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非媽媽人生故事，從一尊木乃伊展開。
我在舊金山的圖坦卡門法老展上，遇見了未來的先生。他是個體面負責的男人，與我之前交往過永遠無業的夢想家很不一樣。我們在我三十歲的時候結婚了。丹恩當時三十七歲。
結婚第一年我們住在我的舊金山小公寓裡。後來我們在郊區非常棒的學區買了一間房子，一邊投入在公司的工作，讓事業穩定發展，一邊對於當父母這件事抱持開放的態度。家裡生了四個女兒，我是長女，從小在功能不彰的家庭長大，讓我覺得自己在某方面已經養過家了。後來有對與我們感情要好的夫妻，說他們想要生小孩，所以我們也就加入了。我一把子宮內避孕器拿掉，就在房事結束後倒立身體，一心一意想要懷孕。我想要感覺寶寶在我體內成長。
幾個月過去，然後又過了幾年。朋友在這段期間懷孕了。我們則是去看了醫生。
一九八○年代中期，不孕治療還是比較新的技術。我接連好幾個月接受檢測和進行侵入性治療，藥劑效力也愈來愈強。問題不在丹恩，而在我。我的生理週期太短，所以即使懷孕了，胚胎也無法在子宮內壁著床。腹腔鏡手術過後，我在恢復室得知我還有子宮內膜異位症。
外科醫生說：「我都清乾淨了，接下來這一年是妳最有可能懷孕的一年。」
那位醫生將我的生育沙漏翻轉過來。接著我把運動褲穿上，套住手術過後腫脹的腹部，辦好出院手續。我朝停車的地方走去，半路上往灌木叢吐了起來。我永遠無從分辨，這是麻醉後的宿醉效應，還是大限逼近讓我腸胃翻騰。
〔………〕
我的同事後來向我坦白，因為我太常跑醫院，他們以為我得了癌症。那段時間我在富國銀行擔任招募專員，穿梭在全美國的頂尖商學院，吸引企管碩士搭上富國號驛馬車。沒有人知道丹恩和我想要生小孩，連雙方父母都不知情。我超級不希望大家每個月都來關心我的經期。除此之外，工作是天堂，能讓我擺脫永無止境的療程、排卵期計算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竭力追求母職，也盡心投入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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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小孩是女性發展職業的有利因素。如果終生不婚，對追求成功的事業更是一大利多。弔詭的是，美國全國青年縱向調查數據顯示，對男性來說有小孩比較好。生一個小孩會讓爸爸的終生所得增加百分之六。相反地，媽媽每生一個小孩終生所得就會下降百分之四。
這種粗略的二分法或許可以歸結到，美國人長期以來對性別和工作抱持的文化假設。就傳統的性別角色考量：爸爸有年幼的孩子要養，在工作上會比較穩定和投入；媽媽則要請假或早退，花時間照顧調皮搗蛋的小鬼。所以，比起有一群要在六點前從安親班接回家的小孩，沒有孩子的女性不是更能長時間工作嗎？而且既然非媽媽不需要請產假，也就沒有留職停薪，等產後再回來工作的問題──非媽媽會一直待在工作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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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碧．哈特威（Bobbi Hartwell）看起來比她四十五歲的實際年齡來得年輕許多，也許是因為她用心在工作與生活間營造平衡。她和先生肯尼斯散發出活力與健康。也難怪，他們最近才從歐洲、非洲、東南亞的兩年長途旅行回來。兩年的旅行呢！
身為訓練有素的核子工程師，包碧經常要替能源部清理試爆場地。後來她自願接受資遣，取得公費的轉職培訓資格，由國家為她出讀法學院的頭一年學費。她就是在那裡認識了肯尼斯。他們兩個加起來，總共要還二十萬美元的學貸。所以畢業後，包碧曾經短暫當過家事法律師。她說：「我很討厭那份工作。還好我有人脈，我加入了一間法律軟體公司，在那個領域待了十五年。如果我們有小孩，就不得不一直做討厭的法律工作，這樣才能養家和償還貸款。」
現在她為三間不同的軟體公司工作，有時要到辦公室，有時在家上班，大部分的時間則是在路上，大概占了一半到九成的時間吧。她說：「從事這一行的大都是女性。這一行要做很多專案管理和軟體訓練。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按照那樣的行程工作超過三年。少數幾名女性可能有孩子，但我想她們的孩子多半都大了。孩子還小的人都是男性。」
「我媽說我才五歲就告訴她不想生小孩。二十幾歲時，我經常把『永遠別說永遠不』掛在嘴邊，因為我們都聽說過人們有時會突然萌生母愛。但我從來沒有過。」
