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張愛玲，與我的父母
宋以朗
時光匆匆過去，今年已是張愛玲誕生一百週年，而曾經見過她本人的人已是寥寥可數。我小時候在家裏見過張愛玲，所以我會不停地被問及我對張愛玲的回憶。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五四年。當時我只是一個五歲小童，對這位張阿姨沒有什麼印象，也不記得她在語錄裡提到我的事兒：
聽見瑯瑯吃藥：
（一）戴著藥丸如護身符。
（二）想出花樣，有落場勢，好像不是為了加白糖才肯吃。
《張愛玲語錄》倒有我們倆的一個集體回憶：
你們臥室的小露台像「廬山一角」，又像「壺中天地」。
語錄註解說：「五十年代，我們居於北角繼園，父母臥室約三四十平方。一進門，迎面是落地的磨砂玻璃牆，前行數步才見右邊有一道小走廊，拐一個彎便通到露台。露台也由落地的磨砂玻璃包圍，只有打開中層的窗子方望到外面景物。由於露台設計獨特，初入臥室根本不會察覺，仿佛別有洞天，於是張愛玲便有上面的妙喻。」我對這個小露台印象特別深刻，因為我在那裡營建了一個紙製印第安人帳篷，我躲進去就不用理會大人們了！
一九五九年夏，我家從港島北角繼園搬到九龍加多利山。我自己有個小房間，裡面有簡單的床、桌、椅、櫃。櫃子裡有很多書，包括一大堆《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本書故事文字，也算是「平淡而自然」，十多歲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我反覆看過多遍，但我沒有追問父母與作者的關係，當然也沒有想到那些由作者親筆簽名的初版書有一天會是價值連城。
一九六一年，張愛玲再訪香港，在旺角花墟附近租了房間，從我家步行過去只需幾分鐘。後來她臨走前退了租，卻發現還有電影劇本未寫好，便來我家借住兩星期。我讓出房間給她，自己到客廳「餵蚊」。她給我的印象很簡單，一個高高瘦瘦的女子，整天躲在房間寫作，偶爾出來一起吃飯，與小孩無甚交流。多年來我不知被問了多少遍對張愛玲的印象這個問題，但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說。
我寫過一篇關於張愛玲軼事的短文說：
張愛玲整天就只神秘兮兮的躲在臥室，即使偶爾同枱食飯，彼此間也靜默得宛如隱修院的院友。她從不挑剔飯菜，胃口也不大，但根據我家老傭人阿妹的暗中觀察，她最愛吃的似乎就是隔夜麵包，大概是有胃病問題。至於外表，她身材高瘦，打扮樸素，阿妹分析說衣服都是她自己裁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是印象中沒見過她穿旗袍。記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近視又不戴眼鏡，看事物總要俯前── 也許她擔心把我和姊姊混淆了。
這些年來我屢次受訪，講述對張愛玲的印象，也不外乎上面講的那些。
我搜索他人對張愛玲的印象，希望可以引發出我自己的記憶。
例一：曹可凡在《我認識一些深情的人》引用白先勇回憶張愛玲與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王禎和、殷張蘭熙等人的一九六一年台北宴會：
白先勇先生記得，那天和張愛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門町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蘇州菜館……她身穿素淡的旗袍，但隨身帶著一件暗紫色綢緞棉質外套，特別顯眼……
