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開著租來的車子從市區比靈斯（Billings）前往郊區山丘上一間四層樓的房子。屋子裡的男人憑著居高臨下的地勢，有任何東西逼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透過望遠鏡觀察外面的世界，山脈、平原、還有蒙大拿（Montana）及其他地方的逃逸路徑。我要見的那個男人躲了我很長一段時間。他消極地閃避我。我從華盛頓特區來到比靈斯，訪問他的女兒們、前妻與社工。這不是第一次。這個小鎮我很熟了，包括一些警察、檢察官、律師、旅館員工，甚至是妻子經營了一間專為女性開設的地下室博物館的印刷工人。這應該是我第三度來訪，而他終於同意與我見面了。
我跟許多不願意與我談話的人談話。他們當中有些人謀殺了家人，有些差一點就遭到謀殺，有些人逮捕了殺人兇手，有些則是從小與最後差點殺了他們的人一起生活。像保羅．孟森（Paul Monson）這樣的人總是不願多談，不願說出自己失去的東西有多重要，因為他們的失去超出了他們所能想像的極限。
我抵達門口時聽到屋內有腳步移動的聲音，有那麼一刻我擔心保羅不會開門，擔心他臨時改變了心意。我在比靈斯已經待了幾天；他知道我會來。他的前妻莎莉．賈斯塔德（Sally Sjaastad）跟我談了好幾個小時，但她第一次開口問他的時候，沒能說服他同意與我見面。第二、第三次也是同樣的情況。坦白說，我很訝異他居然同意了。他家的灰白色前門沒有窗戶，上頭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坑洞。
終於，門開了。保羅沒有直視我。他有點駝背，白髮略禿，沉著一張臉。外表看來與六十出頭的年齡相符。他把門又打開了一些，示意我進去，眼神仍然沒有與我交會。他穿著一件藍色襯衫，扣子扣到最上面，下身是牛仔褲。感覺他正咬緊牙根，顯得有點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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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他親手蓋的房子有一種剛搬來不久的感覺。沒有太多裝飾品，角落裡堆有幾個開封的箱子。望遠鏡朝向地毯，像是放棄了觀測任務一樣。綿延不絕的山脈占據了窗外的景色。保羅沉默不語，一副小心翼翼的樣子。我們坐在餐桌前，他的幾根手指來回摸著平滑的桌緣，眼睛直盯著自己的手。桌上堆了幾疊文件。我隨口跟他聊起租車的事情，而氣氛緩和了下來。
父親教過我怎麼換汽車的機油與輪胎、檢查水箱水位、更換空氣過濾器，還有活塞的機械原理，都是一些基本的知識，但夠用了。保羅是電器設計技師，屬於工程師的一種，所以汽車對他來說是自在的話題，可以展現他對機器的熟悉度。談話開始變得熱絡，他解釋說，火星塞的電線會點火，發動引擎。這些裝置很好預測，即使故障了也修得好。如果有地方出錯，一定可以找到原因。我讓他暢所欲言。他告訴我，他給女兒們都買了人生第一台車。艾莉莎（Alyssa）是本田思域（Honda Civic），蜜雪兒（Michelle）是白色的速霸陸（Subaru）。他說梅蘭妮（Melanie）是「汽車殺手」，因此他買了好幾台給她。他知道我們還沒談到正事，我可以感覺到，緊張的氛圍有如濕氣般瀰漫整個房間。
洛基（Rocky）也是車迷。保羅記得洛基的第一台車是小型的綠色歐寶（Opel）。洛基是他的女婿，他娶了他的二女兒蜜雪兒。保羅說：「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把車停在我家門前來找蜜雪兒。」他先看車子，然後才看人。過了一段時間，他注意到洛基有大半時間都花在野馬（Mustang）跑車身上。「那時他正在組裝一台，另一台是零件車。」保羅說，「那是他的興趣，在我看來，他花很多時間獨自一人窩在車庫弄這些東西。」
保羅透露，他與洛基的關係其實一直都不像典型的丈人與女婿。蜜雪兒與洛基結婚快十年，但保羅記得他與洛基只聊過一次天，話題是那台野馬。洛基曾問保羅建議替車子上什麼顏色的烤漆。「如果沒有頭緒，就選白色。」保羅對我說。白色是最安全的顏色，再糟也難看不到哪裡去。「白色本身就是一種顏色。」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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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一月，洛基．莫澤（Rocky Mosure）從《一鎳不拔》（Thrifty Nickel）買了一把槍，這些分類廣告賣的東西五花八門，雪貂、牽引機或鋼琴都有。他回到家，蜜雪兒剛餵孩子吃過晚餐。一位鄰居目擊洛基透過窗戶窺看屋內。過了一會兒，他拿槍將妻小一個個斃了。先是蜜雪兒、克莉絲蒂（Kristy）、凱爾（Kyle），然後是自己。
