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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波譎雲詭東北亞
日本自古叛服無常
日本溯源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當中國已經成為氣勢磅礡的帝國時，日本島上還只星散著大大小小的部落。
中國知有日本，始見於戰國時代的《山海經》，裡面稱日本為「倭」。「倭」之稱謂本無貶義，就如同中國曾被稱為「支那」一樣，原本亦無貶義；後來「倭」與「支那」都有了貶義，為當事人所不喜。不同的是，日本人自稱為「倭」，中國人並不自稱「支那」。
西元一世紀，「倭」字又出現在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裡，該書的《地理志》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所謂「樂浪」，就是漢武帝在朝鮮設的樂浪郡。按這個說法，當時，日本列島上有百餘小國（部落），定期向中國進貢。
三百多年後，「倭」字又出現在南朝范曄的《後漢書》裡，其中的《東夷列傳》說：「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照此說法，漢武帝滅朝鮮後，日本列島上的一百多個小國中有三十幾個與漢朝有來往。《東夷列傳》又載，西元五十七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國的使者來中國進貢，光武帝劉秀賜以印綬。西元一九八四年，在日本福岡縣發現了一顆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的金印，人們推測此為劉秀所賜之物，意味著一個冊封的故事。西元一○七年（安帝永初元年），倭國向中國獻奴隸一百六十人。
看來，早在兩漢時期，中、日兩國已有官方交往，內容是日本來中國進貢。三世紀早期，日本境內出現了邪馬台國（一說在九州，一說在奈良）。西元二三八年，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派使臣來到曹魏王朝的首都洛陽，以男女奴隸和班布進貢。魏明帝曹叡賜以「親魏倭王」稱號和金印紫綬，並且下詔說：「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如此口吻，好像曹魏是中央，日本是地方似的。很明顯地，魏明帝是在搞冊封、構建華夷秩序，他讓女王借重中國宗主的聲威，鞏固統治地位。
那時，日本列島上有二至三十個倭國，邪馬台國來中國進貢，難免有拉大旗作虎皮之意。對魏明帝來說，冊封藩王以治小倭，於中國君臨天下何嘗不是件好事呢？西元二四○年，曹魏王朝派員出使邪馬台國，帶去了安撫詔書和賞賜品。卑彌呼女王及臣僚皆大歡喜，上表謝恩不迭，這是自有文獻記載以來的第一批中國赴日使節。事見於《三國志》。
三世紀中葉，在奈良盆地東南部的大和，興起一大國，以地為名，稱「大和國」，國祚三百餘年。大和國的最高統治者稱「大王」，是「王中之王」的意思，後來改稱「天皇」。「天皇」一詞，在日本的出現不早於六世紀，此前的「大王」有被後人稱為「天皇」的，那是後人的隨意。「天皇」一詞源自中國，中國神話傳說中有「三皇」—天皇、地皇和人皇，天皇有十三個頭，地皇有十一個頭，人皇有九個頭。「天皇」的本事最大，在各種關於「天皇」的解說裡，不乏與中國掌政相關者，然莫衷一是。
四世紀以後，大和國一連有贊、珍、濟、興、武五個大王遣使來華進貢，請受冊封，史稱「倭五王」。中國皇帝曾賜下「安東將軍」、「征東將軍」、「鎮東將軍」之類的封號。其中武王一生多次討封，曾自封為「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遣使來華請准。南朝劉宋皇帝冊封下來，竟去掉「百濟」，少封了一國。不知是否緣於此故，武王不再討封，兩國關係也漸漸疏遠。
從邪馬台國到大和國，從卑彌呼女王到倭五王，都謀求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這是華夷秩序在東亞的形成時期，日本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自倭五王之後至明朝太祖朱元璋，再無倭王向中國討封。在這漫長的近千年裡，華夷秩序逐步走向成熟，到達高峰，日本卻跳出了這種東亞國際的關係格局。
西元五九三年，日本出了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她的政權因建都於飛鳥（今奈良市附近），史稱飛鳥時代。她任用十九歲的侄子聖德太子攝政。聖德太子深受中國大一統思想的影響，試圖改革，削弱豪強，以天皇為中心建立中央集權。他的改革口號諸如「以禮為本」、「使民以時」、「國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等，皆取自中國儒典。聖德太子要恢復中、日關係，向中國取經，但他不肯稱臣，回歸華夷秩序。據《隋書．倭國傳》記載，西元六○七年，聖德太子派使節小野妹子來華，其國書有云：「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無恙。」一副平起平坐的口吻，甚至還以「日出」自居，高出「日沒」一頭。隋煬帝覽之不快，對臣下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覆以聞。」在隋煬帝眼裡，日本是來進貢的蠻夷，然其出言不遜，自屬無禮。
