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血緣、歸屬與民族主義復燃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傍晚，若開邦南部某村附近，三名男子殺害該村女子媞妲兌（Thida Htwe）。消息迅速傳開，說那三名男子是「孟加拉裔穆斯林」，說該女子係遭姦殺。五天後，一群暴民在附近某鎮攻擊巴士，認為凶手就在該巴士上。十人死於此攻擊，全是穆斯林。接下來幾週，羅興亞籍穆斯林和若開籍佛教徒結夥搗毀對方社區的店鋪、房子。超過七萬五千人被迫逃離家園。
在若開邦最北邊緬孟邊境上的孟都（Maungdaw），衝突始於六月八日，數間穆斯林房子被焚。孟都人口八成是穆斯林，才幾小時就出現報復性攻擊。暴亂蔓延到此邦其他區域，包括首府實兌這座約十五萬人的濱海城鎮。
埃埃索（Aye Aye Soe），「拯救孩童」（Save the Children）的二十八歲職員，從更南邊的家鄉來實兌辦點事，暴亂頭一天人在該鎮。她記得數群年輕穆斯林男子配備小刀，手持汽油彈；若開籍佛教徒，有男有女，邊跑邊喊「卡拉人要來了！」她目睹一群佛教徒暴民捉住一個手持汽油彈的年輕穆斯林男子，在街上將他當場打死。她第一次看到如此暴力血腥的場面。
前面提到的穆斯林企業家丁萊亦然。他當時三十七歲，有超過五百名工人為他工作，包括約百名穆斯林。媞妲兌遇害隔天，他在中央市場看到來自（信佛教）若開民族黨（Arakan National party）的激進分子在分發傳單，傳單上寫著：「對此，我們只能接受？」出現暴力活動後，當局要他疏散其穆斯林工人以免麻煩上身。他擔心自己家人安危，迅即回到他位於穆斯林居住區的家。該居住區人口稠密，住了約三萬人。他記得佛教徒放火燒房子，穆斯林丟石頭回敬。
最初丁萊對當前情勢不以為意。「二〇〇一年就有過一場大亂鬥，」他告訴我。「有人放火燒房子、店鋪，有人丟石頭，士兵朝群眾開火，然後事情平息，就此結束。兩週後一切恢復正常，好似什麼都沒發生，人們見面、打招呼、買賣東西。因此我不覺得我的生活就要徹底變樣。」
但這一次，暴力加劇。那個禮拜是炙熱且潮濕的夏季天氣，氣溫超過攝氏三十七度，到處燃燒的火使人熱得更加難受。每過一小時，火勢就逼得更近，於是丁萊和其家人決定去北方，徒步過去。不久，他們就處在成千上萬的群眾裡。他緊抓著妻子、小孩的手，但擁擠的人群把他們和他的父母、手足沖散。途中，他和另一個有大學學歷的男子求助於遇見的警察。有群佛教徒暴民，人數達數百，在不遠處，十二名警察位在他們與暴民之間。「人群大喊大叫。我聽到那群警察的頭頭用電話請求允許開槍。我在他面前跪下，求他幫忙把這時已有約二萬名男女老少弄到安全地點。然後他對空鳴槍，允許我們走到約一個半小時步程外的村子。我們於天黑後抵達該村，那時已下起大雨，我們全身濕透，雙腳滿是泥巴。大家找地方休息，在村民家裡、樹下、開闊田野休息。附近有座小佛教徒村子。如果我們想攻擊，大可攻擊他們，但沒人這麼做。那晚上，我和失散的父母、手足團聚。」
六月十日，總統登盛宣布若開邦北部進入緊急狀態，「以恢復安定」，實施戒嚴，要該地區暫時軍管。五個步兵營來到實兌，分散到鄉間，以強化既有的保安兵力。又花了兩個星期動亂才平息。至該月底，已有多達百人死亡，將近十萬人被迫離開家園。
