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

以一種禁錮的情況來反映另一種禁錮的情況，
就如同以不存在的事來反映其他任何存在的事，同樣合理。

——丹尼爾．笛福*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國記者、作者，《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譯註。




本書所敘述的這些怪異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幾年，奧蘭市。根據大多數人的看法，這些事真不該在這裡發生，委實超乎尋常。從第一眼看來，奧蘭市的確是個再尋常不過的城市，只不過是法國屬地阿爾及利亞海岸的一個省城，如此而已。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城市本身很醜。外表一片寧靜，得花點時間才能發掘它和世界各處的商業城市不同的地方。例如，如何能想像一座沒有鴿子、綠樹、公園、聽不見鳥雀拍翅和樹葉摩挲聲音，總歸一句話就是蒼白無色的城市？季節轉變只能靠觀測天空，春天來臨只能從空氣或賣花小販從郊區捎來的花籃得知，是市場上叫賣的春天。夏季時，烈陽把太過乾燥的房舍曬得像著了火，把屋牆覆上一層灰色的塵埃，人們只能關上護窗板，生活在陰暗之中。秋季則相反，大雨加上泥濘。只有冬天氣候宜人。
想要認識一個城市，有個便捷的方法，就是了解居民在這裡如何工作、相愛、死亡。在我們這個小城裡呢，或許是氣候的關係吧，這三者都以同樣狂躁而漫不經心的方式攪混在一起；也就表示，居民在這個城市活得百般無奈，只能試著習慣它。居民們勤奮工作，但工作只是為了賺更多錢，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商業，按照他們自己的用詞──忙於營生。當然啦，他們也喜歡一些單純的娛樂：喜歡女人、電影、去海邊游泳。但是他們很知節制，這些娛樂都只在周六晚上和周日才做，周間其他時間則設法盡量賺錢。晚上下班後，他們按時在咖啡廳相聚、在同一條大道上散散步、或是在公寓陽台上透透氣。年輕人追求短暫而強烈的刺激，而年紀較大者的消遣只不過是參加滾球協會、交誼餐會、或是上俱樂部玩紙牌狂賭。
有人一定會說，這並非我們這個城市特有的現象，所有同時代的人都差不多這樣活著。沒錯，在今天的社會裡，人們從早到晚工作，然後把剩下的時間浪費在紙牌、咖啡館、閒聊上，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國家裡，人們不時會思考到一些其他東西，一般來說，這並不會改變他們的生活，但有過這些想法，總比沒有來得強。奧蘭則是相反，明顯是個沒有想法的城市，意即一個完完全全的現代城市。所以呢，沒必要準確描述本城居民的相愛方式，這裡的男男女女要不在所謂愛的行動中快速廝殺，要不就是投入日復一日長期的配偶生活。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鮮少有中間狀態。這也沒什麼獨特的。不管是在奧蘭或是在其他地方，因為沒時間思考，人們只好不知所以地相愛。
我們這個城市最獨特的地方，應該算是死亡的困難。困難可能不是很適切的用詞，應該說難受比較正確。身有病痛當然不好受，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國家裡，病人會受到關照支持，某種程度上可以讓病人放鬆。病人需要關懷，希望有個依靠，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奧蘭，要適應極端的氣候、大量的商業活動、枯燥無趣的景觀、短促的黃昏、貧瘠的娛樂等等，這一切都需要一副健康的身體。病人在這裡倍感孤獨，更遑論一個垂死之人，像落入陷阱一樣被關在成千上百烈陽曬得劈啪裂響的牆面之後，而在此同時，全城的人都在電話裡或咖啡館裡談著票據、提單、貼現。我們可以理解，儘管在現代，在這樣一個冷淡無情的地方，死亡之際該有多麼難忍。
以上幾個描述或許足以讓大家對我們這個城市有個概念，不過也毋須誇張，應該強調的，是這個城市和生活平庸的面貌，但其實只要習慣了，日子一天天過也沒什麼大問題。既然我們這個城市很容易讓人習慣，一切就還挺好。從這個角度看，本城生活當然不算多姿多采，但至少井然有序。居民的坦率、友善和勤奮，向來博得遊客們相當程度的的好評。這個沒有秀麗風景、沒有花草、也沒有靈魂的城市，反倒給人一種寧靜的感覺，人們在這裡睡得很好。但是有一點不得不說，這個城市置身在一片無與倫比的美麗風景之中，位於一片空曠的高原中央，圍繞著燦爛的丘陵，面對著輪廓完美無瑕的海灣。唯一令人遺憾的是城市背海而建，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海，得專程到海邊才見得到海。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不難想像，本城居民根本不會預期那年春天發生的狀況，以及──我們之後會明白──那些狀況是接下來一連串嚴重事件的前兆，這也就是本書將要記載的。這些事件有些人覺得不足為奇，有些人卻覺得難以置信。無論如何，敘述事件者不能考慮這些互相衝突的觀點，他的工作只是當他知道某件事確實發生了、而且事關整城居民生死、有成千上萬人在心裡見證他報導的真實性，這個時候，他告訴大家：「這件事發生了」。
再說，敘述事件者──時間到了我們自然會知道是誰──在整個事件中無足輕重，無非是碰巧讓他蒐集到相當數量的陳述，並且當時情況也讓他捲入將要敘述的事件罷了。報導這個事件讓他成為一個歷史記錄者，當然，一位歷史記錄者，儘管是業餘的，必然有充分的資料。這個事件的敘述者有他的資料：首先是他親眼所見，再來是其他人的見證，他的角色讓他得以蒐集到本書中所有人物吐露的心底話。況且，他自然最後也找到一些報導和文件，他認為必要時就會擷取片段，認為需要時就引用，並且他又……然而或許是該把這些評論和瑣碎的開場白放到一邊的時候了，回到敘述本身。最初幾天發生的事，需要花點時間說清楚。



