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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莫謂太監不殉國
上一部書說到，明英宗朱祁鎮親率六師北征，兵敗土木堡（今河北懷來境內），二十萬大軍一時解體崩潰，隨扈的百官大批死亡。事實上，橫屍荒野、殉於國難、魂不得歸者，除了文武將吏，還有眾多的宦官，只是他們從未得到關注，更無名分可言。
就我所知，在「土木之變」（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年）當日，亂軍中被殺的大太監，除了被視為禍首的司禮監太監王振，其他有名有姓者，還有范弘、錢安等多人。
死於國難，即為殉國、為國捐軀，這是首先需要正名的！
范弘，原名安，弘是明宣宗替他改的。說起來，范弘還是一個「外國人」。哪一國呢？安南國。安國位於今天越南北部，本為明朝藩屬，永樂初年發生內亂，國王向宗主大明求救，永樂帝朱棣遂發大兵馳援。可等「天兵」降臨，發現國王滿門被弒，王族絕嗣，已無人可承王位。朱棣想起一句話，叫「天予弗取，反受其咎」，便不客氣，在平亂後，順手將安南納入版圖（史稱「郡縣之」），從此明朝又多了一個新的「省」：交阯布政司。
安南在明初時向明朝貢納一種特殊的「土產」—閹人，所進人數僅僅少於東北的朝鮮。吞併安南後，交阯成了內廷宦官的穩定供應地，大批交童受閹後被送進明宮。其人數沒有統計，但據我估計，至少有好幾千人。許多交阯籍的宦官在永樂及仁、宣、英之際非常活躍，不少人達到入選本書的標準，可躋身於「大太監」之列。
司禮監太監范弘，就是永樂中以交南閹童身分入宮的—當然，他來時已不是「外人」，而是大明交阯布政司人氏了。
明宮宦官，以在東宮服侍皇儲前程最好。范弘進宮後，就得到這樣的機會，他被調撥到東宮侍奉皇太子朱高熾，也就是後來的仁宗皇帝。這塊墊腳石相當高，之後范弘仕進順達，在宣德中已升任司禮太監。
司禮監相當於「御前辦公廳」，該監太監具有皇帝機要祕書的性質，是天子身邊近臣。范弘和皇上走得近，十分得寵，宣宗朱瞻基不僅親自替他改名，還在宣德七年賜予他和另一名司禮太監金英「免死詔」。
賜臣下免死詔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朕愛你，愛慕之情太深，已無法用金錢表達，那……那就免卿一死吧！」—這愛意，也只有皇帝給得起！
愛卿領了免死詔，從此盡可翻江倒海、為非作惡，放心，朕保證，不殺你！
是這邏輯嗎？
不然真沒法解釋賜免死詔的動機。
總之，皇帝做事太任性了。
范弘免死詔的內容，史書沒有記載，他的墓誌裡收錄了，但原文找不到了。幸虧明末掌故大家王世貞看到這份材料，並抄錄下來，只見得宣宗深情地對范弘說：
（弘呵，你）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忍於欺蔽，進必務於忠誠。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
說的是范太監日夜勤勉，從不誤事，真的，一件都沒誤過（「靡一事之後期」）！你為人謹言慎行，一心撲在國事上（「惟一心之在國」），全忠不欺（退不欺，進必忠）。故此，朕決定提前免除你將來的死罪，好使朕的美意傳諸久遠—果如《明史》所言，「辭極褒美」！
免死詔不是宣宗的發明。太祖朱元璋就給幫他打天下的老哥們發了不少，有免死一次、二次，還有三次的，都刻在鐵券上，文字還描著丹（紅漆）呢！
說來好笑，人怎麼能免死於將來呢？這東西不發還好，發了反而害人。想那勳戚大臣，自接奉恩詔，從此「左青龍，右白虎，免死詔在腰間」，樂滋滋做起了「打傘和尚」—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他不胡為，還對不起這份詔書呢！
