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塔綠班?他是藍蛆?誰又是4%仔?
當政治越趨對立,不同政治黨派理念的你我開始相互言語攻擊,
這樣激烈且對立的言詞交鋒、羞辱,
真的能夠消除異見,還是創造更極端的分裂?
「又在販賣亡國感」、「投給XXX的都是白癡」、「人一X腦就殘」……
類似這樣的言論,在近幾年可說是屢見不鮮,
我們越來越習慣透過激烈的方式、拒絕與「笨蛋」溝通的態度,
來面對與我們政治立場、思維不同的朋友、親人、陌生人,
並將自己支持的一切視為進步價值的展現,並輕視對方視為神聖的一切價值觀。
這種充滿蔑視的優越感,真的能夠帶領我們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嗎?
凡是得罪到我們的事,我們也希望其他人都覺得被冒犯。假如他們沒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不會表示認同,反而枉費心機地羞辱他們,想說服他們認同我們的觀點。然而,從社會科學反映的情況來看,朝著雙方的分歧猛力投擲尖酸刻薄的「實話炸彈」,只會使分歧更加嚴重。
在《失控的蔑視性社會》中,艾瑞卡‧埃特森藉由分析了近代美國社會分裂最嚴重的「川普政權時代」,透過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之間充滿破壞性言論的現象,為我們展示這種充滿蔑視性的話語將如何導致我們最不想看到的衝突結局,以及我們該如何用正確及友善的方式理解他們、與他們對話──
羞辱只會讓他們更團結堅定
很多人選擇用尖酸刻薄的話語,試圖讓對方「理解」他們作出了錯誤的選擇,但讓對方產生的不悅感,反而會加深與其對立意見的仇恨值。
非我族類並不都是反對者,有時候他們只是還沒決定好該支持誰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最一開始就作出支持誰的決定,他們可能都有被雙方的意見打動,擅自將支持者分成「我們」與「他們」,反而是讓其它人不再有機會能夠理解與被理解的糟糕決定。
劃分階級的言論很危險
「老芋仔、沒讀過書的才會傻傻的支持」、「反正那邊就是XX國不意外」當我們將某些相反意見者打成低下階級者時,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正挑釁了多少比例的人,而這些人將再也不可能支持你的意見。
我們的溝通方式具有感染力。當我們互相毀謗時,其他人會注意到。我們的朋友、家人、抵抗運動夥伴也會注意到。就連社群媒體上的沉默潛伏者也會注意到。效果擴及到世界各地。
無論是好是壞,這種感染力是文化改變的一種方式,或許是主要方式。我們有能力使文化變得更仁慈和人道,或變得更不友善和不近人情。超越輕蔑的心態,能啟發我們更仁慈的一面,讓我們憑良心說話、修補殘缺,並重新燃起民主精神。
作者簡介:
艾瑞卡‧埃特森是作家、社群激進分子及合格的強效溝通法引導者。身為前人權律師,她提倡支持接受社會救濟者、囚犯、原住民、移民及環境保護主義者。她也籌劃社區專屬的清潔能源,做為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二○一六年大選後,埃特森積極參與抵抗運動、紅州與藍州的對話計畫。她的文章刊登於《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聖荷西信使新聞報》(San Jose Mercury News)、《真相大白》(Truthout)、《漸進式民粹主義》(The Progressive Populist)及《變網》(AlterNet)。目前她與丈夫、兒子住在加州的柏克萊市。
書籍網址:ericaetelson.com/beyondcontempt
譯者簡介:
外貿協會國際企業經營班英語組結業;英國杜倫大學英語教學碩士肄業;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學士畢業。曾獲英國杜倫大學 Best Final Essay 獎。合著《英語搭配詞隨身祕笈》。譯有《明日飆股》、《黑錢》、《職場上做人很累,不會做人更累》、《漫步華爾街的10條投資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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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已證實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地位、自我價值、政治或宗教信念受到威脅時,通常會產生防禦性的保守思維。如果我告訴你,愛因斯坦其實不是多麼偉大的物理學家,你的大腦可能會保持冷靜;你甚至可能相信我說的話,並改變原先的想法。然而,不只一項腦成像的實驗顯示出:如果我告訴你的事,與你對墮胎或槍械管制的看法產生矛盾,大腦中與恐懼、身分認同有關的區域就會像彈球機一般亮起來。你不太可能改變原先的想法。差別是什麼?你的身分認同和自我價值,與你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但你可能不會為了維護愛因斯坦的聲譽而擔憂。
