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完整出版卡繆反抗系列作品,以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三種不同類型作品展現反抗意志。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
#反抗思想是面對對人類所有的壓迫,不管是極權或是瘟疫,最重要的思考與行動解方。
#「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瑞典學院諾貝爾獎讚詞
卡繆在他的札記裡規畫其創作預計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荒謬」系列,第二階段是「反抗」系列,第三階段是「審判」,第四階段是「愛」。可惜卡繆在第三階段創作初期便因車禍過世,第三階段的作品只有小說《第一人》的殘稿,完整呈現的僅只有前兩系列的作品。
卡繆創作的每個階段的創作系列都是以「小說」、「論述/散文」、「戲劇」三管齊下:小說訴求要有描繪有情節能深入內心,論述要工整有條理可以爬梳資料,戲劇則可以直接呈現情緒、對話攻防、直指人心,以三種不同的類型創作呈現同一母題的思考。卡繆的創作是文學界思想界難得的展現,可以見到作者過不同作品相互討論、延伸、拓展,見識到大師級創作者的多元思考。
卡繆在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異鄉人》(1942)、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1942)、戲劇《卡里古拉》(1938)與《誤會》(1944)。
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瘟疫》(1947)、論述《反抗者》(1951)、戲劇《正義者》(1949)。
「卡繆反抗三部曲套書」:《瘟疫》+《反抗者》+《正義者》的出版,是首次嘗試將卡繆作品以他理想中規畫的方式來呈現,還原當年卡繆出發表作品的順序,三種類型的作品互相支援互相辯證,較為完整呈現作家的創作概念。
《瘟疫》簡介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 卡繆 —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者》簡介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
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
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 卡繆 —
卡繆常被認為是提倡荒謬思想的大師,但這種簡化的描述只搆得到卡繆的創作初期。這位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文學大師,面對世界劇烈變動的景況,無可避免地去探究為何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他的作品《異鄉人》及《薛西弗斯的神話》思索個人面對生命的處境,因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造成了荒謬感,以及個人如何面對這種荒謬。對人世充滿熱情的卡繆並不滿足於此階段的答案,他接著更進一步去討論,從個人進到與他人的關係、人類群體社會時,該又如何面對群體生命的挑戰,是更入世、更社會性的思考。
《反抗者》是卡繆處理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重要著作,思考著人類社會巨大的難題:
人要脫離被奴役的身分,便必須反抗,被逼迫到一條界限時,要站出來說「不」。
如果為了反抗不義,是不是可以用盡任何手段?
若為了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就該犧牲一切,即使是必須殺人?
反抗與革命之後,如果建立起來的社會又形成另一種壓迫專橫,該如何解決這難題?
這是卡繆處理對二十世紀巨大的法西斯政權和共產主義專政的思索,特別是後者一度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在卡繆的時代許多思想家都熱烈擁護,但現實卻證明其墮落,如同卡繆所說的陷入虛無主義的毀滅。而從二十世紀後半的冷戰到今日,人類社會的挑戰還是籠罩在卡繆的這個思辨裡,只是當下盤據人類社會上空的權力幽靈,從政治權力轉為力量更加綿密無孔不入的經濟政治綜合體,帝國的勢力時時刻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從專制體制紓解出來不久的人們,脫離了政治力的箝制,卻又面對了更嚴峻的考驗。
為此,思索反抗對當代的我們更形重要,如何反抗但卻不致於形成全面毀滅的虛無,或者避免反抗之後卻建立起另一座牢籠。
卡繆的推敲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永恆提醒。
《正義者》簡介
卡利亞耶夫和他全世界的弟兄們拒絕神化自己,
因為他們拒絕剝奪別人生命的過度權力。
學習生存與死亡,想要成為人,就要拒絕成為神。
— 卡繆 —
《正義者》是一齣五幕的戲劇,卡繆改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黨人行刺謝爾日大公的故事。大學生卡利亞耶夫反對俄國帝制統治,想尋求革命,他與同伴計畫以炸彈刺殺謝爾日大公,試圖動搖專制體制。第一次的行動因為謝爾日大公車上有無辜的孩童在,因而緊急取消,卡利亞耶夫認為即使革命重要,卻也不應該犧牲無辜的人,也與他的夥伴對此產生激烈辯論,討論為了正義的理念是不是可以不擇手段。之後卡利亞耶夫與同伴找到另一個機會,炸死了大公,但也因此入獄。大公夫人前去獄中與卡利亞耶夫對話,要他供出同黨,就可以換得赦免。卡利亞耶夫拒絕了,之後從容就義。他殺了人,雖然是有著更遠大的理念而殺人,但不以此理念為藉口,而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代價成就正義,戰勝了歷史上種種想要站上神壇的虛無主義。
卡繆非常重視這段故事延伸出來的意義,在《反抗者》裡也加以討論。卡繆寫道:
「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生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認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殺人是必需,但不可原諒。」
「他們認為不得不然的行動,卻又難以自我說服,就想出奉獻出自己來合理化一切的辦法,以犧牲自己生命來回答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如同對他們之前所有的反抗者一樣,殺人也就代表自殺,以命抵另一命,在這雙重犧牲之中,或許會滋生出一種價值。卡利亞耶夫、瓦納洛夫斯基和其他同伴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死來實現它。」