那晚，白先勇先生與張愛玲相鄰而坐。「張愛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特別是捲舌音很有北京味兒，這或許與她曾經在天津居住過有關。她的眼神因近視略顯得有些朦朧、迷離，一旦特別關注你，便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兩道白光直射而來，難怪她觀察周圍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徹、深刻。」
例二：於梨華在《華麗與蒼涼── 張愛玲紀念文集》說：
記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裝，長頸上繫了條紫紅絲巾。可不是胡亂搭在那裡，而是巧妙地調諧衣服的色澤及頸子的細長。頭髮則微波式，及肩，由漆黑髮夾隨意綰住，托出長圓臉盤。眼珠有點突，沒戴眼鏡（通信中知道她戴眼鏡的），想必有隱形鏡片，所以看人時半抬下巴，半垂眼瞼。我不認為她好看，但她的模樣卻是獨一無二（one of its kind）。
他們的文采與觀察能力比我好得多，可惜我的腦子還是一片空白。
其實我有什麼印象不是要點。這個故事裡的三個主要人物是：張愛玲、我父親宋淇與母親宋鄺文美。他們三位的故事很簡單：張愛玲在一九五二年九月為完成學業從上海來香港，她在報紙上看到美國新聞處的招聘海明威《老人與海》翻譯者廣告便投了簡歷，結果被選中，因而結識時在美新處翻譯部的宋淇，後來有在一個社交場合又結識了宋鄺文美。一九五五年，張愛玲移民到了美國。當時我父親是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的製片主任，張愛玲在我父親的介紹下，先後為公司寫了幾部電影劇本。一九六一年十月，張愛玲來香港寫劇本賺錢。一九六二年三月，張愛玲回美，三人終身沒有再會面。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在美逝世，遺囑簡單地說：「我去世後，我將我擁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給宋淇夫婦。」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宋淇在港逝世。二○○七年十一月，宋鄺文美在港逝世。
二○○三年，母親中風，我從美國回來香港照顧她。她的最後五年，我總算陪她渡過了。最初我只是負責整理張愛玲的合約，給她逐一簽好，然後歸檔。
投入之後，我很快得了「十萬個為什麼」病。為什麼張愛玲會將遺產全部留給宋氏夫婦呢？她的親戚們怎麼樣啦？為什麼張愛玲遺物裡有完成但未出版的作品（如《小團圓》）？要不要替她出版？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如〈愛憎表〉）呢？〈色，戒〉女主角原型是否民族女英雄鄭蘋如？張愛玲有沒有到台灣採訪過少帥張學良？《同學少年都不賤》不能出版的「毛病」是啥？這些都是人家不停問我的問題。
我轉問我母親，她只說不記得叫我不要煩她。幸好母親有告訴我所有問題的答案都在家裡一箱箱的書信裡面。我搜遍全家，找到四十一年他們三人寫的七百多封信，洋洋共六十多萬字。這些書信好像結成一個普通法的法律系統：案例都有據理，差不多凡事都引用先例。看完這些信，我開始有信心處理張愛玲的遺產。
其中張愛玲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信中說：「如果我的錢有剩，那麼（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請高手譯，沒出版的出版了……（二）給你們倆買點東西留念。」
翻譯作品倒是容易。這些年，張愛玲的作品已經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波蘭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日文、韓文、越南文等。她的英文作品《雷峯塔》、《易經》、《少帥》也翻譯成中文。出版了生前沒出版的作品有〈重訪邊城〉、〈異鄉記〉、〈愛憎表〉、《同學少年都不賤》、《小團圓》。
