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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一（樊善標）
一
「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也斯這個經典大哉問，我是在1995年初次聽到的。前一年朋友兼同事杜家祁告訴我，也斯在香港藝術中心主講一個名叫「香港文化：理論與實踐」的課，我們於是一起報名參加。也斯的名字當然響亮，但我正在念博士，研究三國時代的經學，對寫詩作文、現代文學、香港文化，都只有很皮毛的認識。而且我出身中文大學，自覺和香港大學的人好像不是同一類，也斯大概也這樣看吧。接着的春天，也斯繼續在藝術中心開課，題目是「香港文化：創作與文化評論」，我們和他熟了，厚着臉皮不付學費旁聽，也斯不以為忤，藝術中心的人也不管。也斯複印了〈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在課上討論，這篇長文不久收進了他的《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我保存的這本《香港文化》有一張也斯手寫的便條：
寄出此書給你前，想到此書其實也是幾次講座發展而成的文稿。我有時有些想法，未必立即已經發展得很周全，在演講和準備、答問的過程，有些想法是會逐漸發展和修正的。我想到你那天說的多講會變成霸權，我隱約覺得未必需要是那樣，我基本上也不重複自己上次講的東西，是一個逐漸修改成形的過程吧了。——不過不管怎樣，由於其他原因，我也打算少講了。祝好。
現在重看不禁汗顏。那時候對社會上怎樣討論香港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只因為也斯在課堂上反覆談他的看法，就表現出一種反叛的態度。也斯放在心上，卻不疾言駁斥，與我在課堂上感受到的平等交往是一致的。這是最初認識也斯的印象，算一算，那時他才四十多歲。
也斯又出了一個新主意，在藝術中心同時開設兩個互相配合的課程。一個是「從寫作到編排」，另一個是電腦平面設計，目標是把兩個課程的成果變成一本書。後者當然由專業人士任教，導師王緯彬是後來的名建築師。記得當時也斯介紹說，他是王無邪的兒子。那本書後來果然出版了，取名為《寫作班》（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7）。也斯在書序裏說：
為了課程既有延續性也有變化、為了寫作班的同學能多聽一些不同的意見，也因為課程中間我有段時間要離港，我特別邀請了過去參加過寫作班，本身有教育和編輯經驗，而又與我的意見不大相同（有時甚至非常相反）的樊善標、黃淑嫻、杜家祁幾位一起主持這寫作班。
我想Mary（黃淑嫻）無論如何是不能用「非常相反」來形容的，我和杜家祁也始終在也斯包容的範圍裏，這句話毋寧是用上了他慣常的故意示弱開玩笑語氣。序言也有很正經的話：「在書寫過程中，在寫真與虛構之間來回、主觀與客觀之間思考，書寫最主要恐怕還是一個反省過程」，「有感於報上的專欄趨向濫情、文化版的報道流於片面，也就想在創作之餘，同時理解文化。希望學員執筆為文，能抒發感情，也能分辨道理」。從也斯自己的作品— 詩、小說、散文、評論、論文— 來看，那些都是他經驗之談。
課程大綱由也斯設計，我們可以更換、補充一些閱讀材料。教學的方向是「從自我的抒情開始，學習去寫別人、去寫一塊地方、幫助作者將來可以去寫一則採訪、一個故事。在思考方面，從單篇的書評和影評入手，了解文化，進一步去寫作文化評論」。也斯還提議了一些寫作練習和討論問題，例如寫一篇自述，但假設自己是戲劇中的一個角色，又例如討論「如何既不是完全認同（如情書）又不是完全粗暴地否定對方之下去表達一種不同的意見。優雅流暢的文字會不會也有表達不來的觀點」。後來有機會在不同場合教寫作，這個大綱總是我參考的原型。但直到我的研究重心轉到香港文學，特別是香港報刊，對也斯在「編排」部分的用心，才有更深入的體會：「如果你是一個編輯，要請你以本班的書評、影評及專欄討論材料在雜誌上做一個專輯刊登出來，你會如何選擇﹖你會要求不同作者作甚麼修改和發展﹖為甚麼﹖你會再約甚麼稿來補充﹖你覺得一個編輯的責任和工作是甚麼﹖權力去到哪裏﹖」這些不正是他長期在做的事情﹖同一時間，也斯組織編集一本《香港文學書目》，也把我們拉進團隊裏，他的精力可真充沛。
接着還有一個「新觀念寫作」班，我也參與了，然後也斯在藝術中心的主講似乎就告一段落。這幾個課程的導師和學員，記得還有羅貴祥、洛楓、董啟章、小西、陳智德、智瘋、孤草、斯濃……二十多年來，大家在香港文學、文化的領域裏，深深淺淺都留下了一些痕跡，都曾經過一個由也斯提供的交匯點。
