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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一
一九九九年，馬華文學雜誌《蕉風》出版休刊號，結束友聯文化機構在馬來西亞開創的「世界上出版歷史最悠久的中文文學刊物」的一則傳奇。《蕉風》一九五五年由香港南來文人創辦，持續刊行四十三年餘，前後出版共四百八十八期。第四八八期《蕉風》有幾篇「休刊特稿」，分別是由姚拓以「蕉風編委會編輯和顧問們」的名義所寫的〈蓄足精力 再次奔馳——蕉風暫時休刊啟事〉、張錦忠的〈那些舊事，無端的〉、許友彬的〈蕉風六記〉，和梅淑貞的〈夢裡相思〉。今時今日，隔著二十年的距離往回看，這幾篇文章，加上該期的編輯室報告〈我在蕉風休刊的最後日子〉，可說是為我們保留了傳奇終結之際最現場的感受。其中值得注意的要點有三：
一、至出版最後一期，《蕉風》的自我定位為「一本純文藝性質的刊物」。其之「純文藝」，在馬華文壇顯然是存在已久的認知。在七○年代已聲名鵲起的詩人梅淑貞說，《蕉風》是她「青澀的六十年代裡一座神聖無比的殿堂」；至九○年代末，休刊號上一名年輕作者也同樣以「文學殿堂」來形容《蕉風》。
二、作為上世紀末馬華最重要的純文藝雜誌（如果不是碩果僅存的話），停刊的意思，不是停止出版那麼簡單。姚拓在休刊啟事中指出，由於本地純文藝刊物讀者人口有限，《蕉風》自出版以來沒停止過虧損。他略陳《蕉風》從創刊起，至其後隨物價騰漲而逐漸加重的虧損數額，申明這些款項一向皆由吉隆坡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承擔，並逐一開列友聯屬下公司名字，解釋隨老董事退休，公司業務交由新一代管理。言下之意，是新公司無意再擔負雜誌虧損。《蕉風》常年固存的經濟窘境，亦可從曾任《蕉風》編輯的許友彬和張錦忠的上述文章中一再得到確認。儘管如此，我們從該期編輯室報告，及以日記方式記錄事態進展的〈蕉風六記〉可知，停刊並非可以輕易達致的決定，即使在最後階段，這個「決定」還是充滿變數。主事者對它的情難割捨，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原因之一。然而，一家機構結束旗下虧錢日久的營業，又為何須在啟事中鄭重交代原由？顯然，《蕉風》的意義已不僅僅是一本純文學刊物。作為走過馬來西亞建國前後幾個不同歷史階段的純文學刊物，它更是一份文學資產，馬華文學史精粹的資料庫。停刊，意味著將資產變成遺產，資料庫變成博物館。因此許友彬才會假設，如果他和一群「老蕉風」承接過《蕉風》的擔子，一定不敢讓《蕉風》停刊，「我們不敢讓蕉風比我們先死，那我們會成為千古罪人。」《蕉風》的出版，似乎是沉重的社會責任。
三、所以才有「把棒子交出去」的設想。《蕉風》的編輯工作曾在許多風格各異的文人手中交接過，然其出版一直都是在友聯的經濟承擔下進行。要在友聯易手後賡續《蕉風》出版，則須再另作委託。在那則休刊啟事中，姚拓對於「交棒」的想法是，先籌募一筆款項，成立「蕉風出版基金會」，然後交由專門設立的基金委員會管理並籌畫以後的出版。如此看來，那「棒子」，不只是一面經營了四十多年的招牌，還包括了社會責任，與文學信念。
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不完全按照當初的構想。蕉風出版基金會未能成立。二○○二年，《蕉風》復刊，以期號第四八九接續出版，已是由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一力承辦。「友聯—《蕉風》」正式走入歷史。
對《蕉風》歷史的回顧與討論，可謂開始得早，發展得慢。在它休刊的同一年，即有張永修的〈從文學雜誌的處境談末代蕉風〉一文，從副刊編輯的經驗，談《蕉風》末任編輯的特色。其後出現的討論相當零散，其中較具持續性與具影響力的，當屬曾兩度擔任《蕉風》編輯的張錦忠的論著。而研究成果較集中的展現，則須等到二○一六年，由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與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辦的「文學、傳播與影響：《蕉風》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
爬梳這些年來《蕉風》研究的脈絡，可發現兩條主線，一條集中在對現代主義的討論，另一條則為冷戰論述。以下分別概述。
二
張錦忠是《蕉風》現代主義文學最熱情的研究者。除卻在上述拉曼大學研討會上發表的〈論「馬華文學批評匱乏論」與《蕉風》〉，以及晚近幾篇與《蕉風》第一任執行編輯方天有關的短文，他早期的討論重點，主要聚焦在《蕉風》借助翻譯推動現代主義文學，與對現代詩的提倡之上。