「給你們倆買點東西留念」則是靦腆的張愛玲不願意點明。她想表達的是，她知道我父母的身體都不好，叫他們拿錢去用，但她又不好意思直接說出來，所以變成吞吞吐吐。看到這裡，我真的很感動。
二○一○年，我從他們三個人那七百多封信件中選出部分內容，編成《張愛玲私語錄》，出版準則以反映友情為主。通過這些書信，我希望能解釋清楚他們三個人的友誼。我看過不少張愛玲傳記，大多鮮有提及我父母，即使提到，有時也是負面的。這顯然跟我在信裏讀到的內容背道而馳。我出版《張愛玲私語錄》，主要目的正是要糾正這些謬誤。
以我自己來說，我周遊列國多年，每處都不會久留，所以我沒有一個四十年朋友，更遑論跟人有六十多萬字的通信。對我來說，張宋書信是一個奇蹟。
對張愛玲研究者來說，張宋書信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有極高學術價值。不妨舉一個例子：一九八三年，張愛玲出版《惘然記》，她在序中說，「〈色，戒〉〈相見歡〉〈浮花浪蕊〉都是一九五○年間寫的……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偏偏她就是沒有解釋震動驚喜何來，造成外界不少爭議。張宋書信裡就有詳細的解釋討論。
一般而言，作家要反駁評論者是不容易的，像羅生門一樣，大家也不知道誰的版本才是真相。即使張愛玲想說自己沒有那個意圖，別人還是可以說她抵賴，甚至說她潛意識的確如此。但張宋書信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創作過程有大量書信文獻佐證，一切「作者意圖」都可考本溯源，有力限制了評論者的胡亂猜測，也許是中外文學史上一個罕例。文學研究者若沒有充足的第一手資料，隨時便會犯下閉門造車的毛病，可以錯得很厲害。現在寫關於張愛玲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張愛玲的作品有市場，連帶寫她的文章也有市場，所以我覺得，現在更有必要把書信這類第一手材料公開。
但書信不可以解答所有問題。例如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信提起《小團圓》：「這篇小說時間上跳來跳去﹐你們看了一定頭昏﹐我預備在單行本自序裡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她沒有寫過這篇自序，所以這是一個謎。但我寧願張宋書信不是一本無所不知的天書，這樣張愛玲的傳奇才可以永遠繼續。
張宋書信集計劃於今年出版，剛好是張愛玲誕生一百週年。然後我這個張愛玲遺產執行者也終於可以隱退。
校閱張愛玲書信的感想
馮睎乾
我一輩子好像跟別人的信結下不解之緣。小時候常常不情不願幫不識字的外婆寫信回鄉，也要替她朗讀從鄉下寄來香港的家書。我自己則在一個早已不流行通信的年代長大，除了青春期受到荷爾蒙的刺激，以及得到岩井俊二電影的啟發，偶然寫過幾封情書（給當年的女友，即今天的妻子），通信這類費時失事的中古嗜好，在我的生命中可謂毫無位置。然而命運弄人，我近十年的工作都或多或少跟人家的書信有關，例如協助宋以朗先生校閱張愛玲和宋家的信。
我認識宋先生，跟張愛玲無關，只緣於我想拜讀宋淇好友吳興華的信。十三年前我終於得償所願。記得第一次翻開吳興華的信，幻想自己嗅到的舊信紙味，可能是六七十年前上海淪陷區的氣息時，不禁幽幽出神，宋先生見我神智有點失常的樣子，忍不住說：「看，你兩眼都發光了！」一不做二不休，看完吳興華的信後，我又陸續瀏覽了張愛玲、錢鍾書、宋淇等人的信，沒帶着窺私的心態，只有一種要憑弔什麼的情懷。畢竟人和時代都一去不返了，與現世毫無瓜葛，昔日的隱私已昇華為文學史的材料，再好奇八卦的人對此也不由得肅穆起來。現在回想，最觸動我的從不是字裏行間的話，而是我手摸到的信紙，在歲月流逝中獲得的歷史重量。這些碰得到、嗅得着的信有種舊時代的質感，甚至隱隱綻放着寫信者的靈氛。
