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原鄉記疫：一個傳統生態知識的觀點
COVID-19是大地環境變遷的後果，對人類有針對性，但也是人類所造成。先撇除人造的陰謀論不談，COVID-19病毒理應是在地球某個角落生存的微小生物，但是它竟然利用了人類所創造出來最進步的工業環境，搭乘著飛機，輪船等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在全球流竄，並且侵入了人類的身體。究其實，如果不是人類創造了所謂進步的文明，亦即「人類世」（Anthropocene）的環境，何以讓此病毒得以暢行無阻呢？世紀大瘟疫的的關鍵根源，還是人類自己種下的惡因。自然界裡面本來就蘊有一種拮抗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抑制它的對手。所以不意外地，COVID-19成了學者口中戲稱擅長「贏者宰殺者」（winner killer）的它者。這是病毒學界的一種有趣假說，就是病毒有一種專一性，它的生存策略就是寄宿在那些主宰自然界的贏家裡面，這樣子病毒也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弔詭的是，經過某種病毒肆虐後，贏家不再是贏家，於是贏家便只能轉手他人。擅長捕獵與主宰非人生命與環境的人類，自豪為萬物之靈，但自己竟然成為病毒的獵物，真是始料未及。
生態學家看待世界，很難跳脫食物鏈（網）的基本觀點，講白了是為了生存一事，COVID-19疫情或許也可以如此看待，比較不堪的是人類淪為獵物。2018年八月，我有幸拜訪瑞典斯德哥爾摩有名的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並且觀摩他們在「韌性研究」（resilience studies）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參加他們的午餐座談，剛好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研究團隊來訪，他們做了簡報。簡報的內容是跟氣候變遷與食物文化有關。讓我感到興趣的是，其中一位研究者報告了在此頂尖大學的課程中，竟然以食物為關鍵，涵蓋了從生產到最後端上餐桌成為菜餚的整個流程。為了讓學生參與、體會，他們在學校中設立了廚房，找到五星級的廚師教學生做菜，但更重要的是認真討論不管是農業、物流業、文化界甚至到飲食的餐廳，在氣候變遷等環境變化影響之下的韌性能力。
在課程中，學生不僅吃到美食，更能深刻去體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與回應的機制。僅是十分鐘的報告，卻成為我在這個有名的研究中心最深刻的記憶。取食的複雜現象，是我印象中的重點。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者將焦點放在人類與人類的社會，但如果人類成為「被食」的對象呢？又如果，人類如今被COVID-19這個「贏者宰殺者」逼到牆角，不得不採取防衛的姿態，其原因是因為我們過度或是無節制地「取食」其他非人生命的生態後果呢？恰巧，我在斯德哥爾摩隨性買了兩個維京戰士娃娃，看到他們拿著武器的防禦模樣很是可愛，表面上是在防禦，但卻顯露出有點不知為誰而戰的眼神。我不禁想到全球人類目前的處境。在臺灣，除了力圖保全生命以及任由政治人物彼此為了自身權力的短視攻防之外，這次疫情是否能帶來較為深入的自我反省呢？以下，我將試著分享一些在泰雅原民部落的貼身觀察。
在地知識的累積，是回應環境危機的基礎
一年多來，臺灣的疫情控制得宜與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地方都大有不同，今年5月疫情轉嚴，臺灣的情勢才真正與世界多數地方的處境拉近。
