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九月，在自由北韓全國各分會，一份特殊的徵人啟事在會員之間開始流傳：
如果你〔或你認識的人〕有興趣、意願且準備好至少以一年的時間，自願待在東亞不知名的國度〔亦即不是南韓、日本或中國〕，請寄電子郵件。
警告：環境條件可能很惡劣，工作皆為無償，並不光鮮亮麗。韓語必須流暢，最好略懂中文⋯⋯非常、非常有心投入的應徵者才可申請。
這份徵人啟事是艾德瑞安寫的，雖然他尚未從耶魯畢業，但是雄心壯志早已從校園行動主義的畛域滿溢而出。
同一年稍晚，二十歲的艾德瑞安率領團隊，初次到中國探路。他和一小群自由北韓的成員搭機到北京，這些人背著背包、戴著棒球帽，往北韓邊界前進。這趟初次遠征只是實地調查的性質，但即使如此，能有機會站在棕色河水緩緩流動的圖們江畔，親自目睹占據著他思維與想像的土地，依然讓艾德瑞安感到強烈的情緒襲來。看見全副武裝的中國軍人在機場與國界巡邏，他暗自想著：「哇，太真實了。」
艾德瑞安向自由北韓的成員回報，這趟遠征已碰上某些「千鈞一髮」的情況。「這裡的情況比我們想的還糟得多。」他在二○○四年十一月寫道。
他們透過日漸擴增的網絡來安排與行動人士及宗教領導者見面，這些人就在中國經營著祕密庇護所。對於庇護網路的老手來說，艾德瑞安和他的年輕夥伴代表一股注入營救北韓人任務的新活力，也代表有新的資金來源。
自由北韓的團隊成員花了不少時間和脫北者談話，取得他們的證詞，並估量他們對冒險出國的旅程有多大的興趣。他們另外只剩一種選擇，就是過著躲在地下的祕密人生，永遠冒著被發現與遭遣返回北韓的風險。艾德瑞安經常會問他們想不想到美國，而許多人認為這想法太荒唐，簡直和提議到月球一趟差不多。
這些脫北者以韓語向年輕的自由北韓學生訴說自己的經歷，聽起來令人尤感心痛。有個孩子冷靜解釋，他母親已餓死，父親則在集中營。一名年輕女子則解釋自己如何從北韓偏鄉一位農夫身邊逃離，多年來，那人囚禁她還屢屢性侵她。
就艾德瑞安與同行者而言，這趟旅程讓他們清清楚楚理解到，要逃離北韓，並沒有多少路可走；一旦逃離，接下來要去哪的選擇也不多。若從地圖上來看，直接越過邊界到南韓，看起來是取得庇護最明顯的路。依法來說，南韓會立刻給予任何北韓人一份通行證，因為南韓長久以來都自認是唯一合法的韓國政府，其管轄權遍及整個朝鮮半島與鄰近島嶼。
但現場的實際情況是，想通過邊境根本是癡人說夢，南北韓邊界尤其危險。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一名來自聯合國的代表和一名來自共產黨的代表簽下九份停戰協定，劃定停火線，於是就有了一百六十哩長（約兩百五十七公里）、二點五哩寬（約四公里）的非軍事區緩衝這兩個國家。北韓動用龐大的軍事部署，以數以千計的武器瞄準南邊。就算哪個人有幸接近邊界，也會立刻遭到射殺。二○一八年，這邊有許多地雷移除了，但還是有重重鐵絲網，以
及大批軍人在瞭望塔上駐守。
非軍事區還有其他怪異之處，其內部是中立區，稱為「共同警備區域」，南北韓軍人會帶著隨身武器面對面站著。在北邊，北韓會以擴音器大聲播放宣傳；而在南邊，脫北者會化身為行動人士施放氣球，那些氣球帶著反金氏政權的手冊及食物飛向北方。在一九八○年代，南韓在此樹立一根三百二十三呎高（約九十八公尺）的旗竿，上頭掛著巨幅國旗，北韓則以五百二十五呎高的旗竿回敬（約一百六十公尺），那次對峙後來稱為旗竿之戰。非軍事區數十年來都沒有人類活動，反倒成為稀有與瀕危物種的家園，例如白枕鶴及亞洲黑熊。
在南韓這邊，若透過高倍數雙筒望遠鏡觀察，或許會瞥見北邊有一座村落，稱為機井洞（Kijong），這裡有色彩繽紛的混凝土建築，清道夫也會定時出動。但分析者從邊界把鏡頭拉近，會很快發現這些在一九五○年代興建的建築物裡是空的，沒有人住，是現實生活中的波坦金村莊（Potemkin village）。
由於非軍事區內極度緊張且盤查詳細，因此幾乎所有脫北者偏好的路線，都是穿越北邊的中韓邊界。然而穿越這條國界也有危險，只是原因截然不同。中國政府的立場：不能把離開北韓的人當成難民來看待，因此應該速速逮捕、遣返。中國政府無視遭遣返者幾乎定會被扔到勞改營忍受多年懲罰的下場。
對於住在偏鄉地帶的人來說，到北韓邊界可能相對容易。偏遠地區看守人力較為零星。中韓邊界有很大部分沿圖們江和鴨綠江相互毗鄰，冬季會結凍。在更接近城市的地方，邊界兩邊都有人巡守。在北韓這邊，如果被發現越界，會馬上被送到囚營。在中國這邊，則會被立刻送回北韓坐牢。北韓的邊界守衛如果認為哪個人越河太遠，就會朝對方開槍，導致想在此洗衣沐浴的居民飽受驚嚇。
