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社會運動匯集眾人力量，推動社會變遷。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社會運動參與者來自社會弱勢群眾，他們的主張不見容於當道，抑或是挑戰了既得利益；他們的行為與觀念被主流文化貶為偏差的與次等的，因此經常需要以抗議的方式來宣揚理念。社會運動是一種艱困的事業，縱使大部分的抗爭行動以失敗收場，但是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如今已經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與生活方式，例如民主、人權、多元文化、環境保護、性別平權等，一開始幾乎都是被打壓的運動，也曾被譏為離經叛道的訴求。
馬克思曾提到：「人類創造歷史，但並不是在他們所選定的條件下進行。」社會運動追求一個更美好生活的願景，背後都起源於特定的社會條件，而不是憑空出現。一旦這樣的願景感召了人民，促發了行動的意志，即能形成一股能夠扭轉不利局勢的社會力量。社會運動是特定的歷史產物，同時也能夠掙脫傳統與守舊力量之糾纏，開啟歷史的新頁。
這本《社會運動與臺灣社會》以筆者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為基礎，進行了大幅的增修與改寫。在這17年間，臺灣與臺灣以外的社會運動及相關研究作品，風貌已急遽改變，需要重新梳理。綜觀這段時間，全球社會運動出現下列的變局：
從1999年西雅圖反世貿抗議以降，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運動席捲世界各地，高峰會抗議儼然成為新世紀社會運動之代表。但是很快地，隨著多邊主義的自由化受阻，地緣政治驅動的區域整合先行，追求「地球是平等」的新自由主義進展趨緩，單純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抗爭也解組、分化為各種反物價上漲與反撙節等抗爭。弱勢人民依舊受困，仍然發起抗議，只是行動缺乏共同的主題。反移民的排外抗議甚至促成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興起，衝擊既有的民主體制。
衝擊塞爾維亞、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黎巴嫩等地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在21世紀初曾被視為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後續就如同阿拉伯之春曾一度點燃中東與北美地區的民主火苗，結果只有突尼西亞真正脫離終身總統的獨裁統治，邁向民主。顏色革命與阿拉伯之春的經驗顯示，民主運動有其脆弱性，威權統治者因應抗爭浪潮也有其韌性。
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掀起的通訊革命，在世界各地引發各種新一波的社會運動風潮。追求經濟現代化，卻無能阻斷人民自由交換資訊的政權，在所謂的「臉書革命」中倒台，例如埃及。但是能夠成功因應其挑戰，進一步演化成為「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的獨裁政權，例如中國，反而成功地馴化了數位媒體，使其成為實行統治手段的新科技。
隨著民主化運動、全球正義運動的挫敗，以反移民、抗稅、反疫苗為名的新右翼運動開始衝擊西方民主國家。美國保守派的反墮胎運動在努力了近半世紀之後，終於在2022年推翻全國層級的墮胎合法化之法院判決。作為一種政治管道，社會運動也可以為保守勢力所用，試圖維持現狀，甚至翻轉時代的巨輪。街頭抗議不見得是弱者的武器，也可能成為強勢群體鞏固其特權的手段。
在臺灣，新世紀以降的社會運動轉變與其衝擊也十分可觀。上個世紀最後一年出現了首度政黨輪替，使政治格局出現巨大的轉變。追求進步改革的社會運動陷入低潮，活躍於街頭抗爭的反而是保守派陣營，他們訴求反教改、反農漁會金融改革、擁核等議題。因為政治爭議引發的抗議，例如2000年與2004年國民黨抗議總統選舉結果、2006年抗議陳水扁總統涉貪事件的紅衫軍運動，也成為了新聞焦點。在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社會運動又獲得重新復甦的契機，沉寂已久的反核運動、學生運動重新登場。某些看似地方性與特定性的議題，例如離島賭場、渡假村開發案、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媒體併購、義務役士兵不當管教致死、中學課綱修改等，都引發了全國性抗爭風潮，取得了重大的運動成果。在2016年，臺灣出現了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的改革再度引發了保守派的抗議，例如反對婚姻平權、年金改革、轉型正義、能源轉型等。
臺灣的新興社會運動現象，並不是臺灣所獨有，而是在許多方面反映了全球趨勢。新自由主義導致國家退位，資本的影響力提升，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對於年輕世代衝擊特別嚴重。尤其在高等教育擴張之後，人數增加的畢業生面對了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的未來，他們能找到的工作多來自於非典型勞動，抑或是零工經濟(gig economy)。從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以降的一系列青年抗議，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經濟不滿。其次，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拓展了新形態的人際關係，網路互動取代了實體見面與會談，讓更多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行動在虛擬空間進行。2008年之後的臺灣社會運動風潮，正好搭上這一波數位傳播科技的列車，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即是依靠這種新穎科技，讓占領立法院的風潮同步擴散至全臺各地。最後，21世紀的獨裁者仍負隅頑抗，他們不只壓制國內民主化的要求，也對外輸出與擴張威權統治。俄羅斯之於前蘇聯共和國與東歐，阿聯酋與沙烏地阿拉伯之於北非與中東，就如同中國對於香港與臺灣一樣，將民間交流、貿易與網際網路「武器化」，成為其「灰色地帶戰爭」的一環，因此激發出新一波來自公民社會的抗爭風潮。臺灣反媒體壟斷運動與太陽花運動，以及後來的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支持烏克蘭行動也都源自相似的地緣政治因素。
