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猛然從睡夢中驚醒，映入眼簾的不是天花板，而是擋風玻璃和方向盤。陽光從左邊車窗射進車廂，在乍暖還寒的天氣下，這一點點陽光透過皮膚傳來現實的感覺。我蓋著藍灰色的夾克，身上穿著皺巴巴的白襯衫和黑長褲，連襪子也沒脫掉，蜷縮在椅背差不多躺平的駕駛座上。
我拉起座椅，瞇起眼睛往車外看，當瞳孔習慣了眩目的光線後，我才發覺我身處寓所附近的停車場內。我住的大廈沒有停車場，所以我只好在離家四個街口外的露天停車場租一個車位。在香港這個地少人多的鬼地方，買二手車的最大考慮並不是車價高不高，而是車位的租金貴不貴。
我盯著方向盤，感覺有點迷糊。我瞧了手錶一眼，指針指著九字和十字之間。昨晚我沒回家嗎？我昨晚去了哪兒？我是不是太累，駕車回來後直接在車廂裡睡著了？
啪。
「好痛！」
我的前額一陣劇痛，彷彿被鎚子用力敲打，可是痛感卻是從頭顱裡發出，從正前方往兩邊太陽穴延伸。
這是偏頭痛嗎？還是宿醉？
我拿起夾克嗅了嗅，一陣酒氣撲鼻而來。對了，我昨晚一定是爛醉如泥，所以才沒回家，乾脆在車上睡吧。我打開副座前的置物箱，拿出一瓶阿斯匹靈，想也沒想便吞掉兩片，連水也沒喝。
該死的，頭痛得要命。
我把藥瓶放進口袋，伸手關上置物箱，卻發覺配槍和警員證混在其他雜物裡，擠在置物箱裡頭。
我怎麼會如此大意的？竟然把這麼重要的東西隨便放在置物箱裡？配槍和證件不離身是警員的基本常識啊。如果昨天有小偷趁我熟睡打開車門盜竊，我便惹上大麻煩了。
我熟練地把連槍袋的左輪手槍繫回皮帶，把警員證放到襯衫的口袋，穿上夾克和骯髒的鞋子，走到車廂外，伸一個懶腰，全身的骨頭也咯咯作響。
我昨晚下班後大概去了酒吧灌酒，縱使我對昨天完全沒有印象，到過哪兒、見過誰、何時回到停車場一無所知。不過，我一想到今早在車廂裡醒來而不是在醫院病榻上甦醒，便感到萬分慶幸─我爛醉如泥也沒有發生交通意外，真是奇蹟。
「身為警務人員知法犯法，未免太差勁了。」我啐出一句，不由得苦笑起來。
回到駕駛座，我從座位旁的暗格取出一瓶礦泉水，大口的喝掉半瓶。藥物開始發揮功效，頭痛減輕不少，但伴隨而來的是和夢境交錯的迷糊記憶。獨立零碎的片段糾纏在一起，像散落一地的底片，我無法把昨天、前天、一星期前、甚至一個月前的記憶整理。混亂的感覺充斥著全身，不安和疏離感慢慢滋生，身邊的一切景物，就連我正在呼吸中的空氣，也像是跟我排斥的異物。
不好，我的老毛病又要發作了嗎？
醫生曾對我說，遇上這情形時先閉上雙眼，深呼吸，把腦袋放空，待心跳緩下來才慢慢張開眼。我趕緊依著這方法，在駕駛座上待了五分鐘，再睜眼時心情倒也平復過來。
我有點印象了。
昨天我似乎為了公事跟同事吵了一頓，還差點大打出手。我好像抓住誰的衣領，幾乎把對方摔到地上。
我昨天幹嘛發飆？
那兩具躺在血泊中的屍體再一次浮現眼前。
我摸摸口袋，掏出深褐色仿真皮封面、尺寸只比名片大一點點的廉價記事本。我打開第一頁，第一行寫著潦草的「東成大廈」四個字。
對了，是東成大廈的兩屍命案。
上星期，位於香港西區修打蘭街的東成大廈三樓發生駭人聽聞的凶殺案，一對夫婦被刺死，女死者還是位孕婦。男死者鄭元達是個個頭矮小，體型略胖的傢伙，他在一家小型貿易公司任職，擔任部門主管。他的妻子呂秀蘭比他年輕幾歲，結婚後就辭掉銀行低級出納員的工作，專心在家照顧四歲的女兒，以及準備迎接新孩子的來臨。
這是很典型的香港小家庭，丈夫為了養妻活兒，拚命工作加班賺取微薄的薪水，把收入的大部分貢獻給房貸，餘下的省吃省用，一家三口擠在小小的安樂窩─只是他們的下場不大典型，夫妻兩人死亡，遺下一間未繳完貸款的凶宅、一樁駭人聽聞的新聞、以及一個未懂事的女兒。
