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天的距離
十四天。這是我和新冠病毒的距離。也是我和病危的爸爸之間，遙不可及的距離。
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午，接到台北家人的電話，八十九歲的父親被送進醫院，情況不是很好。我立刻訂了第二天一早的機票。起碼還有飛機。
機上空空蕩蕩的，一架的空巴320大概只有二十多個人。中間一段全是空著的。我坐在第55排，後面也空無一人。
早上十點三十就到了台北。下機後，有台灣手機號碼的人，掃碼登記之後就可以入關。我沒有手機號碼，必須先辦一支手機號碼。
他們問我有沒有台灣的身分。有的。我的皮夾裡有台灣的身分證，比利時護照，還有台胞證。
以前台灣身分證上寫的是爸爸的籍貫：江蘇徐州。比利時的護照上寫著：出生地台北。台胞證上只有一個號碼。上海是我現在的居住地址。
台灣台北人。比利時客家人。上海新鮮人。
這都是我。但是新冠病毒把我所有的身分都切斷了。在每一個身分之間，都是十四天的隔離。
我在每一個檢察關口都一一說明我的情況，希望立刻進行核酸檢測。被認為是控制疫情模範生的台灣，竟然不進行落地檢測！也不接受申請，只要求隔離。無論如何，我得先自行居家隔離滿五天之後，無症狀才能提出核酸檢測的申請。審查符合資格，而且要取得醫院同意探病之後，由衛生單位安排到指定地點自費檢測。費用是七千台幣，相當於一千兩百人民幣。
然後在取得檢驗陰性報告三天內，經醫院同意後，無論是探病、奔喪或辦理喪事，均以每天一次，每次兩小時為原則（不含車程）。外出時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沒有例外。
我搭上訂好的防疫車輛，回到登記的隔離地址。開始十四天，三百三十六個小時的隔離。
爸爸能等我十四天嗎？
這十四天之後，我會是探病、奔喪、還是辦理喪事？
長年居住在歐洲，隨著父母年紀越來越大，千山萬水的距離一直是一個擺脫不掉的陰影。跟隨先生選擇了到上海工作的機會，也是為了縮短這一段和他們的距離。小時候忙著長大，父母忙著為養活我們而打拚，長大了忙著遠走高飛，離開這個島。等我們自己也有了家有了孩子，也開始生活停不下來的忙碌。雖然每年都帶著孩子們回去，但總是來去匆匆。
來去匆匆之間，我們從來沒有時間好好相處。總是那種才進家門，就問我離程飛機是哪一天的倒數式相處。只要他們沒倒下，我們的腳步似乎也不會停下。
這一輩子和父母的關係，也許就是這兩個字：等待。
他們一直在等我們長大，等我們自立，等我們成家，等我們回家，從黑髮等到白髮。然後他們老了，病了。躺在一張陌生的病床上，以衰老的身體辛苦地和病魔纏鬥，等待生命的宣判。
我從來沒有停下來，等過父母。我想不起來。
二○二○年夏季的這十四天，成了第一次，唯一的，我為了爸爸的停格。等待。
希望他也再等我一次。
只有等待，才會讓人想念。只有停格，才會讓人回憶。我沒有太多和爸爸獨處的記憶。
小時候他的工作讓他總是不在家。在那個顛沛流離的年代裡，爸爸陰錯陽差到了台灣，不准通信，無從探親的漫長歲月裡，他年紀輕輕卻已經蒼老不堪的鄉愁，只能被藏在夜深人靜的黑暗裡，我們的沉睡，他的失眠。記憶中，偶爾醒來的夜裡，他總是一個人，安靜地坐在飯桌上，一杯香烈的高粱，好澆熄他濃濃的鄉愁。濃的化不開，酒也醉不了的時候，他總是會抱歉地把我搖醒，悠悠長長地說，妳要記得啊，徐州銅山縣，城東十八華里的東賀村，祠堂上的那塊匾，士廣興大學，妳是興字輩……
然後也替我倒上一小杯。乾吧。
他幾十年來每天夜裡的那一杯，澆熄鄉愁才能成眠的烈酒，累積成了現在折磨他的肝癌和肝硬化……
國中考高中之前，有天我正巧一個人在家唸書。他忽然回家，跪在客廳里大哭，嚇得我不知所措。他斷斷續續地說，今天得知他的父親，我的爺爺，過世了。而且已經過世二十多年了……我只記得自己拿了一條小毛巾給他擦眼淚，我那時還太小，不知道怎麼安慰他，甚至沒有抱抱他。爺爺對我而言，實在是一個比模糊還要模糊的概念，我們連張照片都沒有看過……
最後一次，是二○一○年的三月。我剛好因為工作回到台灣，他急著要帶我回徐州掃墓。兩岸開放之後，他的心願就是回老家替我的爺爺修墓。他在原來老家的東賀村旁，買了一塊寸草不生的石坡地，花了好幾年整地種樹，修了一個綠意盎然的漂亮墓園。我看過他拍的照片。但是當地的人都覺得他太傻，因為後來發現這塊地，正好是徐州高鐵要經過的路線，隨著二○一○年上海世博開幕在即，他辛辛苦苦好幾年，一草一樹一石一磚蓋起來的墓園，就要被拆了！
當時還沒有台北直飛徐州的航班，也沒有可以直接落地加簽的台胞證，所有的台胞證都必須到香港加簽。我們於是一大早從台北飛香港，趕著去辦我的台胞證加簽。七趕八趕的好不容易辦好加簽，當天唯一一班香港飛南京的航班已經起飛了，只能等隔天的下一班。
