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浩劫以及那一群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
作者｜張尹嚴
在三月的洪水襲來之後，臺灣島內的人們被迫見證一場悲劇的發生。在不絕於耳的銃聲之下，政治改革、臺人自治或為民主而奮鬥等口號，都成為夢中的囈語。曾經期待過新生祖國的人們，在國民黨軍隊登陸、朝著臺灣人開槍的那刻起，不得不從光復的幻想中清醒。有些來不及逃的，成為了槍下的亡魂；那些「幸運」逃過一劫的人們，則帶著目睹那場屠殺的創傷渡過餘生。
那場鉅變對臺灣人帶來的衝擊難以言喻，甚至是某些人一生的轉捩點，從自由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從滿懷熱血到失望沈默，或從政治冷感變成革命青年。有些人的名字後來被寫在情治單位的名冊、軍法官的判決書，或銘刻在六張犁的墓碑上，而被世人所遺忘。在民主時代，談論二二八已經不再是禁忌，歷史課本上告訴大家：二二八事件到清鄉結束以後便暫告一段落，不過，真的是這樣子嗎？對於那時的臺灣人來說，這或許只是漫漫長夜的開端，許多人就此踏向一條自己從未預想過的道路。
究竟，那時候的臺灣人到底以怎樣的姿態，面對著這場撕裂島嶼的浩劫？
噤聲之島
此次因經二二八事件，議員當中或因一時意志不堅，或因池魚之殃，故被捕者有之，被通緝者有之，失蹤者有之，雖事已往，本人因職責所關，不無悲悵，深望對此次死難同胞及其家屬，予以相當告慰與救濟⋯⋯
1947年5月，二二八事件後首次開議的省參議會上，議長黃朝琴在開幕式上如此勸勉著臺下的省參議員們。原先應當出席這場會議的省參議員，包含曾任《人民導報》社長的王添灯、曾任律師公會會長的林連宗、曾任板橋鎮長的林日高、醫師洪約白，以及後來被推崇為議會「五龍一鳳」的郭國基等省參議員都未能出席。在二二八事件過後，王添灯因為參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遭到特務密裁──也就是所謂的暗殺；林連宗則與同為律師的李瑞漢和李瑞峰一同失蹤，被軍警帶走後再也沒有回來；林日高、郭國基、洪約白、馬有岳也都遭到判刑入獄，在親友的四處奔走下才得以順利被釋放。
在戰後初期作為臺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鮮少有參議員缺席的情況，而此刻的議席上，卻因為二二八事件空出了大半。無論是林日高對著民政處長質問「臺灣是自家人呢？或是殖民地呢？」或是王添灯批判專賣局長「不關心臺灣同胞，只關心臺灣糖包」等精彩質詢在議場上皆不復見，只徒留黃朝琴對於議案減少的感嘆。
見證著同事遭到槍殺、失蹤、下獄的省參議員們，被國民黨軍隊無情的輾壓所震懾，即便是為民發聲的參議員們，也深怕一不小心開罪於政府，而又成為特務盯上的目標。過往暢所欲言的議會不再，議員們發言日趨保守，這也意味著日治時期臺灣人曾發過的自治之夢更加遙遠。
然而，噤聲不僅是因為恐懼，也是因為打從心底對於國民黨統治的絕望。曾親歷高雄大屠殺、目睹凃光明遭到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虐殺的高雄議會議長彭清靠，在事件之後深受打擊，他的兒子彭明敏曾這樣描繪事件後歸家的彭清靠：「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彭清靠滿溢而熾熱的政治熱忱瞬間冷卻，此後再也沒有插手任何公共事務，最終抑鬱而終。
至於曾因嚮往祖國而遠赴中國留學，更曾與張深切、李友邦共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抗日革命青年張秀哲，同樣在二二八事件時被特務強押於警備總部──直至被槍指著的那刻，張秀哲才發現自己錯得離譜。他的兒子張超英，曾如此形容父親：「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卻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而對於國民黨統治的張秀哲，與彭清靠一樣不願再與外界接觸，而將自己束縛在書房裡，以沈默回應對於政治的絕望。