前精神病學家、非營利組織「玩轉政治」(SMART Politics)創辦人卡琳‧塔梅里烏斯(Karin Tamerius)解釋說:「我們的政治態度和信念,與我們最基本的人類需求息息相關,例如對安全、歸屬感、身分認同、自尊、意向的需求。這些需求受到威脅時,我們在生物學上的反應如同置身於危險之中。」自我價值受到的任何挑戰,都會讓人有威脅感。挑戰性帶有蔑視的意味時,防衛心理會增強。人受到鄙視時,杏仁核(大腦的恐懼中心)會活躍起來,並發出戰鬥或逃跑的指令。就杏仁核而言,人的信念或地位受到威脅時,就好比一隻咆哮的老虎準備撲擊,有必要保護自我不受攻擊。
我們有戒心時,認知以及大腦中掌管同理心與理智的部分就會「當機」。我們變得太過專注在自我保護,以至於很難學習新東西。這就像一般老師都明白的道理:安全感是學習的先決條件。有時,被嘲笑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和沮喪,他們也希望壞事降臨到嘲笑者的身上。
賓夕法尼亞大學(簡稱賓大)的某項實驗,刻意引發學生表現出輕蔑的態度,並評估學生的反應。研究人員向學生展示高科技鬧鐘,請他們判斷鬧鐘做為新產品的可行性。每位學生都有虛擬夥伴(事實上是研究小組的共事夥伴),可以根據學生的評價提供四種回饋的其中一種:輕蔑、憤怒、中立或失敗。失敗的回饋呈現較低的分數(例如「滿分十分,你只有四分」)。憤怒的回饋是「我超不爽你的表現」。輕蔑的回饋包括以下陳述:「算了吧。身為賓大學生,我對你那麼差的表現感到吃驚。」
收到輕蔑回饋的學生,比收到其他三種回饋的學生更容易做出口頭攻擊的反應。被瞧不起的學生通常會「以輕蔑還輕蔑」,說一些諸如「你錯了,你根本做不出什麼貢獻」的話。而其他沒有被輕視的學生則會道歉,例如說:「抱歉,請見諒。」
賓州的這項研究證實了許多研究的結果:羞愧感會損害人的自我價值,影響人的同理心,使人把責任歸於外因並抨擊無辜的代罪羔羊。也就是說,羞愧感會讓人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轉而責備和攻擊其他讓自己感到難受的人,但這種羞愧感會立即回到自己身上,並伴隨著一次又一次斥責別人的需求。一旦人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這種互動關係在不平等、主導或被主導的社會支配傾向中尤為強烈。
下一章,我會提到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經歷著地位和榮譽感的明顯喪失。如果川普的支持者像賓大學生一樣,遭到蔑視後就有可能引起攻擊性或報復性的反應,例如穿上有「一堆可憐蟲中的自豪者」字樣的T恤衫,或叫你「奇葩」、「自由派傻蛋」。
二○一七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採訪奧克拉荷馬州的川普支持者時,他們表示對川普削減他們依靠的方案感到失望,但依然對川普忠心不二。為什麼呢?因為民主黨人嘲笑他們是愚蠢的種族主義者等等,使他們心懷怨恨。紀思道寫的文章引起自由派讀者的盛怒,因為他們認為紀思道有意將支持川普的怪物變得人性化。「我就直說了:我討厭這些人。他們遲鈍又自私。他奶奶的。我希望你們都失業,待在家裡等死。」一名讀者寫道。
保守派作家大衛‧布蘭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表示,川普的支持者發起黨派的反對聲浪。二○一六年,許多人的態度很矛盾,但他們被嘲笑為種族主義者後,反應變得更加堅定。布蘭肯霍恩很擔心這種互動關係,於是他成立了高尚天使(Better Angels)組織,旨在促進跨越差異的對話。
二○一六年十二月,自由派作家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與密蘇里州梅肯(Macon)獅子會一起吃早餐時也談到了同樣的互動關係。獅子會有許多成員對自由主義者在道德方面的傲慢態度很反感,因而不安地把票投給川普。這裡的「反感」是指,這些成員知道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笑柄,因此以惡意吹牛的報復形式反擊,猶如惡霸挫挫自由主義者的傲氣。我們讓川普輕易地滿足粉絲圈的需求,他們只須回應我們的輕蔑態度就行了。
川普當選後,《美國保守黨》(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誌有一篇評論探討關於回敬蔑視的其他個案研究。一位名叫安德魯(Andrew)的四十六歲白人,為該雜誌的自由派讀者撰寫以下評論:
我不相信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但你們就是要給我貼上這種標籤,那我也只能接受了……至於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你們回應我的觀點不外乎是「你是種族主義者!」(或說我是性別歧視者、恐同者、偏執者、對白人特權感到內疚──有完沒完啊)。我明白了。我的意見不值得受到重視,也沒必要納入考量。我是糟糕的人!要是我有受過教育就好了(但我確實受過教育)。要是我多長見識就好了……親愛的自由主義者、民主黨人、進步主義者、左派分子:你們使用的「種族主義者」這個詞不起作用了。我們明白了。你們很優秀。你們有見識,但我們沒見識……我們已經放棄勸阻你們隨便猜測,也放棄贏得你們的認同。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證實我們不是「那種」共和黨人。