不管好歹，兩國已中斷一百多年的關係接上了。《隋書．倭國傳》中的這句話，還被疑為是日本國名的出典。日本古籍裡講過這樣的故事：西元十世紀的某一天，有學生問老師，為什麼我們倭國改稱為日本呢？老師便引「日出」一句解釋說，日本就是指太陽升起的地方，用為國名正是「日出」之國。學生又問，日出東方，日本在大唐的東方，確實是日出之國，但從日本本土上看，太陽是從中間升起來的，怎說是日出之國呢？老師搖頭道，反正從大唐的方位看，太陽是從東方升起來的。對於那時的日本人來說，重要的是大唐的角度！又有學生問，日本這國名是唐人取的，還是我們自己定的呢？老師說是唐人取的。以後日本就有愛國者非常討厭這個國名，要將「日本」批倒批臭。例如江戶時代的學者藤田幽谷就惡狠狠地說：「原封不動地接受『日本』這一唐人稱呼我們國家的國號，並用於和唐朝交往，實令人非常厭惡。」不過，在中國的古籍裡並沒有給日本起名的記載，反倒認為日本是自己定名。如《舊唐書》中說：「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明史》中也說：「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這是一段趣話，如下言歸正傳。
中國到底強大自信有胸懷，弱小的倭國不足齒數，不值得隋煬帝真的生氣，第二年他就派使臣回訪日本。不久，小野妹子又來了，還帶來四名留學生和四名學問僧，這開了日本向中國派員留學的先河。雖然聖德太子親華，卻開了日本抗衡中華的肇端。這一時期，日本自覺與華夷秩序保持距離，努力做到與中國平等交往。
隋朝短命，西元六一九年滅亡，唐朝取而代之。幾年後，聖德太子、推古女皇都死了。日本的政治經歷了一些內亂，但聖德太子的事業自有來者，中、日交往越來越頻繁。西元六三○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唐朝貞觀二十年（西元六四六年）元旦，日本孝德天皇頒布革新詔書，要模仿唐朝制度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先模仿了大唐的年號制度，孝德天皇定「大化」為年號，所以，此後的一系列改革史稱「大化革新」。
經過大化革新，日本建立起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度。從此，進入了持續一千二百多年的封建社會。其中，前半段的五百餘年，起自飛鳥時代中期，經過奈良時代、平安時代，由天皇和封建貴族掌握政權。
日本的奈良時代（西元七一○—七九四年），正值中國唐朝（西元六一八—九○七年）的鼎盛期。當時，中國周邊幾乎無不對唐稱臣，王維的詩說「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正是對這種盛世盛況的形象描繪。日本依然故我，不在萬國衣冠之列。這一時期，在中日交流史上出現了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日本的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另一個是唐朝的高僧鑒真。阿倍仲麻呂在唐三十六年，官至安南都護，兼安南節度使。阿倍仲麻呂喜讀書、熱愛中國文化，與詩人王維、李白交情不淺。高僧鑒真的出境是應日本政府邀請，日本沒有傳授戒律的高僧，他去傳經送寶。鑒真先後五次東渡，皆因遇颱風、海盜等原因失敗，心力交瘁致雙目失明。六十六歲時，第六次東渡，終獲成功。西元七五九年，日本按照唐朝寺院布局，在奈良建廟，稱唐招提寺，鑒真晚年便在這裡傳道，至西元七六三年逝世。
平安時代（西元七九四—一一九二年）有件事對中、日兩國都有影響：西元八九四年，日本官員菅原道真建議停派遣唐使獲准，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政治因素考量，純粹是因為海上風險太大，風浪與海盜造成了許多無謂的犧牲，實際上，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從西元六三○年正式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到西元八九四年廢止的二百六十多年間，日本共遣使十九批（包括海上遇難未能抵達中國的情況）。從數量上看，還不如現代人一年的交往；從素質上論，卻不可看輕這種交往，日本每一趟皆沒白來，到底是取了經的！