張錦忠最早的討論以以色列理論家易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複系統理論為切入點，以陳瑞獻為個案，緊扣一九六九年陳瑞獻加入《蕉風》改革的編輯陣容，而促成的新馬兩地兩股推動現代主義文學勢力之匯流。他指出，六○年代中期以後，陳瑞獻、梁明廣這類才氣縱橫、視野深遠的作者與編者的出現，以翻譯文學填補創作文學之不足，並結合新加坡「六八世代」青年作者與《蕉風》的人力物力，才形成了新馬現代主義文學的第二波浪潮。與此相關的論文，多收錄在他二○○三年出版的《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一書中。
張錦忠對馬華現代主義浪潮的探討，從第二波開始，而後方上溯第一波。二○○八年在博特拉大學所辦第五屆漢學研討會上，他發表了〈亞洲現代主義的離散路徑：白垚與馬華文學的第一波現代主義風潮〉。這篇論文勾勒五○年代末、六○年代初，白垚的詩學思想革新理論與書寫實踐所掀起的「反叛文學運動」的歷史面貌，認為這場運動雖未捲起高蹈現代主義風潮，卻帶動了「自由體」的盛行。他把這種風氣，與同時出現的白垚〈現代詩閒話〉與黃崖〈現代文學欣賞〉系列文字所體現的文學現代化現象，稱為「馬華文學的第一波現代主義運動」。而追溯白垚〈新詩的再革命〉宣言系譜，張錦忠亦指出了現代主義華文文學在台灣、香港、新馬華語語系文學場域的離散與散播路徑。其後張錦忠出版專著《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二○一一），其中有兩章特別與上述兩波現代主義浪潮有關，而對上述說法也多有重述。後來對《蕉風》的討論多集中在現代主義的傳播與現代詩，可能多少受了張錦忠的影響。
方桂香的博士論文《新加坡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文藝〉、〈文叢〉、〈咖啡座〉、〈窗〉和馬來西亞文學雜誌《蕉風月刊》為個案》（二○一○），在論及新馬現代主義運動與《蕉風》的部分，看法大致與張錦忠相近。而伍燕翎、潘碧絲、陳湘琳合撰的〈從《蕉風》（一九五五—一九五九）詩人群體看馬華文學的現代性進程〉（二○一○），對現代詩浪潮之形成的解釋，顯然亦受張錦忠所啟發；其所指現代性，主要表現在彼時詩歌所反映的現實內容，包括國家認同、本土意識、現代情感、現代生活方式與心理狀況之上，然對其之所以產生未做深究。
二○一六年「《蕉風》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研討會，豐富了相關範疇的成果。其中，謝川成〈《蕉風》七○年代：後陳瑞獻時期現代文學的傳播策略〉，鎖定七○年代後半葉的《蕉風》，然而「後陳瑞獻時期」與「陳瑞獻時期」的現代文學傳播策略，大致無甚差異。同樣談文學傳播的還有李樹枝〈升起現代文藝的大纛：《蕉風》、余光中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他指出一九六四至八九年間，《蕉風》乃以轉載與編輯作為方法，借推介台灣現代主義典範作家余光中，以傳播現代主義文學。另外，林建國的〈文學現代主義作為方法：從《蕉風》中譯《尤里西斯》談起〉一文，則批判把一九七○年《蕉風》所刊《尤里西斯》中譯，作為現代主義的神壇信仰。
談「反叛文學運動」的有兩篇，分別是黃琦旺的〈反叛文學誰在反叛：談戰後馬來亞的新寫實及獨立前後《蕉風》的「現代」〉，與賀淑芳的〈現代主義白堊紀：反叛、局限與孕育〉。前者比較戰後以至獨立前後寫實與現代兩種風格中的「現代性」，主張現代詩的詞語才是「反叛文學」真正的意義。後者則以白垚為討論中心，乃其博士論文的部分成果。其博論《蕉風創刊初期（一九五五—一九五九）的文學觀遞變》（二○一七）除了討論《蕉風》創刊初期的本土認同與家園想像之外，也分別討論四位與《蕉風》相關的南來文人—方天、馬摩西、姚拓、白垚，探討在冷戰局勢編碼中，他們的書寫與文學觀，是否可能從「反共」與「馬來亞化」的宗旨中剝離開來。
此外，尚有以常見於《蕉風》的個別作家為研究對象的，比如李有成〈溫祥英小說的文學史意義〉、溫明明〈「烏托邦幻滅」之後：李宗舜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在《蕉風》上的詩歌寫作〉，與林春美〈張寒與梁園—蕉風「現代派」的兩個面向〉，此不贅述。
三
從冷戰脈絡切入討論《蕉風》，主要與其母體—友聯—相關。友聯接受美國經濟援助的傳言與揣測，在五○年代已經出現，這也是當時《蕉風》遭左翼文學陣營抵制的原因。檳城資深報人謝詩堅在其博論《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一九二六—一九七六）》（二○○九）裡論及《蕉風》這本「右派刊物」時，就特別強調它的反共背景，及與美國新聞處之間的密切關係。然而友聯同仁對此諱莫如深，甚至事隔五十年，姚拓、白垚在他們相繼出版的自傳和回憶錄中（《雪泥鴻爪》，二○○五；《縷雲起於綠草》，二○○七），都沒有對此做出回應。
然而，在香港，一些他們的同時代人、或者曾經參與其事的文人的著述，卻逐漸讓友聯的背景浮現出來。其中，以盧瑋鑾、熊志琴編輯整理的口述歷史《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二○一四；第二冊，二○一七）最具代表性。該書收錄多位五、六○年代活躍於香港的文化人的訪談，他們主要都是和友聯機構或《中國學生周報》有關的人士。其中有幾位，比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王建武，都曾經參與友聯在馬來西亞的工作。這本書以歷史當事人的口述方式，第一次那麼集中的將友聯確實曾經接受美援之事，公諸於世。它後來在討論《蕉風》的文章中常被引述，可見其影響之大。