基於上述的時代變局，《社會運動與臺灣社會》這本書期待提供一種知識性的引導，透過既有的國外與本土研究作品之梳理，協助讀者發展出剖析與洞察社會運動現象之能力。在寫作時，筆者基於許多理由，一直試圖拒絕「教科書」的定位。社會運動並不是國家考試科目，不需要重點提示與作答指引，因為這將不當地簡化了既有的研究發現。更重要的是，社會運動研究始終充滿各種論辯與爭論，與其期待一套制式的標準答案，不如好好追隨這些交鋒陣營的知識理路，重新思考社會運動的可能性與限制。改造社會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若我們想理解人們為何試圖想要改造社會，以及他們達成的成果，也需要花費不少心思。
這是一本社會運動研究的導論書籍，目標讀者群是具有（但不限於）大學生程度以上的知識理解能力。筆者關注的是如何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與其成果，而不是如何發起社會運動，以及如何實現其目標，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本書的用意在於「解釋世界」，而不是「改變世界」。解釋社會運動，不同於發起社會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兩種知識者毫無相關，無法相互滋補。在某些情況下，本書提供的學術知識可以轉化成實踐指引，如同這些研究成果一開始也是來自於觀察、詮釋社會運動的實際經驗。
與此相關的問題即是，社會運動研究的知識是否帶有政治意涵？既有的社會運動研究已經成為了某種公共財，無論是獨裁者為了壓制人民起義，抑或是反抗者為了伸張正義，都可以取用這些寶貴的知識，獲得其所需的指引。筆者認為，就純粹解答知識迷團而言，社會運動研究可以是中性的與工具性的，這些知識有助於抗爭者自我組織，也可能讓統治者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壓制異議份子。然而，獨裁者通常不關切社會運動的起源，他們只在意撲滅異議的公開表達，因此，更廣泛的知識探索與個案分析，往往有助於社會運動者強化信念，並且學習與借用更有效的運動策略。
一般而言，社會科學關切的問題是「如何」(how)，而不是「為何」(why)，試圖提出實然面的解釋，而不是在應然面提出規範性的論證。相較之下，人文學者傾向將某些社會運動放置於思想史的脈絡檢視，關切其運動理念的內涵，而不是其外在效應。就以「人類世」(anthropocene)（按：即是人類生產活動已經改造了地質的年代）的觀念為例，文史哲學者在意的是認知圖像如何重新形構人類看待自身，以及其與環境、其他物種的關係；但是社會科學家則探討這種觀念啟發的能源轉型與氣候行動面臨何種阻礙，以及採取了何種宣傳與遊說的策略。社會科學家並不認為這些議題只是外部性的、衍生的、次級的，相反地，原創思想要能改變世界，往往得透過一連串組織、動員、對抗等社會運動過程。
本書的意圖並不在於勾勒臺灣社會運動的發展軌跡，而是在於提供必要的分析概念及其運用之方式，協助讀者釐清社會運動起源、過程與結果。相較於2005年的舊版，本書主要的修正如下：
新增「社會運動研究的典範與理論」(第二章)，說明從資源動員論到晚近的抗爭政治理論之演變。
新增「無領導者運動」(第四章第五節)，以說明晚近社會運動去中心化的新興趨勢。
新增「網際網路、社群媒體與社會運動」(第五章)，探討晚近以來關於社會運動與新興數位傳播科技之辯證關係。
新增「非典型運動：反制運動、保守派運動、由上而下動員的運動」(第九章)，闡述保守派反制運動在臺灣與國外的興起。
新增「社會運動的經濟影響」(第十章第四節)，指認出社會運動的新興策略，不再是針對政府，而是向企業提出訴求。
新增「社會運動研究在臺灣：邁向制度化」(第十一章)，回顧本土相關研究從萌芽到制度化的歷程。這一章改寫自何明修、黃俊豪(2020)。
最後，有鑑於本土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與興盛發展，本書採用《社會運動與臺灣社會》的書名，以彰顯其本土相關性，筆者也盡可能引用臺灣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書第三章到第九章的開頭都是先以臺灣社會運動實例出發，進而闡述說明相關研究文獻所關切的核心問題。此外，自從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以降，臺灣與香港的公民社會互動密切，各種社會運動相互聲援，因此本書也試圖納入關於香港民主運動的研究成果。
新版著作大幅精簡了舊版如今看來過於瑣碎、涉及細節、旁枝雜生的段落，也刪除了過時的研究文獻與個案說明。在改寫過程中，花費最多心神與力氣的部分，在於如何放入2005年之後國內外的新興研究文獻。筆者所期待的著作是一部深入淺出、論證紮實、確切反應世界潮流、根植於本土經驗的導論書籍，這一本書是否能達成這樣的目標，就留給讀者評判。
在改寫過程中，我獲得何思瑩、李宗興、阮俊達、林宗弘、林宗正、林怡岑、張恆豪、陳美華、陳衍秀、黃淑鈴、劉仲恩、羅皓名等先進與同儕的修改建議，在此表達感恩。我也要感謝Jessie、Ash、陳薇安、曾碧鏵、李嘉穎、黃怡菁、黃俊豪等助理的編輯協助。最後，我以作者的個人生命歷程來結尾。當《社會運動概論》在2005年完稿與出版時，我與淑鈴在紐約共度新婚後的研究休假，筆者當時是在皇后區的森林小丘完成書稿。過了17年，淑鈴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現在也是學校主管，即將邁入半百之年的我們倆也有了一對可愛的小梅與小陽。感謝淑鈴的支持，沒有這位家務夥伴與室友，我不可能完成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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