《正義者》以歷史事實化身的人物,透過情感和對話表現出卡繆認為的反抗精神,標誌出誠實與責任的反抗意識,並非有理念的反抗便可以犧牲他人,唯一可以犧牲的只有自己,這部劇作也是卡繆對於真正的正義反抗所表達的敬意。
作者簡介: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被徵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身亡,幼小的卡繆被母親帶回娘家撫養。中學以後卡繆開始半工半讀,做過很多工作,雖然生活辛苦,但阿爾及利亞臨地中海的陽光普照溫暖氣候,對卡繆的思想及精神有深刻的鼓舞,後來更成為他思想體系的象徵,相對於德國思想家所產生的北方思想。
卡繆大學畢業後先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於是卡繆前往巴黎的報刊任職。在阿爾及利亞時卡繆便開始創作戲劇、小說與散文,一九四二年出版《異鄉人》之後開始在法國與國際獲得推崇,一九五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讚其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卡繆在一九六〇年於法國車禍驟逝。
卡繆的作品多樣,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異鄉人》、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其他小說作品有:《墮落》、《快樂的死》、《放逐與王國》,與遺作《第一人》,以及戲劇《戒嚴》、改編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戲劇《附魔者》等。
譯者簡介:
嚴慧瑩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目前定居巴黎,從事文學翻譯。譯有《正義者》、《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血清素》、《屈服》、《無愛繁殖》、《情色度假村》、《誰殺了韋勒貝克》、《六個非道德故事》、《緩慢》、《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如果麥子不死》、《灰色的靈魂》、《落日的召喚》、《地獄之門》、《野性的變奏》、《我,們》、《獨子》、《ROM@》、《調查》、《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記憶》等書。
章節試閱
《瘟疫》內文試閱
以一種禁錮的情況來反映另一種禁錮的情況,
就如同以不存在的事來反映其他任何存在的事,同樣合理。
——丹尼爾.笛福*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國記者、作者,《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譯註。
本書所敘述的這些怪異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幾年,奧蘭市。根據大多數人的看法,這些事真不該在這裡發生,委實超乎尋常。從第一眼看來,奧蘭市的確是個再尋常不過的城市,只不過是法國屬地阿爾及利亞海岸的一個省城,如此而已。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城市本身很醜。外表一片寧靜,得花點時間才能發掘它和世界各處的商業城市不同的地方。例如,如何能想像一座沒有鴿子、綠樹、公園、聽不見鳥雀拍翅和樹葉摩挲聲音,總歸一句話就是蒼白無色的城市?季節轉變只能靠觀測天空,春天來臨只能從空氣或賣花小販從郊區捎來的花籃得知,是市場上叫賣的春天。夏季時,烈陽把太過乾燥的房舍曬得像著了火,把屋牆覆上一層灰色的塵埃,人們只能關上護窗板,生活在陰暗之中。秋季則相反,大雨加上泥濘。只有冬天氣候宜人。
想要認識一個城市,有個便捷的方法,就是了解居民在這裡如何工作、相愛、死亡。在我們這個小城裡呢,或許是氣候的關係吧,這三者都以同樣狂躁而漫不經心的方式攪混在一起;也就表示,居民在這個城市活得百般無奈,只能試著習慣它。居民們勤奮工作,但工作只是為了賺更多錢,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商業,按照他們自己的用詞──忙於營生。當然啦,他們也喜歡一些單純的娛樂:喜歡女人、電影、去海邊游泳。但是他們很知節制,這些娛樂都只在周六晚上和周日才做,周間其他時間則設法盡量賺錢。晚上下班後,他們按時在咖啡廳相聚、在同一條大道上散散步、或是在公寓陽台上透透氣。年輕人追求短暫而強烈的刺激,而年紀較大者的消遣只不過是參加滾球協會、交誼餐會、或是上俱樂部玩紙牌狂賭。
有人一定會說,這並非我們這個城市特有的現象,所有同時代的人都差不多這樣活著。沒錯,在今天的社會裡,人們從早到晚工作,然後把剩下的時間浪費在紙牌、咖啡館、閒聊上,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國家裡,人們不時會思考到一些其他東西,一般來說,這並不會改變他們的生活,但有過這些想法,總比沒有來得強。奧蘭則是相反,明顯是個沒有想法的城市,意即一個完完全全的現代城市。所以呢,沒必要準確描述本城居民的相愛方式,這裡的男男女女要不在所謂愛的行動中快速廝殺,要不就是投入日復一日長期的配偶生活。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鮮少有中間狀態。這也沒什麼獨特的。不管是在奧蘭或是在其他地方,因為沒時間思考,人們只好不知所以地相愛。
我們這個城市最獨特的地方,應該算是死亡的困難。困難可能不是很適切的用詞,應該說難受比較正確。身有病痛當然不好受,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國家裡,病人會受到關照支持,某種程度上可以讓病人放鬆。病人需要關懷,希望有個依靠,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奧蘭,要適應極端的氣候、大量的商業活動、枯燥無趣的景觀、短促的黃昏、貧瘠的娛樂等等,這一切都需要一副健康的身體。病人在這裡倍感孤獨,更遑論一個垂死之人,像落入陷阱一樣被關在成千上百烈陽曬得劈啪裂響的牆面之後,而在此同時,全城的人都在電話裡或咖啡館裡談著票據、提單、貼現。我們可以理解,儘管在現代,在這樣一個冷淡無情的地方,死亡之際該有多麼難忍。
以上幾個描述或許足以讓大家對我們這個城市有個概念,不過也毋須誇張,應該強調的,是這個城市和生活平庸的面貌,但其實只要習慣了,日子一天天過也沒什麼大問題。既然我們這個城市很容易讓人習慣,一切就還挺好。從這個角度看,本城生活當然不算多姿多采,但至少井然有序。居民的坦率、友善和勤奮,向來博得遊客們相當程度的的好評。這個沒有秀麗風景、沒有花草、也沒有靈魂的城市,反倒給人一種寧靜的感覺,人們在這裡睡得很好。但是有一點不得不說,這個城市置身在一片無與倫比的美麗風景之中,位於一片空曠的高原中央,圍繞著燦爛的丘陵,面對著輪廓完美無瑕的海灣。唯一令人遺憾的是城市背海而建,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海,得專程到海邊才見得到海。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不難想像,本城居民根本不會預期那年春天發生的狀況,以及──我們之後會明白──那些狀況是接下來一連串嚴重事件的前兆,這也就是本書將要記載的。這些事件有些人覺得不足為奇,有些人卻覺得難以置信。無論如何,敘述事件者不能考慮這些互相衝突的觀點,他的工作只是當他知道某件事確實發生了、而且事關整城居民生死、有成千上萬人在心裡見證他報導的真實性,這個時候,他告訴大家:「這件事發生了」。