跟那些曲折離奇的推理電視劇不同，我們作出簡單的調查後，很輕易地掌握案情的來龍去脈。也許是工作的關係，鄭元達經常和生意上的伙伴到夜店消遣，一年前和一位酒吧女侍搭上，對方還是個有夫之婦。鄭元達的老闆似乎很清楚他們的關係，常常勸他及早抽身，只是他沒聽老闆勸告，沒料到惹來殺身之禍，還累及家人。
循著男死者外遇這條線索追查下去，出來的結果也十分典型─酒吧女侍的丈夫是個暴躁的傢伙，曾犯多次的傷害罪，吃過好幾年的牢飯，是警署和監獄的常客。大概因為丈夫不在身邊，妻子才會在客人身上找尋溫暖，當丈夫發覺比自己年輕一輪的妻子不忠時，後果便不問可知。那個丈夫叫林建笙，綽號「鬼建」，三十九歲，雖然不是黑道中人，但跟一些混混有來往。
事發當晚林建笙獨個兒走到鄭家興師問罪，膽怯的鄭元達連家門也不敢打開，消極地假裝家中無人，這當然瞞不過鬼建的耳朵。鄰居們都聽到這個流氓一邊叫罵一邊狠踹大門，夾雜著不堪入耳的汙言穢語，嚷著要殺他全家云云。擾攘差不多二十分鐘，林建笙悻悻然離開，據說他還在大廈門前守候了一會，被管理員驅趕才離去。當時在鄭家除了鄭元達和腹大便便的妻子呂秀蘭外，還有他們的女兒鄭詠安以及呂秀蘭的姊姊呂慧梅。呂慧梅跟學歷不高的呂秀蘭不同，曾留學英國修讀語文，案件發生時在一家出版社任職編輯。她住在同一幢大廈的另一個寓所，獨居的她時常到鄭家用餐。
因為事出突然，本來一家人快快樂樂的晚飯頓變家庭糾紛。呂秀蘭發現丈夫的外遇自然氣上心頭，女兒又因為林建笙的吵罵嚇得大哭不止，於是呂慧梅在林建笙離開後，帶著外甥女回七樓的住所避風頭，讓妹妹和妹夫冷靜一下。說起來，呂慧梅和鄭詠安倒命大，如果她們沒離開，說不定這案件會變成四屍五命的滅門慘案─翌日早上，當呂慧梅和小女孩回到鄭家便揭發了命案。
法醫很快便排除了自殺的可能性，鄭元達挨了四、五刀才斃命，呂秀蘭更是失血過多致死。問題是凶手如何闖進房子裡。住宅的大門門鎖沒有被撬的痕跡，蒐證的同事只在門外找到林建笙踹的腳印。然而，這個謎團不消一個鐘頭便解開，東成大廈旁的一位露宿者說他在凌晨時分看到一個男人沿著水管，從大廈的外牆爬下來，神色慌張，往東面逃走。
我們在大廈外牆搜查，發現確鑿的證據─在水管上我們找到攀爬的痕跡，它們的分布顯示有人從一樓攀上三樓，再從三樓爬回街上，而水管和外牆上更有跟鄭家大門相同的鞋印和屬於林建笙的指紋。最令鑑識科人員雀躍的，是嫌犯在死者陳屍的房間的窗框還留下一個血掌印，除右手拇指外四根指頭的指紋清晰可見，而且這扇窗沒有關上。如此一來，單是環境證據已足以把林建笙送上法庭，加上殺人動機和目擊者的證詞，這案子應該很快便會結束。
可是我們沒有拘捕林建笙。也許正確一點的說，我們沒能拘捕林建笙。發現屍體後的七小時，林建笙已經逃離住處，消失在人群之中。他的妻子李靜如─即是那個跟鄭元達有染的酒吧女郎─堅持說不知道丈夫的行蹤。慣犯林建笙在鄭家門外吵嚷，離開東成大廈後，一直忿忿不平，深夜攀爬外牆進鄭家尋仇殺人，事後潛逃─這樣想大抵很合情理吧。沒有人對這調查結果感到不滿，而餘下的工作只有把犯人逮捕歸案。
不過我卻感到一絲不協調感。
我審視整個案子，雖然找不到任何漏洞，但有種奇異的感覺─林建笙不是真凶。
我不理解這種沒來由的感覺從何而來，為什麼我會認為這個素未謀面的慣犯是無辜，我實在說不上來。
「這是刑警的直覺。」
我記得我昨天說過這句話，隨之而來的，是同僚的訕笑。
「什麼刑警的直覺？別發傻了！你以為你是誰啊？」「嘿，大偵探，你還是回家休息休息吧。」「別添亂子啦，我們這些小角色就該安守本分，萬一惹上面的傢伙討厭，將來便要吃不完兜著走……」
「怎可以就此作罷！我們要找出真相！」我記得我當時很激動。
「菜鳥給我閉嘴。」
對了，就是這句令我發飆的。是哪個混蛋罵的？我記不起來。雖然剛升級當警長，但我在重案組裡還是個經驗不足的新人。那些傢伙的嘴臉讓我作嘔，沒有半點認真工作的態度，但求交差就好。就連黃組長也是同一副臉孔，以後要在他手下辦事……哎，一想到這兒頭又開始痛了。