如果一定要說川普做了什麼事,他增強了我們的骨氣,讓我們的心聲被聽見……我原本很不情願地投給川普。但現在,我十分自豪。
也許安德魯的過失在於聲稱白人男性是受害者,以此為自己的偏見辯護。同時,如果自由主義者依賴輕視別人來管理責任,那麼世界上有許多安德魯這類的人難免會反擊。事實上,就在安德魯發表評論的幾個月後,又有兩名白人附和,發表了類似又有自知之明的評論。
薩波羅(Zapollo)寫道:
我是白人,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很喜歡看小型藝術電影院放映的影片、去咖啡館、聽經典藍調……
但是,我發現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也對我產生了影響,即便我很聰明,也具備看穿這一切的見識。我之所以覺得另類右派很誘人,是因為我並不是擁有權力或特權的人。但我經常被迫應付各種訊息。這些訊息告訴我:我是弊端,我是問題,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屬於中下階級,不曾買過新車。為了省錢,我盡量自己修理房子。我也親自除草、洗碗、去沃爾瑪買衣服。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退休。不過,老兄,聽媒體說,我只是沉浸在不應得的權力和特權中;等我最終倒下並往生時,美國將是更快樂、充滿愛、更和平的國家。
相信我:經過這一切之後,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感覺就像溫暖又令人寬心的洗滌。你也可以把這種感覺比喻成「安全的空間」。我不喜歡接近醜惡的部分,但有時遇到「嘿,白人其實還不錯,你知道的!為自己感到驕傲吧,白人!」的話語非常有說服力。我需要保持理智,才能抵擋這種誘惑……
讓我感到困惑的是,有許多左派分子不明白這點,也不了解該如何持續推動這些要素……
一位匿名的白人附和薩波羅:
左派分子不明白的是,他們的言行會把像我這麼溫和、相處融洽的人徹底變成保守的激進分子。我以前會鄙視某些見解,但現在我願意傾聽。我不認為自己是理性思考和自律的典範,但我顧慮的是,就算我樂於接受其中的某些見解(帶有批判性並慎重),那麼更急切地認同的人,或所處的情勢似乎別無選擇的人呢?……這一切帶來的結果並不是好兆頭。
部落客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採訪過許多支持川普的人,他們一再抱怨自由主義者的不屑態度:「別再叫我們種族主義者,也別再叫我們白痴。我們才不是。我們試著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們不是這些標籤時,請洗耳恭聽。對了,也別再取笑我們。」
塔夫茨大學的教授貝里和索比耶拉指出,保守主義者害怕被視為種族主義者,而這種油然而生的恐懼有兩大後果:他們避免與自由主義者談論政治,也從右派的憤慨媒體尋求慰藉。此問題甚至超出保守派的範疇:多達八○%的美國人把「政治正確」當成問題。我認為,主因與自由主義者說了什麼話無關,而是與我們如何表達有關──先入為主的「叫囂文化」使一些左派分子感到厭倦。
在我參與的紅州與藍州對話中,有四名白人透露自己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但厭倦了被人說教和責罵。他們都不喜歡川普,但他們發現川普對自由主義者比手畫腳的敵意很有魅力。其中一人說,他討厭川普,但每次左派攻擊川普的支持者時,他就沒那麼討厭川普了:「也許他是傻瓜,但他只是我們眼中的傻瓜。」
強烈抵制並不局限於男性。阿肯色州的失業婦女辛蒂‧基瑟(Cindy Kiser)曾投票支持歐巴馬,後來又有所保留地投給川普。她說自己已經對四處拋出的標籤感到麻木和疏遠,例如厭女症、伊斯蘭恐懼症。民主黨人給辛蒂的感受是:「我們根本不想和妳處在同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妳做了糟糕的決定。」路易斯安那州(以下簡稱路州)的共和黨人瑪丹娜‧梅西(Madonna Massey)也表示自己喜歡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因為他會為像她這樣的人辯護,對付那些羞辱他們是胖子、種族主義者、無知輸家的自由主義者。另外,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學生瑪姬‧霍澤姆帕(Maggie Horzempa)也表示,被自由派學生叫「潑婦」以及「女性受到的恥辱」加強了她對保守主義的忠誠度。
以上是一般保守主義者的心聲,而不是右派間諜的心聲。他們向我們傳遞非常緊迫的訊息:無論我們將他們貼上偏執狂的標籤,還是詆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宗教或智力,自由派的輕蔑態度會促使醞釀已久的文化戰爭升溫,並進一步將保守主義者推向川普的懷中。這是奇怪的諷刺,而且這種防禦性的本能反應使人更欣然接受被譴責認同的人事物。後果既有害又不光彩,卻是現實的寫照。