四月十六日早上，貝爾納．李厄醫生從他的診所走出來，在樓梯間中央看見一隻死老鼠。當時他只不經心地把老鼠踢到一旁，走下樓梯。但一走出門，突然想起不能讓死老鼠留在那裡，便再走進門告知門房。門房米榭老頭的反應，讓他更感到這個發現很不尋常。出現這隻死老鼠，對他來說只不過有點奇怪，但對門房來說，簡直是一樁醜聞。門房的態度斬釘截鐵：這棟樓裡沒有老鼠。醫生一再確定二樓樓梯間的確有隻老鼠，可能死了，米榭的信念毫不動搖：這棟樓沒有老鼠，就算有也一定是有人帶進來的。總之，是個惡作劇。
當晚，貝爾納．李厄站在樓房走廊上，掏著鑰匙正要上樓回家，突然看見走廊底端暗處出現一隻老鼠，腳步不穩毛濕濕的。牠停了一下，像是要維持身體平衡，隨後朝醫生跑過來，又停了下來，在原地打轉，發出一小聲吱，最後嘴巴噴出血倒在地上。醫生端詳了牠一會兒，然後上樓回家。
他當時心頭想的並不是老鼠。那口噴出的血讓他想起擔心的事。他那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出發到山上療養。他一回家就看見她按照他囑咐在臥房裡躺著，為明日旅途蓄養體力。她看到他便微笑，說：
「我感覺很好。」
醫生看著她在床頭燈光下轉過來的臉龐，在李厄眼裡，妻子儘管已經三十歲且帶著病容的臉，依舊和年輕時一樣，或許就是因為這微笑超越了一切。
「能睡就多睡點，」他說：「明天看護十一點來，十二點我載你們去搭火車。」
他親吻妻子稍微濕潤的額頭，她的微笑一直伴著他到房門口。
次日，四月十七日，早上八點，門房在醫生經過時攔下他，抱怨惡作劇的人又在走廊中央放了三隻死老鼠。老鼠一定是大型捕鼠器捕捉的，因為牠們都渾身是血。門房手上拎著死老鼠的腳站在大門口好一會兒，等著惡作劇的傢伙出來嘲弄而暴露身分。但什麼都沒發生。
「啊！那些傢伙，」門房米榭說：「我一定會逮到他們。」
李厄大惑不解，因此決定從住著最窮病患的外圍城郊區開始巡診。那些區裡垃圾清運比別處晚得多，汽車沿著塵土飛揚的筆直道路往前時，會擦過放在人行道旁邊的垃圾桶。行過一條街，醫生數了一下，丟在蔬菜果皮和破布堆裡的死老鼠共有十多隻。
巡診的第一個病人躺在床上，房間靠著街，吃飯睡覺都在這間房裡。他是個面孔嚴峻、滿布皺紋的西班牙老人，面前兩個裝滿豆子的鍋子放在棉被上。醫生走進來時，本來半坐著的病人往後一仰，試著喘口氣，發出哮喘老病號的呼拉呼拉聲。他的妻子端著臉盆過來。
「欸，醫生，」他邊打針邊說：「牠們出來了，您看見了嗎？」
「是啊，」他妻子說：「鄰居就清理了三隻。」
老人搓著雙手。
「牠們傾巢而出，所有垃圾桶裡都看得到，是因為飢餓！」
李厄立刻注意到這一整區居民都在討論老鼠的事。看完診他就返回家裡。
「樓上有一封您的電報，」門房米榭說。
醫生問他是否又發現其他老鼠。
「啊！沒有，」門房說：「我守得緊緊的，那些王八蛋不敢再來惡作劇。」
電報通知李厄的母親次日抵達。媳婦去養病，她前來為兒子照料家務。醫生回到家時，看護已經到了。李厄看見妻子站著，身穿套裝，還搽了脂粉。他對她微笑：
「這樣很好，非常好。」
過了一會，到了車站，他把她安頓在臥鋪包廂裡。她看著包廂：
「這對我們來說花費太多了，不是嗎？」
「這是必要的，」李厄說。
「那些老鼠是怎麼回事呢？」
「我不知道，很奇怪，但是會過去的。」
之後他急促地說請求她原諒，他應該好好照顧她，但對她太疏忽了。她搖搖頭，像是要他別再說了，但他又加上一句：
「等妳回來時，一切都會好轉。我們重新開始。」
「好，」她的眼睛閃著光：「我們重新開始。」
過了一會兒，她轉身背對著他，看著車窗外。月台上的人你擠我推。火車頭的蒸氣噓噓聲傳來。他呼喚妻子的名字，她轉過身，他看見她臉上掛滿淚水。
「別哭，」他輕聲說。
淚水之下又現出微笑，但有點勉強。她深吸一口氣：
「走吧，一切都會沒問題的。」
他緊緊抱著她，下到月台上，透過車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一定要注意身體，」他說。
但是她聽不見他說的。
李厄走向月台出口，遇上了預審法官奧東先生，手牽著小兒子。醫生問他是否要出遠門。奧東先生高瘦黑髮，半像以前所謂的上流社會人物，又半像殯儀館的禮儀師，他聲音和藹但簡短地回答：
「我來接我太太，她去拜望我家人。」
火車汽笛響起。
「那些老鼠……」法官說。
李厄朝著火車方向踏了一步，但又轉過身走向出口。
「喔，」他說：「那沒什麼。」
那一刻他唯一注意到的，是一個鐵路員工挾著一個裝滿死老鼠的箱子經過。
那天下午，剛開始看診時，李厄接待了一個年輕人，聽說是位記者，早上已經來過一次。他叫作雷蒙．藍柏，身材矮小，肩膀寬厚，神情果斷，眼睛清澈聰穎，穿著運動風格剪裁的服裝，看起來一派輕鬆自得。他開門見山：他為巴黎一份大報從事阿拉伯人生活情況的調查，尤其需要他們衛生狀況的資訊。李厄告訴他，他們的衛生狀況不好。但是在進一步提供資訊之前，他想知道記者是否能夠據實報導。
「當然，」對方回答。
「我的意思是：您是否能夠對他們的衛生條件做出全面的批判。」
「全面，我必須說不能。但我猜想全面批判是沒有根據的。」
李厄緩緩地說，全面批判的確沒有根據，但他之所以這麼問，只是想知道藍柏的第一線報導是否能毫無保留。