包碧的決心受到考驗，她做出一項艱難的決定。她說：「我和一個很棒的人認真交往了好多年。但他真的很想要小孩，這可不是妥協能夠解決的事，我們只好分手。」幾年後她認識了肯尼斯。肯尼斯遇上不想生小孩的另一半，也鬆了一口氣。
除此之外，肯尼斯很想自己當老闆。所以兩人在人口數兩千的奧勒岡州卡爾頓買下一間舊加油站，改裝成熟食店。包碧說：「對我來說只是玩票性質，我覺得會很有趣，又可以學到新東西。的確也是，我學到了記帳和行銷之類的事情。」她也一直兼差做軟體諮詢工作，在三明治賣得不好的時候，就用這些錢支付帳單。
六年後他們把熟食店賣掉，肯尼斯加入包碧的法律軟體諮詢事業。他們發現只要有筆記型電腦和網路，不管在哪裡都能工作。一年之內，他們就把所有財產賣掉，把小房子租出去，踏上旅途。
她說：「我們排出優先順序來決定目的地，盡可能滿足我們的夢想。舉例來說，肯尼斯熱愛爬山，他一直想爬義大利多洛米蒂山。我則是一直想去非洲看看。我們先跑最貴的行程，因為我們不知道工作合約會持續到什麼時候。」所以他們把歐洲和非洲排在前面，考慮到當地氣候，這樣安排也對。工作量減少時，他們就動身前往東南亞，因為那裡生活開銷較低。回家後沒多久，工作合約也終於結束了。
她告訴我：「我們料想可能發生的狀況，真的就那樣發生了。我們這些X世代的人，最出名的就是一直跳槽，做很多不一樣的工作。我欣然接納社會的這種印象，而且完全樂在其中，不覺得哪裡有錯。如果我必須花錢養小孩，就沒這麼輕鬆了。」
包碧目前從事的工作與公用事業法規遵循有關，結合了法律和工程背景。她指出：「我現在的收入比我可以賺的錢少，因為我選擇做有趣的工作，不是被困在某種不喜歡的行業裡。如果我有小孩要念大學，我想那我就不能這麼做了。要成為像我今天這樣的人不能有小孩，有了小孩就無法取得這些工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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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萬美元。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估算，要將一個孩子從出生養到高中畢業，平均一戶家庭要花這麼多錢。念大學的費用還沒算在裡面。
養小孩的花費如此高昂，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說，當女性放棄成為母親，也許就能選擇比較不利為人母者的工作，雖然薪水較低，但卻比較有成就，例如藝術工作或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也可以選擇高壓力、高報酬的工作，例如醫生、律師、公司高層主管。以及工作時間長或不固定，同時也有可能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險的工作，例如執法人員、營建人員、軍人。不是沒有媽媽做這些工作，她們也從事這類行業，但是家裡沒小孩的女性通常比較有時間投入工作，比較不必花時間照顧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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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無後與不生的女性，統計數據取得不易。但在二○○二年，席薇亞．修伊特（Sylvia Hewitt）找市場研究機構哈里斯互動公司（Harris Interactive）和全國家長協會合作，針對有成就的職業婦女進行一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超過二十年了，雙重標準依然存在。有事業心的女性，依然會因為有小孩而走下坡；但事業有成的男性，往往都當了爸爸。如修伊特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所指出：「這份研究顯示，整體而言，男性事業愈成功，就愈有可能找到另一半並成為父親，對女性而言則是相反。這種不平等的現象，在事業成就極高的企業人士身上尤其明顯。事實上，這些女性百分之四十九沒有小孩。但她們的男性同事，僅百分之十九沒有小孩。」
麻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社會學系教授蜜雪兒．布迪格（Michelle Budig）博士發現，二○○三年以降，女性整體收入始終停留在女性八十一美分比男性一美元。但無子嗣女性族群的數據為九十六美分比一美元，與男性的薪資非常接近。若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夫妻中母親與父親的薪資比，則是七十六美分比一美元。
