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奭學（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西元1687年，自稱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應中國康熙大帝之請，派遣了一批傳教士到中國去。康熙請人的目的在多識西學，而路易十四則在他有意接近中國。所遣這批約莫五人的傳教士，都是法國耶穌會中的高人。他們精通曆算，史上多稱之為「國王的數學家」（les mathematiciens du Roy）。他們在研究中文，細讀中國經典後，每每也喜歡從天主教的角度解釋，尤其《詩經》、《書經》與《易經》的中國典籍。所用詮釋手法，史上多稱之為「象徵論」或「索隱學」（figurism）。這批耶穌會士的領導者，便是本書的主角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而他的要藉〈大易原義內篇〉及〈易稿〉等，也是本書詮釋的對象。
黎子鵬教授專擅基督教的小說，相關著作，早已可用「等身」一詞形容。幾年前，我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一場國際會議裡，聽到子鵬宣讀了一篇有關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譯的《西遊記》的研究，隱隱約約感覺子鵬遲早或會走進耶穌會索隱派（figurist）的世界，加以我在主持「國際比較文學」的一個專輯時，子鵬也貢獻了一篇廿世紀初中國天主教戲劇的研究，而且寫來頗為仔細，益發讓我覺得他來日會進入此一特殊的中國經解的研究，對學界有所貢獻。我稍為不查的是，我自己猶在迷霧中匍伏前行之際，竟不知子鵬早已登堂入室，走進明清間天主教的文本之中。他不但在《宗教》（The Religions）上刊出有關天主教與《易經》研究關係的大作，早也已祭出本書，在索隱派的研究上再下一城，而且箋注詳盡，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廿一世紀才不過是第二個十年，白晉這位「易經主義者」（Kingist）又得一知音。
過去的一年裡，易經主義者或中國經籍索隱派的研究似乎已成潮流，孟德衛（D. E. Mungello）年中才推出《沉默的索隱派：十八世紀來華耶穌會士馬若瑟研究》（The Silencing of Jesuit Figurist Joseph de Prema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肖清和幾乎同時也調和中西，推出了《天儒同異：清初儒家基督徒研究》一書，把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的索隱學盡情表出。而緊緊「跟上」的是魏伶珈所著的《中國神學與翻譯：耶穌會索引派的基督信仰及其天主教化的〈易經〉》（Chinese Th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and their Christianized Yijing）。老話一句，廿一世紀才迎來第二個十年，子鵬推出了本書，出人意表，但也為索隱派加磚添瓦。比起其他《易》學之作，子鵬所著雖係「箋注」，但他覆案之以極高的原創性，又釐清了不少尤屬《易經》的索隱派之見，讀來尤見高明，令人好生佩服。
白晉約莫在1711年開始研究《易經》，但整個十八世紀，耶穌會的索隱派並非突然竄出。1595年左右，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早就把《中庸》引孔子稱「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句中的「上帝」，解為「吾國天主」。《詩經》與《書經》裡的同一天神，利氏也持同樣之見。利瑪竇的索隱乃建立在自然或上古神學（prisca theologia）之上，而白晉奉康熙之命窮究《易經》，其手法除利瑪竇所使用的詮釋之學之外，也不乏見俄利根（Origenes Adamantius, 185-254）以降的《聖經》預表論（typological exegesis）和猶太天主教傳統中的卡巴拉思想（Judeo-Christian cabala）。《易經》固然有文字，更多的「文本」是「符象」。法國耶穌會於當時或之後，這一套中國經解之學，不但未得梵蒂岡支持，甚且大受貶抑，斥為荒謬。白晉及其門弟的相關論述除傅聖澤（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所著外，不論用中文或用西方文字，多數都難以刊刻或出版，說來可惜。倘不論是非，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法國耶穌會的中國經解其實充滿活力，想像迸發，此前中國傳統幾乎未曾之見。
