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司法心理學家的告白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如果我們無法跟人說自己的故事，就說給自己聽吧。
――史蒂芬•格羅茲Stephen Grosz，《說不出的故事，最想被聽見》（The Examined Life）

派崔克•湯普森（Patrick Thompson）入獄前，才試圖用一把獵槍自殺，但沒瞄準腦袋，卻毀了自己的大半張左臉。那天早上他走進會談室的情景依舊栩栩如生，看到他的外貌我難掩震驚。他的左耳垂、下巴的一角、大部分的左臉頰都不見了，只剩下坑坑疤疤與腫塊。他另一邊的臉也毀了，幾乎糊成一片，右眼混濁不清。幸好他帶了一些他的畫要給我看，適時轉移焦點。我們花了一些時間看畫，客氣地討論他的作品，讓彼此都能逐漸適應這尷尬的情境。訪談的目的是要評估湯普森是否還有自殺的意圖。
那時候我結束韋克菲爾德的研究已經過了好幾年，再度進入監獄裡，是在某個Ｂ級監獄的醫療單位擔任代班心理師。大部分的監獄都有醫療單位，生病或受傷的囚犯會接受監獄護士的看管照護，如果他們幸運的話也會遇到訪視的醫生。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那些單位大概只是堆放人類苦難的倉庫。任何時候都會有很多囚犯身體不適，有些已經病危，有些是被別人或被自己給弄成重傷，可能是因為爛醉或過於亢奮，或因為嚴重的毒癮戒斷症狀。那裡的人身心狀態都處於低谷，甚至連那裡的氣味都讓人絕望，混雜了消毒水、汗水、嘔吐物，以及各種想得到的人體排泄物。聲音也同樣讓人困擾。在監獄裡，一般會聽到的是談話、活動與廣播等背景噪音；但在監獄的醫務室裡，更常是一片不祥的靜默，間有急促的刺耳聲、喊叫聲、碰撞聲、警鈴聲，或者門被關上的聲音。所見所聞讓人惶惶不安，除非你早已習慣。而那時的我已經習慣了。
我到的第二天，一位在職員工帶我去會談室，他是負責門禁與訪客控管的雜工，一個胖胖凸肚的男人，留著鬍鬚，很適合扮起聖誕老公公。顯然他很高興看到訪客，一路上講不停，興高采烈地解釋說他大部分的同事都因為壓力大而生病，或者被犯人揍到無法工作。