「我只接受毫無保留的報導，若非如此，我不會為您提供資訊。」
「您這是聖茹斯特式的語言，」記者微笑著說。
李厄以同樣的聲調回答說他不知道這是不是聖茹斯特式的語言，卻是一個對所處的世界厭倦的人的語言，但他喜歡他的同類，因此就他本人來說，決定拒絕不公平與妥協。藍柏頸子縮在肩膀裡，凝視著醫生。
「我想我可以理解您，」他邊說邊站起身。
醫生送他到門口：
「謝謝您能理解。」
藍柏顯出不耐煩地說：
「是的，我能理解，請原諒我的打擾。」
醫生和他握手，說他針對目前城裡出現大量死老鼠的事件應可做一篇特別報導。
「啊！」藍柏大聲說：「這件事我感興趣。」
下午五點，醫生正要出門巡診的時候，在樓梯間遇到一個年紀還輕的男人，身形粗壯，方頭大臉但臉頰凹陷，橫著兩道粗眉。他曾在住在頂樓的那些西班牙舞者家遇見過他幾次。尚．塔盧正專心吸著菸，凝視著腳下階梯上一隻垂死老鼠臨終的抽搐。他抬起眼看著醫生，灰色的眼珠平靜地緊盯著，打聲招呼後，說出現這些老鼠真是怪事。
「是啊，」李厄說：「而且到最後會讓人心煩。」
「就某方面來說是這樣，醫生，當然只是某方面。我們之前從未看過這樣的事，如此而已。但我倒是很感興趣，是的，實在很感興趣。」
塔盧用手把頭髮向後爬梳，又看看已動也不動的老鼠，然後朝著李厄微笑說：
「不過，醫生，反正這主要是門房的事。」
正好，醫生在大門外看見門房，背靠著門邊一面牆，平日紅光滿面的臉上露出疲憊。
醫生跟他說又發現死老鼠，米榭老頭回答：「是啊，現在牠們是三三兩兩出現。不過其他棟樓裡也是這樣。」
他神情沮喪又憂心忡忡，手機械式地摩挲著脖子。李厄問他身體怎麼樣，門房回答當然說不上有什麼毛病，只是覺得不太舒服。依他看，是情緒影響。這些老鼠對他打擊重大，等牠們消失了，一切就會大大好轉。
但次日四月十八日早上，醫生把母親從火車站接回家時，看見米榭門房的神情更消沉了：從地窖到閣樓，樓梯間布滿了十多隻死老鼠。鄰近樓房的垃圾桶也塞滿死老鼠。醫生母親聽了消息卻不顯吃驚：
「本來就會有這種事。」
她是位矮小的老太太，一頭銀髮，黑色的眼睛很慈祥。
「我很開心看到你，貝爾納，」她說：「老鼠也無法影響我的喜悅。」
他欣然同意，沒錯，和她在一起，一切都顯得簡單多了。
然而李厄還是打了通電話到市區滅鼠所，他認識所長。所長聽說了有大量老鼠在露天暴斃的事嗎？梅西耶所長聽說了，而且位在碼頭附近的滅鼠所裡就發現了五十來隻。然而他不確定情況是否很嚴重。李厄也無法確定，但認為滅鼠所應該出動。
「是啊，」梅西耶說：「命令下來就能出動，如果你認為真的必要，我可以設法得到上級命令。」
「滅鼠總是有必要的，」李厄說。
他家裡的打掃太太剛才告訴他，她先生工作的那間工廠清出了好幾百隻死老鼠。
總之，差不多就在這個時期，本市居民開始擔心了。因為，從十八日起，四處的工廠和倉庫都清出成百上千的老鼠屍體，有時候垂死掙扎拖太久，還得把牠們弄死。從市區外圍到市中心，凡是李厄醫生經過的地方，凡是居民聚集的地方，垃圾桶裡都堆滿老鼠死屍，或是堆在小水溝裡一整排。從那天的晚報開始，新聞緊盯著這個事件，責問市政府到底有沒有因應對策，要採取什麼緊急措施讓市民免於這種令人厭惡的老鼠侵襲。市政府沒有任何因應對策，也沒有部署任何措施，但開始召開會議討論。滅鼠所接到命令，每天天一亮就要清理市區老鼠死屍，收集之後由該所兩輛清潔車載往垃圾焚化廠燒毀。
但是接下來的幾天，情況更加惡化。收集的老鼠數量愈來愈多，每天早上清理的數量不斷增加。從第四天起，老鼠開始成群出來死在外面。牠們一長列搖搖晃晃從破舊的小屋、地下室、地窖、下水道鑽出來，在光天化日下抖動搖晃、打轉，然後死在人們腳邊。夜裡，走廊上或巷子裡都可清楚聽到牠們垂死前的輕聲慘吱。在郊區，到了早上，人們發現老鼠屍體橫陳在小溪裡，尖嘴上一抹血跡，有的腫脹腐爛，有的全身僵硬鬍鬚還豎直著。在市區裡，樓梯間或院子裡都可看到一小堆一小堆老鼠屍體。也有一些零星的死在政府單位大廳裡、學校禮堂、露天咖啡座。市民們在市區最熱鬧的地方都會驚愕地發現死老鼠，而且從閱兵廣場、散步道、海濱大道，牠們汙染蔓延愈來愈遠。大清早清除了死屍，一天當中又陸續出現。許多晚間出門散步的市民，都會在人行道上踩到一團才剛死去還有彈性的老鼠屍體。就好像我們在上面築房建屋的土地突然宣泄它的火氣，把之前隱忍在內部的癤痂和膿血都顯露到表面。我們驚訝的只是，我們這一向如此平靜的小城市，在幾天之內便天翻地覆，就像一個健康的人，膿血突然翻騰搗起亂來！
事態愈來愈糟，朗斯多新聞處（負責針對任何議題蒐集資訊、提供資料的單位）在免費廣播節目上報導，光是二十五日這一天，本市清理燒毀的老鼠便高達六千兩百三十一隻。市民每天親眼見到的場景藉由這個數字化為清晰的概念，更加劇了恐慌。直到目前為止，大家只是對這個令人厭惡的意外事件多所抱怨，現在才意識到這個不知會怎麼發展、也不知來源的現象具有相當程度的威脅性。只有那個患哮喘的西班牙老頭依舊搓著手，不停地說：「牠們出來了，牠們出來了」，帶著老年人興奮的神情。
四月二十八日，朗斯多新聞處宣布清理的死老鼠數目大約到達八千，市民的擔憂到達了最高點。大家要求採取強烈措施、譴責當局，那些在海邊擁有別墅的人已經談論要躲到海邊去。但是到了次日，新聞局發布消息說這個現象驟然止息，滅鼠所收集到的死老鼠微乎其微。全市居民鬆了一口氣。