這起案件震驚全國。蜜雪兒才二十三歲，兩個孩子個是六歲與七歲，分別上小學一、二年級，是正在學習識字與畫簡單人像和棒棒糖樹的年紀。保羅發現凱爾倒在階梯上，洛基躺在底部，臉部扭曲，手臂上留有像是用麥克筆草草寫下的字跡。蜜雪兒的車子還在，有那麼幾分鐘，保羅在想她說不定還活著。他跑到後院查看，接著又去車庫，結果只找到洛基那台野馬，還有一袋家庭影片。之後，警察到場搜查，找到了蜜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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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到保羅．孟森的住家時，大多數記者正在報導最關鍵的故事，他們分析了一連串錯綜複雜的人際與地緣關係，並且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二○一○年夏天的某日，我站在朋友安德烈．杜布斯（Andre Dubus）位於新英格蘭（New England）住家的車道上，她姐姐蘇珊（Suzanne）正把車開過來。她與家人要去度假。結果證明，接下來的數小時預示了我往後十年的生活。
不到一年前，我結束旅居海外的生活，告別住了六年的柬埔寨並回到美國。調適生活並不容易。我以新進副教授的身分參加大學教職員會議，假裝瞭解行政體制與教學方法，但其實那些對我而言就像外語一樣陌生。在柬埔寨的期間，我曾報導輪姦與後屠殺時期社會、貧窮與勞工權益的議題，那些故事讓我對生存有一種真切的體會，這是我回到美國後完全感受不到的。在金邊（Phnom Penh）舉行的駐外記者晚宴上，大家的談話圍繞著戰爭犯罪法庭、非法性交易、持續的暴力現象與政治貪腐的議題。有一次，我在當地一座公園遛狗，一個跟我住在同個社區、彼此熟識的摩托計程車司機加速衝到我旁邊，把我拉上後座並安置好狗之後，便飛快離開洪森公園（Hun Sen Park）。幾秒鐘前，一名男性在距離我遛狗處僅十五呎的地方遭人槍殺，而索帕（Sophal）——也就是那位摩拖車司機——覺得有責任帶我到安全的地方。另一次（同樣也是遛狗的時候），在同一座公園裡，一個男人點火自焚，我嚇得呆在原地，眼睜睜看他全身著火。我的朋友米雅（Mia）也住在金邊，她曾說，有時候她覺得我們彷彿生活在人性的前線。
美國不是沒有問題，一樣也會出現貧窮、疾病與天災，但我已經忘了，在這裡生活是多麼地簡單，只要你想、只要你有錢，很容易就能遠離許多這些問題。新生活以一種出乎意料的方式將我隔絕於之前報導了數十年的那些問題與故事之外。我並非不快樂，只是得不到滿足。我念研究所時攻讀虛構文學，但很快就轉換到紀實文學的跑道，因為我意識到紀實文學是一種更直接的改變來源。我想探索世界上不為人知的角落、想瞭解那些失去了公民權利的人們，因為我有點能夠體會，遭人不聞不問，還有面對身體承受不了的悲傷，是什麼感覺。
二○一○年的那天，我和蘇珊在她弟弟的車道上閒聊。她們全家還在為一年一度到緬因州（Maine）偏遠山區的露營假期做準備和打包行李，而她弟弟安德烈拿出寫了滿滿一張的購物清單給她。她告訴我，她在城裡一所家暴防治機構工作，最近推出一項名為「家暴高風險小組」（Domestic Violence High Risk Team）的新計畫。他們的主要目標很簡單，她說：「我們試圖預測家庭暴力引起的殺人案，這樣就可以預防它們的發生。」
我一聽到簡直難以置信，甚至以為自己聽錯了某一個關鍵字。
「預測？」我記得當時自己是這麼問的，「你說預測家暴殺人案？」
我在當記者的那些年裡接觸過家暴案件，不只柬埔寨，在阿富汗、尼日與宏都拉斯等地都遇過。但是，這從來都不是我關注的主題，而是往往與我報導的故事有所牽連，常見到不足為奇。喀布爾（Kabul）的少女因為愛情的罪名被關進牢裡；印度的童養媳接受採訪時，必須有控制她們的男性在場監看；泰北的女性遭到中國政府強制絕育；尼日的少女新娘懷孕後因為廔管疾病被趕出了村子；羅馬尼亞的婦女被迫替獨裁者希奧塞古（Ceaușescu）生下多名子女，而她們如今才三十出頭已經當祖母或外婆了，注定一輩子貧窮度日；柬埔寨的清道女工遭到高棉富家子弟閒來無事就毒打與輪姦。在每個國家中，這些女性遭到男人虐待與控制已成了家常便飯。男人制定了規矩，而且大多是透過肢體暴力來達成。這種情形潛藏於我到世界各地報導的每一篇故事裡，背後陰暗的成因明顯到很多時候我連問都不必問。發生的機率就跟下雨一樣稀鬆平常。