此外，晚近台灣學者的研究，尤其是陳建忠的〈「美新處」（USIS）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二○一二），與王梅香的《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十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二○○五）、《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一九五○—一九六二）》（二○一五），雖然並未涉及馬華文學，然而對於討論《蕉風》而言，卻有極大的幫助。其中最大的作用可能在於以美國國家檔案局的解密檔案，確證了友聯出版社與美國新聞處之間的關係。
上述著作對《蕉風》研究影響深遠。在其後對《蕉風》的討論中，友聯的美援背景，以及它創辦年代的冷戰氛圍，即變成論述的切入點，抑或關懷所在。莊華興的〈語言、文體、精神基調：思考馬華文學〉（二○一五）一文即指出，在冷戰氛圍下，馬華文學的精神基調，從戰前現實主義雜文體的批判精神，轉向戰後現代主義抒情（悲情）敘事體精神，形成以「聲部」（控訴，繼而產生孤憤情緒）與感官取代抽象性思維的異化現象。追溯這篇文章中「現代主義」的開端，即來源於戰後一批南來文人，以及他們所創辦的《蕉風》。他在另一篇文章〈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中，指這些一九四九年之後離境在外的文人，將馬來亞建立成他們在香港之外的第二個民國文化文學場域。而《蕉風》，作為「民國文學」在海外的基地，在五、六○年代引進現代主義思想，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世界的冷戰大結構，以及友聯的美援背景。而他們在鼓吹現代主義信仰的背後，其實藏著「鮮為人知的政治目的與使命，即透過現代主義貫徹個人主義與自由民主的思想」。因此，他認為，在冷戰的時代氛圍中，是「馬華（民國）文學」把國共勢不兩立的情況帶到新馬，並以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對立的形式出現。後一篇文章是二○一五年在中國暨南大學所辦的馬華文學研討會上發表的。
在同一場研討會上，還有另一篇討論友聯的文章。那是許文榮的〈文學跨界與場域適應〉。他以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論述香港友聯之所以能夠跨界開闢文學疆場，並很快在馬華文學場域中如魚得水，主要因為能適應馬華場域的慣習，這得力於它的反共背景、《蕉風》的馬來亞化方針，及其所發起的現代主義風潮。賴美香〈美援文化下的馬來亞華文出版界：以五、六零年代友聯出版社為例〉（二○一七）一文，同樣以布赫迪厄的理論來切入討論，但顯然從王梅香、盧瑋鑾諸人的著作中，掌握了比許文榮更多的有關友聯美援背景的資料，所以可以更「確鑿」的論述友聯如何憑借其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等優勢，在馬華文學場域取得方便。這是她後來碩士論文《從冷戰前期星馬出版的期刊雜誌探討馬華文學的生產（一九五○—一九六九）》（二○一九）的部分內容。
以友聯來解釋《蕉風》，把背景變成前景，似乎成了一種趨勢。即使在以「《蕉風》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為主題的研討會中，也出現幾篇與此相關的文章，比如許通元〈《蕉風》這道謎題：從友聯與亞洲基金談起〉、賴瑞和〈《蕉風》的台灣化時期（一九六四—一九六七）〉、郭馨蔚〈台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以《蕉風》為例（一九五五—一九七七）〉，及辛金順〈重置與編碼：論冷戰時期《蕉風》的現代文學生產、傳播功能和意義〉。這些文章多把友聯的美援背景、其同仁的人文主義與自由主義立場，視為其政治議程，並以此來解釋《蕉風》各個時期的演化與走向。其中一些言論匪夷所思，將《蕉風》「陰謀化」，比如把前文所言的「蕉風出版基金」之籌辦不成、復辦《蕉風》的意圖等，渲染成令人揣測的「迷思」；又或者為《蕉風》早年沒列出編輯名字的做法，塗抹上幾分「不可告人」的神祕色彩。
綜上所述，可知近幾年對《蕉風》的討論，很大程度集中在友聯的政治背景，及美援文化對其編輯方針與文學生產的作用之上。冷戰結構、美援文化對於文學生態自是有其不能忽視的影響。可是，我的疑問是：它是否就是文學生產唯一可能的、抑或最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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