一種真實的絕望感＊＊

我們經過安全室，在大部分的監獄醫療單位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空間，以閘門阻隔，這樣才能隨時觀察裡頭的囚犯。安全室裡沒有尖銳的東西，也沒有任何可以讓人上吊的物品。我瞄到裡頭的犯人不時朝我揮手，我點頭示意。那位員工表示，那個犯人三天前才被送到急診，因為他又弄開腹股溝上自殘的舊傷口，然後用骯髒的廁所紙蓋住，結果又被感染。獄方護送他到急診室，一路上獄警都跟犯人銬在一塊兒，顯然認為犯人只是妄想出去透透風，或者拿一些不用自己花錢的鴉片，所以他們要求醫護在清洗與縫合傷口時不要給犯人任何止痛劑。犯人因為傷口縫線的痛苦而猛烈搖晃，直接把獄警的肩膀拉得脫臼。這位愛八掛的警衛跟我說著這段故事，彷彿是什麼奇聞逸事，但當他看到我一臉鐵青時，熱情也隨之消散。
時值酷寒的英國冬季，冷風刺骨，我記得我穿著標準的監獄「制服」：黑色羊毛高領針織衫與長褲，大部分的工作天我都是這樣穿的。醫療單位就在主樓的旁邊，主樓是一九八○年代的建築，天花板較低，刺眼的日光燈、制式塑膠傢俱，半個牆面上還鋪著油地氈。所有房間都漆上醫院式的慘綠色，原本應該具有緩和情緒的效果，卻奇怪地讓人覺得消沉。我所在的那個小房間裡，桌子跟牆壁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沒辦法舉起桌子砸人），還有掛在牆上的儲熱式暖器發出轟隆的聲響。就算湯普森不想自殺了，恐怕我們兩個人繼續待著房裡也會被烤到沒命。
監獄員工人數不足並不讓人意外。新的嚴刑峻罰政策表示犯人數量上升，與此同時則是大砍人事預算，而監獄空間總是嚴重供不應求。長期人滿為患，伴隨而來的環境骯髒，這就是今日監獄的寫照。我總是說，除非監獄人員有非凡的自我省察能力，否則終究會變成跟他們看管的人一樣。這裡的人手顯然不足，他們覺得無助，也就更不想好好做了。
監獄過於擁擠又人力短缺，幾乎所有的更生計畫都停擺，從而沒有工作或教育、沒有團體心理治療或諮商輔導。犯人與犯人、犯人與管理者之間都欠缺有意義的互動，鎖在牢房裡的時間更長（理論上是獨囚，但在這裡很少受刑人是住獨居房，更常是三人一室，像擠沙丁魚一樣）。身體被關起來，而心也同樣被關起來。就像諾貝爾獎得主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所說的：「監獄本質上是用過剩的時間來彌補不足的空間；對囚犯來說，兩者同樣顯而易察。」對那些一天在密閉空間關上二十三小時的犯人來說，沒有任何刺激，更殘忍的是，沒有希望。在監獄裡，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極真實的絕望感，那是心理上引人自殺的前兆。
在監獄裡，自殺是個大問題。監管的基本責任是讓人活著，但沒那麼簡單。在歐洲各國，英國的在監人數名列前茅，監獄自殺率也數一數二。（原注1）（在英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殺還是違法的，但我沒遇過有誰是因為自殺而被定罪的。）在英格蘭與威爾斯，男性受刑人的自殺率是自由男性的六倍，而女性受刑人的自殺率則是自由女性的二十倍。結束自己的生命並非輕易的決定。大部分的囚犯都顯示出嚴重的精神障礙；根據監獄改革信託基金（Prison Reform Trust）估計，比例約有七成。（原注2）有多少人想要自殺，或者在這樣的情緒下掙扎，尚不可得知。但即使是短期刑（英國有半數受刑人的刑期是六個月以下），也會讓受刑人在未來更容易產生精神問題。就像逛宜家家居，你幾乎不可能空手而回。
所以只要人待在監獄裡，就會真切感受到好像船快要沉了。船員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水弄出去，想辦法讓船繼續浮著。監獄有一套程序用來監控那些被認為有自殘或自殺風險的囚犯。每日看管而熟悉囚犯的護士或獄警，必須持續填寫一些表單，可是監獄員工很少，有問題的囚犯這麼多，於是像我這樣的角色被引進協助大量的不確定個案。只要個案持續存在，我對更生的崇高理念都會獲得事實檢驗。
對犯人來說，我就像是單人經營的臨時診所，位在一個明亮又熱呼呼的小房間裡。我的工作就是提問題、觀察並找出可能預測自殺意圖的紅色警示：在外面有段關係因為入監服刑而終止，是否被霸凌、有何感受、是否計畫自殺？這些都是重要的標準問題，但顯然無法切重要點，因為就算有人想自殺，也不會隨便跟一個才見面的女性分享細節。況且，即使坐牢本身還不夠讓人沮喪到想自殺，把人逼向臨界點的因素往往不可勝數，各式各樣都有，所以很難指著某個因素說：「就是它！」你很難那麼確定。