我不小心便想到歪裡去了：朱元璋頒發這樣的「護身符」，是不是故意鼓勵兄弟們犯事呢？這幫武人懷揣免死詔，胡鬧起來，忘乎所以，得意忘形，突然出其不意，殺其一槍，不撅他個四仰八叉才怪哩，而且殺之還有除害的名義，名正言順、正大光明！看官，可別怪我作小人之想，事實就擺在那裡：免死詔並不能讓它的主人免死，明初的功臣們，個個挾詔而亡。
儘管如此，免死詔仍作為皇帝表達「私愛」的一種特殊形式保留下來。永樂時，光祿寺（光祿寺管內府茶飯）卿井泉、張泌也得到免死詔。這兩位是朱家的私房大廚，從朱元璋起就給皇上做飯，他們只要不往飯裡下毒、吐口水，大概也犯不了啥死罪。皇帝給他們發免死詔，等於發個紅包，主要發揮籠絡作用。大概個別內臣也得到了，只是沒有記載。
除了免死詔，范弘還與御用監太監王瑾、司禮監太監金英一起得到御賜銀記。
銀記是銀製的小印章，可用它來封緘密奏。
向皇帝進密奏，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政治待遇。有銀記的人，可以避人耳目，直接向皇帝進言奏事。
明代，只有極少數人得到銀記之賜，如仁宗時的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皆為親貴大臣。銀記上有刻字，文臣不說了，單說宦官。太監王瑾受賜的四枚銀記，記文分別是：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這些詞應為宣宗親擬，除了「金貂貴客」是對宦官的美稱，其他三個均是有褒揚之意的評語。
王瑾原名陳蕪，他的名字也是宣宗給改的，他也是一位來自交阯的宦官寵兒。
王瑾任太監的御用監，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我稍微說幾句—
御用御用，顧名思義，御用監當然是主管御用之物的機構。該監早在朱元璋稱吳王的「吳元年」（明朝建國的前一年，公元一三六七年）就已設立，當時吳王宮裡就兩個監，一個內使監，一個就是御用監，首領稱「監令」（後改稱「太監」），品級皆為正三品，相當於外朝的六部侍郎。
此時的御用監，並不全用閹人，而是宦官與外臣兼用。所謂「外臣」，不都是士人，凡襠中掛「槍」的官兒，皆稱外臣。外臣是相對內臣而言的。比如一個叫杜安道的「御用監令」，據宋濂介紹，此人自太祖起兵，即「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其實就是個剃頭匠。作為朱元璋的御用美髮師，杜安道追隨多年，甚為親近，朱元璋一邊拔毛揪鬚，一邊聽臣子奏事，「帷幄計議皆與知」，並不令杜師傅迴避。杜安道為人亦好，「性縝密不洩」，所見所聞，絕不向外人洩一言，每每見大臣，只一揖而退。以此得到朱元璋的信任，從帶刀宿衛一直做到御用監令和光祿寺卿。
御用監設立雖早，但後來頗多變化，如它一度改為供奉司，又改御用司，至宣德元年六月才升為監，至此內府「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正式配齊，遂為一代宦官定制。
能陪萬歲爺玩，便是在御用監做太監的好處，御用監在二十四衙門中，地位不輕。王瑾以宣宗親近內臣掌御用監，大概寫字畫畫，他都有一手。此人在前一部書裡出現過，我曾大膽猜測，永樂朝司禮監大太監孟驥，可能就是被他傾軋倒台的，他應該是宣宗東宮出身的舊人。
另一個獲得銀記的，是司禮監太監金英。
金英在「土木之變」後較為活躍，是明朝著名的大太監。據王世貞《中官考》所記，金英在正統中任司禮太監，王振死後，接掌司禮監事。
金英在正統元年親筆撰寫的《（北京）圓覺禪寺新建記》裡，談到了自己的出身，說他「生自南交，長於中夏」，南交就是交阯，金英也是交阯人！
金英自稱為永樂皇帝「撫養訓誨，授以官職」，仁宗恩加深厚，宣宗信任委職，英宗益加重任，「四聖大恩，德同天地」。從其自述來看，金英出身仁宗東宮，與其父子關係密切，故能飛黃騰達，寵眷不衰。
