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劉向歆父子年譜〉
一、寫作背景與學術貢獻
〈劉向歆父子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是錢穆的成名之作，這是一篇解決晚清道、咸以來經學上今古文之爭、破今古門戶的力作，1930年6月發表在顧頡剛主編的《燕京學報》第7期上。
1929年顧頡剛與錢穆在蘇州初識時，顧氏稱自己北上燕京大學任教並兼任《燕京學報》的編輯工作，希望他能為學報撰稿。錢穆卻中山大學聘後，去信向顧頡剛解釋。此時顧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學報七、八兩期由他主編，故回信催錢氏為學報撰稿，錢穆於是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寄給了顧頡剛。
〈劉向歆父子年譜〉原名《劉向劉歆王莽年譜》，發表時由顧頡剛改為今名，這是錢穆轟動學術界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不朽名作，它主要是針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而作的。
1920、1930年代，支配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是康有為的今文家說。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力主古文經為劉歆偽造，把晚清今文家說發揮到極致。其後崔適著《史記探源》、《春秋復始》、《五經釋要》等書，進一步發揮康說，崔適的弟子錢玄同在〈重印新學偽經考序〉中又加以附議補充，以申師說。從此，劉歆媚莽助篡、偽造群經風靡學術界，統治了近代的經學研究。五四以後的疑古史學多受康有為今文家說的影響，顧頡剛就是受到《新學偽經考》的影響才由信古文轉向信今文的，他在廣州中山大學講經學時即主康說。
1913年錢穆在無錫盪口鴻模學校任教時，讀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已接觸到經學上今古文之爭。1922年任後宅泰伯市立圖書館長時，因到杭州購書，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石印本一冊。讀後而「心疑」，「深疾其牴牾」。這是他治兩漢經學今古文問題之始。其後，隨著學力的加深，他對兩漢經學今古文之爭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對晚清今文家言，特別是康有為的劉歆偽經說深不以為然。當顧頡剛向他約稿時，他決定把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見諸文字，於是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一書的主要觀點進行了全面批駁。
錢穆仿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的體例，以年譜的著作形式具體排列了劉向、劉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體史事揭橥《新學偽經考》不可通者有28處，凡康文曲解史實、抹殺證據之處，均一一「著其實事」，詳細論證了劉歆偽篡古文以媚莽不能成立。他駁斥康文的28條理由概括起來主要包括如下幾方面的內容。
其一，劉歆無遍造群經之時間。
劉向卒於漢成帝綏和元年（西元前8年），劉歆復領校五經在綏和二年，爭立古文經博士在漢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6年），距劉向之死不到二年，距劉歆領校五經不過數月。劉歆偽造群經是在劉向未死前還是在劉向卒後？如果說劉歆遍偽群經在劉向生前，其父為何不知？如果說在其父死後二年，劉歆領校五經才幾個月，要在如此短的時間遍造群經，於時間上說不通。
其二，與劉歆同時或前後時代的人並未留下劉歆作偽的記載。
首先，與劉歆同在天祿閣校書的人無一人說劉歆造偽。與劉歆同在天祿閣校書的人有尹咸父子、班游、蘇竟和稍後的揚雄。尹咸父子，歆從其受學，與歆父劉向先已同受校書之命，名位皆出劉歆之上，沒有說劉歆偽造群經。班游校書，亦與劉向同時，漢廷賜以祕書之副，也沒有說劉歆造偽。蘇竟與劉歆同時校書，至東漢尚在，為人正派，「無一言及歆偽」，且深為推敬。揚雄校書天祿閣，即當年劉歆校書處。楊氏書多言古文，可知他親見中祕古籍。如果說劉歆「於諸經史恣意妄竄」，揚雄為何看不出偽跡；其次，東漢諸儒，未疑及劉歆造偽。東漢時校書東觀的班固、崔駰、張衡、蔡邕，未疑作偽。桓譚、杜林與劉歆同時，「皆通博洽聞之士」，下逮東漢，顯名朝廷，「於歆之遍偽諸經絕不一言」，這又是什麼道理？再次，深抑古文諸經的師丹、公孫祿、范升，皆與劉歆同時，他們反對古文經的理由是「非毀先帝所立」，攻擊劉歆「顛倒五經」、「改亂舊章」，並不認為這些經書為劉氏所偽。最後，被認為最有可能與劉歆共謀偽造是當時被王莽徵召入朝的「通逸經、古記、小學諸生數千人」，此數千人者遍於國中四方，「何無一人泄其詐」？自此不到二十年，光武中興漢室，此數千人生活在東漢之初，為什麼沒有一人言及劉歆作偽？
其三，關於劉歆媚莽助篡偽造《周官》之說。
錢穆認為，劉歆在爭立古文經時，王莽已去職，絕無篡漢之象，何來偽造經書以助莽篡漢。說劉欲偽造群經獻媚王莽，主要是指《周官》。康有為稱劉歆偽經，首於《周禮》，以佐莽篡。然《周官》乃晚出之書，方爭立諸經時，《周官》不在其內。媚莽助篡，符命為首。而符命源自災異，善言災異者，皆今文學家，如京房、翼奉、谷永、李尋之徒。又，周公居攝稱王，本諸《尚書》，亦為今文家說。劉歆既不造符命，也不言災異，又不說今文《尚書》，何益於篡位改制。《周官》乃是王莽得志後據以改制立政，不可以說是劉歆媚莽改造《周官》助篡。王莽據《周官》改制的內容，如井田、分州及爵位等級等早見於以前之古籍。井田見於《孟子》，分州見於《尚書》，爵位之等詳於〈王制〉、《公羊》。其他如郊祀天地，改易錢幣之類，莽朝改制，元成哀平以下，多已有言之者，此皆有所本，劉歆何必再偽造此書，「以啟天下之疑」。再者，說劉歆偽造《周官》獻媚王莽，照理說王莽代漢後，應尊古文，抑今文。事實上，王莽當政後，今古兼采，當朝六經祭酒，講學大夫多出於今文諸儒，這又如何理解？