該週，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二〇一六年起擔任聯合國祕書長的安東尼奧．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來訪，見了總統登盛。同一週，翁山蘇姬就要開始其帶有慶功性質的訪歐之行。這場會晤氣氛不佳。國際媒體報導，登盛告訴古特瑞斯，聯合國應把所有羅興亞人拘留起來，然後用船送出國。這是第一個跡象，表明緬甸政府採行了近乎種族滅絕的強硬反穆斯林立場，而且此觀感後來深植於國外人士心中。
這有一部分得歸因於翻譯。登盛其實說的是「殖民統治時期，許多孟加拉人來若開工作，其中一部分人選擇留下。根據緬甸法律，凡是這些外來移民的第三代後裔都有資格成為緬甸公民。但也有非法外來移民係殖民時期後過來，自稱『羅興亞人』。他們的存在威脅到穩定，我們無法照管他們。聯合國應把他們安置在難民營，直到得到第三國接納為止。」
這份陳述談不上博愛世人，但也稱不上是要把所有穆斯林驅逐出境。登盛其實在昭告世人，穆斯林有資格成為公民，只有那些自一九四八年起非法入境者例外。緬甸部長私下坦承最多有兩成是非法的外來移民。登盛對古特瑞斯講的這段話，後來從他的網頁上移除，純粹是因為他比此前任何政府領導人激進：建議讓若開境內穆斯林擁有公民身分。這本有可能成為聯合國與這個新政府處理此已然一觸即發之問題的開端，但此後戛然而止。
同年，緬甸政府找諾埃琳．海澤（先前邀約瑟夫．史迪格里茲來緬的聯合國高階官員）協助擬出會令穆斯林、佛教徒都受惠的經濟發展策略。海澤將此請求轉達給紐約聯合國總部，卻沒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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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埃索安然回到其位於若開邦南部的家鄉，體認到晚近的暴力已改變了政局。「如果在二○一二年初問人是否對政治感興趣，對方會說不感興趣。如果問人是否對amyotha-ye（民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目標）感興趣，他們也會說不感興趣。但經過這波暴亂，情況改變了。我們得問誰從此事得益。」不到三個月，暴力潮也蔓延到她家。
從十月二十三日夜開始，穆斯林、佛教徒的致命衝突再度爆發，這一次在皎漂（Kyaukpyu）鎮上和其周邊地區。該區域有些穆斯林類似北邊較靠近孟加拉處的穆斯林，講孟加拉語方言，自認羅興亞人。但皎漂境內有許多穆斯林，來歷大不相同，居住在此已有數百年。一六六○年，蒙兀兒皇子沙舒賈（Shah Shuja）輸掉皇位爭奪戰，帶著家人、女眷、侍衛、大批財物逃到位於若開的王廷，希望得到庇護，結果並不順利。
據當時（來自新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商人記述，沙舒賈想推翻收容他的若開王，反遭若開王殺害，他的許多隨從跟著被屠，但有些人保住性命：數百名跟著此皇子一起過來的軍人，併入若開王的軍隊，其中大多是阿富汗人，以弓箭手為主。他們的後裔被稱作卡曼人（Kaman），卡曼一詞源自波斯語的「弓」。就是這批穆斯林—卡曼人—住在皎漂。
與身分受到質疑的羅興亞人不同，卡曼人獲承認為原住民族（taing-yintha），其祖先在殖民時代許久之前就住在緬甸。在皎漂周邊的村子，他們與佛教徒比鄰而居，相安無事數百年，操著同樣的緬語方言。