《瘋狂》(Cracked)雜誌專欄作家克莉絲蒂娜(Christina H.),是在思想偏狹的環境中成長的潛在自由主義者。她寫了一篇關於自我意識形態轉變的搞笑文章,說明一旦自由主義者認同她發自內心的信念,這種轉變就能暢通無阻:「如果大家知道這是一場平凡無奇又輕鬆的旅程,那麼這趟旅程應該會更有吸引力。這可不像大膽的伊夫‧尼韋爾(Evel Knievel)躍過目前只有一人倖存的峽谷,然後下場是只能依靠吸管進食。」克莉絲蒂娜希望自由主義者明白,潛在的開明保守主義者靜靜地潛伏在社群媒體;如果他們藉由與宗教信仰相互矛盾的價值觀來傳達不滿時,沒有人罵他們是道貌岸然的笨蛋,他們就能慢慢地朝著進步主義的方向前進。
她敦促自由主義者承認,保守主義者真誠地堅守自己的信念:「我知道很難相信,國家的優勢種族或宗教的成員竟然堅信自己是被圍困的弱勢群體,但人真的會相信這一點。這並不是欺騙外界觀察者的假策略……其實人很容易相信自己所處的小鎮或當地的宗教社群,在享樂主義、自由主義的圈子中屬於『明智』的邊緣群體。」
沒有人願意把自己想成是壞人或愚蠢的人,因此沒有任何保守主義者會說這種話:「你們是對的,我的觀念既無知、自私又帶有種族歧視的色彩,我在此否定這些觀念。謝謝你們指出我的錯誤。我現在才知道自由主義者多麼了不起,我也想加入。」
反擊式蔑視
右派媒體很清楚如何激怒保守主義者。福斯新聞的蜜雪兒‧馬爾金(Michelle Malkin)、蘿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以及陶德‧斯塔內斯(Todd Starnes)以整本書探討「自由派菁英」嘲笑美國中產階級的智力和生活方式(英格拉漢姆想出貼切的章節標題,例如〈權力歸花,沖個水花〉﹝Flower Power Take a Shower﹞)。他們觀察到一定程度的疏離感,並且盡力加強這種感覺,甚至將其當作武器。
二○一八年,全球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首席執行長韋恩‧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把矛頭指向自由派民主黨人,對他們大聲吼叫。他認為這些民主黨人要快速把美國推向社會主義者的極權主義。由於缺乏社會主義者構成威脅的證據,他轉而仰賴「知識菁英」這種可靠說法。「這些菁英覺得自己比我們更聰明,也比我們更優秀。他們真的這麼想,大家都清楚這一點。」他說。
拉皮埃爾提醒聽眾,他們應該要提防這些菁英,因為他們揶揄和不尊重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消滅憲法賦予的權利和自由,並建立社會主義的反烏托邦。「這就是為什麼第二修正案那麼重要。」
請注意拉皮埃爾的修辭變化:菁英認為自己很優秀,因此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糟蹋你們的權利,同時強加他們的意願。正因為如此,你們需要槍械來保護自己免於他們的專橫行為。像拉皮埃爾這類的右派宣揚者,將自由主義者蔑視的暗示當作武器,效果顯著。每當我們說狂妄或諷刺的話,就不知不覺地執行他們的劇本。拉皮埃爾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用於爭辯的論據。
川普在妖魔化自由主義菁英構成威脅的方面,有獨特的作風。他利用媒體作為代理人,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支持者幾十年來已習慣將媒體視為自由派菁英主義的堡壘。川普不參加白宮記者協會的晚宴,不單單是因為他臉皮薄,也是因為冷落媒體能強化其「全民公敵」狀態。他沒有參加這場華麗的社交活動,而是在搖擺州舉行集會。期間,他抨擊新聞界,還告訴大眾:「媒體對你們恨之入骨。」後來,他在推特發布分格的圖片,顯示戴著黑領帶的晚宴嘉賓,以及他親自參觀器械廠。
二○一七年,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集會上,川普告訴大眾:「我常常聽到別人談到菁英。你們一定知道我指的是誰。他們是菁英?我讀的學校比他們高等。我也是比他們更優秀的學生。我住在更寬敞、更漂亮的公寓,也住在白宮,過得真的很不錯。你們知道嗎?我認為,我們才是菁英。他們稱不上菁英。」他向群眾保證,他們是「聰明人」,然後繼續批評美國人民的公敵:「媒體可以攻擊我。但我絕不允許媒體攻擊你們,因為他們攻擊的是正派支持者。」
川普站出來反對刻薄的「自由派傻蛋」。他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聰明,要不然為何入主白宮的人是川普,而非他們?走下坡的《紐約時報》以及所有相信該報內容的人都是輸家。川普是贏家,由此推斷,他的忠實追隨者也是贏家。這些追隨者願意忽視眼前所謂的民粹主義億萬富翁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他說出的話沒有審判、侮辱或批評的意味。
鐵腕人物與追隨者的聯合,是蠱惑人心的宣傳主題。當自由主義者的言行很像川普為他們編排的角色時,他們其實加強了川普的掌控權。我猜,川普會很高興看到反示威者在MAGA集會上揶揄白人不懂「霸權」的含義,也「沒有文化」。西維吉尼亞州(以下簡稱西維州)的川普選民解釋:「針對川普的負面報導不斷出現,許多人都認為媒體不公正地傷害川普。也許我們很同情他,因為我們也是被權勢集團排斥的邊緣人,所以我們了解他的感受。」這位選民表達的是關於人類行為的深刻真理──我們通常與受到同一群人攻擊的受害者建立密切的關係。
如果你是偏向保守派的美國人,要在使你為自己「政治立場不正確」的觀點和單純生活方式感到羞愧的人,以及維護你自由思考和感受權利的人之間做出選擇,你會選擇誰?