其四，關於劉歆偽造《左傳》諸經。
說劉歆在偽造《周禮》以前，已先偽造了《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說劉歆偽造《周官》乃是為了媚莽助篡，那麼他偽造《左傳》諸經的目的又是什麼？錢穆認為，《左傳》傳授遠在劉歆之前，歆父劉向及其他諸儒，奏記述造，「引《左氏》者多矣」。西漢眭孟、路溫舒、張敞、翟方進、梅福、尹咸、何武、王舜、龔勝、杜鄴、張竦、揚雄等人皆引過《左傳》，像嚴彭祖、翼奉、京房、谷永那樣的今文學大家也兼治《左傳》。西漢師丹、公孫祿，東漢范升，諫立《左傳》諸經尤力，「並不為今古分家，又不言古文出歆偽」。甚至師丹在上漢哀帝的奏文中還引用《左傳》僖公九年「天威不違顏咫尺」之語。錢穆據《華陽國志》卷十引〈春秋穀梁傳敘〉云：「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認為反對者僅謂「『《左傳》不祖聖人』，並未謂古無其書，由歆偽撰也」。
錢穆在〈年譜〉中還引用漢書〈張敞傳〉、〈儒林傳〉等材料具體論證了《春秋左氏傳》在西漢修習流傳的情況。《漢書·張敞傳》云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跡盛衰，譏世卿最甚。」〈張敞傳〉又云：「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錢氏引《漢書·儒林傳》解釋道：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季友、趙衰、田完受封事，《公》、《穀》皆不著，敞治《春秋》，及見《左氏》審矣。敞又名能識古文字，《左氏》多古字，與其學合。譏世卿乃《公羊》義，敞引為說，當時通學本不分今古也。
張敞借用季友、趙衰、田完受封事，勸漢宣帝應抑制霍氏的勢力，否則不免會再現「世卿」之禍。接著錢穆引用〈儒林傳〉說張蒼、賈誼、張敞三人「皆修《春秋左氏傳》」。然後說季友、趙衰、田完受封事的記載僅見於《左傳》，不見於《公羊》、《穀梁》。張敞用此三人的事蹟勸說宣帝，說明他讀過《左傳》，〈儒林傳〉說張敞「修《春秋左氏傳》」是正確的。張敞上封事在宣帝地節三年（西元前67年），此時劉向年12，劉歆尚未出生，劉歆何以能假造他尚未出生時張敞就讀過的《春秋左氏傳》？且在張敞之前，漢初的張蒼、文帝時的賈誼就研修過此書，此二人比劉歆出生要早100多年，劉歆又如何假造出他們修習過的《春秋左氏傳》？
錢穆又舉翟方進修習《左傳》的例子：
按〈翟方進傳〉：淳于長陰事發，下獄，方進奏劾紅陽侯王立，並及其黨友，奏中有云：「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補注》，周壽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為《左氏》學。〈韋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此尚在前也。』今按：路溫舒、張敞等引《左氏》尤在前，而方進之傳《左氏》，則有明證矣。必如康說，《漢書》全成歆手，則此亦歆所偽造以欺後世耶？
可見，在漢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6年）劉歆請立《左氏春秋》於學官之前，西漢公卿、學者在奏議中直接或間接引用《左傳》中的文句或史事不乏其例，說明在此之前《左傳》早已在民間和學者中間流布傳習，根本無須等到劉歆居中祕時再來偽造。
康有為認為《左傳》是劉歆媚莽助篡偽造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隱西元年《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康氏《偽經考》據此認為：「莽文居攝名義亦由歆。即此一言（《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歆之偽作《左氏春秋》書法，以證成莽篡，彰彰明矣。」錢穆反駁道：「按：《禮記·文王世子》：『周公攝政踐阼而治』，《說苑·尊賢》：『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居攝之名，何必始於歆？歆請立《左氏》，尚在哀帝建平元年，豈預知十年後莽有居攝之局而先偽經文以為之地？」顯然，康氏之說無據。
王莽代漢之際，碩學通儒都頌德勤勉，校書者也非劉歆一人，即便是有人偽造經書，也不必說偽經者必是劉歆。所以錢穆認為，既不存在劉歆在短短數月間偽造群經能欺騙其父，並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之理，也無偽造群經媚莽助篡之說，這些純屬康有為出於「託古改制」的政治目的而有意編造出來的。他在《年譜·自序》中說：「余讀康氏書，深疾其牴牾，欲為疏通證明，因先編〈劉向歆父子年譜〉，著其實事。實事既列，虛說自消。元、成、哀、平、新莽之際，學術風尚之趨變，政治法度之因革，其跡可以觀。凡近世經生紛紛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遍疑史實，皆可以返。循是而上溯之晚周先秦，知今古分家之不實，十四博士之無根，六籍之不盡傳於孔門而多殘於秦火，庶乎可以脫經學之樊籠，發古人之真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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