我敲了敲額頭，把餘下半瓶的礦泉水喝掉，踏出車廂，關上車門。手錶的指針指著十點，縱使昨天跟同僚們鬧得多麼不愉快，我也不能藉口逃避工作。不論林建笙是否真凶，我也得先把他逮住，否則真相只會永遠埋藏在表面之下。這兒往警署只要十分鐘腳程，我沒打算駕車回去。我家距離警署有八個街口，停車場在兩者之間，我為什麼還要買輛二手的日本車代步，老實說，我並不知道。
我伸手進外套口袋找車子的遙控防盜器，指尖卻碰到一片陌生的厚紙片。我掏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個圓形的紙杯墊，上面印有一頭獅子的圖案，邊沿寫著「Pub 1189」，以及這酒吧的地址。雖然我沒半點印象，但我想這是我昨晚光顧的店子。
「原來我昨晚去過中環嗎……」我搔搔頭髮，把杯墊反過來。
「許友一 Hui Yau Yat 517-716929-123 $56888」
這是什麼？為什麼上面寫了我的名字？沾有一點水漬的白色杯墊背面，寫著用藍色原子筆留下的文字。看樣子，這似是個銀行帳號，後面更有銀碼。這大概沒有錯，可是我卻認不得這帳戶號碼，更遑論那個五萬多元代表什麼。
我凝視這串數字，看了差不多一分鐘，還是沒有頭緒。算了，犯不著花腦筋在這些小事，宿醉過後，下午便會記起一切吧。
我把車門鎖好，沿著大街往警署走。港島西區是個老舊的社區，和緊張繁忙的中環、遊人如過江之鯽的銅鑼灣、悠閒憩靜的南區等地不同，西區很少受到注意。這兒最為人熟知的是區內有多間歷史悠久的名校，其中包括著名的香港大學，社區中多是育有子女的家庭，所以西區的治安並不壞，可說是民風淳樸。事實上，西區是香港最有歷史價值的社區之一，一百年前這兒是著名的風月場所集中地，每次我想到這條曾經滿布妓館的街道，今天卻豎立一間又一間的幼稚園和中學校，當中的演變叫我吃驚。
我上班的西區警署也是區內擁有歷史的建築物之一。香港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島設立十間警署，除了位於中環的警察總部外，其餘皆編上編號。廣東人習慣把警署叫作「差館」，於是這些警署被稱為「一號差館」至「九號差館」。百多年後的今天，各區的警署都搬遷到其他地址，原來的建築物不是被拆卸便是改頭換面變作博物館之類，市民也忘記這些一號二號什麼的─唯獨編號「七號」的西區警署，不但在原址改建擴建，繼續本來的用途，甚至「七號差館」這名字仍被附近居民廣泛使用。或許如歐美人士常說的「幸運數字七」，這警署就是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逃過被遷拆的命運。
我經過屈地街，從皇后大道西走向德輔道西。警署就在兩個街口之外，可是此刻我有種奇妙的陌生感。賣衣服的店舖、路邊的書報攤、欄柵上的海報、馬路口的紅綠燈，按道理我每天上下班也會經過，應該對這一切也很熟悉，可是它們給我一種陌生感。
雖然我說感覺上很陌生，我卻沒懷疑過這是一個陌生的環境，我很清楚下一個路口有多遠、我該在哪兒轉彎。這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就像一杯既溫且冷的開水，明明知道沒可能存在，我的神經卻傳達著明確真實的訊息。
就像我每天也看過類似的風景，這一刻才是第一次踏足這街道上。
「這種病叫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即是『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簡稱PTSD。因為你曾遇上嚴重的心理創傷，那事件在你的意識裡留下不能磨滅的傷痕，即使你意識不到，它留下來的心理傷害仍會持續。你的情緒會因為小事而波動，失去注意力，甚至出現短期性或選擇性的失憶。」
醫生曾這樣告訴我。