在尖石鄉的田埔部落，是我熟悉的田野，也是我與部落夥伴小米媽媽Pagung以及傻瓜農夫夏禾共創小米方舟行動的重要基地。Mayen是小米媽媽Pagung的孫子，國小停課，二年級的他變成了阿嬤的小幫手，在小米田幫忙做小米生長的紀錄。當平地的家長正為了「一打多」的困局煩惱之際，部落的傳統農耕生態知識的實際操作提供了一個出口給活潑好動的小孩。我注意到有些部落小孩跟著下田去，這不是不讀書，而是到田裡透過做中學的經驗學習長輩的勞動經驗，更能夠體會到生產過程的辛勞。
在這個田地中我們看到了Pagung插滿了她自己註記的小米品種與特性，像是「救救看」、「再觀察」等只有她懂的田野筆記，Ｍayen跟著阿婆在小米田間走動，自然也耳濡目染其中的知識。在我看來，「救救看」與「再觀察」等標記，簡直充滿了韌性機制中強調密切觀察與彈性適應等原則的深刻寓意。
在田間，Pagung跟我介紹兩種小米生長的樣態，我覺得特別有啟發性。一種是在「游泳」的小米，另一種是「盪鞦韆」的小米。前者是努力地將根系往下扎，認真地延伸去找水源的小米。小米是旱作，本來就可以耐旱，但它之所以能夠耐旱，是因為找水能力特強。所以會「游泳」的小米是認真的小米，所以可以存活。另一種是「盪鞦韆」的小米，指的是生長在淺土，根系外露，以至於植株無法挺直，而呈現傾倒的狀態，像是在「盪鞦韆」一樣，當婦女在間拔 時，對於這樣的小米必須特別地注意，不要任意地去移動它，因為它也正認真地找尋扎根的機會，或許有機會可以長回來。但是，如果明顯地已經趴在地上的小米，間拔時就必須除去，以免影響到其它小米的生長。
生存，其實是殘酷的，臺灣在這一波疫情的應對是謹慎且幸運的。在其他的國家，當醫療資源匱乏時，這種資源分配的選擇必須理性且冷酷，當然就不可能顧及所有，我心中祈禱臺灣不要走到那樣的境地。但我知道，現實本來就是殘酷的，這樣的道理在泰雅族人種小米的過程中，也一樣可以體會到。因為，在劃成一格一格的小米保育的實驗田地中，不同小米的成長有不同的結果：有些小格綠意盎然，有些小格則是稀疏幾株。顯然，環境的選擇發生了作用，而接下來人的選擇也一樣發揮關鍵的影響。我想像千百年來，泰雅族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像是COVID-19的環境危機，他們在充滿了韌性的小米田裡，勢必還留存了一些智慧於其中，等待我們去發掘。我又想到在這波疫情中，一度發生糧食不足的恐慌，雖然事後證明是過度恐慌，但如果真的發生，我相信在山上有小米田的原民小農可能會篤定許多。
在疫情嚴峻之際，新聞報導紛紛指出，偏鄉小孩沒有電腦、家長務農沒時間，以致無法線上教學的學習困境。在都市，小學老師忙著在短時間製作出有趣的線上教學內容，但我反而在想，Pagung的泰雅小米田，以及另一夥伴夏禾的自然農法農場，不是提供了很好的自然課跟語言課嗎？此時此刻，這裡不正是提供一個既安全又有意義的民族教育課程學習內容嗎？不必關在家裡，部落的空曠農地讓小孩可以暫時脫離主流教育，回到族人在地知識的懷抱中。這有什麼不好呢？
疫情下，原民部落安全嗎？
同樣是5月嚴峻的疫情，我被迫必須跟整個5月要上山到尖石部落走讀的學生溝通，在政府與學校的規定，以及我們生態課程中關於韌性機制的認識之間來回辯證討論。我認為其實目前我們去的部落，並非一般觀光的部落，且走讀的路線多在人煙稀少、空曠的農地之中，論及風險，其實遠較於在都市生活來得低很多。但在旅行當中，學生將會接觸到其他同學，且是在密閉的遊覽車之中，這個風險是相對高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進入部落，反而是帶進病毒傳染風險的媒介，這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倫理考量是相當值得提出的考量。幾經考量，我們終究取消了上山的行程，改由我與幾位助理上山拍攝上課內容作為線上上課的材料。
