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就對各種社會問題抱持強烈的關注，看新聞節目的時候，也會對電視上的評論員出聲反駁：「才不是這樣！」飯局上也會針對政治或社會時事大發議論，被後輩敬而遠之，屬於「高意識」分子。所以我想在最後卯足全力，寫出一部充滿問題意識的小說。
如果還是不成功，我打算就此徹底放棄小說家之夢。
沒想到。
這部作品寫得意外的好。不曉得是不是社會派風格特別適合我，我的筆鋒充滿熱度，鏗鏘有力。重讀完成後的稿子，其中非凡的問題意識令人驚嘆，感覺和書店裡陳列的職業作家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不，不僅如此，我甚至覺得在職業作家水準中，也稱得上數一數二。
也許是因為當成最後一部作品來寫，放入了太多感情，對自己的評價特別寬鬆，所以覺得寫得好罷了。但我確實使盡了渾身解數。我再也寫不出更好的作品了。如果這樣還是沒有得獎，我也能心甘情願放棄吧──我懷著這樣的心思，投稿公開新人獎，沒想到居然奪下了首獎。而且聽說評審委員一致同意首獎應該頒給我。擔任評審委員的知名職業作家都異口同聲讚不絕口：「充滿了鋒利的問題意識！」「傑作！」
原來寫得好不是我的錯覺。就像我感覺到的，這部作品真的很棒。
我得到了相當於我當時年收入的獎金，得獎作成為出道作，付梓上市。
我終於如願以償，正式成為職業小說家了。
而且這部出道作似乎深為打動一般讀者，多次再版。在不景氣常態化的出版界裡，新人能得到的邀稿委託並不平等，而是集中在受到矚目的作家身上。我接到了超過十家出版社的稿約。
我的心情就像挖到了黃金的杜子春。總之，由於獎金和出道作的版稅，我有了一大筆積蓄，工作量也充足無虞，感覺光靠稿費，就能付清房貸，支應生活開銷了。成為小說家，是我自兒時以來的夢想。若是能夠，我想辭掉公司，專職寫作。
當然，這不是我一個人就能決定的事，因此我和妻子討論。
在過去，一方面也是因為害羞，我從未讓妻子閱讀我的作品，但是讀過我的出道作後，妻子驚訝：「原來我結婚的對象竟然這麼有才華！」大為感動。她並且支持我說：「既然你能寫出這麼精彩的作品，你應該專職寫作才對。」
後來幾年過去了。以某個意義來說，我的作家生活稱得上順遂。我的風格一貫都是以問題意識為賣點的社會派推理小說。每一部作品都獲得穩定的評價，且十分暢銷，讓我衣食無虞。
不過，我的寫作無法讓我滿足。不是想要變得更暢銷，或是變得更有名，而是自己的作品在小說上的完成度，讓我感到不滿足。
回想起來，出道作對我來說，在各種意義上都是個挑戰。我懷抱著這是自己最後一部作品的覺悟去寫，這也是我第一次創作社會派推理小說類型。一字一句填滿稿紙，過程就像嘔心瀝血，也像是踏上未知的大地。那絕非以新奇為賣點的作品，但完成的作品，我覺得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嶄新小說。
正因為如此，完成的時候，才會陷入那樣的亢奮吧。
但是出道以後，為了工作而寫的小說，卻沒有這樣的充實感。
當然，每部作品的主題都不同，情節迥異，我也都是認真在創作，但就是忍不住覺得是在自我模仿，或只是換湯不換藥，其實都是在重複出道作。
即使自以為「充滿問題意識」，但我寫出來的東西，是否只是同工異曲、浮掠地描寫社會問題表面、只是被揶揄為「裝作充滿問題意識（笑）」的東西而已？我怎麼樣都無法擺脫這樣的疑慮。
即使著手寫新的小說，也感受不到成長或成就，甚至只落得滿懷空虛。
我若有似無地向幾名往來的編輯吐苦水，但每個人都只是一臉為難，又哄又勸：
「咦？這有什麼問題嗎？老師還是寫得出來對吧？既然如此，那不就好了嗎？」「老師說自我模仿，但這就是風格、是個性啊。沒什麼好在意的。」「作家啊，就是要覺得寫作空虛，然後才會開始發揮真本事啊。請老師好好努力啊，哇哈哈！」「濱名湖老師，你真的充滿問題意識啦，噫嘻嘻！」「走，我帶老師去洗泡泡浴，嘎哈哈！」
