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後期，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對「漢化」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清朝成功統治的原因，在於與內陸亞洲非漢民族的文化聯繫，並表示新的研究趨勢顯示的是「滿洲中心」觀，同時提醒研究者必須重新思考八旗統治集團對帝國的重要性，以此為契機，開啟了以「新清史」為研究視角的風潮。「新清史」的「滿洲中心」觀，提醒研究者不能將清朝僅僅視為又一個中國王朝，必須更加關注其為滿洲人所建立、統治的政權。在此基礎上，針對清朝在統治的過程中引進的外來文化，進一步發展出「參漢酌金」的概念，亦即滿洲統治者始終居於主導地位，以「參漢酌金」為前提，對外來文化作選擇與以滿洲為中心的調適。因此，研究清朝的科舉制度，不能僅聚焦於源自於漢文化的部分，而忽視征服王朝統治中國呈現的特徵，及其與漢人政權間的差異。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均採行科舉制度，同時保留本族的用人辦法，與漢族政權著重科舉的公開、公正原則大相逕庭。除此之外，科舉幾乎成為漢人上升的唯一途經，也讓「讀書→中舉→任官＝成功」的儒家社會形態模式，滲透到各個階層，然此崇尚科舉的價值觀是否能套用於八旗群體，值得進一步商榷。故本文欲透過旗人參與科舉制度的規定與演變，了解此沿襲明制的考試任官制度，在與滿洲文化的碰撞下，滿洲群體的適應與變化，並進一步了解科舉制度對旗人的意義。
為具體呈現旗人參與科舉的樣貌，本文將採用量化分析。量化方法是一種客觀的事實，相較於印象式（impressionistic）的分析，更具說服力，尤其是針對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問題時，更具意義。清朝入關後即開科取士，數十年後旗人正式參與科舉，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為止，幾乎與清朝相始終，要探究旗人在此長時間制度中活動的情形，量化是最具體的方式。
以量化進行歷史研究時，必須注意分類與取樣。分類是將數據劃分為不同的項目分別計算，以便互相比較，英國歷史學家 William O. Aydelotte 指出，若按照習慣分類，以「貴族」、「菁英」等模糊概念劃分，處於邊緣的個案就需要許多主觀上的解釋，以至於分類價值消失，所以應該採取客觀、正確的分類，比如不用「商人」，而用「以某種形式從事某些職業的人」。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中，將進士祖上三代，依照科名、任官等級分為四類，其分類不僅區分功名、官職的有無，更細分為生員以下與高於生員、任官三品以上與不及三品者；又以不包含捐納所取得的功名、官職等嚴格的標準劃分所謂的「寒微」──平民家庭出身者，以避免過於誇大向上流動的比例。由於何氏精準細密的定義，本文擬採用其分類，亦因何氏取樣的史料與本文相同，更方便互相比較，以凸顯旗人與漢人進士家族背景的異同。除了關注進士的家族背景與政經地位外，擬統計其祖上三代任官者各種出身的比例，分類則以實際入仕途徑，如科舉（進士、舉人、生員等）、部院衙門文職（筆帖式、中書）以及官職（八旗職官等武職），以進一步分析文、武職家族對子弟科場表現的影響。至於取樣的原則，是無偏私與標準一致。在量化史學中，取樣與史料性質密切相關，經過時間的淘汰，存留下來的史料雖然不完整，但可視為是自然形成的隨機取樣。研究對象為八旗進士、舉人，故採用記錄每科鄉、會試取中人名、籍貫的「科舉錄」為主要量化的資料，且不加取捨，而以能取得之現存科舉錄，當做是隨機取樣的結果。