我們約了小米媽媽Pagung與傻瓜農夫夏禾，錄製了不少在小米田與部落地景的走讀影片。同時，我有機會第一手了解部落對於這次疫情趨嚴的反應與態度。首先，我注意到司馬庫斯率先停止觀光的所有接待活動，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作法。這應該也是一個共同組織集體意志展現的結果。在我們的行程中，還是可以看到不少觀光客，持續地進入部落，相較於台北的信義區，上週六在山上的觀光景點似乎還是熱鬧不少。這些都是風險，我聽到部落不少的人有蠻高的憂心。但除了外來的觀光客，部落真的就沒有其他值得擔心的風險嗎？
那天晚上，我們在Pagung的家中用晚餐，席間就有一些討論。除了我與助教之外，家人還有幾位是從平地上山的，幾乎佔了三分之一。包括Pagung在內，都必須奔波在山上與都市之間。其實，這個現象已經普遍地存在於各個部落之中，許多青壯輩的部落族人週間是在都市上班，只有週末會回到部落，這樣的流動在疫情期間確實已是可能的風險來源。部落不再是封閉的地方，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現實，不只是觀光客等外人，就連族人都在此風險流動的過程中。還有，就我所知，部落中亦有不少外籍勞工，甚至有不具合法身份的外籍勞工，透過祕密的仲介系統進入部落。部落真的安全嗎？本來我以為是的。但是，那幾天的觀察與沉思，我覺得事實並非如此。部落不再是隔絕在深山裡與外在世界分開的地方，反而她與外界聯絡密切。在一個快速流動的社會中，我們不宜以地點偏遠與否，或是族群的區別就輕易地判斷疫情傳播的狀況，反而每個人所應具備的敏感度與警戒心，以及為他人著想的同理心成為度過難關的重要關鍵。
因為疫情所致，Pagung也聽到部落族人在思考糧食安全的問題，萬一所謂的「封城」情勢發生，那麼部落的經濟作物會有怎樣的下場？又另外是否也要回到種小米自給自足的作法呢？部落的想法反映了如今整個鑲嵌在主流的市場經濟結構之中的真實處境。族人在地傳統的思維，又讓我們想到了泰雅族「大冰箱」的比喻。
所謂「大冰箱」，就是泰雅族的食物資源所在，取用的方式包括採集、狩獵與農耕。傳統上，一年四季泰雅族有時是採集者，有時是獵人，有時又是農人，而活動的範圍就是在與族人部落約定俗成的領域範圍內。在他們自己的傳統領域內，泰雅人擁有這些「開冰箱」的技能，例如：如何找到果實、蔬菜、菇類或是藥草以及狩獵等本領，運用這些技能找到食物，就可以養育一家人，所以這個大冰箱就是家園的一部分。對於大冰箱的認識就成了活下來的基本技能，在這個領域中男女各有分工，也各有本領。可惜的是，這個冰箱的想法現在不是被國家層層疊疊的法律封住，就是因為更多的年輕人口外流謀生而逐漸沒落。
疫情發生，也是分享精神發揚的時刻
尖石後山的水蜜桃在疫情嚴峻中成熟了。小米方舟協助的自然農法小農，基於友善土地的理想，不噴灑農藥，採取自然農法的栽種方式。在疫情的肆虐下，我們更清楚維持跟土地萬物和諧關係的重要性，現代COVID-19的病毒是搭飛機與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而來的，我們害怕它是因為對它陌生且有致人於死的高度危險。但其實並非完全沒有防禦的方法，重點是我們必須了解它。它，跟其他生命一樣是來自土地，不同的是它脫離了母土，就跟人一樣，或是說就搭著人的社會系統的便車四處傳播。離開了母土，其實就是「異形」（alien），就是令人害怕的東西。
但我們必須問問自己，人是否早已成為其他生命的異形呢？自然農法的小農，不會將土地的非人生命當成異形，那些非人是夥伴，是彼此互相依存的，人與非人有一種生態支持的關係。套袋的動作，只是告訴非人的生命，這是我們維生的食物，但並未傷害這些生命。不用農藥，就是留著彼此互相依賴的空間與可能性，我們不知道大自然運作的微妙，所以不應該大肆殺生。
今年初嚴重的乾旱，是天災嗎？聯合國的科學家在氣候變遷的眾多研究中已經指出其中有人為的因素。雨水的形成，跟地球的暖化有複雜的互動關係，而地球的暖化跟我們的工業社會發展密不可分，跟我們怎樣面對土地也有關聯性，乾旱的後果還是影響到我們在土地上的努力。我問小農，沒有雨水會怎樣？他們回答，落果嚴重，今年的水蜜桃會偏小，但雨水少或許甜度普遍會上升。在疫情中，小米方舟夥伴持續為小農銷售自然農法水蜜桃。我們也認真思考「販賣」自然農法農作物的事如何參與在一起防疫的工作上？