他壓抑憤怒，憤怒長成有毒的樹＊＊

派崔克本來住在Ｂ棟樓，獄警把他從那裡帶來見我。我只有短暫的時間可以瞄一下他的檔案。那份檔案是三週前才做好的，那時他剛剛用床單做成套索想上吊自殺，監獄受刑人最愛用的自殺方法。
我感覺他帶畫過來是希望我不要注意他的臉，因為他知道人們直覺上會如何反應。我很感謝他。藝術是很奇妙的共同活動，每個人都可以在牢房中專注而平和地做這件事，只要不是色情或非法的就好。他的那些畫讓我想起梵谷陷入低潮之際，厚重、隨性的筆法，描繪著不知名的男男女女，還有水果盤、綠野上的樹，以及似曾相識的海岸線。那些是插畫常見的主題，隨性塗抹、半抽象，站遠一點更好對焦。他告訴我他是用左手畫的，雖然他是右撇子，但他右手的食指、中指、無名指都沒了。我好奇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我還是沒問。欣賞完這些畫之後，我把畫擺靠在後方的牆邊，繼續進行鑑定訪談。
他木訥寡言，我幾乎可猜到他要說什麼。他只專注在回答問題，不跟我有眼神接觸，或觸及其他話題。如果要他說說看任何個人的事情，他明顯焦慮不安，用簡短的回覆想要我就此打住。當我問他是否還有自殺的念頭，他快速點個頭，發出「嗯」一聲。對他來說，我是個全然陌生的人，竟然還問他是否想死。
問完所有問題之後，我認定派崔克的情緒依然低落，還是屬於「有自殺風險」，應該繼續留在一般大樓的共用房。改變對他的管理方式，無論是增加觀察（安全室）或者其他安全措施，都有可能造成損害和反效果。就實際面來看，在人員不足的情況下，要積極做些什麼也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他應該不願意再講更多了，而且看看時間，後頭還有二十個這樣的訪談必須完成，於是我站起身，拿起他的畫還給他。
這時我才發現畫全部融掉了。我將他的畫靠在轟隆隆的壁掛式暖器旁，現在畫的油墨黏糊糊地從畫布滴到地毯上。裝畫的塑膠袋也融掉了，沾黏在暖器上就像一片壞掉的塑膠包膜。
我第一個念頭是：完蛋了！那個人的驕傲與喜悅，就這樣慢慢烘成卡士達醬，而這全都是我的錯。我是為了救人的任務而來，此刻卻是造成他更加絕望的罪魁禍首。我說不出話來，試著慢慢將畫分開，希望能解救一些殘骸。但我察覺到自己竟然想笑。我知道他正看著我，而當我望向他時，他看到我尷尬的表情，一件奇妙的事發生了：他笑了。我還真的懷疑了一會兒，想說那是不是笑聲。那是一種不太熟悉、有些刺耳的聲音，源自臉部受傷之故。接著他挑出一張融掉的人像畫，擺到自己的臉旁，直白地暗示那就像他的臉。他試圖讓我覺得好過一些。
我也忍不住笑了出來。我們一起笑個不停，笑到快要倒地，就是止不住。等我們漸漸平靜下來，看了彼此一眼之後又再次忍不住笑到歇斯底里。我一直說對不起。
有個護士從門上的小窗探頭進來，確認裡面狀況是否安好。她看起來一臉驚訝，卻又要保持鎮定，有點像電影《杏林嬉春》（Carry On Matron）裡的肯尼斯•威廉士（Kenneth Williams）。那肯定是很不尋常的聲音，我跟他都在狂笑，真的是捧腹大笑，這在監獄裡是罕見的，即便在難以預測的醫療環境中亦然。我們原本是要做自殺風險鑑定的。
那一刻我才明白幽默在我這個工作領域裡的價值。有時在最不適當的情況下，這是唯一適當的反應。只要跟任何緊急救援團隊接觸過，你就會聽到他們如何運用黑色幽默來處理最沮喪的情況。但就心理學與精神醫療來說，與病患或當事人一起笑仍然會讓人覺得有點不對勁、欠缺節制、不適當。心理師一般的形象就是穩重、冷靜分析；作為實習的司法心理師，我們被教導要保持專業性的距離。但那會讓你看起來像個機器人。當然必須維持適當的距離，但不能因此犧牲了真誠。
我因為融掉的畫而笑到無法克制，確實違反了有關互動的不成文規則。但是在人與人相處時，我總喜歡在不好的時刻來個好的玩笑，只要那是出於善意，而且不傷人；就像他們說的，跟人一起笑，而不是笑他們。這可能會是很有效的工具。笑是我所知最能有效化解緊張的工具。即使在自殺風險的鑑定中，笑也能夠發揮作用，就像這個例子的情況。這是我與派崔克當下最真實且無害的反應，而且效果相當顯著。
派崔克開始哭了起來。我很快從桌上的面紙盒裡抽出一張面紙給他，雖然犯人通常不會想使用我遞過去的面紙。他說他不是因為那些畫而哭，而是因為「所有其他的事情」。我看看時鐘，知道這樣談下去肯定會拖到後面的時程，但我並不想打斷他。我請他跟我說說是怎麼回事。這個過於壓抑的男人，一分鐘前還難以解讀心思，此刻卻願意敞開胸懷，那是因為我們之間小小的連結，以及短暫地分享彼此的脆弱。我不能打斷他。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如果我們無法跟人說自己的故事，就說給自己聽吧。
――史蒂芬•格羅茲Stephen Grosz，《說不出的故事，最想被聽見》（The Examined Life）

派崔克•湯普森（Patrick Thompson）入獄前，才試圖用一把獵槍自殺，但沒瞄準腦袋，卻毀了自己的大半張左臉。那天早上他走進會談室的情景依舊栩栩如生，看到他的外貌我難掩震驚。他的左耳垂、下巴的一角、大部分的左臉頰都不見了，只剩下坑坑疤疤與腫塊。他另一邊的臉也毀了，幾乎糊成一片，右眼混濁不清。幸好他帶了一些他的畫要給我看，適時轉移焦點。我們花了一些時間看畫...