白晉的《古今敬天鑑》的抄本，幾年前業經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等人影印出版，收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26冊。但梵蒂岡宗座圖書館庋藏了大量白晉研究《易經》的成果，始終卻「未見天日」。如今子鵬精挑細選，將白晉的〈大易原義內篇〉及〈易稿〉等書付諸剞劂，重排梓行，白晉研究《易經》的心血，相信此後會逐步為世人所知，所重。子鵬不類鐘鳴旦諸氏的是，他並不滿足於重刊便罷：他還將選稿逐字細品，窮其可考的中國典籍，細注之，也以其傑出的天主教神學認識與《聖經》知識為白晉箋之，讓這些《易》傳得以再傳，以新的面貌傳行天下。使白晉起於地下，起於廿一世紀，他必定欣然回眸一笑，感謝太陽王路易十四與康熙大帝聯手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易經》帝國。他必然也會向前看，樂於一睹子鵬為他這些《易經》詮釋再行詮釋所積下的果實。「碩果累累」，白晉當然得如是為子鵬讚一詞。
序二
鄭吉雄（香港教育大學文化歷史講座教授）
交流與分享促成了人類文明演進，就像大氣流動促成了地球生命欣欣向榮。在人類精神傳統的發展歷程中，人的流動和書的流通，創造了一切可能。中國精神傳統的核心經典《易經》獲得十七世紀以降歐洲傳教士的青睞，東方變動的哲學因得與歐洲天主教義產生融通，實是人類文化史的一大事因緣。由此觀之，法國耶穌會神父白晉闡釋《易經》的著作，和本書作者黎子鵬博士所做的選注，在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都是不可磨滅的。
宗教經典的疏解和思想的交流，既要突破語言障礙，也要克服義理隔閡。此二者常相糾纏。如鳩摩羅什（Kum.raj.va, 344-413）迻譯《大智度論》，闡釋「法相」觀念，謂「一切法中各各有總相別相。如馬是總相，白是別相」（卷三十一），即援引《公孫龍子‧白馬》所謂「馬者命形，白者命色」之論以為說，以闡明梵典對物種的認知，符合《高僧傳》肆〈竺法雅傳〉「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的「格義」定義。今白晉研究《易經》，廣泛援引《聖經》以為說，又常援引《易經》以外的古經典如《詩經》，以闡釋《聖經》中「天」、「帝」意志的舒張，顯而易見，並非簡單的中西語詞書面意義的比附，而是深層義理的融通。雖未必百分之百如白晉所說「中國古代的學說和基督教的教義是完全相同」，但如子鵬博士指出，「在白晉的《易》稿中，《易經》與《聖經》已變得水乳交融，兩部經典並行不悖」則肯定是事實。由此可見，白晉奠基於天主教信仰的《易 經》解釋，經由子鵬博士的疏解，義理益形顯豁，讓白晉《易稿》可行可久，鈎深致遠，是毫無疑問的。
筆者於數年前偶識陳欣雨博士，知其用力於白晉《易》學，欣喜不已。今獲奉讀子鵬博士疏解白晉論《易》的偉論，並獲邀為本書撰〈序〉，因得以先睹白晉《易》學探賾索隱，賞歎其精思博識，幸何如之！昔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因劉孝標作《注》而得以熠耀千古。白晉於九原之下，知此書之刊布，可無憾矣。
序三
韓子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眾所周知，《易經》是以「廣」和「備」馳名。原因就是，《易經》是一本書之中包含了三個文本：圖象易（八卦、六十四卦）、卜筮易（卦辭、爻辭）、和哲理易（十翼）。在三個文本交叉作用下，《易經》產生無窮的生命力，在不同時代散發出不同的光彩。從明代歐洲傳教士來華之後，《易經》慢慢從中國經典演變為世界經典。其中的過程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易經》通過翻譯輸出國外，在外國流通；二是《易經》成為文化橋梁，輸入外國思想，擴.國人視野。從晚清到今天，《易經》的外流和《易經》的輸入外國思想，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黎子鵬博士編注的《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是蒐集了清初康熙年間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的易注手稿。多年來這些手稿埋沒於羅馬教廷的圖書館，現在經黎博士的整理編注，終於把三百年前白晉的讀易心得流傳於世。從今天《易經》全球化的角度來看，白晉的易學充分顯現了《易經》既可以外傳也可以引進外國思想的雙重功能。一方面，白晉把六十四卦卦圖介紹給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促進了數學二進法的發展。另一方面，白晉利用基督教索隱派的注經方法，進行《易經》和《聖經》的對話。本「殘稿選注」就是記錄了後者—《易經》和《聖經》的對談—的珍貴資料。通過黎教授的注解，讀者清楚看見《易經》的確是「廣」和「備」，既可提供與《聖經》對話的空間，也可保存「生生之謂易」的中國 思想。同時，三百年前白晉求同存異的虛心求教精神，恰恰是我們當今全球文化交流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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