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怎麼會變成案發現場？
和黑社會的戰爭，以及犯罪側寫師的登場
回顧慘絕人寰的案件非常困難，心情也會很沈重，但為了解讀犯罪心理，必然要逐一審視每一起罪案，而必須有人擔起這個責任，倘若透過這個過程，能稍微減少韓國社會發生的犯罪行為，那就是有價值的。犯罪側寫師的作用與本質正也在此。
如今，我們透過媒體聽聞的各種犯罪，不再是別人家的事、事不關己，犯罪已經離我們的生活很近。無論你願不願意，置身於犯罪環境中的恐懼，已使許多人的想法和行動變得退縮。正因如此，我想和各位分享我在犯罪最前線的經歷。因為如果能理解犯罪情況與犯罪心理，能讓各位更貼近現實地思考，如何預防與應對那些造成日常生活範圍受限的可怕犯罪。
犯罪側寫師 profiler 在韓國警界的正式名稱是「犯罪行動分析官」，我們負責分析嫌犯的犯罪行為，查明其犯罪動機與目的，縮減嫌犯範圍，選定調查對象。此外，在逮捕嫌疑人後，我們也能進行戰略性審問 interrogation，提供心理分析支援。犯罪側寫師一般會被分配到證據不足，僅憑普通調查手法無法解決的特定罪案中，如連環命案等等。
不知從何時開始，犯罪側寫師在韓國社會擔任了要角，在一個社會中，犯罪側寫師之所以高頻率出現，意味著該社會已經變得極度黑暗。這也是為何這種現象從來不令人樂見。
直到一九八○年代的李春在案發生為止，韓國社會大多數犯罪都有明確動機，就像韓國人氣電視劇《搜查班長》（ 수사반장）中一樣，調查組一出動就能立刻逮捕犯人，順利破案。照這樣來看，過去的犯罪動機簡單明了，並不像現在這麼複雜。
任何犯罪無庸置疑地都不能被正當化，但當時的犯罪動機大多是為求生存的盜竊行為，例如偷米、偷炭火，又或是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有利害關係，具有明顯犯罪動機，像是情殺或有私仇。當年的犯罪特點是：少見動機不明的命案或
殘忍犯罪。
然而至一九九○年代後，韓國社會出現了有組織性與有預謀的犯罪，如至尊派、莫加派、溫保鉉等等。這種現象對於時代的犯罪走向與變化具有重大意義。因為，若說過去的韓國社會犯罪皆出於某種明確的目的，那麼現在的韓國犯
罪動機則轉變為朝不特定多數人表露自身憤怒或其他情緒。
在當時，韓國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 IMF，處於經濟動盪的狀況，經濟的混亂與困難增加了人們的攻擊性與犯罪率。在後面我會詳細地說明箇中諸多因素，總而言之，先了解時代背景對了解犯罪心理會有很大的幫助。
隨著犯罪類型的急遽變化，被稱為「犯罪現場調查」（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簡稱 CSI）的科學調查隊走向專業化。過去犯人好抓，在起訴的過程中，有犯人的自白、確鑿的證據，不需要也沒必要用到科學調查。此外，也因為犯人好抓，非得分析被逮捕的罪犯心態，提前制定偵查方向的案件不多。透過分析已經被捕的犯罪者來獲取口供或調查有沒有其他罪行的必要性不大。到頭來，這種韓國社會狀況與調查環境，滋養了韓國警方的不合理調查，甚至發生了暴力拷問的冤獄。這些事使人們認知到科學調查是查明真相的必要方法，也是犯罪調查之基礎。
然而，我們需要強而有力的方式，才能因應起了變化的犯罪類型，因此 CSI 與犯罪側寫師走向專業化，擺脫現有調查方式，並透過科學線索提升調查效率。CSI 的主要職責是取得證據、核對犯人的身分，以便逮捕犯人與起訴。而分析犯罪動機與目的、掌握罪犯類型與特性、縮小嫌犯範圍、制定偵查策略都屬於犯罪側寫師的工作範圍。大眾所熟知的與罪犯面談，是所有案件即將結案時會進行的最後工作，面談蒐集而來的資料則會用於分析未來的類似案件。犯罪側寫師會與 CSI 一同前往案發現場，透過解讀案發現場所有證據與重建現場，進行犯罪側寫。
二○○○年二月九日，韓國警界成立了史上第一個犯罪側寫組。當時我是一名 CSI 要員，負責案發現場的相關工作。由於我的現場經驗豐富，非常熟悉如何重建現場深入罪犯內心，因此，我被調入犯罪側寫組。韓國犯罪側寫師歷史就這樣開始了。
犯罪側寫師的出現意味著原本社會的單純犯罪不再，犯罪類型增加，因此，並不能說是令人樂見的變化。大眾的注意力被分散到犯罪側寫師身上，也更關切犯罪側寫調查方式與側寫內容，在某些方面來說是不幸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也有值得慶幸之處，那就是能一定程度地阻止與現有犯罪類型完全不同的新式犯罪大規模擴散。