從漢至唐，中、日交往是單向度的，即日本汲取中國文化。一方面，中國文化深刻地影響到日本，另一方面，文化引進受到主觀選擇和海上交通的制約。所以日本並未全盤「中化」，既沒學中國最成功的科舉制度，依舊實行自己的等級制度，也沒學中國的太監制度。
隨著貴族土地私有莊園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日本出現了武士勢力。武士受莊園主蓄養，與主君結成主從關係。主君待武士以「御恩」，酬以俸祿；武士為主君「奉公」，平時隨侍，戰時從軍。武士力量的壯大，使地方豪強演變為軍事貴族集團。相形之下，皇室勢力衰落，為權貴所挾。平安時代末期，日本形成了關東源氏和關西平氏兩大武士集團。西元一一八五年，關東源氏擊敗了關西平氏，控制了天皇，掌握了中央政權。
幕府時代
西元一一九二年，右近衛大將軍源賴朝在鐮倉（今神奈川縣內）建立起軍事政府「幕府」。「幕府」一詞是近衛府的別稱，涵蓋住所、政廳，人們逐漸用以指代武家政治的權力機構，一直沿用到江戶時代。源賴朝自封為「征夷大將軍」，此名原本是倭王為征討蝦夷（東部和北部的原住民）而設的臨時官職，從源賴朝開始作為幕府長官的職名。
從鐮倉幕府起，日本進入幕府時代，歷經南北朝幕府、室町幕府、安土桃山幕府、江戶幕府。這近七百年的時光屬於日本封建社會的後半段，它是幕府將軍專權的武家政治時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天皇淪為傀儡。
鐮倉幕府時代（西元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年），時間跨度與中國宋朝（西元九六○—一二七九年）相仿。當時中日貿易頻繁。日本不鑄銅錢，市面上流通宋銅錢，曾一度引起宋朝銅錢緊缺。
這一時代晚期，蒙古席捲歐亞大陸，征服了俄羅斯、東歐、中亞、西亞、宋朝、高麗等諸多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地跨歐亞兩洲的大蒙古帝國。日本孤處大海而倖免。大蒙古國望洋卻步，勒馬停蹄，下敕招安。日本不識抬舉，斷然拒絕。大蒙古國連派四次使節，快把日本逼瘋了，狗急跳牆，揮起屠刀，三兩下便把來使殺了。
大蒙古國不是大漢盛唐要經營華夷秩序，它先禮後兵，決心要消滅日本！西元一二七一年大蒙古國改國號為元，蒙、漢、高麗聯軍也就是元朝的軍隊，以高麗為基地，發動了兩次征倭戰爭。兩次都倒楣遇到颱風，幾百艘戰船被掀翻，十幾萬將士殞命。颱風遏止了蒙元帝國的擴張。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西元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日本處於南北朝時期（西元一三三一—一三九二年）。朱元璋稱自己的事業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他當然要經營華夷秩序，做天下共主。趕跑蒙古後，萬邦來朝，願做藩屬，受大明國保護，唯日本不就範。朱元璋有心收拾日本，以武力挾其入貢。日本懷良親王不怕朱元璋，致函稱：「臣聞天朝有興兵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能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一封書信表達了抗衡華夷秩序的決心。可說了半天，朱元璋到底是「天朝」、「陛下」，自己是「小邦」、「臣」，不過是跪著造反而已。
朱元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總怕「胡虜」再來。因此，不復有漢唐的宏放雄闊，放不開政策並且收緊嚴格管理。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貿易僅有朝貢貿易，實行「勘合」制度。據此，來「貿易」的都是屬國，進貢後為朝廷勘合，即頒給在中國免稅銷售貨物的許可證。朱元璋還實行過禁海政策，禁民間使用番貨，禁沿海貿易，尤禁與日本貿易；「小邦」不進貢，就別想和「天朝」貿易。
日本歷代幕府將軍無不想與華貿易，但都不願做充當屬國的破冰者。十五世紀，室町幕府（西元一三三八—一五七三年）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做了第一個自願者。他上書明朝，表示願意接受冊封，稱臣納貢。這時候，天下共主是朱元璋的兒子明成祖朱棣。他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許以朝貢貿易。逸出宗藩關係近千年的日本，回歸華夷秩序，又成了中國的屬國。
安土桃山時代（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三年）末期，日本又反了：征夷大將軍豐臣秀吉拒絕明朝的冊封，兩次起兵征朝鮮，目的是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進而占領印度，建成大日本帝國。明朝出兵，抗日援朝。豐臣秀吉的本事沒有野心大，憂急成病而死。中、日關係降至冰點。從此，日本再也沒進入華夷秩序。