直到與蘇珊．杜布斯在車道上交談的那一刻，如果我有想到美國的家暴案件，我發覺，這是那些不幸的少數受害者的悲慘命運，是一連串錯誤的選擇與殘酷的環境所造成的結果。女人注定是受害者，而男人注定是加害者。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是一種社會病態，一種我們其實可以做些什麼來遏止的流行病。現在，蘇珊．杜布斯提到家暴的預防措施，而我第一次認知到，這種暴力會隨著時間緩慢變化。印度的少女當童養媳、泰北的女性遭到絕育、阿富汗的女人被囚禁，麻州的家庭主婦遭丈夫痛毆，這些案件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世界各地家暴受害者都欠缺的一樣東西：生活的動力。迫使柬埔寨娼妓瀕臨死亡邊緣的力量，跟每年在美國及全球各地害上萬名女性、兒童與男性（但大多還是女性與孩童）喪命的是同一股力量。事實上，全球每天平均有一百三十七名女性死於親密伴侶或家人施加的暴力之下。這個數字並不包含男性或兒童。
我體內的所有細胞在那天瞬間活了過來。二十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採訪過的女性的臉孔一一浮現腦海，我這才明白，我幾乎從未深入檢視自己的國家，瞭解我們誤解了什麼，以及家暴代表什麼意義，瞭解這與多年來接觸過的那些故事與臉孔有怎樣的關聯，瞭解家暴的無所不在，以及它不分地區、文化和語言的性質。或許那些故事都在為了我與保羅．孟森見面，還有從他家客廳遠眺山景的這天而鋪路。
最後我跟著蘇珊去了農夫市集、雜貨店，她採買露營用品時，我去逛酒品專賣店。我幫她拿冰塊、桃子與漢堡肉。她開車時，我拋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而她的母親佩特（Pat）在後座搭腔附和。家暴防治機構怎麼運作？你們成功防範了多少案件？你們還能預測哪些事情？我的問題無邊無際，而且沒完沒了。我的想法跟許多只看問題表面的人一樣：情況嚴重的話，受害者就會離開。我們以為禁制令解決了問題（也以為如果受害者沒有出面要求延長禁制期，家暴的問題就消失了）；以為受害者與其子女應該尋求庇護；以為家庭暴力是私事，與其他暴力行為無關（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也許是大規模槍擊）；以為沒有明顯的傷害，就代表事態不嚴重。我們最大的誤解或許是，除非自己是遭到痛打的人，否則家庭暴力與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接下來的幾年裡，蘇珊．杜布斯與同事凱莉．鄧恩（Kelly Dunne）耐心指導我至今依然經常隱匿不明的家暴問題的範圍與源由。我瞭解到舊有的方式為什麼行不通，還有如今哪些方法比較有效。在二○○○年至二○○六年間，美國損失了三千兩百名士兵；同期，美國的家庭殺人案件奪走了一萬零六百條人命。（實際人數可能更多，因為這項數據出自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補充性殺人報告〔Supplementary Homicide Reports〕，該報告所蒐集的資料由地方警察機關提供，採自願參與形式進行。）美國每分鐘有二十人遭到伴侶攻擊。前聯合國（United Nations）祕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表示，對女性施暴是「最可恥的人權侵犯行為」，而世界衛生組織稱之為「流行病規模的全球健康問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公布的一項研究指出，光是二○一七年，世界各地就有五萬名女性死在伴侶或家人手裡。五萬名女性。UNODC的報告將家庭稱為「對女性而言最危險的地方」。儘管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男性也有可能遭受家暴，但今日絕大多數（約八五％）的受害者依然是成年女性與女童。而在美國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每有一名女性喪命，就有近九名女性差點遭到殺害。我在二○一三年刊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的第一篇文章描述了蘇珊．杜布斯與凱莉．鄧恩建立家暴殺人案預測計畫的過程。