如果想安全離開中國，難民就必須找個地方藏身，恢復力氣，之後找個值得信賴的人護送，帶他們到旅程的下個階段——只是一樣危險。志工團體就在這時登場。這些團體通常是由基督教組織贊助，會在中國境內的北韓邊界安排庇護所網絡。
這些網絡中，有些是由一位人道工作者主導——這人是福音派牧師提摩西．彼得斯（Reverend Timothy Peters）。艾德瑞安起初是在二○○五年遇見彼得斯，那時自由北韓的團隊剛從中國實地勘查回來。他們相見時，彼得斯已在首爾經營「韓國援手」（Helping Hands Korea）這個組織將近十年。
彼得斯是在一九七○年代初抵南韓，這些年來，他的活動主要牽涉到兩種不同角色：大聲抨擊北韓侵害人權，並親自安排類似地下鐵路的網絡，每年協助數十位脫北者。而以第二種角色來說，彼得斯認為祕密與絕不公開是關鍵要素。要助人逃脫，就必須沒有什麼人討論他們在做什麼，這樣成功機會才最大。
彼得斯並非在中國結識艾德瑞安，他在二○○四年底一趟前往美國東岸的旅程認識此人；那一次，他同意為布朗大學的自由北韓分會演講。彼得斯在艾德瑞安身上發現「某種奇特之處」——這年輕人有卓越的能力，能提高大學生對北韓的意識，並說服他們：即使侵犯人權的是隱密、封閉、獨裁國家，但他們仍有能力改變如此龐大又難以捉摸的對象。「能讓年輕人關注北韓人權是很稀奇的。」彼得斯憶道。
關於北韓的政治論述變幻莫測，焦點多集中在核武與高度的外交賭注，頂多會導向逐步漸進的改變或許能改善北韓實際狀況這樣的主題。在彼得斯及志同道合者的眼中看來，核心事實只有一個：北韓人民在受苦，理當得到幫助。
彼得斯早就知道，進行救援要非常低調。離開中韓邊界地區會需要志工網的協助——中國非營利組織會在檯面下運作，基督教志工、西方人與韓國人也是。最困難的部分之一，是讓脫北者離開街道，以免被中國當地人舉報當局，或者被隨時都會出現的中國執法單位逮個正著。一旦彼得斯或其他行動人士認出脫北者之後，就會帶脫北者躲在某個住家或庇護所，通常讓他們能吃飽穿暖，並能得到訓練，以應付下個階段的旅程——他們得在中國長途旅行，再穿越一次國界，而一路上會有勇敢無畏的嚮導帶路。
逃脫北韓的人常會冒險犯難，穿越結冰的乾草原進入蒙古，之後從蒙古登上飛機，飛往南韓。更常見的是往西南邊，花幾天甚至幾週的時間從東北往西南貫穿中國，靠著搭火車、巴士與計程車來到雲南。他們從這邊翻山越嶺，進入寮國或緬甸，再前往泰國，期盼這些國家有飛機把他們送到首爾。在穿越中國的途中，隨時隨地都可能有中國公安瞥見可疑人物——這樣的人一輩子從未有和現代運輸、社會或科技互動的經驗——然後逮捕他們。其他風險還包括碰上暴力罪犯，會趁著脫北者在最脆弱的時候搶劫或性侵。
在歷經前往中國的旅程，以及和彼得斯等行動人士會面之後，這項任務的絕大部分都留給艾德瑞安與自由北韓的核心成員深刻印象。他們急於想出新策略要協助脫北者，並給予庇護所金援。這些設施實在不理想——有時候，脫北者得待在室內好幾個月，不見天日、無法活動——但這種種卻都是地下鐵路的重要環節。
二○○四年十月出現了重大契機。當時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簽署了《北韓人權法案》（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Act），其關注焦點是「北韓人權的可悲情況。」該法案是經過部分行動派人士、基督教團體及鷹派保守人士多年遊說，核准一年以兩千萬美元協助脫北者，並有數百萬美元以上的經費會用於在北韓推廣民主與提供訊息。對艾德瑞安及其團隊來說，其中意義很清楚：美國為脫北者打開國門。問題是，如何讓他們踏上美國國土。
不久之後，艾德瑞安和國務院官員談話時，他直言不諱問道：「美國政府對北韓人民有計畫嗎？」官員看著他，好像他是世界上最天真的人。地緣政治、權力平衡，還有核武呢？那些問題才是重點吧！
這位官員被追問之後，承認政府「還得要好幾年，才會開始思考解決方案。」
在艾德瑞安聽來，這訊息似乎很清楚：大人不打算處理，因此大學中的孩子得想辦法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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