一種「慢性社會病毒」感染引發的「社會心理疾病」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沈勝昂近幾年台灣發生多起受人矚目的暴力殺人案件，特別是隨機殺人事件，受害者從小孩到大人、從殺一人到連續殺多個人，凶殘的程度令人怵目驚心，社會對殺人行徑的深感痛惡自然不在話下，然而更多的困惑是，這種違背人性常態的暴力行為到底為何發生？殺人者出了什麼問題？
幾次隨機殺人的案件中，根據法院案情的媒體報導，對於為何殺人，殺人者有著各種不同的理由（動機），其中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殺人只是為了吃牢飯」――只因為無法（錢）生活，這個年輕人自殺了好幾次，又因為不敢（勇氣）再自戕，最後選擇容易下手（殺）的小朋友，年幼無辜的生命在一個「只是為了吃牢飯」的念頭中被消失了！
走出看守所，即使南台灣七月的豔陽照得人頭昏眼花，卻無法停息這段對話在我腦海反覆翻攪――「那我問你，你為什麼那麼想活？」這個「哲學式」的反問，令人無語。沒錯，對大多數人而言，從來我們就以為「活著」理所當然，無法理解為何「殺個人來死」會是一個「理由」，若只因為「活著實在太辛苦」，著實令人無法接受。人們總以為「殺人應該有個神祕、驚人的理由」吧！「他們應該跟我們不一樣」，多數人都是這麼想的。
在最近常出現的幾種暴力犯罪案件中，飽受「精神症狀」干擾也是常見的殺人理由，殺人者因為長期受到莫名「妄想力量」的壓迫，導致無法承受，而採取毀滅「妄想力量」的方式：「他們一直要弄我，分明是要逼我死」，於是「殺人」，也就是直接「消滅妄想對象」成為最簡單的解決方式。然而，一般人無法理解的是，殺人卻只是為了一個消滅「現實中不存在」的「力量」。
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呢？一直以來，「善與惡」、「好人與壞人」是社會對犯罪的審判標準，犯罪應該是「惡人」、「壞人」才會做的事，然而，多年的犯罪心理鑑定經驗告訴我，犯罪案件的發生，實質上對於「犯罪行為」的事實認定不難，客觀證據會說明「行為」真相，若只是針對犯罪行為，好比「用刀將人砍死了」，法定的有罪或無罪（善與惡）其實不難區分。但對於「為何發生？」的理解，才是真正的難題，特別是那些「偏離常態」的犯罪行為，例如：殺童案件，人們無法用常態去理解這個殺人行為，於是「司法心理鑑定」會在此時介入，協助釐清犯罪當時加害人的心智狀態（MSO,mentalstateatoffense）。然而，最難的是犯罪發生的原因絕非單一因素，應該說犯罪的發生是一連串生命事件組合的故事，那個事件組合導引了一個「心智（時空）狀態」的犯罪結果，只是那個令人心碎的結果，讓人傷心到無法接受，整個社會都受傷了，在哀傷中尋找無法被回覆的答案，為什麼？
正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犯罪者也是人，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這本書正是嘗試描述犯罪為何發生的社會心理故事背景，或許很多犯罪情事的發生正如我們每天的生活一般，「犯罪的人並不全然必須有著特殊的生命經驗」。作者以自己從事司法心理工作多年的經驗，藉由不同犯罪案例鉅細靡遺描繪犯罪者一生的「發展故事」，讓每一位我們眼中的「惡人」走進我們的生命當中。「犯罪發生在人們的生活當中」，暗示著犯罪的成因，可能涉及遙遠的兒時故事、年少時期到長大成年的發展經歷，甚或是犯罪前夕庶民般的生活瑣事。
「這些都跟他為何殺人有關？」你心裡一定有這樣的疑問。
沒錯！事實上，當我們揭開犯罪的神祕面紗後，「惡」跟我們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犯罪可能一直以來就在你我周遭的生活當中，預防或改善犯罪的發生，就是「照護」個人生命成長「小事」的社會心理發展，因此犯罪的成因像是一種「慢性社會病毒」，會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滋養，一旦感染就可能發展成為具「毀滅性」的「社會心理疾病」。而正如對於病毒（如COVID-19）的預防需要落實平日「乾淨」的生活習慣，預防社會心理疾病需要落實平日「乾淨」的心理健康習慣，犯罪的預防與治療則需要社會（含政府）投注更多的努力來培養「人」的心理健康，讓「心理健康」行為取代「犯罪行為」（社會心理疾病），讓每一個人能健康安全的成長與生活。
「關心別人（社會），就是保護自己。」