我說，爸爸，我們去香港市中心逛逛吧，好好吃一頓住一夜，明天一早再來。
他不肯。於是我們父女就像兩個被困在機場的無國籍難民一樣，在機場過了一夜。我們一起在機場餐廳吃飯，然後找了兩張長椅準備過夜。其實我們兩人一夜也沒怎麼睡，爸爸沒有酒，睡不著。我們父女天南地北的聊著。他談起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找到爺爺的老墳，如何大費周章的買地遷墳，填地修墳，大家都勸他不要浪費精力，還不如蓋房子，被拆了起碼還有補償……
他離開老家才十四歲，一個人到了台灣，只能進軍隊，而且還是加了兩歲才勉強夠格。一個無依無靠的窮孩子，追到一個漂亮的台灣姑娘，成了家又怕養不活我們姐弟三人，於是退役下來開公車大巴，開計程車，開卡車，開油槽車，拚命賺錢……只要有工作，他都肯幹，特別是被人不敢接的危險活兒。然後從替人打工的卡車司機變成老闆，從一輛卡車到好幾輛車……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那是一個血汗打拚的時代。他這一輩子從來沒有休過假，到現在不知道什是退休。
好奢侈的一夜，是這輩子我和爸爸唯一一次的徹夜長聊。第二天，我們兩人睡眼惺忪的上了往南京的飛機。下了飛機就趕往火車站。在人山人海的南京火車站，他要我看著行李，他去買火車票，叮囑我不能開口和別人講話，以免洩漏了我的台灣口音，怕我被人騙了。我看著他蒼老的身影，消失在人群裡，跑遍了全世界的我，忽然覺得自己像一個小女孩兒，在校門口等著爸爸來領我回家。爸爸從來沒有接送過我上下學，原來是這樣一種安心又幸福的等待。
風塵僕僕地到了徐州，爸爸急著要上墳。我們買了香和紙錢，立馬就出發。
不過照片上綠油油的墓園已經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忙碌雜亂的高鐵站工地。我愣愣地看著周遭忙進忙出的工人，實在是太錯亂了。爸爸逢人就問，最後在一堆碎石亂瓦旁的小空地上，我脫下外套，我們就這樣跪在地上，燒了香，祭拜起來。我不認識，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爺爺，爸爸替您修的墓園，您收到了吧……我替弟弟妹妹，一共磕了三十六個頭。周圍的工人好奇地停下來瞅著我們，他們肯定比我還要錯亂。
當天晚上，我就坐上往南京的軟鋪夜車，因為我得再飛回香港，趕搭隔天晚上飛歐洲的班機。爸爸送我去火車站，都快八十歲的人了，還搶著幫我拿行李，也因為這樣，我到現在為止都記得那時的徐州火車站，沒有電扶梯。
上了往南京的夜車，才發現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在內地坐火車。我因為不知道南京是不是終點站，一夜都不敢睡，每一站停，我都起來看看到哪兒了。車廂裡有另外一位乘客，看我老是起來，就問我去哪裡。我想起爸爸交待的不能洩漏我的口音，不敢回答。結果火車服務員來查票，那人居然看著我對服務員說：她有點問題，大概是個聾子……
隔離讓我的星球停止轉動，像一塊明礬似的，讓一缸渾水頓時清淨起來。現在想想，十年前香港的那一夜，是爺爺的特意安排，讓我們父女有機會促膝長談。重要的不是目的地，不是那個不再存在的墓園。重要的是我有了永遠抹不去的回憶：我和爸爸的Road movie。
我不是為了工作回台灣的，除了在病房忙碌著的家人以簡訊聯絡，沒有外人知道我新辦的手機。
手機響起，我心一沉。天啊，希望不要是壞消息……
「您好，我不是詐騙集團，我是區公所負責追蹤隔離的洪先生……」之後每天早晚兩次固定的簡訊追蹤。洪先生也通知我第三天，有人會親自送一個隔離問候包給我，但是按鈴之後，只要開樓下的大門，不要打開家門。
問候包裡除了點心餅乾方便麵之外，還有一隻溫度計，和四個台北市專用的垃圾袋。連隔離檢疫的垃圾都要另外處理，有專人負責收取。除了拒絕落地檢測之外，台灣追蹤隔離的仔細周到，的確滴水不漏。
終於熬到第五天，我打電話要求核酸檢測。但是因為是星期天，我得等到星期一才能申請。
同一天下午，爸爸肝硬化的腹水終於排出來了。算是脫離了危險期。醫院通知我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提早結束隔離探病。
想想那些因為疫情而無法見面的生離死別，覺得自己好幸運。
原來隔離也可以是這樣一種心甘情願的等待。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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