儘管豐臣秀吉沒有成功，卻給日本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自豐臣秀吉逝世之後，日本輩有「人才」出，不僅想征服朝鮮、中國，還立志做全世界的主人。如江戶後期的思想家佐藤信淵，著書《宇內混同秘策》說，皇大御國（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合併全世界、號令全世界是天理。他認為，合併全世界不能不講究方略，即先取中國，而欲取中國，必先占朝鮮。一旦把中國納入版圖，西域、暹羅、印度等世界各國，必懼日本，定會俯首稱臣。豐臣秀吉是日本大陸擴張的鼻祖，佐藤信淵是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先驅。日本的事業就這樣一代代發展，積攢下一股取朝鮮、攻中國、印度，直至占領全世界的惡狠狠幹勁。
豐臣秀吉死後，日本再起梟雄，德川家康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德川幕府（西元一六○○—一八六七年），由此開始了德川家族長達二百六十七年的統治，直到明治維新的前夜。
德川幕府將軍掌握著日本的命運，全國的軍事、交通要地及江戶、京都、大阪、長崎等大城市和大型礦山均為將軍把持，其直轄地達到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此外的四分之三列土為藩，由將軍分封。計有二百六十多藩，也就是二百六十多塊大小不等的領地，受封的藩主稱為「大名」，「名」是田地之意，「大名」即擁有大片田地的人。幕府將軍君臨全國，是最大的大名，稱「大君」。如此一來，日本建立起封建的幕藩體制。
德川幕府不光嚴格地控制大名，還控制武士，控制人民。隨著幕藩體制的建立，馬放南山，日本進入和平時期。眾多武士沒仗打，轉向官僚化，帶刀做官搞文治。別看頂著武士的名，提著武士的刀，還有多少武功則另當別論。雖然如此，那股氣焰還在，還能興風作浪。為免動亂，幕府要牢牢地掌控他們，給每一顆腦袋都加上「緊箍咒」，日本的武士道由此逐步得以確立。所謂武士道就是武士的精神教條，並無成文法典，只在人心深處。佛教與日本神道和中國儒教為武士道提供了思想資源。佛教使武士淡定冷靜不惜命，神道給武士以對主君的忠誠，儒教敘五倫講忠孝更堪大用。
中國大儒朱熹的學說被幕府奉為官學，稱為「朱子學」，裡面那些存天理滅人欲、三綱五常、大義名分的說教，很受幕府歡迎。幕府起用朱子學儒林羅山為政治顧問，他組織學究編寫出《武士訓》、《武教小學》、《士道要論》等武士讀物，把武士操守理論化，引導武士對將軍盡忠。江戶時代日本的社會格局，類似於歐洲的中世紀，歐洲俗諺說：「我主君的主君不是我的主君。」日本也是這樣，武士各有主君，只忠於他的直接主君；大名的武士沒有義務忠於大名的主君幕府將軍。幕府想讓天下武士葵花朵朵向太陽，都忠於將軍，但沒有理論依據。
於是幕府打擦邊球，提出「尊王敬幕」的口號。怕曹操的遠比敬曹操的多，「敬幕」並不成功，「尊王」讓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皇沾了光，卻遠遠不是忠君；幕府豈肯大吹大擂天皇危及自己的統治？它不過是利用天皇的名分，標榜自己的合法性罷了。忠君的事是後來的明治天皇促成的。儘管明治維新廢除了武士的社會身份，卻把武士道向妖魔化發展了。那時候將軍、大名倒臺散夥銷聲匿跡，可盡忠的只有天皇了，他是全國人民唯一的主君。忠君情結發展到昭和時期，愚忠成了武士道。日本軍隊走向世界做盡壞事，殺起人來眼都不眨，眨眼就是對天皇不忠，虧欠了武士道。愚忠玷汙了正經的武士道，也把日本人變成了愚民。
林羅山對幕府有傑出貢獻，他還起草過一封致中國皇帝的信，信中說：「日本國主源（德川）家康業已統一日本，其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日本正致力於建立自我中心的小華夷秩序，沒有任何創造性就是想坐一坐中國的金交椅。從信中不難看出，中國的屬國都變成了日本的屬國。幕府另起爐灶創建日式華夷秩序，自稱為「大君外交體制」，在這個秩序中，日本為華，他者為夷。中國皇帝並沒看到這封信，自然也沒見有誰發脾氣。
西元一六四四年，大清國搬家，定都北京。日本很酸楚，因為就在半個世紀前，豐臣秀吉曾想遷都北京，結果「大業」未成。他們認為自己與中國同文同種，卻不能進北京做皇帝，清國僅憑地勢便利，一邁腿就取了中華，當然讓人妒忌！日本稱清國為「清夷」，認為明清鼎革是「華變於夷之態也」，因此，這個中華不純粹了，純粹的中華唯有日本了！日本真的也自稱中華、中國、神州等等。面對受過元、清統治過的中國，日本產生優越感，說唐土上的文化有了雜質，而日本承傳的漢唐文化沒有雜質，是中華文明的正宗。
自兩漢時起，日本正式向中國派出使者，進入華夷秩序。此後出入無常，時而做中國的屬國，時而背離而去，終竟衝破羅網，甚至要建立日式華夷秩序，凌駕於中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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