再說,敘述事件者──時間到了我們自然會知道是誰──在整個事件中無足輕重,無非是碰巧讓他蒐集到相當數量的陳述,並且當時情況也讓他捲入將要敘述的事件罷了。報導這個事件讓他成為一個歷史記錄者,當然,一位歷史記錄者,儘管是業餘的,必然有充分的資料。這個事件的敘述者有他的資料:首先是他親眼所見,再來是其他人的見證,他的角色讓他得以蒐集到本書中所有人物吐露的心底話。況且,他自然最後也找到一些報導和文件,他認為必要時就會擷取片段,認為需要時就引用,並且他又……然而或許是該把這些評論和瑣碎的開場白放到一邊的時候了,回到敘述本身。最初幾天發生的事,需要花點時間說清楚。
四月十六日早上,貝爾納.李厄醫生從他的診所走出來,在樓梯間中央看見一隻死老鼠。當時他只不經心地把老鼠踢到一旁,走下樓梯。但一走出門,突然想起不能讓死老鼠留在那裡,便再走進門告知門房。門房米榭老頭的反應,讓他更感到這個發現很不尋常。出現這隻死老鼠,對他來說只不過有點奇怪,但對門房來說,簡直是一樁醜聞。門房的態度斬釘截鐵:這棟樓裡沒有老鼠。醫生一再確定二樓樓梯間的確有隻老鼠,可能死了,米榭的信念毫不動搖:這棟樓沒有老鼠,就算有也一定是有人帶進來的。總之,是個惡作劇。
當晚,貝爾納.李厄站在樓房走廊上,掏著鑰匙正要上樓回家,突然看見走廊底端暗處出現一隻老鼠,腳步不穩毛濕濕的。牠停了一下,像是要維持身體平衡,隨後朝醫生跑過來,又停了下來,在原地打轉,發出一小聲吱,最後嘴巴噴出血倒在地上。醫生端詳了牠一會兒,然後上樓回家。
他當時心頭想的並不是老鼠。那口噴出的血讓他想起擔心的事。他那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出發到山上療養。他一回家就看見她按照他囑咐在臥房裡躺著,為明日旅途蓄養體力。她看到他便微笑,說:
「我感覺很好。」
醫生看著她在床頭燈光下轉過來的臉龐,在李厄眼裡,妻子儘管已經三十歲且帶著病容的臉,依舊和年輕時一樣,或許就是因為這微笑超越了一切。
「能睡就多睡點,」他說:「明天看護十一點來,十二點我載你們去搭火車。」
他親吻妻子稍微濕潤的額頭,她的微笑一直伴著他到房門口。
次日,四月十七日,早上八點,門房在醫生經過時攔下他,抱怨惡作劇的人又在走廊中央放了三隻死老鼠。老鼠一定是大型捕鼠器捕捉的,因為牠們都渾身是血。門房手上拎著死老鼠的腳站在大門口好一會兒,等著惡作劇的傢伙出來嘲弄而暴露身分。但什麼都沒發生。
「啊!那些傢伙,」門房米榭說:「我一定會逮到他們。」
李厄大惑不解,因此決定從住著最窮病患的外圍城郊區開始巡診。那些區裡垃圾清運比別處晚得多,汽車沿著塵土飛揚的筆直道路往前時,會擦過放在人行道旁邊的垃圾桶。行過一條街,醫生數了一下,丟在蔬菜果皮和破布堆裡的死老鼠共有十多隻。
巡診的第一個病人躺在床上,房間靠著街,吃飯睡覺都在這間房裡。他是個面孔嚴峻、滿布皺紋的西班牙老人,面前兩個裝滿豆子的鍋子放在棉被上。醫生走進來時,本來半坐著的病人往後一仰,試著喘口氣,發出哮喘老病號的呼拉呼拉聲。他的妻子端著臉盆過來。
「欸,醫生,」他邊打針邊說:「牠們出來了,您看見了嗎?」
「是啊,」他妻子說:「鄰居就清理了三隻。」
老人搓著雙手。
「牠們傾巢而出,所有垃圾桶裡都看得到,是因為飢餓!」
李厄立刻注意到這一整區居民都在討論老鼠的事。看完診他就返回家裡。
「樓上有一封您的電報,」門房米榭說。
醫生問他是否又發現其他老鼠。
「啊!沒有,」門房說:「我守得緊緊的,那些王八蛋不敢再來惡作劇。」
電報通知李厄的母親次日抵達。媳婦去養病,她前來為兒子照料家務。醫生回到家時,看護已經到了。李厄看見妻子站著,身穿套裝,還搽了脂粉。他對她微笑:
「這樣很好,非常好。」
過了一會,到了車站,他把她安頓在臥鋪包廂裡。她看著包廂:
「這對我們來說花費太多了,不是嗎?」
「這是必要的,」李厄說。
「那些老鼠是怎麼回事呢?」
「我不知道,很奇怪,但是會過去的。」
之後他急促地說請求她原諒,他應該好好照顧她,但對她太疏忽了。她搖搖頭,像是要他別再說了,但他又加上一句:
「等妳回來時,一切都會好轉。我們重新開始。」
「好,」她的眼睛閃著光:「我們重新開始。」
過了一會兒,她轉身背對著他,看著車窗外。月台上的人你擠我推。火車頭的蒸氣噓噓聲傳來。他呼喚妻子的名字,她轉過身,他看見她臉上掛滿淚水。
「別哭,」他輕聲說。
淚水之下又現出微笑,但有點勉強。她深吸一口氣:
「走吧,一切都會沒問題的。」
他緊緊抱著她,下到月台上,透過車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一定要注意身體,」他說。
但是她聽不見他說的。
李厄走向月台出口,遇上了預審法官奧東先生,手牽著小兒子。醫生問他是否要出遠門。奧東先生高瘦黑髮,半像以前所謂的上流社會人物,又半像殯儀館的禮儀師,他聲音和藹但簡短地回答:
「我來接我太太,她去拜望我家人。」
火車汽笛響起。
「那些老鼠……」法官說。
李厄朝著火車方向踏了一步,但又轉過身走向出口。
「喔,」他說:「那沒什麼。」
那一刻他唯一注意到的,是一個鐵路員工挾著一個裝滿死老鼠的箱子經過。
《反抗者》內文試閱
一、反抗者
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但是他雖然拒絕,並不放棄:因為從他第一個行動開始,一直是個說「是」的人,就像一個奴隸一生接受命令,突然認定某個新的命令無法接受。這個「不」的意義是什麼呢?
它表達的可能是「這種情況持續太久了」、「到目前為止還可以接受,再超過就不行了」、「您太過分了」,以及「有一個界限是不能超過的」。總之,這個「不」字證實了有個界限存在。反抗者的精神中,我們也看見這個界限的概念,對方「太超過了」,權力擴張超越了這個界限,必須有另一個人出來使其正視、加以規範。反抗行動建立在一個斷然拒絕上,拒絕一種被認定無法忍受的過分,同時也建立在一個信念上,相信自己擁有某種模糊的正當權利。更確切地說,反抗者感覺自己「有權……」,他若不是堅信自己多少是有理的,就不會反抗。因此,起而反抗的奴隸同時既說「是」也說「不」,他在肯定界限的同時,也肯定界限之內他所揣測、想維護的一切。他固執地表明自己身上有某種東西是「值得……的」,要求大家必須注意。某種方式來說,他反抗的是,壓迫自己能拒絕超過可接受範圍命令的權力。
一切反抗在厭惡被侵犯的同時,存在著人本身全然而且自發的投入,涉入了不言自明的個人價值判斷,他堅信不疑這個價值,讓他在危難之中能挺住。在此之前,他都保持沉默,絕望地承受某種大家都認為不公卻都接受的情況。保持沉默,會讓人以為不判斷也不要求,在某些情況下,的確也是一無所求;絕望,如同荒謬,廣泛言之對一切都判斷都要求,卻又沒判斷、沒要求任何具體特定的事,所以保持沉默。但是一旦他開始發聲,即使說的是「不」,都表明了他的判斷和要求。從詞源上的意義來看,反抗者就是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之前他在主子的鞭子下前進,現在則與之面對面,他反對不好的,爭取比較好的。並非所有的價值都會引發反抗行動,但所有的反抗行動都默默援引自某種價值。不過首先該知道,這涉及的至少是反抗的價值嗎?