漫無目的看信是享受，但真的動手編輯起來，就不太好受。可見人生還是漫無目的較好。二○一○年出版《張愛玲私語錄》前，我已幫忙校閱張愛玲和宋家的信。二○一二年前後，我們在香港影印了所有書信，寄到北京讓出版社做文字輸入，他們打好字後校了一遍，把文檔傳回來已是兩三年後的事。一看大約六十萬字，本來想添加註釋交代每封信的背景，未幾發現工程浩瀚沒完沒了，恐怕張愛玲二百週年誕辰也未能殺青，立即決定一切從簡，只看看有沒有錯字就算了。其間俗務纏身，斷斷續續，就是校閱也弄得曠日持久，終於拖到二○二○年，總算趕上在百年誕辰問世。
錯字有兩種。一種是出版社手民之誤，當然一見即改；另一種涉及作者的錯字，就要費神斟酌。首先，什麼叫「錯」呢？例如現在普遍寫「耽擱」，但張愛玲、宋淇皆寫「躭擱」，是比較少見，但不算錯。我自己的原則是：在不是明顯錯字的前提下，盡可能保留作者的用字原貌── 上面這句恰巧有現成例子，我們平常寫的「盡可能」，張愛玲寫「儘可能」。她對「儘」和「盡」的用法，作了今人多數忽略的嚴格區分：「儘」含有「力求以最大限度」的意思，所以她寫「儘早」、「儘先」、「儘量」、「儘可能」等等的時候，就用「儘」；「盡」則表示「達到極端、完結、全部用出」，所以她寫「感謝不盡」、「精疲力盡」、「盡心」等等的時候，就用「盡」。
有張愛玲特色的用字，我可多舉些例子說明：她寫「痊愈」，不寫「痊癒」；寫「老板」，不寫「老闆」；寫「糢糊」，不寫「模糊」；寫「牴觸」，不寫「抵觸」；寫「彫飾」，不寫「雕飾」；寫「弔胃口」，不寫「吊胃口」；寫「疎忽」，不寫「疏忽」。以上都是一般人不常用的寫法，至於我最深印象的「張愛玲體」，則非「仿彿」莫屬。這個詞有人寫「仿佛」，有人寫「彷彿」（如宋淇），但應該很少人像張愛玲般寫「仿彿」，堅持用人字部首的「仿」和彳字部首的「彿」。「仿彿」在書信中用了六十九次，橫跨五十至九十年代，無一例外，可見她很有意識一以貫之。到底什麼緣故令她這樣寫呢？難說。
以上用字都是正確的，希望繁體版可保留原汁原味。但張愛玲有兩個字，我覺得不妨改一改。一是「興致」她總寫成「興緻」，這寫法我無論如何也覺得是錯的。《說文》云：「緻，密也。」也指細繒或縫補過的敝衣。然而「興致」的「致」指意態風度，跟「緻」義不侔，不能互通，也缺乏古人先例可援，顯然是錯別字。因此，我建議把「興緻」修正為「興致」。另一怪字是「日歷」的「歷」。我們現在都寫「日曆」，但張愛玲三番四次寫「日歷」，決不從眾寫「日曆」，不是無心之失。查《康熙字典》「歷」字條，說它「與曆日之曆同」：「《前漢．律歷志》黃帝造歷。又《世本》曰容成造歷。《尸子》曰羲和造歷。或作曆。」可見「曆」與「歷」在古時相通。
假如張愛玲是章太炎那類國學大師，專門寫古色斑斕的文言，那也說得過去。但她寫的是現代白話文，用「歷」而非「曆」就太觸目了，好像刻意引導讀者想入非非，還是改為「曆」較妥當，決不是編輯之癢。當然，我們也不妨想想：為什麼張愛玲沒有與時並進，改寫「日曆」呢？我有個推測，一時也難以求證：無論是奇形怪狀的「仿彿」，抑或古色古香的「日歷」，甚至於張冠李戴的「興緻」，都是張愛玲人生中初遇這些詞語時所見的寫法，從此印入腦海，銘記不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即使後來看到更通俗的字體，她也捨不得除舊佈新，因為捨棄了這些獨特的字，某程度上也意味着捨棄自己的過去。在她書寫「仿彿」、「日歷」和「興緻」的時候，也許每個不容於世的字都勾起了她內心某些深遠的回憶，誰知道呢？
以上喋喋不休的瑣碎，大概只有校閱者才份外在意，也會為此躊躇苦惱。但要是書信集的出版，能讓讀者更真切地了解張愛玲的性情，更全面地明白宋淇、鄺文美與她的友誼，那麼一切工夫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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