一直以來，馬偕醫院長期投入尖石地區的偏鄉醫療，我們想到是否可以送新鮮當季的水蜜桃給第一線的醫護表達原民小農挺醫護、同島一命的心意。於是我們開始默默地打起電話，尋求支持。奇蹟發生了，首先是友人傳來，教會所屬醫院的院長肯認此一愛心行動，樂意安排送桃給醫護的行政作業。接下來，小農也滿心樂意地以成本價提供新鮮健康的水蜜桃。再來是，坦白講也是最難以說出的募款的事，我們算一算整個行動，如果小米方舟全然奉獻所有行政聯絡與籌劃的事，要送5,000顆桃子給醫護大約需要二十萬的經費，這要去哪裡募集呢？
有一天，我跟小米媽媽Pagung提及這個憂慮，她突然告訴我或許她的教會田埔教會有可能？我不敢置信。因為，我的刻板印象是原民教會多是出去尋求都市教會捐款協助，但是田埔教會竟然有可能當這次行動的giver（給予者）？於是Pagung娓娓道來為何有可能的原因。今年是田埔教會聖靈降臨運動的五十週年，這個教會是整個原民部落靈恩運動的起源地，教會的同工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些福音的工作無法展開，牧師也正在苦思可以透過怎樣的方式來表達聖靈所結的果實。Pagung說要不要去跟剛就任不久的牧師溝通看看？
奇事發生了！上週日當Pagung跟牧師提及此一事工時，牧師驚喜地回應說，為何不早一點分享此一有意義的事。於是，在上週牧師就積極地與長執聯絡溝通，昨天晚上我們開了一個視訊會議，牧師慎重地告訴我們，教會很樂意提供超過四分之三的費用，一方面回應這個小農挺醫護的行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展望田埔的靈恩運動。聽到這番話，我的心中真是充滿感動，我感覺這次田埔的奉獻讓整個靈恩運動產生了更多新的意義。首先，這個運動就是在原民部落中，在五十年中茁壯成不同的福音宣教行動，這次連結到的則是在疫情中共同承受苦難，開展盼望；其次是，這個盼望來自原民辛苦地用貼近土地，愛護土地的方式種植出來的果實。水蜜桃作為仁愛，喜樂，溫柔，節制，信實等聖靈果實的象徵，靈恩來自上帝所創造美好的土地，這個靈恩的經驗是深深地扎根在土地裡的信息；第三，原民往往被認為是主內的最小兄弟，但是在此一行動中卻勇敢地擔任領頭羊的角色，以五餅二魚的奉獻態度支持了這個行動，的確引發一股嶄新的啟導力量。山間靈風再起且與土地的健康緊緊相連，我們在此一看似苦難的變局中透過分享做新事，見證了宗教信仰的力量。
疫病與政治：COVID-19與美國大選
自從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這個新興傳染病出現以來，有許多令人意料不到的發展。除了傳播速度之快、症狀變化多以及對各國嚴重的衝擊之外，讓人驚訝的還有許多一般印象中的醫療先進國家，疫情應對卻是錯失先機甚至章法混亂導致嚴重的疫情。尤其是醫療研究與醫學科技水準領先群倫的美國，這次卻成了確診與死亡人數全球最高的國家，在疫情嚴重的地區，當地醫療體系幾乎難以負荷，慘狀令人瞠目。
疫情不只顛覆了一般人對各國醫療衛生水準的印象，過去學術界對各國防疫能力的評比也失準。向來在各種防疫指標名列前茅的科學先進國家，卻表現荒腔走板疫情慘重。例如，歷史悠久學術地位甚高的《英國醫學期刊》的子期刊《全球衛生》在2019年刊出一篇研究論文，評比世界各國對傳染病全球大流行的防疫準備，結論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區：北美、西歐、澳洲與紐西蘭」，防疫準備也最好。如今看來，這個結論或許適用於澳洲和紐西蘭，但其他部分就大有問題。同樣地，全球衛生安全指標（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2020年初刊出的2019年評比，排名第一的是美國、第二是英國。然而，我們現在知道，疫情發展迄今英美是已開發富裕國家當中疫情最慘重的前兩名。排名第三的荷蘭表現也不怎麼樣。