儘管還曖昧不明,反抗行動引發意識的覺醒:突然強烈意識到,就算只是在一段時間內,人身上有某種東西足以讓自己認同,在此之前他從未真正感受到這種認同。在揭竿而起之前,奴隸忍受所有的壓榨,甚至經常乖乖接受比激起他反抗的命令還更該反抗的命令。他逆來順受,或許很難隱忍,但他保持沉默,對眼前利益的關心勝過意識到自己的權利。當他不想再逆來順受,煩躁不耐時,便發起行動,擴及對之前所有接受的一切。這個衝動幾乎是追溯以往,終於爆發。奴隸否決主人屈辱的命令的那一刻,也同時否決了他的奴隸身分。反抗行動比單純的拒絕帶他走得更遠,甚至超越了他之前針對對手界定的界限,現在要求被平等對待。起初不可抑制的反抗,變成了這個人的整體,他認同這個反抗,認為反抗足以代表自己,他要別人尊敬自己這部分,將之置於一切之上,宣稱這是他最珍貴的,甚至勝於生命,反抗成了至高無上的善。之前不斷隱忍妥協的奴隸豁出去了(「既然都如此了……」),要嘛就「全有」否則就「全無」(ToutouRien)。意識隨著反抗甦醒了。
這個意識要求內容還很模糊的「全有」,同時也窺見這「全無」可能讓人為了保全「全有」做出犧牲。反抗者要成為「全有」,完全認同自己突然意識到的反抗,並希望他身上這反抗精神受人感激頌讚;否則的話,他就是「全無」,被支配他的力量徹底打垮。最不濟的話,如果被剝奪他稱為「自由」這無可商量的神聖之物,他接受死亡這最終結局。寧可站著死去,也不跪著苟活。
根據一些傑出作家的解釋,價值「往往代表由事實通向權利、由渴望通向合乎渴望的過程(通常經由一般人普遍渴望的事物為媒介)」。(註1)在反抗活動中,通向權利的過程相當明顯,也就是由「必須如此」通向「我要求如此」;不僅於此,或許還顯示了今後將為公眾的善超越個人利益。和一般見解相反的是,反抗所顯現的「全有」否則「全無」雖然來自於個體的訴求,卻同時質疑了「個體」這個概念。的確,如果個體接受死亡,並在反抗行動中死了,這就表現他為自己所認為置於個人命運之上的善而犧牲了。為了捍衛權利不惜一死,他把捍衛權利置於個人死生之上。他以某種價值觀的名義行動,雖然這個價值觀還混沌不明,但至少他感覺是所有人一致擁有的。由此可見,任何反抗行動的訴求都超越個人,前提是這個訴求將他抽離個人孤獨的境地,給他一個發起行動的理由。然而,必須注意,這個價值觀存在所有行動之前,違背以純粹歷史為本的哲學論調:在唯物歷史哲學思想中,價值觀是行動最終獲得的結果(如果有獲得結果的話)。對反抗的分析讓我們至少存疑,好像有某種「人的本質」存在,這是古希臘人所相信,卻和當代思想的假設剛好相反。倘若沒有任何需要保護的永恆之物,為什麼要反抗呢?奴隸起而反抗,是為了所有同時代的人,他認為某個命令不只是否定他自身,而且否定了所有人身上的某種東西,甚至包括那些侮辱他壓迫他的人在內。(註2)
兩個事實足以支持以上這個判斷。首先我們注意到,反抗行動本質上不是個自私的行動,當然它無疑也有一些自私的考量,但是人反抗的不只是壓迫,也反抗徇私的謊言。此外,反抗者雖然以這些考慮為出發點,但是在最深沉的衝勁之中,毫不保留投注一切,他為自己爭求的是尊重,但是是在他所認同的群體當中的尊重。
其次,反抗並不一定只出現在受壓迫者身上,也可能目睹他人受到壓迫,在這種情況下產生認同,起身反抗。必須說明一點,這裡牽涉的並非心理狀態的認同,並非把自己想像為受到侵犯的那個人;相反的,有可能自己之前也受到相同侵犯的時候並沒有反抗,卻無法忍受看到同樣的侵犯施加在別人身上。俄羅斯恐怖主義者在牢裡眼見同志受到鞭打,以自殺抗議,足以體現上述這個情況。其中牽涉的也不是某個團體的共同利益,沒錯,甚至在我們視為敵手的人遭受不公平時,也會讓我們產生反抗的情緒。這裡面只有命運的認同和表態,個人要捍衛的,不僅是個人的價值,而是所有凝聚的價值觀。在反抗中,個人因為認同自己與他人而超越了自己,就這個觀點而言,人群的團結是形而上的。只不過,當今情勢下的團結只是被奴役的人彼此間的互助罷了。
《正義者》內文試閱
前言
一九○五年二月,在莫斯科,一個社會革命黨恐怖小組籌畫了一次暗殺行動,準備用炸彈炸死沙皇的叔叔謝爾日大公。這次暗殺行動以及行動之前之後的獨特氛圍,就是《正義者》的主題。本劇中某些情況儘管看似如此特殊不尋常,事實上就是歷史上發生的真實情況。但這不等於說《正義者》是一齣歷史劇,讀者自然也能看出這一點。然而劇中所有人物都確有其人,所有行動也如我劇中所描述。我僅是盡力逼真還原曾經確實存在的一件事蹟罷了。
我甚至保留了《正義者》主人翁卡利亞耶夫(Kaliayev)的真實名字,這麼做並非懶於想像,而是基於對這些男女的尊重與欽佩,因為他們在最艱苦的任務中,未能消除自己良心的不安。誠然,自此以來人們的確有了進步,原本如同無法容忍的痛苦壓在這些傑出的人身上的怨恨,已經變成了一個令人快慰的制度系統。這更是應當再次提及這些偉大英靈的原因,為了他們正義的反抗、他們艱困的同袍友情、他們為了讓自己同意謀殺而做出的艱巨努力──更為了表達我們對他們這些心境的同意與擁護。
阿爾貝‧卡繆
喔,愛情!喔,生命!
死亡裡沒有生命,只有愛。
——《羅密歐與茱麗葉》,第四幕第五場
《正義者》第一次搬上舞台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巴黎赫伯托劇院(Théâtre Hébertot)(由雅克.赫伯托〔Jacques Hébertot〕執掌),由保羅.奧特利(Paul Œttly)擔任導演,德羅斯尼(De Rosnay)負責背景與服裝。
人物表
朵拉.多勒波夫(Dora Doulebov)
大公夫人(La Grande-Duchesse)
伊凡.卡利亞耶夫(Ivan Kaliayev)
史代潘.費多羅夫(Stepan Fedorov)
波里斯.安南科夫(Boris Annenkov)
阿列克西.瓦洛夫(Alexis Voinov)
斯庫拉托夫(Skouratov)
弗卡(Foka)
獄卒
第一幕
恐怖主義者的公寓。
早上。
幕在沉默中升起。朵拉和安南科夫在舞台上一動不動。門鈴響了一聲。朵拉似乎想說話,被安南科夫的手勢制止。門鈴又響起了兩聲。
安南科夫: 是他!
安南科夫下場。朵拉依舊一動不動等著。安南科夫搭著史代潘的肩膀一起上場。
安南科夫: 是他!史代潘來了。
朵拉: (朝史代潘迎去,握住他的手)真高興見到你,史代潘!