當我發覺還有好多事要說的同時，這個故事也為本書埋下了種子。從事記者多年，我發現家庭暴力逐漸變得像是我們只要開始留意就能解決的某種問題。往後八年裡，我繼續學習更多東西，包含家暴與社會努力解決的許多其他問題有什麼樣的密切關聯，例如教育、經濟、心理與生理健康、犯罪、性別與種族平等。監獄改革的倡議人士一再對抗家庭暴力，因為加害者在牢裡待上一段時間、得到微乎其微的治療後，又回到文明社會，然後重複同樣的循環。私密暴力對社會大眾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我在佛羅里達、加州、馬里蘭、俄亥俄、紐約、麻州及奧勒岡等地都遇過努力熬過家暴的人們，在他們身上，我見識到這種問題讓我們在個人與群體生活上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導致團體、家庭與心靈的破碎，造成生活的中斷與機會的喪失，也使受害者、納稅義務人與刑事司法系統面臨龐大的財務負擔。家庭暴力讓納稅義務人每年承擔超過八十億美元的健康與醫療成本，使受害者每年一共損失超過八百萬個工作天。這直接導致了家暴受害者占女性遊民一半以上的比例，而且是美國遊民無家可歸的第三大原因。今日遭到監禁的男性絕大多數在小時候曾目睹或經歷家庭暴力，而在暴力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患有發展障礙的機率也遠高於一般兒童。除此之外，大規模槍擊案的情節似乎一年比一年嚴重？
那些案件也大多是家庭暴力。
二○一七年四月，社運團體「城鎮槍械安全」（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發布報告指出，今日美國有五四％的大規模槍擊案都與家暴有關。這項數據受到媒體廣泛報導。大規模槍擊與家暴之間的關聯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報章雜誌上，其中有一點稍微不同。媒體不使用「關聯」這個詞，而是改稱「預示」，譬如「家暴有五成以上的機會預示了大規模槍擊案的發生」。美國查核組織網站《政治事實》（Politifact）的一名記者質疑「城鎮槍械安全」提出的數據，並引述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教授詹姆斯．艾倫．福克斯（James Alan Fox）的研究表示其得出的比例要低上許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隱含在福克斯接受他採訪時所說的話之中，「毫無疑問，約有一半的大規模槍擊案是家暴的極端事件」。
換句話說，家暴並沒有預示大規模槍擊案，而是大規模槍擊案有一半以上屬於家暴案件。
例如，康乃迪克州新鎮（Newtown）的亞當．蘭薩（Adam Lanza）在家中殘暴殺害親生母親後，前往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戴文．派翠克．凱利（Devin Patrick Kelley）先將妻子用手銬和繩索栓在床上，然後開車到位於德州薩瑟蘭泉（Sutherland Springs）的第一浸信會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開槍掃射民眾。我們還可以再往前追溯到美國第一起槍擊案，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查爾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對學生開槍並殺了十六人的案件。很多人都忘了，他的暴行在槍擊案前一晚殺害妻子與母親時便已展開。
然而，家暴也潛伏於另外四六％的大規模槍擊案，暗藏在許多槍擊犯的背景中。二○一六年六月在奧蘭多脈動（Orlando Pulse）酒吧射殺了四十九人的奧馬爾．馬丁（Omar Mateen）勒死了第一任妻子，這在他居住的佛羅里達州是重罪，根據聯邦法規他應該要入獄服刑，但從未遭到起訴。二○○二年十月，名為約翰．艾倫．穆罕默德（John Allen Muhammad）的狙擊手在維吉尼亞州、馬里蘭州與華盛頓特區境內瘋狂掃射民眾，讓這些地區長達三週都處於風聲鶴唳的狀態。這段期間，當地小學規定學童下課時間只能待在教室裡；加油站掛起防水布以掩護顧客安全。事實上，穆罕默德之前虐待感情不睦的妻子蜜爾德莉（Mildred）已久。這些掃射行動只是個幌子。他告訴警方，他以為隨意殺害陌生人可以掩護自己最終的計畫——殺死蜜爾德莉。至於另一起案件，假使我們幫助並支持了目睹父親凌虐繼母多年的迪倫．魯夫（Dylann Roof），會發生什麼事？是否可以讓二○一五年六月在南卡羅萊那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的以馬內利非裔衛理聖公會教堂（Emanuel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遇害的九個人逃過一死？