以一種禁錮的情況來反映另一種禁錮的情況，
就如同以不存在的事來反映其他任何存在的事，同樣合理。

——丹尼爾．笛福*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國記者、作者，《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譯註。




本書所敘述的這些怪異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幾年，奧蘭市。根據大多數人的看法，這些事真不該在這裡發生，委實超乎尋常。從第一眼看來，奧蘭市的確是個再尋常不過的城市，只不過是法國屬地阿爾及利亞海岸的一個省城，如此而已。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城市本身很醜。外表一片寧靜，得花點時間才能發掘它和世界各處的商業城市...

【導讀】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反抗」作為行動綱領。認為唯有付諸行動，投入反抗，才能達成古希臘神祇涅墨西斯（Némésis）所主張的「適度」的理想世界。

每一部作品都在闡述「反抗」
卡繆在二十五歲那年（一九三八）即構思創作了《異鄉人》（一九四二）、《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誤會》（一九四四），完成了他的「荒謬」系列。由於筆觸生動，風格清新，尤其反映彼時的時代精神，而洛陽紙貴，大獲好評。進而被冠上「荒謬作家」以及「存在主義作家」的封號，但他都予以否決。他的好友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說卡繆是「發現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一九四二年起，他另起爐灶，構思「反抗」系列，先後完成了小說《鼠疫》（一九四七）*、戲劇《正義者》（一九四九）、哲學論述《反抗者》（一九五一），他幾乎說出了二戰後西方一整代人共同的心聲，讓他的盛名因此達於顛峰，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一九五七），稱頌他的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

綜觀卡繆一生的書寫創作，無論是小說、戲劇、哲學論述，幾乎部部都與「反抗」息息相關。而他所揭櫫的「反抗」實則與沙特等人倡言的「邁向自由之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度的自由，自由說話、信仰及表述。只是卡繆所採行的路徑更平實易解，更貼近庶民。他的方式更直截了當，更能打動人心，「反抗」在他的作品裡就有了極高的「正當性」。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了一部深思熟慮的論著《反抗者》，他從笛卡兒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獲得靈感，提出「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信念。笛卡兒的名言旨在強調「我存在的自覺」，卡繆的信念則更為深刻，更臻廣度；先是強調透過全面性的反抗，包括藝術的反抗，才足資證明我的存在。再則，我的存在這樣的自覺，也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於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說，精神上，它更能反映現代性，甚至當代性，也就超越了笛卡兒的「小我」，是一種「大我」的表現。這種對「大我」的關懷和自覺，便是人道主義的主要精髓。