史代潘: 妳好,朵拉。
朵拉: (看著史代潘)已經三年了。
史代潘: 是啊,三年了。他們逮捕我的那一天,我正要去和你們會合。
朵拉: 我們當時正等著你。隨著時間過去,我的心愈揪愈緊。我們連抬頭互看都不敢。
安南科夫: 而且被迫又要搬一次地方。
史代潘: 我知道。
朵拉: 那裡怎麼樣,史代潘?
史代潘: 那裡?
朵拉: 苦役犯監獄。
史代潘: 我們逃出來了。
安南科夫: 是啊。我們聽到你逃到瑞士的消息時,都很高興。
史代潘: 瑞士也是一座監獄,波里亞*。
安南科夫: 怎麼這麼說呢?至少他們是自由的。
史代潘: 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人受到奴役,自由就是一座監獄。我在那裡時是自由的,但不斷想到俄國和它的奴隸。
一陣沉默。
安南科夫: 我很高興黨派你到這裡來,史代潘。
史代潘: 不得不這麼做。我憋都憋死了。行動,要行動……(他看著安南科夫)我們會殺掉他,對吧?
安南科夫: 這點我深信不疑。
史代潘: 我們要殺掉那個劊子手。你是首領,波里亞,我聽從你的命令。
安南科夫: 我不需要你的承諾,史代潘。我們都是兄弟。
史代潘: 必須要有紀律。這是我在牢裡領悟到的。社會革命黨需要紀律。我們遵守紀律,便能殺掉大公,推翻暴政。
朵拉: (朝他走去)坐下吧,史代潘。你長途跋涉應該累了。
史代潘: 我從來不會累。
一陣沉默。朵拉走去坐下。
史代潘: 一切都安排就緒了嗎,波里亞?
安南科夫: (改換了口氣)一個月以來,我們兩位弟兄研究大公的行動足跡。朵拉已經備齊必要的材料。
史代潘: 宣言擬定了嗎?
安南科夫: 擬定了。全俄國都將會知道,為了加速俄國人民的解放,社會革命黨的戰鬥隊以炸彈處決了謝爾日大公。皇朝上也會知道,我們決定從事恐怖行動,直到國土還諸人民為止。對,史代潘,是的,一切都準備好了!行動的時刻就要到了。
史代潘: 我該做什麼呢?
安南科夫: 你先當朵拉的助手。原本和她一起工作的史維哲,就由你來替代。
史代潘: 他被殺害了?
安南科夫: 是的。
史代潘: 怎麼回事?
朵拉: 一場意外。
史代潘看著朵拉。朵拉移開目光。
史代潘: 接下來呢?
安南科夫: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你要準備好隨時取代我們,以便繼續和中央委員會保持聯繫。
史代潘: 我們的同志有哪些人?
安南科夫: 你已經在瑞士見過瓦洛夫。他雖然年紀輕,我對他有信心。你還不認識雅奈克*。
史代潘: 雅奈克?
安南科夫: 卡利亞耶夫。我們也稱他為詩人。
史代潘: 這稱謂和恐怖分子不相合。
安南科夫: (笑)雅奈克覺得正好相反。他說詩具革命性。
史代潘: 唯有砲彈才具革命性。(一陣沉默)朵拉,妳認為我幫得上妳嗎?
朵拉: 可以的。只要當心別弄破雷管。
史代潘: 弄破會怎樣?
朵拉: 史維哲就是這樣死的。(停頓)你為什麼微笑,史代潘?
史代潘: 我微笑了?
朵拉: 是的。
史代潘: 有時候我會這樣。(停頓。史代潘似乎在思考)朵拉,一顆炸彈足以炸毀這棟屋子嗎?
朵拉: 一顆不夠。但會讓它受到嚴重損壞。
史代潘: 炸毀莫斯科需要多少顆炸彈?
安南科夫: 你瘋啦!你這是什麼意思?
史代潘: 沒什麼。
門鈴響了一次。他們傾聽、等待著。門鈴又響了兩次。安南科夫走到玄關,之後和瓦洛夫一起走回。
瓦洛夫: 史代潘!
史代潘: 你好。
兩人握手。瓦洛夫走向朵拉,擁著她親吻問好。
安南科夫: 一切都順利嗎,阿列克西?
瓦洛夫: 嗯。
安南科夫: 你研究了從皇宮到劇院的途徑了嗎?
瓦洛夫: 我現在都可以畫下來了。你看(他動手畫起來),這些地方是拐彎,這些是狹窄路段,這幾處經常堵塞……他的馬車會從我們窗戶下經過。
安南科夫: 這兩個十字代表什麼?
瓦洛夫: 一個標示的是小廣場,馬車到這裡會放慢速度;另一個標示的是劇院,他們停車的地點。依我所見,這兩個地點最適合。
安南科夫: 給我看看!
史代潘: 便衣警察呢?
瓦洛夫: (沉吟了一下)數量很多。
史代潘: 讓你膽怯了?
瓦洛夫: 我覺得不自在。
安南科夫: 面對他們誰也不會感到自在。你不要慌亂。
瓦洛夫: 我什麼都不怕,我只是不習慣說謊,如此而已。
史代潘: 所有人都會說謊。謊要說得似真,這才重要。
瓦洛夫: 這不容易。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是因為不善掩飾,老被同學嘲笑。我心裡想什麼嘴裡就說什麼,結果就被退學了。
史代潘: 為什麼?
瓦洛夫: 上歷史課的時候,教授問我彼得大帝是怎麼奠基聖彼得堡的。
史代潘: 這是個好問題。
瓦洛夫: 我回答說是用鮮血和鞭子奠基的。所以我被開除了。
史代潘: 後來呢……
瓦洛夫: 我明白光揭露不正義是不夠的。必須捨命去剷除不正義。現在,我很開心。
史代潘: 然而,你說謊了?
瓦洛夫: 我說謊了。但是在我投出炸彈的那一天開始,就不會再說謊了。
《瘟疫》內文試閱
以一種禁錮的情況來反映另一種禁錮的情況,
就如同以不存在的事來反映其他任何存在的事,同樣合理。
——丹尼爾.笛福*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國記者、作者,《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譯註。
本書所敘述的這些怪異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幾年,奧蘭市。根據大多數人的看法,這些事真不該在這裡發生,委實超乎尋常。從第一眼看來,奧蘭市的確是個再尋常不過的城市,只不過是法國屬地阿爾及利亞海岸的一個省城,如此而已。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城市本身很醜。外表一片寧靜,得花點時間才能發掘它...
