，一九二八年受封伯爵。
據心理學家分析，也許鶴見俊輔出身貴族家庭，母親對他管教極為嚴格，這種壓力導致他過早出現叛逆行為。例如，偷書、逃學和出入不良場所，甚至二度自殺未遂，三度進出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一九三七年，他從府立第五中學退學。彼時，鶴見祐輔要前往澳大利亞演講，鶴見俊輔和胞姊鶴見和子亦隨父親同行。是年十月，他們一家三人歸國。一九三八年春天，鶴見俊輔時值十六歲，他隨同父親赴美拜訪哈佛大學的亞瑟．史列辛格教授，經過詳細面談，他決定到美國留學。他在那時與經濟學家都留重人結識為友。該年九月，他踏上美國麻州的土地，就讀於設有男生宿舍的補習班，開始留學生活。翌年秋天，他進入哈佛大學哲學科就讀，寄宿在當地劍橋的青年之家。一九四○年初夏，他返國探親期間，拜訪了民藝家柳宗悅。其後，他對於柳宗悅的思想研究，收錄於《鶴見俊輔集．續四》中。夏末，他返回美國，卻遇上了大麻煩，遭到洛杉磯港移民局的暫時拘留。到了秋季，日本學專家艾里謝也夫和賴肖和正在編寫日語教科書，鶴見與胞姊和子通力協助。翌年春天，他著手撰寫畢業論文《論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夏季，他有一機會，在紐約日本文化會館圖書館打工，認識了美國作家和社會運動家海倫．凱勒。但十一月下旬，美日關係卻出現了詭譎的前兆。日本大使館若杉大使來函通知，要他即刻到西海岸搭乘船艦返回日本！果真，十二月八日，因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兩國正式宣戰了，但他並沒有束裝返國。年底左右，他寫了一封家書，委託國際紅十字會轉交家人，說他第三學年前期考試成績第一名。
接下來，鶴見俊輔開始迎來了厄運之年。留美期間，鶴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引來了美國聯邦調查部門的注意。就思想根源而言，他的確否定國家的作為，高揚個人的存在。因此，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聯邦調查局幹員以涉入間諜案為由，到鶴見所住的學生宿舍裡大肆搜查，並將他強行帶走，關押於東波士頓移民局拘留所，彼時他尚未完成的論文也遭到沒收，不過最後仍然歸還予他。在關押期間，他趴在拘留所的馬桶上繼續完成畢業論文，儘管修學年限不足，哈佛大學教授委員會仍同意授予他畢業文憑。是年六月十一日，鶴見搭乘戰爭時期交換戰俘的船艦格里普霍姆號。十八日深夜，該船從紐約港出發，一個星期後，他在船上迎接二十歲的生日。返回日本後，很快接到了徵召令，翌年二月，他擔任海軍文職人員（負責德語口譯），從神戶港搭乘船艦，衝破德軍的封鎖線，輾轉抵到印尼雅加達。
思想軌跡與理論實踐
兩年後，鶴見俊輔回到橫濱日吉軍令部的翻譯部門，不幸的是，他於六月腹膜炎惡化，不得不離開軍令部。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他隨同父親和胞姊和子疏散到靜岡縣的熱海租屋療養。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作《哲學的反省》，並於翌年出版。
嚴格講，一九四六年五月，可謂是實現鶴見思想論述的新起點。他與物理學家武谷三男、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社會學家鶴見和子、學者武田清子等人，共同創辦《思想的科學》同仁雜誌，吸引同時代傑出知識人的矚目，雜誌內容豐富多姿。然而，當時日本還在美國占領軍的支配下，出版雜誌刊物都得通過嚴格審閱。因此，該雜誌有的文章沒能通過審查，被下令修改或刪除，不用說，對於明顯批判美國占領軍的文章則悉數刪除。這是日本知識人在美國統治下受到的屈辱和挫折感。
當然，也有知識人支持美國在戰後日本推動的民主改革。他們認為，與日本軍國主義高壓統治相比，由美軍主導規範的言論空間來得寬鬆，畢竟還容許自由主義的呼吸。這種對於言論價值觀的選取論戰，持續到日本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必須指出，以鶴見俊輔為首，於一九四九年七月成立的「思想之科學研究會」，加諸《思想的科學》雜誌提供發表園地，對於日本思想界的影響力既深且遠。創辦刊物最初的資金是他們自行籌措，創辦宗旨明確，旨在探索日本戰敗的深層涵義和汲取教訓。這份思想雜誌持續了半個世紀，到一九九六年三月停刊，共發行五百三十六期，已成為研究近現代日本思想史重要的文本史料。
而要綜括鶴見俊輔的思想面貌，我們必須回顧他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二年的研究成果。他組織了三十餘名菁英學者，進行以「轉向」為主題的研究會。經由他們通力合作，最終出版了三卷本《共同研究．轉向》（平凡社）。就此而言，這套叢書顯示出他們的學術志向，亦是名留青史的代表作。什麼是轉向呢？正如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指出，「轉向」一詞最初源於一九二○年代的日本共產黨人因被捕坐牢，在獄中宣布政治思想「方向轉換＝變更路線」的縮略語。到了一九三○年，這個詞逐漸變成輕蔑的說法，用於指稱日本共產黨人放棄理想的「變節」行為。然而，鶴見俊輔似乎站在理解與同情的立場，他認為「轉向」是一個普遍現象，而非特定政黨人士的行為。以二戰前為例，許多為自由和平搖旗吶喊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於二戰方興未艾之際，卻搖身一變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日本戰敗後，這些昔時的知識分子竟然比右翼人士更迅速轉向擁抱「民主主義」。所以，在他看來，「轉向」的本質是「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這就是說，只要國家為實現自身的最高律法權威，勢必就會對個體做出支配或限制，國家機器與個體之間的對峙抗爭，就是不可調和矛盾的根源。
看得出來，鶴見俊輔是一個自承思想重負的知識人，他熱衷於學問的建構，希望透過對歷史思想文化的重新記述，以恢復和貼近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他出版《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依然認為力之未逮，繼而在《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做更系統深入的積極反思。乍看之下，這部經典作品屬於「大眾文化史研究」，就精神內涵而言，則是對日本精神史與文化史的延伸探究，耐心的讀者透過其辯證的歷史論述，應該可以深刻認識現代日本思想史的底蘊。

導讀　歷史思想的重負，鶴見俊輔其人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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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占領──被迫接受的美國式生活風格
二、關於占領與正義感
三、戰後日本的漫畫
四、曲藝場的藝術
五、培養共同文化的故事
六、關於六○年代以後的流行歌
七、一般市民與市民運動
八、關於生活形態
九、關於旅行指南
後記
解說　鷲田清一

一、占領──被迫接受的美國式生活風格
二、關於占領與正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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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養共同文化的故事
六、關於六○年代以後的流行歌
七、一般市民與市民運動
八、關於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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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鷲田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