已證實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地位、自我價值、政治或宗教信念受到威脅時,通常會產生防禦性的保守思維。如果我告訴你,愛因斯坦其實不是多麼偉大的物理學家,你的大腦可能會保持冷靜;你甚至可能相信我說的話,並改變原先的想法。然而,不只一項腦成像的實驗顯示出:如果我告訴你的事,與你對墮胎或槍械管制的看法產生矛盾,大腦中與恐懼、身分認同有關的區域就會像彈球機一般亮起來。你不太可能改變原先的想法。差別是什麼?你的身分認同和自我價值,與你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但你可能不會為了維護愛因斯坦的聲譽而擔憂。
前精神...
作者序
前言
我讀大一時,參與過核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某天晚上,我辛苦工作到凌晨,用模板印製令人咋舌的手工小海報,上面寫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性戀……我們只是想阻止核子武器大屠殺。」
不知怎麼回事,這張海報吸引了幾十名學生參加會議。會後,一名研究生私下把我叫到一旁,評論海報上有關恐同症和政治迫害的詞句。我本來不懂這兩個概念,但我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傷害。那位研究生的說法直截了當,一派輕鬆──不羞辱,不說教,也沒有流露自以為是的憤慨。
假如她讓我感到沒面子,也許我會羞愧地離開,或找守舊的校園團體來撫平「政治正確」警方造成的創傷。但多虧她善用技巧指導我,又不會讓我存有戒心,我才能夠領悟並接受教訓。
我真希望經過此事之後,我能以她為榜樣,在美國各地播撒智慧的種子,最終發展成進步的民粹主義革命運動。但事實不盡然。
就在我大學畢業後的夏季,某天在游泳池邊,我朋友的男友得知我要搬到舊金山後,他表示絕對不會想住在有那麼多「同性戀」的地方。我回答:「如果男人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信心,就不成問題。」若按照一九八○年代的「性別二元論」標準來看,我的回答有十足的把握,對可悲的恐同者而言,無疑是討厭的回擊。我向他表達「沒什麼大不了」的概念,但我實際上傳達了什麼嗎?該怎麼對言詞尖銳的自由主義者表達憤恨?
我繼續以類似的格調過日子。直到二○一六年大選,我根據自己的需求收聽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的節目,以便提醒自己:像我這種受過教育的人,圈子內多半是支持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白人,我們是多麼聰明、多麼優秀啊。接著,噩夢來襲了。支持虛無主義的煽動家奪走了我們僅存的民主思想,並改造成非常糟糕、粗魯又危險的真人秀。
十一月九日,天還沒亮時,我的輕蔑態度漸漸變本加厲,不只是針對川普,也是針對他的支持者。那時,我沉迷在文章、部落格及臉書的筆戰中,不屑程度達到了極點。這些人是誰?就是一群瘋狂、支持種族主義、歧視女性並持槍的蠢蛋,他們把選票投給了自吹自擂、說話冷淡又易怒的有錢騙子。這種騙子顯然會趁著他們坐在電視機前,一邊大口喝著非精釀啤酒,一邊接受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洗腦時,冷不防地放暗箭?