埃埃索覺得問題不在卡曼村民，而在皎漂鎮穆斯林區裡的「孟加拉裔」搗亂者。她認為是他們先挑起暴力，導致信佛教的若開人回擊。「才幾天，就全面開打，佛教徒燒掉穆斯林建築，穆斯林以彈弓（jinglee）反擊。我看到軍人對空鳴槍，但軍人或警察的數量根本不足以鎮住大局。我大多待在自己房裡，但能看到遠處的火光。我們害怕極了。我們的男人輪流守街，謠言滿天飛。『卡拉人逼近了！』『他們要過來捉我們了！』我們好幾天沒睡。然後我們看到穆斯林搭小船離開，看到他們離去，我們鬆了口氣。」
其中一個離去的穆斯林是埃埃索的童年好友。「我為她感到難過。她搭車離開。我知道她離開時在哭。她送了張紙條給我，紙條上說她得離開，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麼都不能帶。我想幫忙，於是，我和其他幾個朋友，竭盡所能收集了衣服和其他必需品，偷偷送給她。如果被信佛教的若開人發現，他們會把我們殺了。她先是去了被迫離開家園者的收容營，但因為她家有錢，他們想辦法去了仰光。從那裡，她找到位於卡達（Qutar）的工作，目前人在那裡。自分開後我就沒見過她。我們有時在臉書互相小小致意一下。」
在緬甸和平中心，覺尹萊一直密切注意情勢演變。二○一八年我和他講話時，他說：「二○一○年前，對若開邦北部的大部分穆斯林來說，情況就已很糟。『邊境警察』（Nasaka）殘酷無情。就像種姓制度，穆斯林屬較低階種姓。但那時他們認了。有天有個政府官員告訴我，『看看我的本事』，就在街上甩了一個穆斯林一巴掌。二○一一年前，穆斯林覺得自己的處境只能認命。但二○一○年他們投了票的那場選舉和二○一一年政治改變之後，他們不再那麼認命。他們希望得到國際支持。二○一二年我和他們講話時，幾乎沒人自稱羅興亞人，但二○一二年晚期，每個人都這麼說。」
政府力量非常薄弱。二○○四年情報機關廢除，使政府幾乎全盲。這時，邊境警察也解散。剩下的保安機關不清楚若開邦的情勢，尤其是該邦北部的情勢。在新憲法下，軍方也要退居二線，由配備二次大戰點303 英吋口徑步槍的普通警察替補，此款步槍品質堪慮。覺尹萊記得，二○一二年暴力事件期間，若開邦首席法官吳皎克（U Kyauk）和三名警察受困某建築頂樓，被穆斯林暴民包圍。法官要警察朝群眾開火。帶頭的警察說他未獲授權。法官高聲說：「我是首席法官！我授予你權限，開槍！」其中一名警察終於扣下扳機，但槍未擊發。
二○一三年，暴力復熾，這一次發生在若開邦境外。在若開邦，涉入衝突的暴民，既有佛教徒，也有穆斯林，但這次，暴力受害者幾乎全是穆斯林。曼德勒南邊大鎮密鐵拉（Meiktila）是這波流血衝突的中心，三月的幾天期間，多達五十人喪命，一萬兩千人被迫離開家園。四月，暴力潮蔓延到仰光附近的奧甘（Okkan），數十個穆斯林店鋪被燒得精光。一個月後，在東北部靠近中緬邊境的貿易重鎮臘戍，揮舞鐵棒的暴民毀掉一間清真寺、一所學校、一間穆斯林經營的戲院。在臘戍遭攻擊的穆斯林包括許多信伊斯蘭教的潘泰人（Panthay），即來自雲南的突厥人、蒙古人後裔。八月，在瑞波（Shwebo）附近某村，手持長刀的暴亂者，唱著國歌，燒掉穆斯林店鋪，阻止消防員滅火，甚至傷害一名欲介入的政府部長。最後，十月，在孟加拉灣邊有成排棕櫚樹的沿海城鎮山多威（Sandoway），惡徒殺害五名穆斯林，包括一名九十四歲老婦。
各樁暴力事件的引爆點各不相同：在密鐵拉，暴力始於一對緬人夫婦和穆斯林店家的爭吵；在奧甘，發生於一名穆斯林婦女據稱無意間撞到一名見習僧之後；在臘戍，發生於一名穆斯林男子與一佛教徒女子爭吵，結果該男放火燒該女子之後；在山多威，發生於有一女佛教徒遭一男穆斯林強暴的傳言之後。這些事件起因各異，但情況相同：穆斯林傷害女佛教徒或僧人之事傳開，引發眾怒，憤而施暴。