曾熱烈迎接祖國到來、寫下「五十年來暗天地／今日始見青天/今日始見白日」等詩詞的臺南佳里醫生吳新榮，在戰後初期熱衷於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等政治組織、以自己的姿態為政治拼搏。不過，這樣的他同樣在二二八時遭到逮捕，事件後對於時局的政治紛擾曾幾度欲言，但最終也選擇了噤聲。
然而，能站在議場上、能為公眾發聲的，尚且都是有頭有臉人物，遑論於一般平民百姓的無力。出於失望、或出於恐懼，也出於對自身的保全，鄉里坊間所流傳的諺語「囡仔人有耳無喙」、「毋通插政治」也成為那個肅殺年代的註腳，對於時局的怨慼(uàn-tsheh)，只能寄託於〈補破網〉、〈港都夜雨〉等歌曲中，隱隱然地在執政者看不到的地方低聲唱著。
流亡餘生
不過，在二二八事件後能選擇沈默的人，或許還勉強算是「幸運」的，更多人面臨著生命的威脅，深怕事件之後被牽連、整肅，而被迫遠離臺灣、或於島內藏匿。出逃中國者眾，尤其以左翼勢力為主，包含臺共黨員謝雪紅、楊克煌、蘇新，學生運動組織者葉紀東、陳炳基等人，紛紛在事件後離開故土、逃往中國。
輾轉逃往香港、日本的王育德，則是見證了作為檢察官的兄長王育霖的死難，盱衡時局後選擇遠離臺灣、重返日本完成學業，最終成為堅定的臺獨運動者，始終關心著臺灣的脈動。而直至王育德嚥下最後一口氣的那刻，都未能再次踏上臺灣的土地。依循著相似路徑出逃的，還有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廖氏兄弟除組織「臺灣再解放聯盟」從事臺獨運動外，也在1950年的日本京都舉辦史上首次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儀式，以此控訴國民黨政府、也在海的彼端遙祭、追悼著逝去的死難者，召喚臺灣同胞團結、抵抗。
然而，那些未能逃往海外的臺灣人，僅能留在島內與國民黨情治人員繼續斡旋，四處躲藏、嘗試著尋找對應的可能。因不滿國民黨統治，而曾於事件中率領民兵圍攻大園軍用機場的蘆竹鄉長林元枝，在事件後靠著原有的地方人脈進行掩護，展開長達5年的逃亡生活，也為謀求反抗能量的延續而加入共產黨。在逃亡過程中，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多次派出人力於桃園地區佈線，卻始終未能尋獲林元枝的身影。他直至罹患肺吸蟲病，他才於1952年主動出面自新。事後國民黨政府顧忌林元枝的地方勢力，美其名派任為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教官，但實質將林元枝囚禁於綠島，時間長達19年。
曾在雲嘉地區進行武裝反抗的醫師陳篡地，也在與國民黨的游擊對抗結束後，展開島內逃亡。在陳篡地逃亡的5年中，他的親友陳順辰、陳混淪、許聆音等人都因他而遭國民黨羅織罪名，並槍決於馬場町。直至1952年，陳篡地才被迫出面自新。雖然未遭處刑，但餘生皆在國民黨的監控之下活著。即便日後軍警評估陳篡地再無反抗的可能，但情治高層仍不肯結束偵防，執意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漫長的抵抗
不過臺灣人面對二二八的姿態並不是僅有被動地噤聲與逃亡。劇烈的政治創傷，也成為了許多人矢志反抗的起點。受到臺北市工委會松山第六機廠支部案牽連的傅慶華，在被捕後，他於筆錄中如此吐露著自己真實的心聲：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意識還正在苦悶矛盾著的我，對這個也不能有正確的把握。火亂是很快的鎮壓下來的，但是我的苦悶和矛盾增加了，越想越進入迷糊了，到底我們要的是怎樣的祖國呢？⋯⋯為了要解決我自己的苦悶，我開始找書看，第一個是唯物史觀，繼著看辯証法唯物論，我從這裡吸收了會給我解決苦悶的革命意識。