卡繆一共花了八年時光（一九四三至一九五一）撰寫《反抗者》這部哲學思辯論集，包括形而上的反抗、歷史性的反抗、反抗與藝術，以及南方思想。卡繆說過這部論集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愛的一本。書中的論點一路揭露左派知青的政治盲從與前衛派的虛無主義。結果，當時他獲得的攻訐比稱許還多。他的好友羅傑・柯尼葉（Roger Grenier）說道：「我們的時代歷經許多不平，《反抗者》卻讓我們不失勇氣，打開通向希望的大門。」

《鼠疫》應是卡繆躋身法國文壇的扛鼎之作。之前的《異鄉人》雖讓世人驚豔，但就規模、向度及內涵而言，後者更勝一籌。小說一出版便告轟動，之後也拍成電影（一九九二）。沒想到事隔半個多世紀，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撼動全球秩序，人不分畛域，無論貧富，皆見識到它的威脅。這期間這本書竟成了最被閱讀的一本文學創作。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

《正義者》可說是當代的經典悲劇。這是沙俄時期為推翻專政，一群起義者密謀暗殺沙皇親戚的真實故事。卡繆亦在《反抗者》裡闢章申論，提出所謂的「有所不為的謀殺者」。主角卡利亞耶夫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被捕入獄，然後絞死，乃是因為他拒絕殃及馬車上無辜的孩子。卡繆結論指出：「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性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算是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正是這種舉棋不定的煎熬，難以取捨的情境，成了悲劇的主題。

卡繆十分推崇西方神話裡的天神普羅米修斯的勇氣與決心。祂應是第一位反抗者，以具體行動盜取火種給人類，而觸怒了天神宙斯。他在《反抗者》裡說道：「藝術的最偉大形式，就是表達最高層級的反抗。」他在《正義者》裡也明言：「真正的反抗就是創造價值。」他在《鼠疫》裡透過醫師李厄講出：「追求幸福沒什麼好羞愧的。」並由決心放棄潛逃出城投入救災團隊的記者藍柏回應說：「但是單獨一人的幸福，就會讓人覺得可恥。」卡繆的結語應是：反抗才是人類的本性，唯互助才更能彰顯反抗的力道。

（* 編按：La Peste 直譯為「鼠疫」，卡繆此書的譯名通常有「瘟疫」、「鼠疫」、「黑死病」幾種，考量卡繆在本書中描述疫病傳染與人性反應的普遍性，並非專指是在特定疫病下才有的狀況，因此將書名定為《瘟疫》。本導讀行文以卡繆當年背景稱為《鼠疫》。La Peste在本書中於不同脈絡語境時有「瘟疫」和「鼠疫」兩種譯法，在此周知讀者。）

【導讀】
刪去所有形容詞 —— 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作家）

當我翻開此一版本的《瘟疫》，我們還照常逛街、買賣、旅行；當我闔上時，已經進入全國三級防疫警戒，救護車的鳴笛聲在夜裡越來越大聲，然後漸漸遠去。

新聞上充斥著淪陷、激增、延燒等字眼，隱喻在這種時候似乎是不必要的了。在《瘟疫》中讓書寫者有所共鳴的角色，或許是公務員葛朗。葛朗是為文字所苦的寫作者，讓人懷疑他是否就是敘述者。在疫情期間，葛朗因投入防疫而停止了創作，歷經瘟疫後，才又重新當起一個書寫者。「這次我刪掉了所有的形容詞」，他說。值此時刻，我也盡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評述。

歷史中的疫病敘事
二〇一五年以希伯來文出版的《人類大命運》，在歐美出版獲得巨大成功後，二〇一七年在台灣也引發不少討論。這本書從〈啟示錄〉的四騎士開始，講述瘟疫、戰爭、飢荒和死亡對人類造成的影響。作者哈拉瑞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有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了」。《人類大命運》以四騎士消退為前提展開論述，重新思考人類世、人文主義的人本精神以及可能的未來走向。

不久後的二〇一九年，出現在武漢的病毒才正要引起一場大流行。這意味著《人類大命運》前提失效，我們應該否定他所展開的論述嗎？姑且不論對未來的預測如何，哈拉瑞對歷史和敘事之間的觀察，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卡繆的《瘟疫》在文學史中的特出之處。

回顧人類和疫病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對瘟疫的描繪產生了轉變。《瘟疫》（La Peste）在中國或台灣的某些版本譯為鼠疫，Peste一詞兼具鼠疫、瘟疫的意思。這種桿菌在中世紀造成大量傷亡，不過當時人類不知有細菌，更別說病毒了。這個疫病被認為和空氣、神明或惡魔有關，在繪畫中被擬人成拿著鐮刀的死神。這個時期，醫學並沒有太大用處，不過人們卻發現了隔離的效用，這項措施至今仍然十分好用。