我相信有些人親眼見過或透過媒體看見魷魚的捕撈過程，縱使不知箇中細節，但絕對能想起好幾艘船燈火通明，聚在一起進行捕撈的畫面。可是，捕撈魷魚之所以要好幾艘漁船聚在一起亮燈，並不是因為牠們有趨光性。
朝鮮時代文臣丁若銓《茲山魚譜》描述過，如果海中燈火通明，蝦米與浮游生物就會聚集在一起，魷魚會聚集起來捕食牠們，然後漁夫會把聚集的魷魚撈起來，坐享漁翁之利。犯罪側寫就是分析嫌犯具有的特性與類型以制定調查策略，不過，這裡的調查策略是透過收集與累積下來的科學數據制定而成，並非單純欺瞞嫌犯的計謀。利用蒐集與累積的科學數據制定調查策略是犯罪側寫的重要因素之一。
實際上，犯罪側寫師的主要工作，是掌握嫌犯心理、是什麼類型的嫌犯，並制定相應的策略性調查方式，提供幫助警方逮捕嫌犯的資訊，並不像大眾媒體所描述的，側重於與被捕的犯人面談，側寫其心理。嫌犯被逮捕後，犯罪側寫師會透過基本面談，了解嫌犯心理，替調查組提供審訊建議。
儘管在這時候，有時也會取得嫌犯的口供，但取得口供屬於搜查官的職責。犯罪側寫師與犯罪者的深度面談是在其被捕、所有犯罪真相水落石出時才會進行的。
連環殺人，衝擊與驚悚的精神變態者
進入二○○○年代，韓國社會出現了和一九九○年代截然不同的新型犯罪，也就是精神變態者的連環殺人案。柳永哲、鄭南奎、姜浩順等連環命案帶來了韓國社會的衝擊，民眾的恐慌長達十多年。無數受害者經受難以言喻的痛苦，目睹這些受害者的民眾也深陷恐懼與不安中。
連環殺人犯柳永哲在住商混合大樓內部裡面犯下了攻擊多名受傷者並毀損屍體的殘忍罪行。
鄭南奎是與柳永哲同時期出現的連環殺人犯。在我搜查鄭南奎家裡時，發現了一本刊登了我的採訪的書，我意識到犯罪者正在蒐集並研究追蹤自己的搜查官，也追蹤著媒體對自己的犯罪行為的報導。簡言之，他們也在進化。
下一個出現的連環殺人犯是姜浩順。我之所以循序漸進地介紹連環命案，是因為我想強調犯罪類型正隨著時代背景迅速變化。一九九○年代，韓國社會犯罪以黑社會幫派的集體犯罪型態為主，如至尊派、莫加派，其犯罪目的為洩憤；二○○○年代的犯罪類型則明顯轉變成精神變態者之犯罪。
如仔細觀察柳永哲與鄭南奎的犯罪行為，會發現幾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會提前準備犯案工具、親自尋找作案對象、不惜闖入民宅，以及手法凶殘。
但是，在二○○九年被捕的姜浩順的犯罪手法和他們有著不同類型的犯罪特徵。根據姜浩順的罪行，我們能看出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裡，犯罪者的手法進化成巧妙地欺騙受害者，徹底主導情勢的犯罪模式。儘管「進化」一詞拿來形容犯罪並不適當，但姜浩順引誘受害者的智慧型犯罪手法逐漸進化的事實也無可否認。
柳永哲與鄭南奎四處物色作案對象，闖入民宅，卑鄙地將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幼作為目標；姜浩順則不同，他巧妙地利用特定情境，主導了整個犯罪過程。這可以說是韓國現代社會正在發生的如煤氣燈操縱、性誘騙等情境式犯罪的序幕。
自從姜浩順於二○○九年被捕後，韓國再也沒出現過連環殺人犯，但並不能就此斷言連環殺人犯已於韓國消聲滅跡，更準確地說，連環殺人犯並沒有消失，只是在各種原因之下，導致犯罪者在犯下一連串駭人聽聞的連環命案之前就先被捕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國民對犯罪的意識提高了。
在過去，人們見到他人受害會極度恐懼，很多時候睜隻眼閉隻眼，或是延誤了報警的時間點。還有，很多時候人們即使目擊了可疑的場面，但不確定是否構成犯罪，猶豫要不要報警，導致報案率並不高。自從每個人都有手機可以拍照或錄影後，隨時都能報案，民眾報案率直線攀升。這個變化讓人們報案的態度積極
化，報案率也急升，意味著社會成員之間互相守護。
大眾除了透過社群網路積極取證之外，社會各處設置了無數的監視器也替代了我們的眼睛，監視各個角落的犯罪，再加上每輛車都裝有行車記錄器隨時能留下犯罪證據，進一步也能預防犯罪，這些都保障了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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