二
也斯不僅是作者、評論者、學者，他還以策劃、統籌的身份介入香港文學和文化的發展。種種身份並非分別對應於不同場合，而是此呼彼應，連結在一起的。從創作到編輯，從自我表達到與他人協商，從談論一本書、一個現象到推動建設一種文化，他說了一個難說的香港故事。讀了王家琪的《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這個印象愈發鮮明。
中外學者的也斯研究琳琅滿目，但家琪選中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缺項：從也斯的長短篇評論及創作探討他的香港文學史論述。家琪認定也斯是一位不受限於學院體制的評論家，他在非學術媒體上的短論、創作，以至譯介文字，也都承載了他的香港文學史觀點，重要程度不下於學術論著。多年來也斯的香港文學史論述廣受注意，但一般研究者主要根據一九八○年代以來出版的單行本立論，然而也斯由一九六○年代後期開始，就在《香港時報》、《星晚周刊》、《快報》、《信報》、《大公報》等報刊長期發表，結集成書的只屬少數。家琪幸得許迪鏘先生分享陳進權先生的大量舊剪報，加上從圖書館的報紙微縮膠卷蒐集掃描，成為掌握也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評論材料最豐富的研究者。這些短篇文字零碎而多姿，往往是也斯後來論著的草稿，保留了他認識事理的經過，用家琪的話說是「充滿了未定型的想法」，細閱這些材料是「重回文學史現場的最佳方法」，推而廣之可以更準確地理解也斯的觀點，認清他的香港文學評論「旅程」—這是也斯喜歡的比喻。
家琪選定了也斯反覆談論的幾個重要課題— 香港後殖民問題、現代主義文學、都市文學、「生活化」新詩，縷述也斯關注各課題的緣起、經過，以及課題之間的連繫，從中透視他的香港文學史觀點，但並不僅僅注目於也斯，而是把他的觀點放置在香港文學評論史和其他脈絡中考察。然而香港的文學評論史至今未有經典著作可供倚傍，因此這一用來了解也斯的背景或脈絡，也需要同時勾勒出來。這是困難所在，也是本書吸引力所在。
本書理路清晰，但沒有犧牲複雜的事態，是因為對劃分與綜合，或者說釐析與連結，都有出色的處理。就劃分、釐析而言，家琪指出也斯吸收了法農（Frantz Fanon）後殖民理論中的被殖民者心理機制分析，但拒絕了民族主義鬥爭的信仰；又指出也斯儘管心儀美國地下文學「垮掉的一代」，但對他們的神秘主義和嚮往東方哲學的一面絕口不提。這只是隨意舉出的一個例子，類似的新見在書中俯拾即是，讀來令人有不斷發現的愉快。但更重要的是，本書細緻地區分時間層次，語境化地理解也斯的觀點，包括辨析他的對話者是誰、發言的緣起為何、發言背後有甚麼策略，從而讓讀者明白那些觀點的真正內涵，又從也斯不同時期觀點的出入，看出香港故事的建構痕跡，以及四十多年來也斯由關注文學形式到思考香港文化表述和身份認同的轉移變化。
就綜合、連結而言，本書對學術界研究也斯的成果，雖然未必吸納無遺，但漏網的應該不多了，當然這是研究者的本份。更難得是家琪追溯了也斯本人及有助於研究也斯的種種思想資源，把相關學理、概念、論爭的淵源始末扼要介紹出來，然後論述它們和也斯的關係，令也斯的觀點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都有豐富的連結。舉例來說，也斯寫於1976 年的〈兩種幻象〉批評盲目崇拜西方或古代中國的人，是「蒙上面具，托庇於文字的荒原或意境的古道之上」，家琪指出面具的意象其實來自帕斯（Octavio Paz）《孤寂的迷宮》，由此可見也斯早在正式運用後殖民理論之前，已經吸收了帕斯的解殖想法，嘗試用來評論香港文化。又例如須文蔚論證以余光中為代表的台灣藍星詩社風格是「現代主義中的抒情傳統」，而不應該稱為「新古典」，家琪借助此一判斷把深受余光中影響的香港《詩風》，也重新定性為現代主義的一支，從而補上了也斯版本「一九七○年代現代派詩歌譜系」排除了的部分。《詩風》性質的重認雖然得自何福仁先生的提示，但由此而產生的文學史意義卻是家琪的發明。更有意思的是本書的第五章「也斯的香港抒情方案」。這一章把也斯的觀點連結到中國現代文學「抒情傳統」論述，歸結也斯一生的事業為「情感的抗衡」，而他所說的「香港故事」其實也充滿獨特的「抒情」感性。無論對抒情傳統或也斯的研究，甚至香港文學來說，這一連結都是重要的增益。