在宣宗眼裡，這幾位三朝老太監，都是忠誠自勵、言行皆清的忠臣，該給他們按讚！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不是重點，看官只需想，宣宗心中的宦官形象如此，如果一位大臣忽地跑出班列，拿著古書，回憶古事，巴拉巴拉指責「宦官誤國」，他會怎麼想？他自然是難以認同的。
綜上所述，從王振到范弘、王瑾、金英，這些大太監在仁、宣、英三朝獲得極高的地位，與其出身密不可分：他們都是隨侍皇帝於潛邸的舊臣，有著多年服勞的感情底子，太子、太孫一登基，立馬發達起來。王振不必說了，單說金英吧，他在仁宗即位初，還只是司禮監右監丞，很快飆升做了太監，並得到大量田宅人口的賞賜（皆見《圓覺寺碑》）。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考察英宗與王振的關係。過去人們指責王振專擅，說他以天子為「門生」，天子呼王振為「先生」，似乎是蠻大一樁罪。可論者是否想過，英宗真拿王振當師傅呢！沒有人像王振一樣，陪伴英宗二十多年，始終不離左右，這份情感是很深厚的。
許多時候，朝臣只顧忘情地表達自己的血忠，而很少設身處地、試著從皇帝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故總是不敵宦官，一敗再敗。
在「土木之變」中，還有一位罹難的大太監，名叫錢安，時任內官監太監。
錢安是怎樣「犧牲」的，沒有記載，無話好說，那我就來說說他的經歷與為人。
錢安是薊州西華鄉人，家住山海關。他爸爸名貴甫，死於洪武二十八年（西元一三九五年）。老錢生了三個兒子，長子早夭，次子叫錢聚，第三子就是錢安—錢聚而安，等於存銀行了，好名字！
老錢死時，年僅四十五歲，孩子們還小，母親養不活（我看不是養不活，而是貪圖活得滋潤），就把小哥倆兒送進宮做了宦官。那時是建文三年（西元一四○一年），燕王與朝廷兩家打得正熱鬧，老錢家在燕王的地盤，錢安「選入內庭」，應該是到「反王」府裡賣命，打終身的長工。
錢安生於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三年），入宮時還不到九歲。他長得漂亮，「自幼秀爽，體貌魁梧」，又懂禮數，「周旋殿陛，儀度肅然」，是個做內官的好材料。
燕王朱棣尤其喜歡他三樣：聰慧、惇厚篤實、慎重寡言。
在內庭行走供事，話多、多事，可不是好習慣。前面說的杜安道，服侍朱元璋三十幾年，他人紛紛失寵殞命，唯獨他聖眷不衰，這與其為人「縝密不洩」有莫大干係—奴才不亂說話，萬歲爺才放心嘛！錢安也是「寡言」之人，但寡言不是因為內向，不愛說話，八棍子打不出一個屁，而是他「慎重」。該說話時，比如皇上下問，「凡應對之間」，他能把話說到點子上，「動稱上意」，讓萬歲爺滿意。有一次永樂帝高興了，賞了他一個名：僧保。故錢安又稱「錢僧保」。
與所有大太監一樣，錢安也是從東宮發家，他是英宗東宮輔導班子的成員，與王振為同事。由於在潛邸時結恩深厚，英宗特別照顧他，為了方便他奉養寡居的老母，還專門讓工部在崇文門北的繁華大街上，給他造了一座私宅（見《內官監錢太監（安）瘞衣冠壙志》）。
范、錢、金這幾位，還有王振，在宣德爺時都是大紅人，有做司禮太監的，也有做內官太監和御用太監的，說明那時司禮監尚未取得一監獨霸的權勢，王振同儕濟濟，大太監並立，他也沒達到唯我獨尊的地位。
但在小英宗即位後的正統朝，一切都不同了。大太監之戰，已不可避免。王振與同列鬥法，首先打擊的是錢安與金英。
錢、金兩位都有小尾巴讓人揪：他們一個愛錢，一個好金，都是貪性很重的人。明朝制度，太監不許做生意，置辦產業。可二人硬頂著「詔禁」謀利，在北京「恃勢私創塌店（又稱塌房、邸店，是租賃給商人寄屯貨物的場所）十一處，各令無賴子弟霸集商貨」。錢、金兩家，利用權勢，試圖控制京城商貨流通，「甚為時害」，民憤非常大。