逞凶施暴的狠勁令許多緬甸政治人物震驚。「在那裡見到的事，我處理不了。」妮拉婷（Nilar Thein）說。她是前政治犯，一九八八年幫忙領導過挺民主的抗議，這時前往密鐵拉欲平息當地亂事。她描述了她眼中「無政府、無法形容」的情況。有人篤定認為暴力事件有人挑起。另一個一九八八年抗議領袖敏哥奈（Min Ko Naing），歸咎於「恐怖分子」，說他們是「外地人，非本地人」。他也指責保安部隊太無作為。
在許多地方，都有佛教僧人保護穆斯林。例如，在臘戍，有個佛寺主持，名叫吳彭南達（U Ponnanda），讓一千兩百名穆斯林入寺避難。「我出於人道理由歡迎他們入寺，給他們食物和棲身之處，」他說，他身為佛教徒，就該保護最弱勢者。「我們能照顧每個人，不分族類和宗教。」
在密鐵拉，佛寺主持烏維圖達（U Vithuddha）於暴亂最烈時，讓一千餘人入寺避難，包括八百名穆斯林。
他庇護穆斯林的消息傳開後，憤怒群眾於午夜後包圍佛寺，要他交人。他深信凡是真正的佛教徒，面對此情勢，只有一個反應。「如果你們真想要他們，就得通過我這一關。」他告訴暴民。他提醒他們佛陀教人慈悲為懷，深深覺得一般百姓不是問題根源。避難他寺裡的佛教徒、穆斯林，彼此交談，共享食物。「有隻看不見的手。」他說。
「這是我活到這歲數所見過最複雜的情況。」二○一三年有個聯合國資深調解員告訴我。他在拉丁美洲、非洲、巴爾幹半島、亞洲調解過十餘場衝突。在緬甸，和平進程涉及政府（政府本身又分成總統、他的內閣、軍方、國會四股勢力）和數十個「民族武裝組織」，其他叛亂勢力和民兵團體則冷眼旁觀；現役將領、退役將領與翁山蘇姬、全國民主聯盟互鬥，數十個其他政黨和此時已存在的數百個公民社會組織相競爭，全都想置喙國家的未來；佛教徒和穆斯林暴力相向日益升高，主要發生在若開邦，但也擴及國內其他地方。各大國（包括中國、美國、日本、印度、英國和其他數個政府），爭奪對緬影響力。
問題核心在於緬甸政府仍未能控制國土全境，社會對於誰是自己人、誰不是自己人未有共識。這兩者都是殖民統治遺留的問題。一九四八年，英國人留下一個公權力不彰的國家，英國人離開才幾個月，這個國家就打起內戰。和平進程一開始很順利，但針對如何將國家緊密結合在一塊，未有真正長遠的策略。對中央掌權者來說，老辦法很簡單，就是在戰場上打敗敵人。但這條打造國家之路—用武力解決—既不受歡迎，也大概不可行。就在更開放、更民主的政治體制努力站穩腳跟時，與認同歸屬密切相關的問題漸漸成為必須解決的難題。這絕非出於巧合。在沒有其他意識形態或行動目標的情況下，誰都看得出，以身分認同為基礎的動員是在政治上取得上風的有效辦法。搗亂者看出挑動民族對立對己有利。但更重要的，這裡不存在將緬甸打造為真正多民族、多文化之地的願景。
在未能有如此願景的地方，恐懼與不容異己的心態很容易挑起。幾代以來，中小學或大學裡，除了教民族主義神話，未教歷史。孤立滋長了不安全感。緬甸各政治立場的人，都不認為民族、族群特性、身分認同有時可以改變、有時會演變、有時係條件性而非本質性的存在。從某個方面來說，和平進程只加固了一個看法：其他任何事物都必須以固定不變的民族為中心來建構。國際顧問未費心提出更有用的作法。
二○一三年，一再有人以樂觀口吻談到緬甸的「轉變」。當時，這個國家的確正快速改變，但未必朝和平或民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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