遺憾的是，這些僅僅是大眾心中揮之不去的事件而已，現實生活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慘案。在美國，大規模槍擊案一般定義為受害者達四人以上，這使絕大多數的案件即使登上了媒體版面，也只出現在地方或區域性的新聞而已。這些報導過一、兩天就會消失，而每年都有數千名女性、男性與孩童遭到殺害。這類不勝枚舉的案件清楚顯示了，家庭暴力不是私人問題，而是急需解決的公共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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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終究讓我在二○一五年春天來到了保羅．孟森滿是坑洞的家門前。那時，我認識他大多數的家人好幾年了，也從蜜雪兒的母親及姐妹口中聽說了蜜雪兒與洛基的故事。保羅一談到這起謀殺案就忍不住哽咽。在我看來，他承受不住這樣的痛苦，有時更因為對女兒懷有的愧疚感而說不出話。家暴讓人難以啟齒。我在這項研究中瞭解到，這也是最難報導的主題。其中牽涉到的層面廣泛而複雜，但同時也完全不為人知。身為記者，你可以站在戰場的中心描述所見所聞；你可以到飢荒或瘟疫的現場即時連線報導；你可以走訪愛滋病診所、癌症中心、難民營或孤兒院，將人們的痛苦掙扎寫成文字；你可以撰文透徹分析當前發生的社會、環境、公共衛生與地緣政治等問題。即便是戰後議題，如同我在柬埔寨經常報導的，只要戰爭、天災或任何動亂結束了，你便可以確定受訪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的。
報導家暴案件最困難的一面是，所描述的是一種極其不穩定的狀況，這可能會讓已經處於一觸即發且危險的情況下的受害者遭遇更大的傷害。然而，基於新聞工作的職業道德，又應該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論是受害者或加害者。這表示，有好幾次我花了數個月甚至數年採訪受害者，最後只能放棄那些耗費無數時間的訪問，因為即便只是請加害者露面，也會危及受害者的安全，因此我只能放棄那些耗費無數時間的採訪。例如，我花了一年採訪的一名女性，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取消我們的面談。她遭受家暴數年，伴侶會扒光她的衣服、把她的身體壓在公寓裡熱得冒煙的暖氣管上，或是拿毛毯蓋住她的頭部讓她窒息，並用膠帶勒纏她的脖子。她熬過虐待、最後獲得自由的經歷，是我聽過最令人膽顫心驚的故事。即使是現在，寫到她的遭遇時，我也可以鉅細靡遺地描述那些過程，因為我沒有透露她的名字，而且暖氣管和毛毯等細節在家暴案件中屢見不鮮。
家暴受害者的苦難通常沒有盡頭。那些成功擺脫加害者的女性如果與對方共同擁有子女的監護權，依然得不斷與對方談判協商。即便沒有子女的問題，許多受害者在遠離虐待很長一段時間後，仍舊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尤其是施虐者入獄服刑的案件。如果受害者有了新的伴侶，那麼他／她和伴侶都會有危險。我採訪過的一名女性說，這種困境讓她感覺「天旋地轉」，至少一直到孩子們長大前都是如此。眾所周知，即便是試圖擺脫暴力伴侶的受害者，探視孩子與送孩子到對方家裡時也有可能遭遇危險。我認識一位女性與前夫共同監護後獲得自由的經歷，是我聽過最令人膽顫心驚的故事。即使是現在，寫到她的遭遇時，我也可以鉅細靡遺地描述那些過程，因為我沒有透露她的名字，而且暖氣管和毛毯等細節在家暴案件中屢見不鮮。
家暴受害者的苦難通常沒有盡頭。那些成功擺脫加害者的女性如果與對方共同擁有子女的監護權，依然得不斷與對方談判協商。即便沒有子女的問題，許多受害者在遠離虐待很長一段時間後，仍舊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尤其是施虐者入獄服刑的案件。如果受害者有了新的伴侶，那麼他／她和伴侶都會有危險。我採訪過的一名女性說，這種困境讓她感覺「天旋地轉」，至少一直到孩子們長大前都是如此。眾所周知，即便是試圖擺脫暴力伴侶的受害者，探視孩子與送孩子到對方家裡時也有可能遭遇危險。我認識一位女性與前夫共同監護子女，她開車載孩子們回到對方家後，被他狠狠抓去撞石牆，臉部受到重傷，而孩子們在後座目睹了一切。當時她已經離婚好幾年了。