作者序
【導讀】
【卡繆反抗系列導讀】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反抗」作為行動綱領。認為唯有付諸行動,投入反抗,才能達成古希臘神祇涅墨西斯(Némésis)所主張的「適度」的理想世界。
每一部作品都在闡述「反抗」
卡繆在二十五歲那年(一九三八)即構思創作了《異鄉人》(一九四二)、《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誤會》(一九四四),完成了他的「荒謬」系列。由於筆觸生動,風格清新,尤其反映彼時的時代精神,而洛陽紙貴,大獲好評。進而被冠上「荒謬作家」以及「存在主義作家」的封號,但他都予以否決。他的好友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說卡繆是「發現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一九四二年起,他另起爐灶,構思「反抗」系列,先後完成了小說《鼠疫》(一九四七)*、戲劇《正義者》(一九四九)、哲學論述《反抗者》(一九五一),他幾乎說出了二戰後西方一整代人共同的心聲,讓他的盛名因此達於顛峰,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一九五七),稱頌他的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
綜觀卡繆一生的書寫創作,無論是小說、戲劇、哲學論述,幾乎部部都與「反抗」息息相關。而他所揭櫫的「反抗」實則與沙特等人倡言的「邁向自由之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度的自由,自由說話、信仰及表述。只是卡繆所採行的路徑更平實易解,更貼近庶民。他的方式更直截了當,更能打動人心,「反抗」在他的作品裡就有了極高的「正當性」。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了一部深思熟慮的論著《反抗者》,他從笛卡兒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獲得靈感,提出「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信念。笛卡兒的名言旨在強調「我存在的自覺」,卡繆的信念則更為深刻,更臻廣度;先是強調透過全面性的反抗,包括藝術的反抗,才足資證明我的存在。再則,我的存在這樣的自覺,也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於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說,精神上,它更能反映現代性,甚至當代性,也就超越了笛卡兒的「小我」,是一種「大我」的表現。這種對「大我」的關懷和自覺,便是人道主義的主要精髓。
卡繆一共花了八年時光(一九四三至一九五一)撰寫《反抗者》這部哲學思辯論集,包括形而上的反抗、歷史性的反抗、反抗與藝術,以及南方思想。卡繆說過這部論集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愛的一本。書中的論點一路揭露左派知青的政治盲從與前衛派的虛無主義。結果,當時他獲得的攻訐比稱許還多。他的好友羅傑・柯尼葉(Roger Grenier)說道:「我們的時代歷經許多不平,《反抗者》卻讓我們不失勇氣,打開通向希望的大門。」
《鼠疫》應是卡繆躋身法國文壇的扛鼎之作。之前的《異鄉人》雖讓世人驚豔,但就規模、向度及內涵而言,後者更勝一籌。小說一出版便告轟動,之後也拍成電影(一九九二)。沒想到事隔半個多世紀,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撼動全球秩序,人不分畛域,無論貧富,皆見識到它的威脅。這期間這本書竟成了最被閱讀的一本文學創作。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
《正義者》可說是當代的經典悲劇。這是沙俄時期為推翻專政,一群起義者密謀暗殺沙皇親戚的真實故事。卡繆亦在《反抗者》裡闢章申論,提出所謂的「有所不為的謀殺者」。主角卡利亞耶夫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被捕入獄,然後絞死,乃是因為他拒絕殃及馬車上無辜的孩子。卡繆結論指出:「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性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算是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正是這種舉棋不定的煎熬,難以取捨的情境,成了悲劇的主題。
卡繆十分推崇西方神話裡的天神普羅米修斯的勇氣與決心。祂應是第一位反抗者,以具體行動盜取火種給人類,而觸怒了天神宙斯。他在《反抗者》裡說道:「藝術的最偉大形式,就是表達最高層級的反抗。」他在《正義者》裡也明言:「真正的反抗就是創造價值。」他在《鼠疫》裡透過醫師李厄講出:「追求幸福沒什麼好羞愧的。」並由決心放棄潛逃出城投入救災團隊的記者藍柏回應說:「但是單獨一人的幸福,就會讓人覺得可恥。」卡繆的結語應是:反抗才是人類的本性,唯互助才更能彰顯反抗的力道。
(* 編按:La Peste 直譯為「鼠疫」,卡繆此書的譯名通常有「瘟疫」、「鼠疫」、「黑死病」幾種,考量卡繆在本書中描述疫病傳染與人性反應的普遍性,並非專指是在特定疫病下才有的狀況,因此將書名定為《瘟疫》。本導讀行文以卡繆當年背景稱為《鼠疫》。La Peste在本書中於不同脈絡語境時有「瘟疫」和「鼠疫」兩種譯法,在此周知讀者。)
【《瘟疫》導讀】(節錄)
刪去所有形容詞 —— 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作家)
當我翻開此一版本的《瘟疫》,我們還照常逛街、買賣、旅行;當我闔上時,已經進入全國三級防疫警戒,救護車的鳴笛聲在夜裡越來越大聲,然後漸漸遠去。
新聞上充斥著淪陷、激增、延燒等字眼,隱喻在這種時候似乎是不必要的了。在《瘟疫》中讓書寫者有所共鳴的角色,或許是公務員葛朗。葛朗是為文字所苦的寫作者,讓人懷疑他是否就是敘述者。在疫情期間,葛朗因投入防疫而停止了創作,歷經瘟疫後,才又重新當起一個書寫者。「這次我刪掉了所有的形容詞」,他說。值此時刻,我也盡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評述。
歷史中的疫病敘事
二〇一五年以希伯來文出版的《人類大命運》,在歐美出版獲得巨大成功後,二〇一七年在台灣也引發不少討論。這本書從〈啟示錄〉的四騎士開始,講述瘟疫、戰爭、飢荒和死亡對人類造成的影響。作者哈拉瑞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有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了」。《人類大命運》以四騎士消退為前提展開論述,重新思考人類世、人文主義的人本精神以及可能的未來走向。
不久後的二〇一九年,出現在武漢的病毒才正要引起一場大流行。這意味著《人類大命運》前提失效,我們應該否定他所展開的論述嗎?姑且不論對未來的預測如何,哈拉瑞對歷史和敘事之間的觀察,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卡繆的《瘟疫》在文學史中的特出之處。
回顧人類和疫病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對瘟疫的描繪產生了轉變。《瘟疫》(La Peste)在中國或台灣的某些版本譯為鼠疫,Peste一詞兼具鼠疫、瘟疫的意思。這種桿菌在中世紀造成大量傷亡,不過當時人類不知有細菌,更別說病毒了。這個疫病被認為和空氣、神明或惡魔有關,在繪畫中被擬人成拿著鐮刀的死神。這個時期,醫學並沒有太大用處,不過人們卻發現了隔離的效用,這項措施至今仍然十分好用。
在如此理解的架構下,瘟疫被認為是無差別的,無論是什麼信仰、身分的人,瘟疫都有可能找上門。然而,隨著醫學知識的累積,西方世界的人們不再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科技再加上人類社會中原本就有的階級,讓瘟疫變得並非無差別的了。現今一些文本或評論斷言式的宣稱瘟疫是平等的,看起來是一廂情願的。卡繆在《瘟疫》中提到城中和貧民區的死亡率差別,而二〇二一年的武漢肺炎從萬華蔓延開來,同樣也是城市的邊陲。