一種「慢性社會病毒」感染引發的「社會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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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這裡有怪物
我們的社會對於犯罪者有刻板印象，我們將那樣的形象內化並隨身攜帶――他們是我們的反面，我們是好人。而當我們以這種方法在心理上將自己與他們區隔開來，將他們非人化，把他們視為怪物，由此可能產生各種結果，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看不到他們就在我們身邊。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我問他是否還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他以半邊的笑臉回答說：「今天不用了，今天不會有事。」那天他想活著。有時候就我的工作來說，只要能讓人多撐一下子，那就夠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我希望他找到可以繼續說話的方法，而且繼續說下去，直到服刑期滿。
 第三章　怪罪的遊戲     
愛莉森是否真的精神異常？要多異常才會做出像她那樣的反應？無疑那是很極端的情況。但以極端的反應面對極端的情況，算得上異常嗎？在不同的情況下，倘若結果不是如此致命，她面對這種威脅的身體反應是否會被視為正常，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
 第四章　裝病的人 
為什麼犯人要裝病？主要誘因顯然在於，如此一來，他們就不用為某些讓人羞愧的問題找答案，對犯下亨特利這種重罪的人來說更是如此。若被視為法律上的精神異常，首先就能逃脫法律的嚴厲制裁，也不用被關起來。
第五章　巫醫與洗腦者 
如果我們對那些做出奇怪行為的人，或者令人難以理解的人，能夠像馬庫斯當時在精神健康意識小組那樣被對待，將他們看作是飽受折磨的人，而非抹上疾病的汙名，我們是否會更願意也更有能力對他們伸出援手？而像雷蒙那樣的悲劇是否就更容易避免呢？
第六章　裝腔作勢 
在這樣的調查中，資源很有限，畢竟那不是重要或高度受關注的案件。事實上，一個老人在家裡被殺，很快就不在媒體的雷達掃描範圍內。若沒有任何新發現可以開啟新的偵查程序，這個案子就像他們說的，會冷掉。
第七章　侮辱與傷害     
她對這些事件建構出自己的版本，讓自己好過一些。我能理解她用自己的方式接納兒子所做的事。雖然大腦受損可以解釋他為何無法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也就是硬體問題造成執行的程式出差錯，但我相信除了做錯事、犯了罪，他原本還可以有很多其他選擇。
第八章　一個男人的世界    
我曾問過他在攻擊女友時，心裡有何感覺。他說不知道自己當時想些什麼，只覺得很生氣，而且必須阻止她，不能讓她嘲笑他、看扁他、羞辱他。他陷入「發狂」的情緒，但他說後來自己平靜下來。討回公道的欲望已經獲得滿足。
第九章　斷指案  
我知道自己的客觀性受到影響，對一個司法心理學家來說，那是很嚴重的事；一個走鋼索的人如果亂了腳步，就不知能否繼續走下去。雖然我可能還沒準備好大聲說出來，但我對自己的職涯以及未來走向有了懷疑。我不禁思考：我的存在是否真的有意義？我究竟想做什麼？
第十章　安全與健康   
一個人要能夠有力量繼續往前走下去，他必須能為自己描繪更好的將來，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而且比現在的生活狀況更好。作為病人治療上的夥伴，心理師只能真實地向他們呈現那種生活的可能樣貌。你必須打著光，與他們踽踽前行，走到隧道的盡頭。
第十一章　部分的總和
這個制度的每個面向都壞掉了。而在這個矩陣裡的每一個點，加害者與被害者、富人與窮人、男人與女人、黑人與白人，不論怎麼看，都有顯著的不平等與失能之處。從犯罪發生到提出解決方案，每個層面都有制度失能。我必須再度問自己，我是否已成了問題的一部分？

第一章　這裡有怪物
我們的社會對於犯罪者有刻板印象，我們將那樣的形象內化並隨身攜帶――他們是我們的反面，我們是好人。而當我們以這種方法在心理上將自己與他們區隔開來，將他們非人化，把他們視為怪物，由此可能產生各種結果，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看不到他們就在我們身邊。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我問他是否還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他以半邊的笑臉回答說：「今天不用了，今天不會有事。」那天他想活著。有時候就我的工作來說，只要能讓人多撐一下子，那就夠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我希望他找到可以繼續說話的方法，而且繼續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