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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金恆煒
「胰臟癌 • 探戈」，什麼東東？先破題。
《胰臟癌探戈》是我們與胰臟癌跳雙人舞—文學性說法—的報告書。胰臟癌是死亡之癌，有醫生說：「胰臟癌的死亡率就等於發生率。」胰臟癌代表死亡，探戈則是生命力無量迸發的舞蹈。「胰臟癌」與「探戈」的雙人舞，好像死與生的對仗，也可能呈現死亡之吻；因此存在「斷裂」與「延續」間的緊張關係。
探戈發源於阿根廷，是阿根廷的文化，也是阿根廷的精神代表，或說是阿根廷的 legacy。阿根廷文學巨擘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用詩的語言賦予探戈此一舞步的雙重意義：「既是打鬥也是歡慶」。探戈的本身具有雙元的關係；這就是本書使用「探戈」的寓意。
第一支探戈，是我們被迫與胰臟癌周旋、捉對打鬥。結果呢？文翊在《有情世界渡死劫》所說的生死故事，可供癌病患者及家人的療癒之用，此書同時追索我們在媒體的工作，可以當史料看，也可當掌故看。她的文筆含著感情，帶讀者進入我們的悠悠世界，值得一讀。從胰臟癌猝不及防來襲伊始、開刀、化療、電療及復原，然後，不到三年，淋巴癌又不請自來。癌細胞的攻城掠地，一再肆意的以我的身體為殖民地，微弱的身軀只有莫可奈何的承受。胰臟癌即使沒能沒收我的生存權，卻澈底碾壓了我們的生活，正像《世說新語》所說「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病前與病後恍如隔世。
我沒有宗教信仰，不必像基督教徒一樣，有「原罪—救贖」的焦慮，也沒有佛家「業／劫—圓滿無上」的追求；我不能說「看破生死」，但達觀是我的天性，是不是助我渡過劫難？可能。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都認為是奇蹟，也有一位海洋科學家說我們家積了陰德，而且是很大的陰德。我長期不懈為台灣的民主努力奮鬥，即使受到四面八方打擊，我還是一往無前；我得胰臟癌，認識的與素昧平生的都伸出援手，精神上、治療上以及物質上的幫助源源不絕，感激之外還是感激，不禁想起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美德的最好報答就是美德本身。」經過兩次癌病，文翊與我都有不同的生死體驗，內在心靈與外在生活的曲折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講明白；病患的我與病家的文翊各自書寫不同的心靈與身體過程，當然不是醫學研究報告那樣的科學，卻是我們切膚的體驗。面臨生死關頭進而思考我們的走過的來時路。
第二支探戈是我們人生的共舞，從結婚前後到駐美到回台編副刊、辦雜誌，曲曲折折但義無反顧；同一段生活的紀錄，透過兩個人的心眼，展露的是不同的風景。文翊開筆動手先寫，我後來才加入，我們的後半生固然同步而行，回憶錄卻不可能一色，形成雙重奏也必然。文翊寫我們共同的內在世界，我們的家庭、工作以及牽引的朋友及文壇、文化界的交往與現象。我則着力於我們所處的外在世界、外在大環境，尤其側重於戒嚴到解嚴政治體制變遷之下與媒體人我們的碰撞，透過我們親身的經歷，鉤勒白色恐怖的魔爪的無所不在；即使第一民營大報的《中國時報》、高居黨國中常委的報老闆也必須伏首貼耳，何況區區記者、編緝，甚至作者，甚至我們？報社不能蔭庇旗下的工作人員也是當年的常態。我的《是「死記」也是「史記」》，「死記」是我與死亡的擦肩，「史記」則是我與歷史的擦肩，從而揭露兩蔣統治的本質，也回答了「誰關了美洲《中時》」的公案，追索那隻「看不見得手」。我以自己的經歷參酌研究後的資料，穿透兩蔣時代的鐵壁，揭示台灣黨國政治力的運作。史學研究者常自誇「發千古之覆」，我的「發覆」，至少有史料佐證，當或不當， 聽憑讀者諸君發落。文翊偏重在我們編「人間」副刊的種種，我則揭出「人間」副刊與《當代》在編輯精神上的內在邏輯，同時也鏤刻七○到九○年代之後的政治、文化界走向與「本土化」的必然。我們兩本書敘述牽手留下的屐痕，從而也彰顯了我們走過以及現還在走的台灣。
第三支探戈就是文翊的書與我的書寫合成一本，二合一、一而二。我雖知道有此編排的形式，但要感謝允晨廖志峰社長的提議讓我們有這個嚐試。特色是兩本書各自獨立，在內容與書籍形式上又復黏合，兩書可以互補，可以從大局看小局的我們，也看以從小局的我們看大到撲天蓋地而來的世局；小題可以大作，大題也可以小作。至於何為「大」以及何為「小」？小大之辯以及正反之分，在哲學上都各有理據；好在這只是兩個人的回憶錄，「我們書寫故我們存在」，如此而已。當然，我們還可以有更多支的「探戈」可表述，比如患者與家人等等，這就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生何嘗不是這樣。
《有情世界渡死劫》與《是「死記」也是「史記」》合為《胰臟癌探戈》，需要一個總序 。文翊是《當代》發行人，是我的頂頭老闆；上司有令，我奉命執筆，欣然接受是為卷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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