此外，本書納入也斯的詩文小說創作，從中提取他的香港文學史觀點，發現與論述相比，往往更為豐富複雜。這一方面證明了作家也斯的成就並不籠罩在評論家也斯的陰影裏，另一方面則再次顯示了「香港故事」的建構痕跡。不過本書始終持守「史」的考察原則，談到也斯論述裏的種種「策略」，無不就事論事，沒有流於揭發挑剔。我想到2010 年邀請也斯為馬博良先生的詩集撰寫新版總序，當時他已在病中，但毫不遲疑就答應了，後來寫出了長文〈現代漢詩中的馬博良〉，又想到也斯和劉以鬯先生都去世之後，也斯的家人和劉太太仍舊保持密切的聯絡。這些深厚的友情，並不是「策略」所能完全涵蓋的。
家琪2017 年從博士班畢業，在短短三四年間增訂改寫了碩士、博士論文，接連出版成書，這既要感謝何福仁先生、許迪鏘先生等前輩的支持扶掖，也有賴她自己的勤奮上進。深信接下來她會繼續「找尋更壯大的樹木／更巍峨的石崖／找尋更高聳的瀑布／更漫長的海灘」（梁秉鈞〈旅程〉），有所期待的決不止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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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陳智德）
也斯老師在文學上最廣為人知的成就在於文藝創作，涉及新詩、小說和散文三種文類，而較為人忽略的是，在他成為比較文學領域上的學者之先，已發表過大量文化論述，涉及文學、電影、戲劇、翻譯等範疇，許多都在報刊以短論、書評和專欄散文的載體出現，加上議題具一定時效性，這些文章往後很少有人再提及，也斯自己編訂作品單行本和作品選集時，亦只收錄少量，其間捨棄了很多，因此，要全面整理、研究也斯的文化論述和文藝隨筆，難度甚高，王家琪的著作，正如她在緒論提出，要把「作為評論家的也斯」這形象重新考掘出，可說意義重大。
本書所引用和研究的也斯文化論述作品，包括《香港時報•文藝斷想》、《快報•我之試寫室》、《快報•書與街道》、《星晚周刊•雜文集》等專欄，許多都未曾收錄在也斯的文集或作品選本中，尤其《快報》的專欄文章更為難得，因為目前所見香港的大學圖書館所收的《快報》原始資料並不齊全，本書作者是經由私人收藏者提供的剪報資料而得閱多篇從未結集的《快報》專欄文章，亦見作者意識到蒐集也斯文化論述作品之不易及盡力蒐集資料之用心。
也斯的文學關注面很廣，其中香港文學的議題一直貫徹，他很留心於香港文學的文化空間問題，包括評論和書評的發表和寫作、香港文學史的書寫、跨界藝術的對話等等，可說是也斯畢生的人文關懷所在。本書作者把研究聚焦於也斯的香港文學評論，並以「文學史論述」的概念貫串，正涉及也斯研究中的核心議題。在結構上，本書五章各自對應「五個也斯最關注的香港文學課題」，包括香港後殖民論述及文學創作、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香港都市文化及文學的討論、對「生活化」新詩的論述，以至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對「抒情」的看法和變化，即作者提出也斯的文學史論述的五個關鍵詞：「後殖民」、「現代主義」、「都市文化」、「生活化新詩」及「抒情」，概括出也斯對於建設香港文學史的主要貢獻，可說達致作者所說要把也斯講述的「香港故事」整理為完整的體系。
也斯對香港文學的貢獻，學院內外的層面兼有，一方面在學院推動香港文學研究、鼓勵研究生鑽研香港文學，另方面他以「越界」的視野，推動跨界藝術對話和創作，並不時在報刊針對文化現象發表評論，以上二者結合而觀，他不單是一位學院體制內的學者，從學術角度關注香港文學議題，更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也斯固然歷年在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培育出大批關心香港文學的學生，但他為文藝界帶來的更重大啟發和思想衝擊，應是在學院層面以外的，本書作者對此亦有注意到，在結語指出「他最有名及最常被引用的評論文章，大多不是典型的學術論文，而是夾有散文筆法的評論」，正是切中要理的觀察。在也斯心目中，香港文學關乎更廣闊的人文關懷和公共議題，其意義遠遠超乎學術尤其是學院層面的範疇。
本書不單是也斯研究的專著，更從香港文學評論和「文學史論述」角度呈現也斯畢生的人文關懷，作者紮實地運用原始資料，為也斯孜孜講述又深深感嘆「為甚麼這麼難說」的「香港故事」，勾勒出理解路徑和思想脈絡，我作為也斯的長年忠實讀者，以及始於碩士研究生時期到博士階段一直追隨他的學生，邊讀邊湧現出段段也斯講學、談文論藝的風景，不禁心騁神往，實在樂見本書面世，並感激於作者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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