為何會如此？許多評論都指出美國川普政府在防疫上不尊重專家的科學意見，應對失當甚至荒腔走板。然而，這些評論對於川普政府為何如此表現大多缺乏進一步的分析，而是歸咎於他的人格與作風或是含糊地歸因於「民粹」。本文由政治經濟的角度探討美國在防疫過程出現的衝突和政治角力，進而討論這場世紀大疫中科學與政治的關係。
經濟與科學的衝突？
這場大疫於2020年初在武漢爆發，很快就擴散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同年11月恰逢美國總統大選年，嚴重的疫情成為影響選情的黑天鵝事件。原本川普總統任內股市上漲、失業率降低，即便他的言行常引起爭論且內閣頻頻換人，但經濟表現讓他擁有很大的勝選連任優勢。不過疫情讓一切改觀。川普一開始淡化疫情的嚴重性，不願意採取嚴格的封城防疫措施，原因可能是擔心會影響經濟。或許是為了表示疫情並不嚴重，川普經常拒絕戴口罩，為了拉抬選情還頻頻舉辦大型造勢活動，而他的支持者也大多不戴口罩，以致這類大型群聚活動常被批評是超級傳播事件的溫床。
除了川普總統之外，不少共和黨州長與國會議員也抱持這樣的作風，並且反對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為了表示COVID-19不是太嚴重的疾病，已有特效藥可以控制，川普帶頭鼓吹實證醫學不支持的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療法，且不時出言貶斥醫學專家。這種狀況導致許多共和黨政治人物和防疫專業人士公開衝突，引發主流醫界與科學界的不滿。適逢總統與國會大選，防疫方針的對立很快高度政治化，也讓科學與醫學專業面臨巨大的挑戰。
2020年4月，當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管理局局長布萊特（Rick Bright）根據新的醫學研究結果，警告民眾用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治療COVID-19不只無效還有相當的風險，觸犯了鼓吹此一療法的川普而遭解職。小心翼翼不公開牴觸總統的專家官員也常落入兩面不討好的處境，既遭外界質疑未能據理力爭，同時還難逃川普的怒火。例如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韓恩（Stephen Hahn）就曾遭外界質疑太過向川普妥協，但在疫苗臨床試驗結果還在接受審核時，川普政府就施壓韓恩要求讓疫苗提早上市，甚至威脅若不順從就要開除他，結果遭到韓恩拒絕。疾管署署長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也遭到類似批評，內部有人宣稱他要求部屬刪除長官指指點點的電郵，企圖堙滅不當干預的證據。但川普競選團隊出身的衛生部發言人卡普托（Michael Caputo）卻在臉書放話，表示疾管署人員意圖顛覆川普總統，逼得雷德菲爾德公開反駁並宣稱這種說法讓他難過。
負責協調防疫團隊的柏克斯醫師（Deborah Birx）同樣成了夾心餅乾。川普在記者會上說可用漂白水治療COVID-19，現場她一臉尷尬的畫面瘋傳全球，但她未出言糾正則引發戀棧職位的批評。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表示對柏克斯失去信心，但川普也不滿意柏克斯而嘲笑她「可憐吶」（pathetic）。柏克斯在川普下台後接受訪問，宣稱政府內有批否認COVID-19嚴重性的官員在扯後腿，某些首長的發言則擾亂了防疫。美國國衛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所長佛奇（Anthony Fauci）是高度知名的傳染病專家，他和川普的恩怨在這場衝突中最為顯眼。佛奇是政府防疫團隊的成員，但他的看法卻常牴觸川普。除了在白宮記者會上兩人明顯不同調，他在川普發言時也常擺出一副撲克牌臉孔，沉默表達不以為然。後來白宮乾脆不讓佛奇出席記者會，川普後來甚至暗示大選後要開除他。
古典自由主義與防疫