其實我完全不認識這些人。但我認為自己只需要知道:他們是很容易被洗腦的愚鈍鄉巴佬,情願袒胸露背也不願穿上套裝;比起史蒂芬‧荷伯(Stephen Colbert)的諷刺才華,他們偏好安‧庫爾特(Ann Coulter)的惡毒種族主義;愛吃肉的鄉下人並不是為了遵循原始人飲食法。他們都該帶著重大的錯誤沉入海底。
在我最需要喬恩‧史都華時,他在哪裡?我還記得,他上次感謝川普從喜劇天堂搭金色電扶梯下來,以虛榮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時,他正在模擬性高潮。
我們斥責和嘲笑了一半的人口,但誰又能責怪我們呢?我們怎麼可能不奚落他們?畢竟,我們的敵人早就因為出生地質疑主義、班加西(Benghazi)聽證會、槍械,以及怒斥歐巴馬健保(Obamacare)和跨性別者廁所,而變成不折不扣的瘋子了。他們太愚蠢,又有認知障礙,真可悲。講真的,假如他們不是一群可憐蟲,我們大可同情他們就罷。
還記得小布希連「核」(nuclear)的發音都不會嗎?還記得我們怎麼不小心低估他嗎?兩次吧?然後我們又低估茶黨(Tea Party)怪咖。接著,我們又低估了川普。我們確實該承認自己的狂妄,但我們更該理直氣壯──因為「紅州」土包子的愚蠢再度摧殘美國。
川普當選,使許多人感到難過、憤怒又害怕。我們每天從震驚和畏怯的情緒回過神來,盡量保護自己不受他的歹毒手段影響。通常,我們的防衛心理是以鄙視的形式呈現,融合著怒氣、憎惡及優越感。
人們面對日益寡頭政治化,並結合著軍事、監控、監獄、金融、產業的心理負擔,而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的更迭並不會產生多大的變化,因此百姓經常需要對當權者說出真話,以及談論關於權力的真相。然而,我們常常以文學評論家提姆‧帕克斯(Tim Parks)所說的「無效諷刺法」道出事實:
評定諷刺的標準相當簡單:只要不是朝著積極改變的目標,或無法鼓勵人更開明地思考,便是失敗的做法。但這不代表諷刺的方式不有趣、觀察力不夠敏銳或不滑稽,因為詼諧地嘲弄政敵可以達到既滑稽又令人滿足的效果,也可以強化我們的道德優越感。不過,若說到諷刺,的確不起作用。最糟糕的情況是,諷刺會使心理狀態受到更大的損害,使偏見兩極化,並激起原本譴責的行為。
帕克斯批判法國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嘲諷方式很荒唐,但他也可能是指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及政治人物如何培養道德與知識方面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已引起保守美國人的反感。
我們這些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不只是強烈反對他們的信仰,也對軍國主義、社團主義、父權制、白人至上主義的殘暴大為光火。我們靠著自以為是的高傲態度表達反對,試圖證明他們的論點有誤,質疑他們的智力,並輕視他們視為神聖的價值觀──秩序、穩定、宗教、忠誠、個人主義。
凡是得罪到我們的事,我們也希望其他美國人都覺得被冒犯。假如他們沒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不會表示認同,反而枉費心機地羞辱他們,想說服他們認同我們的觀點。但從我觀察到的事,以及從社會科學反映的情況來看,朝著左派與右派的分歧猛力投擲尖酸刻薄的「實話炸彈」,只會使分歧更加嚴重。
喬蒂‧肖克法(Jodie Shokraifard)是支持歐巴馬的勞工階級選民,她沒有參與二○一六年的大選。她講述自己在臉書看到「迷因」 將移民大隊與都市犯罪做對照,令她感到困惑的經歷。當她請臉書朋友解釋迷因時,他們譴責她是「川普腦粉」。沒人願意向她說明迷因的意涵。一個人也沒有。「回答我的疑問,比說我是種族主義者或白目還困難嗎?」喬蒂問。確實如此。這則故事告訴我們,一名女子虛心請教,只可惜傲慢的「朋友」自以為了不起。這種態度很常見,導致無數學習與成長的機會溜走。喬蒂被自由派朋友排擠後,她該請教誰呢?
有一名年輕人告訴我──暫且叫他陶德(Todd)──他向來很尊敬的阿姨得知他是偏向右派的無黨派者後,就開始在臉書攻擊他。她發布長篇大論抨擊共和主義,找他的臉書朋友吵架,並要求他回應是否支持歐巴馬。他表示不支持歐巴馬,原因在於他對醫療保健及其他議題的立場,但阿姨堅持認為他的理由站不住腳,想必是個種族主義者。於是他們的關係變得疏遠,再也無法挽回,這個轉折讓他非常傷心。
美國的政治文化變得愈來愈分裂、惡毒、粗魯、殘忍又可恨。「主流媒體,」柏克萊新聞研究所的所長愛德華‧瓦瑟曼(Edward Wasserman)說:「從誤導大眾溝通的方式,賺了不少錢。」政治對話成了盲目偏袒、刻薄的嗜血娛樂,對媒體界極為有利,卻對社會極為不利。
左派分子並不是殘酷和仇恨的主要傳播者,但我們在貶低政治對話文化的價值方面是同謀者。我不認為以下這兩者在道德層面同等:(一)針對弱勢群體的可憎言論與行動。(二)針對助長或默許偏見者的粗鄙、狂妄或有惡意的言辭。然而,我認為前者盛行並不能證明後者盛行的合理性,尤其對象是美國夢在沉睡中化為泡影的低收入白人。
即使是參與左派,也會讓人覺得像參與循環砲轟隊。在二○一六年的初選期間,有些憤怒的希拉蕊支持者譏笑「伯尼兄」,而有些惱火的伯尼支持者譴責希拉蕊是「民主黨內的共用蕩婦」。
或許進步主義者認為挖苦人和沒耐心合乎情理,畢竟我們失守和平與社會正義的速度,就像大冰原質量減少一樣快。我們的對手怎麼會不明白川普與共和黨(以及某些人認定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要逼我們跳下懸崖?