忠於配偶、充滿問題意識的我嚴正拒絕洗泡泡浴的邀約。這很重要，所以我要再說一次，我嚴正拒絕了。不過嗯，編輯們的這些話也有一番道理。
我已經是職業作家了。寫小說是我的工作，是我的飯碗。所以即使覺得空虛、即使是自我模仿，我都非寫不可。
這一點我懂。我懂，但寫作依然不只是這樣而已。
人活著，不是只為了麵包──這麼說的人被送上了十字架，但總而言之，寫作這回事，不是只為了賺錢餬口。寫作是一種表現手段，也是靈魂。
靈魂的本質是探求。
我想要超越工作的意義、想要小說方面的成就。即使不是在文學史上燦爛光輝的傑作，在我個人小小的歷史當中就夠了，身為表現者，我想要有所進步的真實感。
正當我悶悶不樂地想著這些時，接到了郭公女士的邀稿。
她自稱自由編輯，不屬於特定出版社，採取「經紀人模式」，會先讓作家潛心創作，再把完成的作品推銷給最合適的出版社。
經紀人模式在海外是主流做法，但老實說，我覺得這一套不太適合日本的出版系統。十年、二十年以後怎麼樣我不知道，但運用在目前的日本，感覺會舉步維艱。她的郵件我讀到一半，就已經打算拒絕了。
但後半的文字卻讓我赫然一驚。
──濱名湖老師是否對自己現在的寫作感到不滿足呢？我可以明白。為了突破局限自己的框架，濱名湖老師已經來到必須進行全新挑戰的階段。我有具體的提案，一定可以引領老師的挑戰獲得成功。
以編輯寄給邀稿作家的郵件來說，口吻相當高高在上。也可以說是瘋狂。平常這是絕無可能的。雖然很離譜，但她的話一針見血。
沒錯，我確實感到不滿足，覺得必須進行某些挑戰，來獲得那種滿足。我想突破自我的局限。想要獲得新的成就。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而這時她說她有「具體的提案」。
姑且不論是否要答應稿約，我決定先會會這個名叫郭公鶴子的編輯。
如此這般，我見到了郭公女士，然而美過頭、活力十足又性情古怪的她，所提出的「具體提案」，卻平凡無奇無聊到家到令人錯愕的地步。
「就是警察小說！」
在牡丹屋珈琲店新宿茶寮不僅狹窄而且還不停地從沒隔板的吸菸區飄來二手菸的禁菸區裡，她這麼說道。
「濱名湖老師已經來到了應該挑戰警察小說的階段！」
語氣之強烈，與其說是提案，更像是宣言。
但這樣的提案，別的編輯早就提過一萬次──一萬次是太誇張了，但四、五次是跑不掉的。
只要去到書店，尤其是口袋書區逛逛，是一目瞭然，現在日本的閱讀界裡，警察小說熱潮已經持續了好一陣子。近年這種類型的小說，除了解決困難案件的娛樂性之外，還開始逼真地描寫身為警界這個巨大組織中的小齒輪，在理想與現實的狹縫間掙扎的刑警的真實形象。這部分引起亦屬於組織的上班族讀者強烈的共鳴，獲得了飛躍性的成長。
編輯想讓作家寫暢銷的類型小說，這可以理解。警方亦是社會的一部分，與我擅長的社會派風格也十分契合。但事情並沒有這麼單純。
由於熱潮持續了很久，警察小說不論在質或量方面都十分充實，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了一種專門類別。單純的「有警察登場的推理小說」，和「警察小說」是不同的。以警察小說為主戰場的作家們，他們的知識和描寫密度極高，水準不凡，絕非門外漢一蹴可幾的領域，若是輕率地想要跟風蹭熱潮，只會玩火自焚。
我好歹也是個職業作家，只要想寫，或許還是寫得出來。但看在內行人眼中，絕對遠遠不及行家，再說，我也不認為挑戰警察小說，能得到我想要的成就。
可能是失望寫在臉上，郭公女士微微側頭說：
「老師不喜歡嗎？」
「啊，不是，唔……只是覺得警察小說的話，也不必是我來寫……」
特地跑來新宿，結果是白費力氣嗎？──我懷著這樣的心思說道。結果郭公女士突然發出刺耳的怪聲：「嗬！嗬！」不，她好像是在笑。
「討厭啦老師，你搞錯了！」
「呃，搞錯了？」
「沒錯。我希望老師挑戰的，不是一般的警察小說！而是以ＰＣ為概念的警察小說！」
「ＰＣ？妳是說類似電信警察那些嗎？呃，或許確實很吸引人，但我對資訊科技那方面不太熟悉……」