在如此理解的架構下，瘟疫被認為是無差別的，無論是什麼信仰、身分的人，瘟疫都有可能找上門。然而，隨著醫學知識的累積，西方世界的人們不再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科技再加上人類社會中原本就有的階級，讓瘟疫變得並非無差別的了。現今一些文本或評論斷言式的宣稱瘟疫是平等的，看起來是一廂情願的。卡繆在《瘟疫》中提到城中和貧民區的死亡率差別，而二〇二一年的武漢肺炎從萬華蔓延開來，同樣也是城市的邊陲。

直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鼠疫仍維持著它的威力。南台灣的「大湖」在日治初期仍稱為「大湖街」，但因為發生鼠疫和後續的人口遷移，不符合街的人口數，於是被取消「街」的資格。卡繆的《瘟疫》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場景設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城市，彼時的人類經歷了西班牙流感 、兩次的世界大戰，微生物學早已透過顯微鏡進入人的視野，疫苗技術也發展到可大規模施用了。在《瘟疫》中，不只有隔離措施，也出現了血清、疫苗這兩項技術物。不過，書中寫到由於工業生產的限制，不可能為大眾普遍施打疫苗，預防注射僅在防疫工作隊員身上使用。我們無法憑藉小說中的敘事，而認為是血清結束了這場鼠疫。相反的，《瘟疫》的敘事方式是無法用簡化的因果推論來詮釋的。不過，隔離、血清、公共衛生系統這些技術物是《大疫年紀事》的時代所沒有或未臻完備的，在《瘟疫》中成為人們「工作」的一部分。

回到字面上的第一層意義
武漢肺炎爆發之際，《瘟疫》在歐美重登排行榜，不只在文學社群中討論增加，醫師們也在學術期刊上分享閱讀心得。這次人們的閱讀方式和從前大不相同，大家暫時放下隱喻，以書中鼠疫大流行的社會反應，來對照現下疫病帶來的種種改變。

儘管醫學、科技等條件已有很大的不同，人類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反應似乎相去不遠，這使得《瘟疫》當今閱讀起來有如預言。「瘟疫」這個詞彙不單指鼠疫，也包含了引起人類相似反應的其他疾病，例如愛滋、SARS。醫學史家Charles Rosenberg 從《瘟疫》中歸結出大流行時人類社會的三幕劇。先是緩慢察覺及接受疫病，接著開始尋求解釋、處理混亂，最後則是與大眾協商。流行病一方面凸顯潛在的社會結構和問題，一方面逼迫人們選擇哪些是真正在乎的事。

在哪裡閱讀《瘟疫》影響著詮釋。美國醫師從中讀出政府的延遲反應如何影響疫情，如同書中人們起先對死老鼠的不在意。美國內部的種族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不過，卻也有醫師認為中國的積極作為可能減緩了這場大爆發。這讓我再次確認了一項事實：這是頂級的醫學期刊，而非優良的政治評論雜誌 。

那麼，我們能在《瘟疫》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之道嗎？「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這是李厄在說服藍柏加入工作時，脫口而出的金句。或許讀者們和藍柏一樣，會想問正直是什麼？在此，法文原文為honnêteté，英譯為decency，彼此之間存在著落差。在書中，李厄的回答是「做好工作本分」。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應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日版電影海報中，廣告語為「真實（日本）對虛構（哥吉拉）」，精準而耐人尋味。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 。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我們能看見《瘟疫》中每個角色的情感和經驗，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即使看起來最接近主角的李厄，也透露了他的迷惘。這樣的文本讓我們能和當下的敘事方式做比較，無論是對個人的過度吹捧，又或者極力貶低，相形之下顯得沒有說服力。

隨著小說推進，會發現當中每個人都是被需要的。看似宗教狂熱到荒誕地步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在疫期加入了防疫工作。罪犯寇達深知人們在封城期間的欲望仍存在著，他和聖人般的塔盧在夜晚一起出去浪溜嗹，還邀請他觀賞歌劇。

正視人的各種面向，擔下責任，或許這就是《瘟疫》作為整體，給我們的對抗方法了。

那些像瘟疫的事物
雖然《瘟疫》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占了不少篇幅，敘事者卻點出沒有人真正相信上帝，卡繆可說是將宗教的神聖性從中剷除了。即便如此，我們應該都能同意《瘟疫》帶給我們的並非全然的虛無，存在本身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困境 。或許你可以將努力視為徒然，反正瘟疫會再來。但積極意義的詮釋是行得通，甚至更為有效，《瘟疫》鼓吹每個人的參與。若要用單一詞彙來簡略指稱，可以用「人本主義」來概括這背後的思想系統，卡繆在小說中也對人本主義者自嘲了一番 。

不過，無論是《瘟疫》在法國出版時的一九四〇年代末，又或者是剛被引進台灣的一九六〇年代，文學評論家大都不是這麼直接的讀這本書，而是在書中尋找像瘟疫的事物。其中一種普遍的詮釋，將《瘟疫》視作對納粹占領時期法國的託寓（allegory）。

小說全書圍繞著瘟疫進行，單就文本來說，我們可能很難找到相關的線索。卡繆卻留下了可以擴大解釋的裝置，那便是引自《大疫年紀事》的卷首語：「以一種禁錮的情況來反映另一種禁錮的情況，就如同以不存在的事來反映其他任何存在的事，同樣合理。」將出版的時空背景納入考量，以瘟疫來比擬納粹的託寓便顯得合理，出版前不久，法國維琪政權才在一九四四年垮台。