「科舉錄」指記載同榜科名、人物資料的名冊，依內容分為兩類：一為以名次為序，主要記載考生姓名、籍貫的《題名錄》，其中登載進士名冊者稱《登科錄》。《題名錄》為在各階段考試放榜的同時，由官方繕寫而成，另分送給各衙門者，則會加入監臨、提調等負責考試事宜的官員姓名與考試題目。因成書時間即時，故為整理舉子姓名、統計科甲人數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舉子自行編纂的名冊，又可分為以名次為序，內容僅載姓名、籍貫、年歲的《同年錄》；及以年齡長幼為序的《同年齒錄》，後者除登載舉子的基本資料外，更包括祖上三代任官、科名資料，雖因為事後編纂，編成的時間與科考之間有時相差數十年，無法收錄該科所有的舉子，仍為分析該科多數舉子家族背景、履歷的最佳憑據。除科舉錄以外，舉子自行刊刻贈送給家人、親屬或官員的「硃卷」，因詳載考生祖上三代的科名、任官資料，在近年來的科舉研究中頗受矚目，只是資料較分散，不易分析同科舉子的家族背景，仍可作為《同年齒錄》的資料補充。
有清一代，旗人進士共有 1,408 名，又旗人參與的鄉試共 100 科，若以乾隆九年（1744）後的鄉試定額計，約 4,100 名，此尚未包含各地駐防鄉試的舉人人數，故推測清朝旗人舉人的總人數應超過 5,000 名。因無法分析清朝所有進士、舉人的任官經歷，故將範圍限定在清朝傳記資料中。清代傳記資料以收錄人物的數量來說，以《國朝耆獻類徵》、《清國史》、《清史稿．列傳》等最多，均在萬人以上，然前兩者均未收清代晚期的人物，《清史稿．列傳》除了囊括的時間包括整個清朝，人物的階層也較為廣泛，雖記載有錯、漏之失，然藉由《清史列傳》等傳記資料便足以修正。
本文研究的對象包括滿洲、蒙古、漢軍旗人。藉由科舉參與政治者，包括進士、舉人、生員，然生員無法直接授職，且人數過多，留存至今的科舉錄相對稀少，故不列入討論。本文主要探討旗人以文學考試入仕，並關注其在以漢人、漢文化為主體的考試、入仕制度下之滿洲特色，科舉制度雖包含武科舉與繙譯科考，然前者考試內容為武術、騎步射，且八旗滿洲、蒙古直至嘉慶年間方能應試，後者則為旗人獨有的考試制度，故本文擬不討論。
本文將從應試、除授、升遷等科舉入仕、任官的歷程，探討在不同階段旗人參與科舉的具體樣貌，以及參與旗人的家族背景，以呈現科舉與清朝官僚結構、旗人群體間的相互影響。除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第二章〈旗人應試制度的變化〉，以清朝旗人科舉制度的建立與演變為主，討論在關外時期、康熙二十六年正式允許旗人應考科舉等不同階段制度的內容，以及面對不同八旗群體，如駐防八旗、宗室進行的調整，以了解清朝統治者如何鞏固八旗政治優勢與維持滿洲特色。第三章〈科場競爭與旗人家族〉，聚焦旗人在科場上的競爭力，其一方面藉由取中率的統計，探討旗人應試過程中的優勢；另一方面關注八旗進士的家族背景，論述科場表現與家族政治、經濟環境間的關聯，並進一步整理科舉出身旗人其父祖輩的官職，藉此探究文職、武職等不同性質家族為了讓子弟參與政治、延續家族影響力所採取的途徑。第四章〈旗人舉人的仕途發展〉分析在不同條件下，在京與駐防旗人鄉試表現的差異。此外從少數生平可考的舉人出身官員的遷轉歷程，分析旗、民舉人在入仕與遷轉歷程中的異同，以了解八旗利用統治民族身分，在舉人功名的官場價值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晉升高位的方法。第五章〈旗人進士的仕宦活動〉，探討成為進士之後，旗人在任官規定、歷程中擁有的優勢，故分為考取進士後的除授階段、升遷過程兩個部分，並與他途入仕的旗人相比，進一步釐清科舉功名與官職遷轉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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