這樣的苦悶與矛盾，並未隨著事件紛亂的止息而得到紓解。見證著事件中嘗試著與政府溝通的士紳如何遭到整肅、無辜的平民又是如何遭受到牽連的臺灣人，那樣的震撼反倒成為一股濃烈的火焰，對於祖國的糾結、對於時局的苦悶、對於思想的質疑，更隨著國共內戰逐漸的白熱化而加深矛盾。
如同傅慶華的提問：「到底我們要的是怎樣的祖國呢?」成為當時還對政治抱有理想的人無法繞過的叩問。隨著此一問題發散出去的想像，無論是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獨立與統一、民族與階級、左翼與右翼、理想與現實、反抗與妥協，都成為思想矛盾與苦悶的來源。困於糾結而複雜選擇題中的臺灣人，就必須在現實的壓迫之下，從這些選項中嘗試著做出回應。
與國民黨合作、體制內進行改革的道路，在二二八事件的洗禮後幾近宣告破滅；眼見遙遠的彼方燃起共產革命的火光，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口號吸引著無數工人、農民、知識青年的奮進，尤其是在內心苦悶、矛盾又無從選擇的境地。從後見之明來看，共產黨的口號最終也成幻夢般碎裂，但那時代的革命青年還並不曉得，而在如此黑暗的時刻，走向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得不的選擇。
受到二二八事件而左傾的，不只有松山機場的傅慶華，還包含捲入臺共新生小組案的廖學信，廖學信在後來的自白書寫下：「二二八事件後，我想起了臺灣人民在日寇統治下的苦難日子，當時我感覺我們臺灣人民對於祖國的真誠好意在這裡被蹂躪、被粉碎了⋯⋯」有著那樣感受的並不只有廖學信，在被問及為何涉入共黨時，曾參與李水井案的李炎輝也在審判時向法官供稱「因為二二八事件政府慘殺無辜平民，對政府不滿，我覺得參加（共產黨）後比較好一點⋯⋯」或許出於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或許出於反抗國民黨的念頭、許多人都在二二八事件後選擇加入共產黨的地下鬥爭，也無怪乎事件前僅有70餘名成員的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會在事件之後的短短兩年時間，人數瞬間膨脹至2000人。
除了左傾之外，也有些人選擇走向臺灣獨立的道路。與廖文毅共組「臺灣再解放聯盟」的黃紀男，在被政府逮捕後，則在自白書稱：
臺人自事變後漸由失望變絕望、變到懷恨的一般心理，則民心離反。臺人對政府不滿、不協力，對外省人反感表不親善，而內外省人反造成一條暗渠，這是臺灣之悲劇，但是統治之悲劇而由政治改革來解決。政治改革有兩種——由政府自動改革，或者由人民積極推動，那就是革命了。
臺灣人由喜迎祖國、到對國民黨統治失望、再到事件後對國民黨懷恨，也不過僅短短兩年的時間。黃紀男事後不斷重述對於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失望以及二二八事件的衝擊，才使其走向臺灣獨立的道路。事實上，廖文毅原先也僅主張臺灣應該在中國統治下進行「聯省自治」，但在二二八事件過後，他卻開始主張起美國「託管論」，最終走向臺灣獨立的道路。隨著廖文毅1950年代初期開始提倡臺灣獨立的，還有臺灣獨立黨林錦文、以及臺灣前鋒革命青年會的若干組織成員。他們的共通點也是曾投入二二八事件的反抗，並在事件後拒絕了共產革命的旗幟，轉而投入另外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奮不顧身地投入反抗行動、也非所有人都打算沈默不語，二二八事件作為影響臺灣人甚鉅的重要轉折，更多隱微的思想火光也在臺灣人的心中擴散，無論走向革命、無論為臺灣獨立奮鬥，對於臺灣人是什麼的想像，也在此刻越發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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