早期的台灣讀者可能比較熟悉志文版本的《瘟疫》，彼時的情形可說是一個卡繆各自表述。《文星》雜誌以他作為封面，試圖在反共官方立場下偷渡「反極權」。擁護官方的作家時而貶低卡繆或存在主義的反抗精神，時而聯想到民族偉大救星。在志文版本的譯序中，周行之說得保留，葉石濤的〈卡繆論〉 倒是直接了一些。葉石濤讀的《鼠疫》中，李厄被翻譯做相當本土的「劉醫師」，他認為《鼠疫》「在各方面和實際的政治和歷史有關聯。卡繆主張參加的文學，他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需要參加於歷史和社會動態之中，消滅暴力和不正」。文末，葉石濤甚至寫道卡繆「反對專制政治的獨斷和壓迫，尊重民主主義的公開討論和人性的尊嚴」。

其時的專制政治指的是什麼呢？可以是中國共產黨，也可以是蔣介石。有趣的是，冷戰時期的反共標語「同島一命」，如今變成對抗瘟疫的團結喊話 。若我們採用這種方式來閱讀的話，當今最大的專制體制又在哪裡呢？

作為小說的《瘟疫》
人類對小說的標準隨時間改變，閱讀這本半世紀多之前的小說，我不得不承認有時會㧎㧎（khê-khê）。書中有些對話接近獨白，人物突然滔滔說起自己的故事。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可能有些不自然，又或者人的說話方式因地域時代而有所不同。不過，卡繆藉由這些獨白，再加上日記、筆記，讓我們得以看見這些人物的自身探尋、在瘟疫肆虐時的情感，以及對處境的思考。

以小說技術來說，這名外表具有魅力的寫作者 讓我感到驚訝。他在三十出頭便對人類社會有如此透徹的了解，能和我們當今的狀況對照。儘管這是一個無法不嚴肅的作品，他也在裡頭埋藏了一些趣味，使用前作《異鄉人》的細節。而在疫情處於尖峰的緊繃時刻，李厄和塔盧打破了嚴格的防疫新生活，兩人在月光下裸泳。這個段落的意義，直到看完全書後才會浮現。

李厄、塔盧和藍柏相聚喝酒的段落讓我印象尤其深刻 。在這個段落裡，卡繆呈現了封城時期的枯燥、煩悶。藍柏原本想方設法要離開奧蘭市，透過足球員貢札列斯安排，希望突破封城回到巴黎。但因為封鎖範圍越來越大，計畫屢屢失敗，使他心情煩悶。

李厄劈頭就說，幫藍柏安排偷渡的那些人不會赴約。對一個遭受挫折的人來說似乎不太體貼。塔盧則試圖安慰藍柏，不要把發生一次的視為定律嘛！

藍柏卻回應，不，你們還沒明白，瘟疫的定律就是會一直重來。他一面說，一面用留聲機播放藍調名曲〈聖詹姆斯醫院〉（St. James Infirmary）。這首歌起源不明，有不同版本的歌詞，但都描述著心愛的人死去。在美國南方的爵士喪禮中，〈聖詹姆斯醫院〉是演奏的曲目之一。這首歌在小說前些段落的酒吧裡也曾出現過。接下來，請讓我直接引用書中的段落。

唱片放到一半的時候，遠處響起兩道槍聲。
「不是狗就是有人逃跑。」塔盧說。
過了一會兒，唱片放完了，一輛救護車的笛聲愈來愈清晰、大聲，從旅館房間窗戶下經過，聲音又漸漸變小，終至消失。
「這張唱片挺感傷，」藍柏說：「今天我已經聽了十遍了。」
「您這麼喜歡？」
「不是，是因為我只有這一張。」

藍柏提醒了他們一項薛西弗斯式的事實，瘟疫似乎永無盡頭。在這樣的時刻，三個人無言相對，音樂和窗外的聲響顯得格外清晰。音樂停止後，藍柏重啟對話，將音樂的重複和瘟疫連結在一起。無論李厄、塔盧或是藍柏，他們都即將要面臨最艱難的時刻。

在接下來的段落，卡繆描述大量死亡的情景。過多死亡帶來的麻木，以及為了避免疾病傳播，人們放棄追思儀式，只能有效率的進行掩埋。藍柏在前些段落播放的〈聖詹姆斯醫院〉，像是給死者們的輓歌，替無名者演奏的Sí-soo-mih（西索米）。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

【譯序】
【譯者後記】
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


這本《瘟疫》中文譯本於二○二一年中問世，距離卡繆原著出版的一九四七年，之間相隔了七十多年，相似的場景，同樣的恐懼，只不過這一次，封閉的不僅僅是一座奧蘭城，而是整個世界。

七十多年來研究《瘟疫》的評論者，經常提到這是本寓言式的小說，因為的確鼠疫幾乎絕跡，期間在亞洲肆虐的SARS和在非洲蔓延的伊波拉病毒儘管引起恐慌與傷亡，終究局限在某些地域，卡繆筆下的小小奧蘭城，可以被視為一個縮影、一則寓言。然而，二○二○年開始擴散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將這本小說的寓言變成了寫實，虛構變成了事實。李厄醫生就在你我身邊，記錄著我們周遭發生的疫情與疫情威脅下的人性。面對這場當代最大、最全面的人類衛生慘劇，《瘟疫》成了我們所有人的紀事。