美國這個醫學最先進國家的防疫作為如此紛擾混亂，頗令人感到困惑驚訝。但也許歷史可以提供我們一些了解的線索。著名的前輩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在1948年發表一篇以19世紀歐美醫學界的「反傳染說」（Anti-Contagionism）為主題的重要論文。他在文中宣稱在細菌學說興起之前，疾病傳染說曾遭到一場反挫，有不少重要的醫師否認瘟疫（plague）、黃熱病與霍亂等重大疫病是傳染病，主張這些疾病是由氣候與當地衛生狀況等環境因素所造成。艾克納希特認為抱持這類主張的醫師在政治上大多是自由主義者，參與簽署獨立宣言的美國名醫班傑明洛希（Benjamin Rush, 1746-1818）就是顯著的例子。反傳染說反對的其實是黑死病以來的檢疫制度。這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檢疫在醫學上沒有根據，還限制了人身自由與妨礙自由貿易。相對之下，當時支持傳染說的則大多是軍醫，政治上傾向於專制的保守派。艾克納希特的研究凸顯了醫學理論和政治經濟立場之間的連結，也引起歷史學界熱烈的討論、修正與批評。筆者無意在此轉述這些專門的史學辯論，雖然艾克納希特最初的論點受到很多反駁，學界認為難以成立。但他強調政治立場與防疫取向的關聯，卻提供一個切入分析當前英美兩國防疫政治爭論的角度。
川普及其支持者反對封城管制與社交距離的作法，在大選年急於放鬆疫情管制以重啟經濟，此一政策取向契合美國共和黨支持小政府、自由市場、反對國家干預商業的立場，這些都是當年反傳染論的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經濟主張。但這場爭議也再次凸顯當前西方的「自由派」和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的重大差異。原本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市場主張是一體兩面，也和個人主義密不可分（臺灣的對照是80與9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呼聲，經常連結到公營事業民營化和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的經濟自由化主張）。就反對檢疫制度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而言，政治自由和自由貿易兩者並無矛盾。然而，20世紀下半隨著福利國家與多元文化的興起，英美「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主要爭執聚焦於墮胎以及同志、女性與跨性別者、移民和少數族群的權利。「自由派」把關切焦點放在文化與倫理價值觀的「自由」，而不是經濟自由或自由市場；後者反而成為保守派標舉的價值。自由派反而常要求國家在衛生、環保、社福等領域進行更強的管制與介入，這些議題成為自由派與保守派爭執的焦點。這次美國大選有關健保爭議就是明顯的例子：川普與共和黨保守派都試圖廢除歐巴馬推動的健保，主張回歸私人保險的自由市場選擇；民主黨則保衛歐巴馬健保，民主黨的進步派更企圖將之擴大強化為全民健保。美國保守派反健保與反封城的立場，其實有內在一致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邏輯。
英美的防疫爭議除了再次凸顯政治立場與防疫政策取向有密切的關聯，對照19世紀的反傳染論爭議也可看出從18世紀晚期到今天「自由派」一詞的政治內涵已經有了多大的變化。在變與不變之間，這次疫情也提供一個重新檢視與思考傳統政治座標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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