過去沒人敢追究，宣宗皇帝還當他們是德藝雙馨的好公公呢！現在換了天，就有人要對他們的行為說不了。
正統二年四月的一天，內廷突然傳旨，命錦衣衛會同監察御史徹查！
劇情的發展有些狗血。如何狗血，請看—
錦衣衛和都察院得旨後，分別委派千戶李得和御史孫睿偵辦此案。
二人經過調查，認為錢、金二監霸集商貨的情況屬實，建議將所占貨物發還原主，賒負的，由錦衣衛代為徵收究問。
朝廷同意了，這二人就拿著批文找到錦衣衛指揮馬順，請他落實。
馬順卻不願摻和這種事，還怪御史多事，當場將文書擲還，而且態度很不好。這下激怒了孫御史。他們做監察御史，是人間的獨角獸（獬豸），從來都是威風八面，以頂人為樂，哪曾將錦衣衛武夫放在眼裡，孫睿一著惱，就在錦衣衛堂上破口大罵起來。一旁的指揮徐恭見了，心中大忿，也加進來，和御史對吵。徐恭不敢拿御史怎麼樣，就在屬下身上撒氣，將李千戶杖責了二十棍。
孫睿、李得不服，上奏叫屈。旨意下來，馬順和徐恭雙雙落獄。都察院說他們「壞亂朝政」（擲朝廷文書、不執行朝命，是對朝廷的大不敬），應判斬刑！
兩位指揮嚇壞了，忙上疏鳴冤。宮中再傳旨，遂將御史孫睿一併下獄。孫睿告發馬順擅自杖死火者張谷，經審為不實之詞。
經過反覆鞫問，法司最後定讞：馬順仍處斬刑，徐恭從輕改流刑（流放），孫睿以妄告判徒刑（有期徒刑）—兩家都沒討到好，一齊獲罪！
這樣的處分是很嚴厲的，可是法司奏請後，朝廷卻遲遲不批准判決，只將他們監著。過了段時間，打發他們出獄復職，塌店的事也不了了之了。
這個事件的背後，肯定有外人看不見的內廷博弈。
正統五年三月，錦衣衛指揮王裕、馬順因事下獄，還是與錢安有關。
起因是一個叫張能的內使，因揭發錢安違法，被捕入獄，在錦衣衛獄裡被人打死了。
內使官不大，到底也是宮裡人。王裕見打死內使，不敢說是打死的，就以病死上報。英宗不信，派御史徐郁驗屍，於是真相大白，王裕和馬順跟著就「進去」了。
這個案子與正統二年之事一樣，都是因太監而發，但板子全打在下人屁股上，對王裕、馬順的處理也與上次如出一轍，吃了幾天牢飯後，出獄繼續幹本職工作。
錢、金二監雖有驚無險，平安過關，但屢遭告訐，還是讓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兩個讓人莫名其妙的狗血案件，透露出背後隱祕的宮廷角力：一方是太監王振，另一方則是錢安和金英。王振通過各種「琢磨」，向昔日同僚顯露威權，他的劍風讓老太監們枕席難安。
正統初年，王振要出頭，司禮監要張權，前朝的太監紅人們日子便不好過。對錢安、金英等人違法行為的打擊，含有明顯的政爭意圖，其目的只在給對手洩火，而不在建立一個清朗的乾坤世界—王振本人就很不清廉。
這是一場目的明確的低烈度戰爭，對手臣服，他們就安全了。很快我們看到一個其樂融融的和諧世界：正統十一年正月大祀禮成，這大概是二十歲的英宗第一次親祭天地，在完成典禮後，他親御奉天殿（即今故宮太和殿），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司禮太監王振併各監太監錢安、高讓、曹吉祥、蔡忠等都有特別獎勵，他們不僅得到金楮彩幣的賞賜，王振之侄王林還被授予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錢安侄亮、高讓侄玉、曹吉祥弟整、蔡忠侄英俱為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史稱「中官世襲，實始於此」，這是宦官子弟第一次得到武官的恩蔭世職，還都是錦衣衛的中高級職位。在內臣排名中，錢安僅次於王振。他在屢遭打擊後，還能保住其地位，說明他已經屈服於王振，向其輸款投誠了。
白白吃了兩回悶虧的錦衣衛指揮同知馬順，也學「聰明」了，看準了方向，從此投靠王振，成為他的忠實打手。於是在正統八年，發生了肢解翰林劉球的事件。
在上面兩個大案中，都看不到王振的身影，但王振無疑是最後的贏家，他隱在幕後，利用司禮監對聖旨和聖意的強大影響力，壓服了同列大佬，也加強了對朝廷爪牙錦衣衛的控制。