《瘟疫》這本小說屬於卡繆的反抗系列創作（小說《瘟疫》、劇本《正義者》、哲學論述《反抗者》），主旨自然是描繪闡釋反抗的內涵與過程。因鼠疫封城的奧蘭市裡，有彼此戒備的恐懼小市民，有想盡辦法要逃出城的投機分子，有趁機發災難財的守衛或商人，有遲遲不肯正視問題的當局和某些醫師專家，這都是人性；但是卡繆看到的更是傾力救人的李厄醫生、自己兒子染疫但堅持一切按照規矩來的法官奧東、埋首研究血清的老醫生卡斯鐵、擔任卑微但不可或缺的疫情統計工作的小職員葛朗、途經奧蘭但被迫留下的記者藍柏……每個人都盡一己之力抵抗疫情，集合眾人之力反抗病菌，這，也都是人性。經由《瘟疫》，卡繆由「荒謬」提升到了「團結」，由「個人掙扎」到了「集體命運」，由「追求小我」到了「完成大我」，再次展現了他如此心愛、樂觀、韌性的「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有關「南方思想」請見《反抗者》）。

關於《瘟疫》這本書，七十多年來全世界專家學者的評論分析不知凡幾，我有幸作為它的中文翻譯者，只想分享一下翻譯期間的一些心得感想：

二○二○年翻譯這本書的期間，正值歐洲疫情爆發，歷經巴黎連續三次封城，從春天封到冬天，國內城與城之間斷絕通路，國與國之間封鎖邊境，往來世界另一個洲更是不可能。每天的生活變得簡單而枯燥，出門要填一張外出事由單，不能超過Ｘ時間，不能離開家超過Ｘ距離，人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都被迫產生改變（真的不再需要時鐘、計算時差，像小說中的老人用兩鍋豆子算吃飯時間綽綽有餘）。這段時間內，每天在書房裡與《瘟疫》相對，翻譯到「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這一句，心中一震。的確，下個月去義大利的旅遊計畫早已安排好、幾場展覽表演票早已訂好、暑假回台灣的機位早已買好……人如此自以為是地托大，以為可以預先安排、訂定計畫，以為可以掌握現在籌畫未來，殊不知小小一個病毒就全盤打亂推翻，真令人難以置信！

疫情蔓延，居民的恐慌、物資的短缺、醫療的崩壞慢慢展開，卡繆描述的情況一一實現在現實世界裡。書中的小人物栩栩如生，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生命故事，各自的考量，卻自願集合在李厄醫生身旁，貢獻微小之力共同抗疫，每個人守住工作本分，無關造神，也絲毫沒有英雄主義色彩，這就驗證李厄鉅力萬鈞的那句話：「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面對死亡，儘管每個人都是孤獨的，但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運，是集體的課題。而這集體的反抗、相知、互助，才是人性感人之處。封城期間，每晚八點鐘巴黎市民打開窗戶，為醫療人員的辛勞和勇氣拍手鼓掌，我每天準時在窗戶前拍手，聽著一整條街掌聲回音轟轟，心裡也想到李厄、葛朗、藍柏、寇達……

在每天公布的染疫和死亡人數冷冰冰的數字下，扣人心弦的其實是許多怵目驚心的影像。在翻譯《瘟疫》中諸多段落：舞台上扮演瀕死情境的主角真的疫病發作死在台上，觀眾爭先恐後奔逃出劇院。夜裡一列列奇怪的無人電車，載著棺材沿著海邊峭壁駛向火葬場。足球場改建的隔離營區……眼前走馬燈浮現電視新聞畫面傳播的周遭世界真實發生的影像：空無一人如死城的巴黎市區、紐約中央公園搭起的臨時醫療帳篷、因染疫漂流海上的豪華郵輪、中國武漢上千張病床的方艙醫院、巴西聖保羅緊急挖掘的幾千個墓穴、印度燒屍體的熊熊火堆……虛構成真，感今懷昔，只覺得進入一個黑洞，一陣昏眩，直到翻譯到李厄這句話時方才看到曙光：「李厄醫生決定撰寫這篇在此到達尾聲的紀事，為了不當一個沉默者，為了替這些瘟疫患者做見證，為了至少讓他們遭受到的不公和暴力留下一個回憶註記，也單純為了告訴人們在這場災難中學到的東西：那就是，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比應受蔑視的多。」

二○二一年七月中文譯本在台灣上市時，世界各地連同台灣都還疫情險峻，因此這本書不僅是寓言與寫實，更應是警惕與檢討。誠如書中一句：「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我們沒有絕望的權利，更沒有習慣於絕望的本錢，而應時時刻刻保持卡繆《反抗者》的中心思想，那就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我雖然只是一個譯者，一個語言的橋梁，但衷心希望看不懂法文但能藉由我的翻譯看到卡繆這本書的人，能感受到他傳達的力量。身在亞熱帶的台灣讀者能領略他的「南方思想」，面對疫情團結一心無所畏懼，緬懷逝者關懷傷者，並繼續對生命充滿希望。

【導讀】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反抗」作為行動綱領。認...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刪去所有形容詞——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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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後記——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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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後記——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