「嗬！嗬！老師，我不是說電腦那個ＰＣ。」
「咦？那……難道是警車的縮寫？」
「嗬！嗬！討厭啦老師，您是明知道而故意裝傻嗎？」
「不是……妳說的ＰＣ到底是什麼？」
郭公女士發出「嗞嗞嗞」的聲音，用吸管吸起黑紫色的果汁回答：
「Political correctness。」
「啊！」我忍不住出聲。原來是那個ＰＣ。
「也就是……妳要我寫『政治正確的警察小說？』
郭公女士緩慢而深沉地點了點頭：
「對，沒錯。」
Political correctness，也就是「政治正確」，具體來說，是指逐步摒除隱藏在表現背後的一切歧視。
政治正確的源流是基於近代平等主義的消除歧視運動，在八○年代發展成巨大的社會運動，後來逐漸擴展到全世界。在日本，政治正確一詞不太為人所熟悉，但行動本身已經推展到某個程度。
最為簡單明瞭的，就是一些詞彙的修正。
比方說「看護婦」一詞，這顯然是只限用於女性的詞彙，由於具有特定職業由特定性別的人從事的歧視性，因此最近一般來說，都基於政治正確的觀點，改稱為「護理師」。
同樣的，「助產婦」改為「助產師」，另外像是「空中小姐」也是只限女性的詞彙，現在都改成了「空中服務員」。
此外，不只是男女性別差異，因為哥倫布把加勒比海群島誤以為是印度島嶼而成為語源的「Indian」（原住民）一詞，現在也改成了「Native American」（美國原住民），「○○○○」這類單字原則上也不再使用（刻意隱去，是因為出版社要求不要使用這個詞，這也是一種政治正確）。
不過，這類詞彙修改雖然是政治正確簡單明瞭的部分，卻難說是它的本質。如果只拘泥於詞彙，會流於浮面的文字獄。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出版社和電視台內部的「禁用詞彙」清單。
日本有一些詞彙，是絕對不能在公開播送中使用，並絕對不能印刷成鉛字的。雖然常聽到「播送禁用詞彙」或「出版禁用詞彙」，但並非法律明文禁止使用，只是各家媒體以顧慮社會觀感的名目，自主訂定出一份避免使用的詞彙清單罷了。
但所謂歧視這回事，比起詞彙本身，其實更潛藏在脈絡當中。只要禁止特定詞彙，就能消弭歧視，這樣的發想，也可以說是基於息事寧人主義的安逸的停止思考。
為了批判歧視，有時會刻意使用歧視性的詞彙，相反地，也能夠完全不使用歧視詞彙，卻做出歧視性的發言。舉個簡單的例子，「女人在各方面都比男人差勁」，這段文字顯然是在歧視女性，但分別去看每一個字詞，卻沒有半個觸犯禁用詞彙清單。
政治正確的本質，絕非單純的詞彙修正，或禁止特定詞彙，而是細心體察脈絡，甚至是呈現的結構，來逐步排除歧視性。
我為了確認郭公女士的真意，問：
「我確定一下，妳的意思不是叫我在寫作時要顧及政治正確，比方說，不用『女警』一詞，而是改成『女性警官』這類吧？」
「當然不是！如果是這類可以靠校對檢查出來的細節，就不能叫概念了。我希望老師挑戰──不，老師應該要寫的，是站在政治正確的觀點，剖析傳統警察小說中蘊藏的無自覺的歧視的作品。」
這樣啊。果然如此。
只是聽到警察小說，就小看了郭公女士的提案，我對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恥。
小說──尤其是商業出版小說，基本上是提供「讀者想讀的內容」，因此反映了小說發表的時代和社會感性。但這些內容，未必在後日也一樣「正確」。大部分的小說，都帶有郭公女士所說的「無自覺的歧視」。
譬如說，以法國小說家朱爾‧凡爾納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的《十五少年漂流記》為例，這是一部少年冒險小說的傑作，描述十五名少年遇到海難，漂流到一座孤島，合力在島上求生的過程。這是超過百年前的作品，但現今讀來依舊精彩萬分，我小時候也很迷這部作品，重讀了好幾次。