《紐約客》諷刺作家安迪‧鮑洛維茲(Andy Borowitz)指出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者懶得再啟發無知的人:
最近的民意調查表明,許多美國人厭倦了為傻瓜釋疑解惑,尤其是談論的問題不言而喻時……根據這項由明尼蘇達大學民意研究所進行的調查,當數百萬人因無法向傻瓜解釋清楚非常基本的資訊,而傷腦筋一段時間時,引起的挫折感已達到了極限。
有許多顯而易見的事,體現出人們不願意再試著與蠢人溝通,例如氣候變遷會導致棲息地嚴重破壞及駭人的滅絕事實尤為明顯。多數人表示不想再跟笨蛋浪費口舌。
我想,鮑洛維茲是在嘲笑自由主義者的優越感,但我不信我們是他譏諷的對象。川普宣布參選的一週後,這篇文章發表於網路,鮑洛維茲與史都華一樣都乘機利用川普送給諷刺作家的禮物。不過,就像帕克斯批判《查理週刊》的無效嘲諷內容,此文也煽動了原本譴責的行為。
羞辱對手是很危險的事。即使羞辱的方式既巧妙又令人滿意,卻不夠明智。蒙羞的感受參雜著羞愧和憤怒。德國社會心理學家伊芙林‧琳德納(Evelin Lindner)形容蒙羞是「情感的核彈」。剝奪別人的尊嚴後,羞辱引起的極大傷害,會使受辱者認為有必要對欺侮者施加更大的痛苦。琳德納指出在德國、索馬利亞、盧安達、塞爾維亞的種族滅絕史中,可怕的蒙羞問題不斷加劇。她學到了索馬利亞諺語:「羞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戰爭時期,言語暴力比子彈更傷人。」
大多數川普支持者的觀點與自由主義者格格不入。當我們進一步將觀點轉化成羞辱、詆毀及排斥別人時,麻煩就出現了。這些「可憐蟲」不僅蒙受可鄙的信念體系,也承受著差勁的品味、低智商及輕信。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就像對待呆板又俗氣的典型偏執狂,或被洗腦的福音派教徒──他們沒有抱怨的正當理由。
我們否認川普支持者發牢騷的合理性,是因為我們忽略了信奉民族主義的白人妖言惑眾,強行控制上述的不滿問題。然而,琳德納警告:「為了我們自己著想,也考量到安全,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並關注所有的屈辱感受,因為即使造成的傷害是想像出來的,報復行為卻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們剝奪別人的人性時,其實也是在鼓勵別人激發我們的獸性。惡性循環開始運轉時,離心力足以拋棄支撐整個社會的利他主義推動力。
川普堪稱「蔑視之王」。他對國家缺乏積極的願景,經常藉著侮辱敵人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左派沒有持續專注在創造與傳達有效的進步議題,反而利用刻薄的推文和YouTube上的攻訐反擊,以期實現自由派英雄「徹底摧毀」或「擁有」保守政黨。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在二○一八年的國情咨文,嘲諷地回擊川普時,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因此被封為「傲慢女王」。此事發生在美墨邊境牆的資金問題形成對峙時,川普的「男子氣概」遭到質疑,並被比喻成臭鼬之後。
無論川普有多麼粗魯無禮,我們還是可以選擇自己的表達風格,也就是選擇通往的途徑──作家查爾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稱之為「內心深處更美好的境界」。每當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妨考慮這幾個問題:尖刻的反擊能減輕我的傷痛和恐懼嗎?效果能持續多久?這樣做可以觸動別人的心,或喚起別人的痛苦,然後把我當成同胞看待?