其實在我寫作的昨天、也就是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加州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就有六個人遇害（上網搜尋「分居丈夫」與「被殺」等關鍵字，會得出一千五百多萬筆結果）。擺脫虐待的伴侶關係，並不代表之後就不會有危險。因此，我總是盡可能在新聞職業道德與勇氣可嘉的受訪者的人身安危之間取得平衡。雖然我往往會盡量就特定的事件或關係採訪多名相關人士，但有時請求受害者允許我去找加害者當面談話，實在太過危險。有數起案件的當事人或目擊者已不在人世。本書提及的一些受訪者姓名已經過修改，詳細身分也並未揭露，以維護他們的安全與隱私。我一向的處理方式是編修資訊，而不是更改資訊，名字除外。文中也為所有案例加上了注解。
家庭暴力跟其他犯罪行為不同。這並非憑空發生，而是因為某個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房屋與家庭應該是神聖的領域，是我們在「無情世界中的避風港」，就如我念大學時社會學教授所灌輸的觀念（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就是在她的課堂上）。這正是家暴如此站不住腳的原因。施暴者是你認識的人，是聲稱真心愛你的人。受害者往往連最親近的好友也不願透露，而在許多情況下，肢體暴力造成的傷害遠遠不及情緒和言語的暴力。我聽過太多施暴者感嘆，自己依然愛著當初狠心傷害的那個女人，只是他們行為殘暴，以致被關進了監獄。這或許是強力的催情劑，一個人愛到痴狂，因此無力抵抗愛情。不過，要讓一個男人相信他的愛與暴力源自內心的同一個地方，肯定必須從一體的兩面來智取他。我逐漸發現，施虐者大多是自戀狂。其他因素的高發生率可能會讓男人為了生存而表裡不一，例如藥物成癮、窮困與其他走投無路的狀況，假使他有病態的男子氣概，那麼採取的暴力手段可能會特別致命。
我們的文化所灌輸給女人的觀念是，孩子必須要有爸爸，交往關係是最終的目標，家庭是社會的基石，還有私人的「問題」最好私下解決，而不是離婚然後獨自扶養小孩。蜜雪兒．孟森．莫澤（Michelle Monson Mosure）對母親堅稱不想讓孩子在「破碎的家庭」長大時，嘴上不斷說著這些觀念。這種說法彷彿意味著，伴侶會施暴的家庭並不是破碎的，彷彿破碎還有程度之分。這些訊息會在不知不覺中造成傷害，而且始終存在。當政治人物為了重新通過《防止婦女受暴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一事吵得不可開交，之後從聯邦預算中撥出極其微薄的補助而使法案窒礙難行時，這些訊息便會出現。目前，《防止婦女受暴法案》的全部預算接近四億八千九百萬美金。監督防止婦女受暴處（Offic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的司法部一整年的預算現為兩百八十億美金，由此可知，《防止婦女受暴法案》有多麼缺乏資金。我們也可以從另一種角度來對比：若以《防止婦女受暴法案》目前的預算來看，世界首富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據估達一千五百億美金的身家財產，足以資助《防止婦女受暴法案》達三百年之久，之後還剩數百萬元可供他將就度日。
但是，我們也以其他方式傳達給受害者留下來的訊息。司法制度讓他們成為辯護的一方，去面對一個曾經試圖殺害他們的人，一個他們再熟悉不過、下次可能就真的殺了他們的人。法院的判決只是輕微地懲罰暴力加害者，也許只是處以罰金，或是讓他們在犯下殘暴的攻擊行為後在牢裡待個幾天而已。當執法單位將家暴視為輕微的妨害行為、「家庭紛爭」，而不是一種罪行，便會傳達出這樣的訊息。我不得不相信，如果局勢轉變，如果妻子毆打與殺害丈夫的情況為數眾多（如美國一個月就有五十名女性遭到親密伴侶槍殺），家暴案件就會登上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也會有大量資金湧現，供學者研究現代女性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經過了這一切，我們竟然還有臉問受害者為什麼不離開伴侶。
現實是，許多像蜜雪兒．孟森．莫澤這樣的受害者及其子女積極且暗中嘗試離開，在現有體制中不斷努力，戒慎恐懼地一步步盡可能逃走。在許多這樣的案件中（包含蜜雪兒在內），我們誤以為是她們選擇留在施虐者身邊，但事實上是我們沒能看出，受害者正在緩慢且小心翼翼地離開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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