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年）七月，英宗親征，范弘、錢安都在扈從名單裡，遂一起命喪土木堡。
土木之戰的遺址上，遺屍數萬，一直無人收葬。直到景泰二年（西元一四五一年），景帝朱祁鈺才差專使前往祭掃，並掩埋溝壑間眾多的枯骨。范弘、錢安二人之屍骨，已不知其葬地。他們在生前都為自己營建了墳墓，范弘墓在他捐資所建的北京香山永安寺，錢安的壽壙在順天府昌平縣清河東北之原，他們死後，家屬「以其生前所服衣冠招魂而葬」，屬於衣冠冢。
土木之敗，皇帝做了俘虜，隨扈官員將士死亡眾多，而所知殉難太監，僅王振、范弘、錢安三人而已。
我在閱讀朝鮮王朝實錄時，發現《文宗大王實錄》景泰元年九月有這樣的記載：文宗傳旨兵曹（相當於明朝的兵部），云我朝入華宦官，砥平崔真力、公州劉得、定寧金奉、鳳山張奉、永川李種等，皆死於土木之變，其父母皆當「復其戶」（即免除該戶的徭役負擔），如無父母，則以同產為首者一人復戶。
這條記載又為大明王朝這次天崩地坼的國難，補充了幾名死難宦官的姓名與籍貫。
第二章 公公一聲叱，汝休莫想逃！
明朝的精銳武備—京師三大營，在土木之役中損失殆盡，京城防守十分空虛。此時北京內外，人心惶惶，生怕京城守不住。有個叫徐珵的翰林官員，是個兼職的算命先生，喜歡談兵，擅長星卜。國難當頭，他掐指一算，發覺不好，再半夜登上屋頂仰觀天象，益發覺得時運不濟，認定北京無法防守！
這世上，有兩種算命先生，一種是學了點皮毛，專門唬人騙錢（街頭賣藝級）；一種術學高深，手段高明，連自己都深信不疑（周旋於公卿名流間的「大師」，古今一例）。徐珵屬後者。他這麼一算一看，心裡便發毛，大起恐慌，趕緊將家屬祕密送到南方避難。說句題外的話，徐珵是南直隸蘇州人，他有一個外孫，姓祝名允明號枝山……。
好，還說回徐珵。他偷偷把家屬送走了，可他本人是朝廷命官，走不了。大概他是真急了，所以當朝廷向廷臣咨問防守之計時，竟公然鼓噪遷都，大言道：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他竟然胡說明朝大勢（天命）已去，唯有逃跑，才是活路！他自己逃跑不說，還要攜裹著朝廷一塊兒逃。若朝廷真聽信了他的邪，一旦開路，那從此就是「南明」了。
徐珵的危言，令輿論大嘩。
在大敵當前、局勢危如累卵的時刻，徐珵發表這樣的言論，可比動搖軍心。戲文裡不是唱，「動搖軍心者斬」嗎？徐珵就該斬！
當時就有兩個人罵了徐珵，他們是一個太監和一位名臣。
這位名臣，是景泰年間朝廷的中流砥柱于謙（就是寫《石灰吟》的那位）。據實錄記載，京師戒嚴後，北京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聚哭於朝。徐珵公然倡議南遷，禮部尚書胡濙道：「文皇（朱棣）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他說先帝陵寢在此，不可遷。
兵部侍郎于謙的口氣嚴厲得多，他道：「再言南遷者，可斬也！」
他說：「京師乃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他提出，「為今之計，應速召天下勤王兵馬死守」。
閣臣陳循附議：「於侍郎言是。」
於是眾人皆道：「是！」
多虧于謙疾言厲色，疾呼「言南遷者斬」，才將遷都的謬論堅決壓制下來。不然，用詞稍緩，逃跑主義藉著「天象」煽風點火，恐慌情緒會像流感一樣迅速擴散，那真要大事不好了。
至於那位太監，記載不一，有說是金英，也有說是興安，兩位都是司禮監太監。
據《國朝獻徵錄》所收《金英傳》記載，當土木之變後，人心洶洶，徐珵「最有時名」，金英趨往問計，徐珵趁機托出南遷之計—之前他只是偷偷溜，在私室與人密議，這回當作政見公開提出來。