有些人認為務必採取以牙還牙的方式,把重視禮貌的溝通呼籲當作一種保護壓迫者的語氣管制形式,而這種形式令人反感。其他呼籲行動,包括夢想部隊(Dream Corps)的「愛軍」(#LoveArmy)計畫、革命之愛專案(Revolutionary Love Project)、威廉‧巴伯(William Barber)牧師的裂痕修復運動(Repairers of the Breach),皆主張團結以及尊重所有人的人性是延續社會正義的先決條件。「愛軍」的使命是在不使分歧加劇的情況下獲勝。該計畫要求成員致力於引導一些原則,例如「互相幫助,互不指責」、「團結起來,互不使喚」、「修補分歧」。
一九五九年,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為反戰聯盟(War Resisters League)發表演講時,提到公民權利的奮鬥是為了對抗惡勢力,而非惡徒;最終目標是救贖、和解以及創造令人喜愛的社群。「憑著滿腔恨意和怨氣去報復,只會增強宇宙中的仇恨……人要有足夠的理智和道德觀,才能切斷憎恨的鏈條。」他說。
經過幾十年的回響,我在二○一九年的排外與歸屬大會(Othering & Belonging Conference)聽到同樣的觀點。牧師班‧麥布萊(Ben McBride)的停戰行動(Operation Ceasefire)計畫,使加州奧克蘭的謀殺率降低了四○%,並呼籲聽眾「嚴以治理,寬以待人」以及禁止排擠對手:「如果你在過程中成了暴君,抵達樂土又有什麼意義呢?」他成立的PICO加州(PICO California)組織致力於消除隔閡,而非決裂。
二○一七年,黑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共同創辦人艾莉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在底特律發表一場有影響力的演講,也引起了類似的共鳴。她省思不僅要壯大權力,還要改造權力的需求,並籌劃一些跨越不同界限的運動,避開復仇的欲望,以期召喚人們回歸人性。儘管她的演講主要與白人女性在社會正義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有關,我相信她闡述的原則也適用於保守主義者。
凡是抵制解放關係潛力的運動,注定會失敗。凡是認定不可能實現變革的運動,終究徒勞無功。即使有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都樂於追求變化。但許多人願意改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創造出比現狀更有吸引力的另類選擇。殖民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本位、父權制──這些體制都會毀壞人際關係的連結。我們發起的運動一定要有所不同:謀求建立許多不同類型的關係,抵制拆散我們的體制,遏制恐懼和仇恨,排斥凌駕一切的權力,支持權力共享……我們要研究如何創造嚮往的世界,同時廢除不嚮往的世界。
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偏激的包容理念。有些人認同理論,卻無法或不願意遵守。信念攸關網(Faith Matters Network)創辦人珍妮佛‧貝莉(Jennifer Bailey)牧師憐憫地解釋,有些人承受的痛苦太過沉重,以至於無法豪爽地參與消除鴻溝的行動。付出的過程多多少少需要「被討厭的勇氣」,而這一點對受到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父權制或階級歧視傷害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務。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代表我個人決定如何與那些我認為觀念有害、危險或不合理的人溝通。身為體格健全、財務穩健、順性別、異性戀、在本土出生的猶太裔白人女性,我不受川普引起的諸多威脅影響,也不想批評被壓迫者決定如何保護自己或表達悲傷、恐懼及憤怒。因此,我藉著這本書發出邀請,而不是開處方箋。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是為了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而寫。他們希望能夠與數千萬支持川普及其觀點的美國人交流。在這些人當中,也許有你的家人、朋友或鄰居,還有你在二○二○年夏季與秋季拜訪的選民,或觀看你的推文、部落格、臉書貼文、寫給編輯的信、競選廣告的人,以及聽你說話的人。如果你從二○一六年開始,一直在躲避川普的支持者,或帶著怒氣而受宿醉之苦,那麼你很適合讀這本書。
前言
我讀大一時,參與過核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某天晚上,我辛苦工作到凌晨,用模板印製令人咋舌的手工小海報,上面寫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性戀……我們只是想阻止核子武器大屠殺。」
不知怎麼回事,這張海報吸引了幾十名學生參加會議。會後,一名研究生私下把我叫到一旁,評論海報上有關恐同症和政治迫害的詞句。我本來不懂這兩個概念,但我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傷害。那位研究生的說法直截了當,一派輕鬆──不羞辱,不說教,也沒有流露自以為是的憤慨。
假如她讓我感到沒面子,也許我會羞愧地離開,或找守舊的...
目錄
目錄
謝辭
前言
第一章:輕蔑及引起不滿的原因
第二章:針對階級的輕蔑
第三章:為何不是人人加入自由派
第四章:好奇心:矯正輕蔑的解藥
第五章:和平共處
第六章:保持鎮定
結論:架橋或拆橋?
目錄
謝辭
前言
第一章:輕蔑及引起不滿的原因
第二章:針對階級的輕蔑
第三章:為何不是人人加入自由派
第四章:好奇心:矯正輕蔑的解藥
第五章:和平共處
第六章:保持鎮定
結論:架橋或拆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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