直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鼠疫仍維持著它的威力。南台灣的「大湖」在日治初期仍稱為「大湖街」,但因為發生鼠疫和後續的人口遷移,不符合街的人口數,於是被取消「街」的資格。卡繆的《瘟疫》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場景設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城市,彼時的人類經歷了西班牙流感 、兩次的世界大戰,微生物學早已透過顯微鏡進入人的視野,疫苗技術也發展到可大規模施用了。在《瘟疫》中,不只有隔離措施,也出現了血清、疫苗這兩項技術物。不過,書中寫到由於工業生產的限制,不可能為大眾普遍施打疫苗,預防注射僅在防疫工作隊員身上使用。我們無法憑藉小說中的敘事,而認為是血清結束了這場鼠疫。相反的,《瘟疫》的敘事方式是無法用簡化的因果推論來詮釋的。不過,隔離、血清、公共衛生系統這些技術物是《大疫年紀事》的時代所沒有或未臻完備的,在《瘟疫》中成為人們「工作」的一部分。
回到字面上的第一層意義
武漢肺炎爆發之際,《瘟疫》在歐美重登排行榜,不只在文學社群中討論增加,醫師們也在學術期刊上分享閱讀心得。這次人們的閱讀方式和從前大不相同,大家暫時放下隱喻,以書中鼠疫大流行的社會反應,來對照現下疫病帶來的種種改變。
儘管醫學、科技等條件已有很大的不同,人類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反應似乎相去不遠,這使得《瘟疫》當今閱讀起來有如預言。「瘟疫」這個詞彙不單指鼠疫,也包含了引起人類相似反應的其他疾病,例如愛滋、SARS。醫學史家Charles Rosenberg 從《瘟疫》中歸結出大流行時人類社會的三幕劇。先是緩慢察覺及接受疫病,接著開始尋求解釋、處理混亂,最後則是與大眾協商。流行病一方面凸顯潛在的社會結構和問題,一方面逼迫人們選擇哪些是真正在乎的事。
在哪裡閱讀《瘟疫》影響著詮釋。美國醫師從中讀出政府的延遲反應如何影響疫情,如同書中人們起先對死老鼠的不在意。美國內部的種族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不過,卻也有醫師認為中國的積極作為可能減緩了這場大爆發。這讓我再次確認了一項事實:這是頂級的醫學期刊,而非優良的政治評論雜誌 。
那麼,我們能在《瘟疫》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之道嗎?「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這是李厄在說服藍柏加入工作時,脫口而出的金句。或許讀者們和藍柏一樣,會想問正直是什麼?在此,法文原文為honnêteté,英譯為decency,彼此之間存在著落差。在書中,李厄的回答是「做好工作本分」。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應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日版電影海報中,廣告語為「真實(日本)對虛構(哥吉拉)」,精準而耐人尋味。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 。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我們能看見《瘟疫》中每個角色的情感和經驗,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即使看起來最接近主角的李厄,也透露了他的迷惘。這樣的文本讓我們能和當下的敘事方式做比較,無論是對個人的過度吹捧,又或者極力貶低,相形之下顯得沒有說服力。
隨著小說推進,會發現當中每個人都是被需要的。看似宗教狂熱到荒誕地步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在疫期加入了防疫工作。罪犯寇達深知人們在封城期間的欲望仍存在著,他和聖人般的塔盧在夜晚一起出去浪溜嗹,還邀請他觀賞歌劇。
正視人的各種面向,擔下責任,或許這就是《瘟疫》作為整體,給我們的對抗方法了。
【《反抗者》導讀】(節錄)
《反抗者》導讀
沈清楷(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和,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什麼樣荒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弗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弗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弗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凸顯了人自身的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Ricoeur,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Onfray,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的哀號。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都會導致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帶有價值。因此,當反抗變成價值的肯定與捍衛,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義憤(indignation),不是充滿怨恨的人,更不會讓自己身陷於仇恨與蔑視當中。反抗者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將人從孤獨性超拔出來,因為他所相信的價值是一個普遍的價值,因而適用於其他人,從自我覺醒走向集體覺醒,從個人走向了群體,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險。反抗的行動也不僅限於被壓迫的當事者,有時被壓迫者並不反抗,但反抗背後的價值,促使著人看到他人被壓迫時,起身反抗。因為反抗是集體性的,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正義者》導讀】(節錄)
正義抑或暴力——卡繆《正義者》劇作導讀
阮若缺(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緣起
從卡繆的作品及札記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對反抗、正義、革命和基督精神等議題,提出許多反思與感想。而他本人對戲劇的熱愛,更不在話下,早年於阿爾及利亞即組過劇團粉墨登場,他和戲劇圈也很熟;鮮為人知的是,若非卡繆英年早逝,沙特(Jean-Paul Sartre)劇作《密室》(Huis Clos)中賈森(Garcin)一角,本屬意由他擔綱⋯⋯造化弄人,如今我們只能研究其劇作,以瞭解作者的思想和對人道的關懷,並追念他的一言一行。
早在一九四四年末,身為記者的卡繆便開始閱覽世界各地不同的革命事蹟,其中最觸動他的,就是沙凡科夫(Boris Savinkov)所著的《一個恐怖分子的回憶錄》(Souvenirs d’un terroriste),主人翁名叫卡利亞耶夫(Kaliayev)。經過數年收集俄國革命運動的史料,卡繆決定保留若干當代人物的真實姓名,於一九四九年完成了這齣歷史劇──《正義者》(Les Justes)。
劇情概要