研究人員發現，讓女性不願成為母親，或至少讓她們遲遲沒有成為母親，其中一項主要原因是學校教育花了她們比較多的時間。布迪格博士引用美國教育部的數據，該項統計數據顯示，從一九八○年代早期開始，女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的人數比男性多，且多年來一直有這樣的趨勢。她表示：「據估計，二○一六年女性取得學士學位者占總人數六成，取得碩士學位者占總人數六成三，取得博士與專業學位者占總人數五成四。」
無獨有偶，那時候我想找無子女的女性受訪，也注意到大學教授是目前最容易找到的對象，更是最樂意發表意見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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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恩．贊巴蒂（Jane Zembaty）比尤娜早出生一個世代，在同一所大學裡任教。現年八十四歲的簡恩，是一名外貌出眾說話輕聲細語的女性，住在代頓近郊的輔助型養老社區。她在紐約水牛城的波蘭社區長大，家裡信天主教，父母在生三個女兒後又生了一個弟弟，她是二姊。簡恩在十九歲步入婚姻，認定自己將來會生小孩。她告訴我：「我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我非常渴望有小孩但生不出來。在那個年代，沒有小孩感覺就像失去一部分的自己。妳經歷過應該懂。」我點點頭。
簡恩的先生在四十六歲因心臟病發撒手人寰。她比先生年輕十歲。她說：「最讓我難過的是摯愛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我沒有小孩，所以他什麼都沒留下。這件事當時讓我傷透了心。」
她的弟弟鮑伯是家裡唯一有念大學的人。她回想當時鮑伯說：「妳一直想念書，妳應該去念大學。」「我告訴自己：『好，我不能過著自我中心的生活。我得想辦法找回生活重心，也許他說得對。』」
以前弟弟在學校念書時，都是簡恩幫他打報告。她回憶：「他討厭哲學，把書都丟給我。我試著讀柏拉圖的《理想國》但一竅不通。所以我上大學設了兩個目標：我要成為小學老師，還要認識柏拉圖。」
她修了學校開的每一堂哲學課。她說：「我毫無保留地全心愛上哲學。我熱愛哲學。哲學就是很適合我的心靈。我想了解柏拉圖的論點。我是非常理論派的人。」
她也很務實。簡恩的先生去世前經營一間販售機械工具的小店。她在先生離世後接手了一年半，並在那段時間念大學。她記得：「我一直感冒，醫生最後告訴我，學校或商店一定要放棄一樣。而我放棄經營商店。」
一九七○年，簡恩快要念完大三，她告訴教哲學的老師，她覺得一定要念哲學，不是小學教育。她告訴他：「我知道這樣很不實際。念哲學的女性找不到工作。」他同意這樣很不實際，但他接下來一整年，每天早上六點一對一指導簡恩。他動用了整個哲學系來串起人脈。她說：「幸好有約罕．卡博納拉（John Carbonara），我才能拿獎學金進喬治城大學念研究所。那時我沒有考慮過小孩的事，完全沒有。我實在太熱愛哲學，哲學就是我的天地。小孩變得一點都不重要。」
拿到博士學位後，簡恩取得代頓大學的聘書。那個時候是一九七一年。她知道，剛通過的《平權法案》是學校聘請她的一大因素。四年後她升任哲學系主任。然後她到劍橋大學從事休假研究。
她說：「我得告訴妳背景故事。我跟妳說過，我的父母是波蘭移民。我的父親是煉鋼工人，母親自認知識分子。那個年代波蘭女性不會出去工作，但她堅持在報社找了一份工作──一間設在紐約的波蘭報社。我的父親很不高興，因為他一點都不喜歡知識的東西。我的母親罹患心理疾病，從我十歲左右，到我十八歲母親離世，她的餘生都在精神病院度過。先生過世後我決定念大學，父親覺得這個想法很不好，因為他認為對知識的愛好讓母親心理不健康。他說：『妳不能那麼做。妳會落得跟妳媽一樣。』」