現在這感覺叫「未視感」吧？和對陌生的事物產生熟悉感覺的「既視感」相反，「未視感」指對熟悉的事物產生陌生感。怪異的是，我這種陌生的感覺卻又不完全陌生，彷彿「既視感」和「未視感」同時發生。
我晃晃腦袋，擺脫那些亂七八糟的想法。不少警務人員也曾患PTSD，重要的是這病有沒有影響工作。我很清楚自己的精神狀態，如果被小小的情緒病打敗，我又如何勝任這職務？什麼狗屁PTSD，什麼娘娘腔創傷壓力，只要意志堅強一點把它們克服就是了。
走著走著，我來到西區警署的門外─我沒預料到它給我的震撼，比陌生的餐廳招牌和路燈更甚。
我完全認不得警署了。
警署外頭依舊放了兩門裝飾用的古老大砲，可是樓梯和牆壁都煥然一新，鋪上亮麗的雲石和淺灰色石磚。玻璃門旁的磚牆給換成落地玻璃，讓經過的人對警署大堂一目瞭然。就連牆上「西區警署」四個中文字亦翻新，換上方正的字體。
這是什麼一回事？才一天光景，警署大門便給重新裝修了？
我呆了半晌，細心察看這個「簇新」的門面。不對。這不是一天完成的裝潢，路磚和牆壁已有點舊，角落有丁點破落，積了好些灰塵，它們說明了這大門不是昨天給換上的。
那股怪異的陌生感再一次向我襲來。我掛起警員證，推門走進大堂，四周再一次令我陷入迷惘。警署大堂的褐色木椅都給換成時尚的不鏽鋼椅子，牆壁也給粉刷過，貼著形形色色的政府海報。那個放宣傳單張和警務資料的破木架沒了，取而代之的是黑色外框銀色鋼條的直立式架子，單張和資料整齊地插在不同的間隔內。天花板的螢光管給換成內嵌式的省電燈泡，柔和的光線跟我印象中的眩目白光相差很遠很遠。
「先生，有什麼可以幫忙？」一位坐在櫃檯後穿著整齊制服的女警員跟我說。她似乎看到我四處張望、神不守舍的樣子。
「呃……」我把掛在頸上的警員證揚了揚，「這兒是西區警署吧？」
「是的，學長。」她笑容可掬地回答。
「大堂是昨天裝修的？」我問。
「什麼？」
「我說，這些牆壁、架子、桌椅是昨天裝修好的嗎？」
那女警略略皺眉，說：「我上星期才調到這區，我只知道我來的時候大堂已是這樣子了。」
一個星期前已是這模樣？發生了什麼事？這是同事們跟我開的玩笑嗎？可是，這規模可不是簡單能做到，誰會大費周章來整我？
「請問學長你要找誰？」女警問道。
我本來很想回答我在這兒上班，可是話到喉嚨卻說不出來。這真的是七號差館嗎？
「重案組黃督察回來了嗎？」我問道。
「誰？」
「重案組指揮官黃柏青督察啊。」
「重案組的指揮官是姓馬的，學長你是否弄錯了？」
姓馬？誰啊？
「弄錯的是妳吧？我說的是西區重案組的組長。」
「西區重案組指揮官是馬鴻傑督察，並不是什麼黃柏青。」
「你找黃組長？」一位路過的男警員插嘴問道。他的前額光禿，看樣子有四、五十歲。
「對。」我點點頭。
「老黃三年前退休了啦。他現在應該在加拿大生活吧。」
三年前退休了？我昨天才跟他吵了一頓啊？我正想追問，目光卻捕捉到難以置信的數字，令我怔住。
東成大廈的血案，發生在上星期二的三月十八日。可是女警員身後的電子螢幕，卻寫著今天是三月十五日星期日。一時之間我以為自己看錯，但多看一眼，日期的確是三月十五日。令我錯愕的不是日期，是年分。螢幕上寫著「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今年不是二○○三年嗎？
我轉頭細看壁報板上的海報。「二○○九年度少年警訊獎勵計畫」、「二○○九年全城禁毒日活動」、「香港警務處二○一○／一一年度輔警招募計畫」……任何一張告示，也說明現在是二○○九年。
我的腦袋一片混亂。我清楚記得昨天還是二○○三年，東成大廈凶殺案發生後的一個禮拜。我幾乎想問問面前的人現在是哪一年，但這樣問只會讓人以為我有神經病。不好，我得冷靜下來。我……是不是發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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