金英可能是奉景帝之命，私下瞭解各方輿情，他還去拜訪了成山侯王通。這位王侯爺也不是什麼名將，宣德年間棄交阯時，他是總兵大將，後來成為替罪羔羊，坐了十幾年的牢，正統四年獲釋後，一直在家閒住。這回國家又逢大難，金太監登門問計，可惜王侯爺的本領不見長，說來說去只有一計，那就是把京城的壕溝挖得深深的。
金英連問兩位當世「名臣」，才兼文武，卻都是這般「高見」，不由得大為鄙視，他慨然對眾人道：「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必誅之無赦！」金英以「上意」為言，不知名地罵了徐珵，眾心乃定。
世人多知于謙說「再言南遷者可斬」，而不知金太監說「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必誅之無赦」，其實金英這句話更重要，是真正的一錘定音。因為于謙只是兵部侍郎，還沒得到景泰帝的寵信，而金英是皇帝身邊近臣，又是代表皇上採擇輿情，輕重自不一樣。當時郕王剛剛被推上寶座，毫無政治經驗，而這寶座又搖搖晃晃不穩當，他除了幾個王府舊臣，更無大臣可以依靠，這時要他拿那麼大的主意，委實作難。金英採回來的意見就非常關鍵了，將直接影響景帝的決策。也可以這麼說，金英當眾表態，吐露的是聖意，而于謙只是發表個人意見。
可見金英在那個飄搖動盪的時刻，為國家的穩定，還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也有一種記載，說斥責徐珵的，是司禮太監興安。如《明史．興安傳》載，「或曰叱徐珵者，金英也」。
據《明英宗實錄》，土木之變後，正是用人之時，有人向朝廷推薦徐珵，說此人有大才，景帝便將其召入問計。徐珵一邊哭一邊拿星象、曆數說話，稱天命已去，無能為矣，請皇上急幸南京。尚書胡濙、閣臣陳循等力稱不可，太監興安厲聲叱道：「祖宗陵寢宗廟在此，將誰與守？」徐珵乃大慚而出。不久傳詔：凡妄議南遷者，必處以死！
興安厲聲否決了遷都之議，他覺得持遷都觀點的人肯定不少，建議景帝下詔加以禁止，並向天下宣示朝廷堅守的決心。詔書還禁止京官送家屬離開北京—可見偷逃者絕不止徐珵一人。
實錄是明朝官修的國史，上述記載可信。其實，到底是誰嚴叱了徐珵，不必細究，只要是堅決反對逃跑，並且勇於明示堅守的態度，就等於「叱之」了。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英、興安和于謙都叱責了徐珵。
當時還有一位大太監，也為朝廷定策出了力。
郕王朱祁鈺初即位時，英宗之母孫太后對朝政也有一定發言權。當閣部齊心，表達了死守的態度後，禁中尚懷疑懼，孫太后便咨問司禮太監李永昌的意見。永昌道：「陵廟宮闕在此，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此，一旦朝廷播遷，大事去矣。南宋不正是前車之鑑嗎？」他用靖康之恥切諫，孫太后聽了，始斷絕了南遷的念頭。
這樣，由於外廷群臣和內廷大佬皆力主堅守，太后和景帝的意志也趨堅定—「由是中外始有固志」。
在興安的大力舉薦下，于謙得到重用，被擢升為兵部尚書。在他的主持下，選將練兵，嬰城固守，瓦剌大軍終不得逞，很快悻悻退去。而那位「徐大師」，因為荒謬的言論，從此壞了名聲。從此以後，他發現，每次有遷官的機會，他總升不了，機會跟他打起了擦邊球。好教人懊惱！打聽之後才知道，原來不是吏部不推舉他，而是他的名頭被景帝記住了，每次見到他的名字都厭惡，將其一筆抹去。看來這輩子別想陞官了！徐珵沒辦法，只好改名「有貞」，彷彿向天子喊話：「我是貞潔的！」
貞不貞，不是自己說了算，也不是名字裡帶貞就貞的。徐有貞後來成為「奪門之變」的主謀，真是一個不貞的小人！此節後文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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