簡恩帶我到她的臥室，一進門就看見一大幀裱了框的劍橋大學照片。我順著她的手指看過去，她向我介紹：「這裡他們稱為『後院』，整片綠油油，再過去有條河。我從公寓走到學校，經過一塊塊草地，想著要寫一篇關於柏拉圖的論文。突然間我想起媽媽，我總是怪她沒有帶給我們快樂的童年。我心想，我媽媽就是不想要這些，她不想要四個小孩和先生。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發現，沒有小孩也許是我這輩子最棒的一件事。要是我有小孩，我先生過世的時候，他們年紀應該還很小，我得用全副心力去照顧他們。雖然先生過世讓我很難過，但是因為這樣，我開啟了全新的人生。我更如魚得水了，就像一件為我量身訂製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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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插手，簡恩最後過著再適合她不過的人生。生物規律也會插手，讓懷孕隨時間推移日漸困難。當女性花時間接受教育，而沒有組織家庭，生孩子所需的卵子庫存就逐年減少。但在認真考慮當媽媽之前，就算沒有完全放棄生小孩，有事業心的女性也往往感受到壓力，推遲生孩子的決定。有些女性會在畢業後，覺得應該要趁剛完成學業，以新鮮人之姿繼續投入職場。
但她們的卵子已經不新鮮了。尤其是大學畢業後繼續攻讀學位的女性。
女生一生下來就有一至兩百萬顆卵子的存量。初經來潮時，卵子會減少到三十至四十萬顆。三十歲的時候，卵子在三萬九千至五萬兩千顆。四十歲的時候，大概剩下九千到一萬兩千顆，高達九成有基因異常的問題。
因此二○一四年，臉書和蘋果公司率先推出凍卵的員工福利，讓女性員工先凍卵，再供日後受精植入使用。每次採集卵子大約要花一萬美元（而且女性通常要經歷三、四個階段的療程，才能收集到足夠可供日後受精使用的卵子），這些公司想必認為，這項投資能提高員工的生產力並讓員工更想留在公司。女性員工可以之後再做決定，避免年紀增長導致生育力下降，因此受惠。何不面面俱到，先衝刺事業，等到未來某天，組成家庭對女性和公司都比較輕鬆，再來生小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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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四年的不孕治療後我還在努力，想說只要生一個就好。但我也非常緊張焦慮──我會一大早就起床量體溫，拍拍丹恩的肩膀要他配合，並吞下味道噁心的黃體素錠，幫助子宮內膜增厚，然後自己在屁股上打一針，利用藥物將卵子釋放出來。我快要四十歲，丹恩四十八歲。
工作上的成就讓我對無法生小孩比較釋懷。即使當時美國通貨膨脹很嚴重，經濟正在衰退，我的事業還是發展得很好。我升遷了好幾次，在逐漸受重視的人力精簡領域培養出專業能力。我變成解雇員工的專家，而丹恩的事業則隨經濟衰退走下坡。他變成其中一個中年失業的財經專業人士，我成了維持家計的人。透過剝奪同事的工作來維持我的兩口之家，是一件殘酷又諷刺的事，也是沉重的負荷。
醫生告訴我們接下來要嘗試體外受精胚胎植入術，所以我們就放棄生小孩了。我從來沒想過試管嬰兒會超出我個人能接受的範圍。先前我心不甘情不願地使用助孕藥劑，但在某間不鏽鋼實驗室裡，由技術人員將我們的卵子和精子在培養皿結合，實在超出自然範圍太多。我覺得很不自然，更不用說那令人望之卻步的費用。我們告訴彼此，沒有小孩也沒關係。
但我不是沒有關係。我覺得自己很失敗，開始疏遠親朋好友，尤其是有小孩的人。我知道那不是健康的情緒，沒多久就去找一位專長是不孕症的心理治療師。她幫助我開始為永遠無法擁有的孩子哀悼。我們可以考慮領養，但丹恩和我都很害怕。而且，我覺得我們年紀太大，沒有小媽媽會選擇我們替他們養小孩。他怕我們會領養到有胎兒酒精症候群或藥物成癮的小孩。
在工作方面，丹恩曾短暫當過房貸仲介，但他喜歡分析的個性與激烈競爭格格不入。他有一小段時間替住宅區和退休社區的房地產開發商工作，但沒有什麼成果。在此同時，我花很多時間想辦法精簡人力，訓練主管如何用體貼的方式解雇員工。如果我不知道對方能不能辦到，我們會一起宣布解雇的消息。告訴員工工作沒了，始終是很折磨人的一件事，當時和現在我都如此認為。如果能說得輕鬆，就不需要我來宣布消息。好幾個解雇人的晚上，我都是哭著開車回家。
現在看來，像瘋子一樣做著打亂他人生計的工作，住在以家庭為重的郊區，丹恩的工作生活不穩定……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當時的我們幻想有天能移居鄉間，脫去上班時會穿起的風衣，想著也許能在土裡種點什麼。
後來丹恩又失業了。我們在此時下定決心，去做吧。
我們賣掉郊區的房子，我辭職了，在奧勒岡州鄉下買了六公頃的土地。我們沒有養小孩，而是立刻著手養羊。
【以上試閱內容摘錄自本書第一、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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