一九○五年,在俄國一群社會反動分子欲推翻暴政,打算在謝爾日大公的馬車駛向劇院途中丟擲炸彈,處決掉這個人民公敵。然而,執行任務的卡利亞耶夫卻失敗了,原因是他看見馬車上還坐著兩名孩童──大公的侄子、侄女。他的惻隱之心令他不願傷及無辜,因此住手,功敗垂成。回到公寓後,同夥人之間有的以同理心支持他,尤其是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Dora);但甫自監獄逃脫者史代潘(Stepan)則嚴厲譴責他的懦弱行為,並認為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兩天後,他們又策畫了另一起攻擊行動,仍由卡利亞耶夫動手。這回大家都聽見了炸彈爆炸聲,當然,恐怖分子被捕並入獄。只是這回政府不再嚴刑峻法,改採「懷柔政策」,甚至搬出基督的救贖,只要他當眾表示懺悔,可以免他一死。然而卡利亞耶夫悍然拒絕,寧可選擇接受絞刑,慷慨就義。
結語
當人們遇上不公不義或危險的事情時,該像卡繆小說《墮落》(La Chute)裡的主角克拉蒙斯般視而不見?或像《瘟疫》(La Peste)中的醫生李厄選擇留下救人而不逃離?還是如本劇《正義者》挺身而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然而世上又有多少人是昧著良知,躲在一隅看好戲,甚至大言不慚地以正義之名,行濫殺之實,然後踏著這些天真傻子奮不顧身而淌下的血跡收割?卡繆曾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表示:「若他們傷害的是我母親,我一定會站出來保護她⋯⋯」作者一生追求的是公平正義,也頻頻對反抗專制的勇者致敬,但倘若他們的激烈手段可能傷及無辜的話,卡繆寧可先衛護這群弱者,再完成偉大的理想。他明辨大是大非的精神,才是最純真、最無私的人性光輝。
【《正義者》導讀】(節錄)
在「正確」裡相互撞擊:讀卡繆《正義者》
朱宥勳(作家)
「這是寫《異鄉人》的卡繆?真的假的?」
我讀卡繆《正義者》的過程裡,腦中不斷閃現這句話。說來慚愧,我和大多數台灣的文學讀者一樣,一向習慣文學的「三大文類」是小說、散文、詩,而對西方文學極為重視的「劇本」這一文類極為陌生。因此,即使卡繆在台灣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作家,我也只讀過他的小說,而不及於他同樣頗負盛名的劇本。
這也是為什麼,我讀《正義者》會覺得認識了一個全新的卡繆。在《異鄉人》或《瘟疫》裡面的卡繆,是一位深沉而充滿思辨性的作家,能以簡潔(甚至在某些時候可以稱之為「枯瘦」)的文字,直指人心的荒蕪。在這種「很現代」的小說裡,我們不會看到太強烈的戲劇衝突,取而代之的是沉鬱的內在風景。
然而,在劇作《正義者》裡,我們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寫法。此作篇幅不長,故事環繞著一個激進的革命組織圖謀暗殺俄羅斯大公的事件;但它卻有九名角色,每一名角色都有鮮明的個性、立場和動機。以《正義者》的篇幅來說,能夠涵納那麼多鮮明的角色,並且讓它們彼此交錯碰撞,產生雅俗共賞的戲劇性,實非易事。
比如主角卡利亞耶夫,他以一種詩人的熱情投身革命,自然使他合理成為投擲炸彈的不二人選;然而這種熱情的人道主義者,卻也最有可能在關鍵時刻「看見孩子」。或者與卡利亞耶夫對立的史代潘,他是充滿仇恨之火的激進革命者,在故事剛開始時,或許會覺得這名角色未免不近人情;然而隨著劇情的推展,他的仇恨背後其實背負著難以放下的過去,他對朵拉袒露傷口、述說自己苟活的段落,讀來讓人不忍。
不只是主要角色有很好的鋪陳,卡繆也能利用很短的場景,來把配角寫得頗為深刻。比如臨陣脫逃的瓦洛夫,精準地描寫了「第二次鼓起勇氣」之難。而在監獄裡,先後與卡利亞耶夫對話的警長斯庫拉托夫和大公夫人也寫得非常精彩。斯庫拉托夫雖然是故事裡的「反派」,但他的質問仍然是有力的:如果「理念」能使你不殺孩童,那為什麼「理念」卻能允許你殺大公?更別說大公夫人以未亡人身分,竟不是來對卡利亞耶夫復仇,而是試著「感化」他——這裡面的複雜心思,頗值得玩味:不是卡利亞耶夫需要獲得寬恕,而是大公夫人需要卡利亞耶夫「被寬恕」。
而我個人最震撼的小場景,則是卡利亞耶夫與弗卡的對話。寥寥數頁,就把「一心為民的革命分子」與「真正在體制下掙扎的人民」之間的乖隔寫得極為冷冽(或者你也可以說是哀傷)。作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我很難不想到魯迅的「血饅頭」。而在卡繆筆下,吃血饅頭的人民,是可恨與可悲並存的;而卡利亞耶夫這樣滿腔熱血的革命分子,竟也要到刀斧加身的前一刻,才真正「看見」他所欲捍衛的人民,這一「啟蒙」的瞬間,是何等的重量?
也因此《正義者》要講的並不只是「革命是正義的」——綜觀全劇,卡繆並不懷疑這一點,這也確實是他創作的起心動念。但卡繆真正表現出來的,反而是「正義之難」,是「堅持正義時,必然伴隨而來的傷害」。卡繆的敘事立場,毫無疑問是站在革命分子一邊的,但整個故事卻是不斷對他們施以考驗,像是錘鍊金屬那樣熬磨角色的意志。⋯⋯
由此,卡繆《正義者》是一部在戲劇性與思想性之間,取得極佳平衡的作品。《正義者》的人物互相碰撞衝突,悲劇步步進逼,就戲劇性而言堪稱毫無冷場;但同一時間,《正義者》也並未使人物扁平化,都能讓我們看到角色「更深一點」的思慮,乃至於經過錘鍊的成長軌跡。
如果你已經認識了《異鄉人》、《瘟疫》的那位卡繆,不管你喜不喜歡那位卡繆,我都衷心建議,你應該再來認識一下《正義者》的卡繆,相信可以一洗「存在主義作家都在寫一些喃喃自語的沉悶故事」的印象。這裡的卡繆可一點都不沉悶,他的愛恨辯證、他的正義觀點,其驚心動魄處——我這樣說吧,你看過《進擊的巨人》嗎?它們的核心驚人地可以共鳴!而這部作品,甚至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導讀】
【卡繆反抗系列導讀】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
目錄
《瘟疫》目錄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刪去所有形容詞——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
I
II
III
IV
V
譯者後記——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
《反抗者》目錄
《反抗者》導讀
導言
一、反抗者
二、形而上的反抗
該隱的子嗣
絕對的否定
一個文人
浪蕩子的反抗
拒絕救贖
絕對的肯定
唯一者
尼采與虛無主義
反抗的詩歌
洛特雷阿蒙與平庸
超現實主義與革命
虛無主義與歷史
三、歷史性的反抗
弒君者
新福音書
處死國王
美德的宗教
恐怖統治
弒神者
個人的恐怖主義
拋棄美德
三個附魔者
有所不為的謀殺者
什加列夫主義
國家恐怖主義與非理性的恐怖
國家恐怖主義與合理的恐怖
資產階級的啟示
革命的啟示
啟示失敗
最終目的的王國
全體性與審判
反抗與革命
四、反抗與藝術
反抗與小說
反抗與風格
創造與革命
五、南方思想
反抗與殺人
虛無主義的殺人
歷史上的謀殺
適度與過度
南方思想
超越虛無主義
《正義者》目錄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正義抑或暴力——卡繆《正義者》劇作導讀 (阮若缺)
導讀——在「正確」裡相互撞擊:讀卡繆《正義者》 (朱宥勳)
前言
人物表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瘟疫》目錄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刪去所有形容詞——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
I
II
III
IV
V
譯者後記——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
《反抗者》目錄
《反抗者》導讀
導言
一、反抗者
二、形而上的反抗
該隱的子嗣
絕對的否定
一個文人
浪蕩子的反抗
拒絕救贖
絕對的肯定
唯一者
尼采與虛無主義
反抗的詩歌
洛特雷阿蒙與平庸
超現實主義與革命
虛無主義與歷史
三、歷史性的反抗
弒君者
新福音書
處死國王
美德的宗教
恐怖統治
弒神者
個人的恐怖主義
拋棄美德
三個附魔者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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