但是這部作品有個場面，對現代讀者來說相當難以接受。也就是當男孩們要選舉出他們的領袖「總統」時，唯一的一名黑人男孩莫可卻沒有選舉權。而且所有的人和莫可自己都接受這件事，絲毫不感到疑問。莫可被描寫成一個「理想的黑人」，「雖然沒有權利，但品德高尚，深受眾人信任」。
在一八八八年當時的歐洲，這樣的感性，應該甚至可以說是極為高尚的，但如今看來，卻是顯而易見的歧視，是非意圖、無自覺的歧視。
當然，《十五少年漂流記》這部作品的價值並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像這樣揭露隱藏在作品中的感性，不是「批判」，而是「批評」。批評並非否定作品，而是爬梳內容，提出連作者都未曾預期的解釋。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在這樣的批評當中，才能找到創作新作品的觀點。
以《十五少年漂流記》的例子來說，諾貝爾獎作家威廉‧戈爾丁就以極為相似的設定，寫下了一部傑作《蒼蠅王》。在《蒼蠅王》裡面，男孩們並未團結合作，而是展開鬥爭，最後迎來悲劇性的結局。《蒼蠅王》這部作品可說是從批評的角度拆解《十五少年漂流記》這部先行作品中被理想化的男孩形象，從而獲得了不同的觀點。
郭公女士的意思是，要以政治正確為概念，用現代日本的警察小說來達到相同的目的。
「傳統警察小說蘊藏的無自覺的歧視……比方說對女性角色的描寫方式，或是性別觀，或是凶手形象那些嗎？」
郭公女士露出滿面笑容：
「嗬！嗬！完全沒錯！老師完全掌握了我的意思！」
確實，從政治正確的觀點來看，警察小說可謂是問題多端。
比方說冷硬派路線的作品，有許多標榜「男人的世界」，深入刻畫男性角色，女性角色的塑造卻都只是在迎合男性。
而以少年犯罪為主題的作品，有不少都以「凶殘少年犯罪不斷增加」為前提在鋪設情節，但這完全是成見。根據統計，戰後日本的凶惡少年犯罪一路下降，近年已經觸底徘徊。同樣地，以外國人犯罪或性犯罪、獵奇殺人等等為主題的作品，也容易帶有在統計上已經被否定的成見。
當然，政治上正確，與作品上正確是兩回事。既然小說的目的是「娛樂讀者」，唯一的真理，就是讀者喜歡就夠了。從這個意義來說，寫給男性讀者看的小說，內容迎合男性並沒有問題，而且比起統計上的事實，在體感上更貼近一般民眾的感情，依此來塑造作品的世界觀，也毫無問題。
不是「批判」「政治不正確」的傳統作品群充滿歧視，而是藉此獲得「批評」的觀點，是有意義的。如此一來，或許可以寫出從未有人想到的「政治正確警察小說」。倒不如說，我這種外行人要打進警察小說這種專門領域，如果不以有別於現有作家的觀點來創作，就沒有意義了。
再說，追求政治正確、屏除歧視，對於充滿問題意識的我──
郭公女士把掠過我腦際的話說了出來：
「對於充滿問題意識的濱名湖老師來說，絕對是一拍即合，不是嗎？老師很想挑戰看看吧？以政治正確為概念，來拆解傳統警察小說──不，現代日本社會裡的不證自明，並昇華為革命性的表現。」
沒錯。無自覺的歧視，就是許多人視為理所當然、視而不察的事，也就是天經地義。或許也可以代換為既有的價值觀。加以拆解、宛如革命的小說──如果寫出這樣的作品，或許能成為我的一個里程碑。或許可以突破自己的樊籬。我有這樣的預感。
咖啡上桌之後就沒有碰過，完全涼掉了。我啜了一口，說：
「原來如此。似乎很有意思。」
郭公女士又發出「嗬！嗬！」的笑聲，從椅子上站起來，用力朝我探出上身。
她那張美過頭的臉一下子湊到眼前，鼻子幾乎快與我相觸了。
我忍不住往後仰去：
「太、太近了。」
郭公女士毫不介意，音量太大導致聽起來不堪入耳地大叫：「乒！米糊！澇死！」隨著她的發聲，大量口水噴濕了我的臉。
「你啊，幹嘛那樣吊人胃口嘛！想寫的話，直截了當、當場回答說你想寫就好了啊！」
那嚇死人的魄力，讓我點頭如搗蒜：
「呃、是！我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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