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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筆者多年來關注中國近代思想史，其中投入最多精力的主題是嚴復研究。我覺得在近代知識分子之中，無論就思想深度或歷史意義來說，嚴復都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人物。從他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困境、挑戰與希望。
一八五四年一月八日嚴復誕生於福州府侯官縣南台區的蒼霞洲，其祖厝在福州郊外的陽岐。嚴家世居於此，他的祖父嚴秉符與父親嚴振先都是當地的名醫。嚴復在馬尾船政學堂畢業之後赴英國留學。福州的地理與人文環境孕育了嚴復，而英國的教育又開拓了他的國際視野，使他成為才兼文理、學貫中西的第一流人物。
嚴復的一生的努力與他的思想遺產給我們許多的啟示。一八九五年面對中日甲午戰爭的挫敗，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石破天驚的宏論，指出國人應反省傳統政治與學術之缺失，效法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亦即「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他一生以無比的熱情追求西方新知，死前遺言仍表示「真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以西方的模範為限，而力圖以傳統文化為根基會通中西，來超越歐美文化。陳寶琛評嚴復學術說：「君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彌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上文之中的「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與「證明而會通」等話，正是嚴復學術思想的精髓。他基於愛國主義的情操所翻譯的西書，包括西方十九世紀最先進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學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社會進化理論與邏輯學，即是「究極原委」。另一方面，他又從儒家思想、荀子、易經、老莊哲學、佛學之中汲取養分，從而結合了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以及科學與宗教、倫理。這是「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他一生均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翻譯西方新知，討論古今學問，亦形象地展現此一「會通中西」的特徵。總之，他嘗試將西方文化的優點與中國固有的智慧結合在一起，以調適的方法，建立富強、自由與文明的新中國，而具體地凝聚到「開啟民智、會通中西」的核心理念。這樣的理論超越了清末民初以來「中體西用」、「西學源於中國說」、「全盤西化」等理論，此一構想一直到今日仍深具意義。
在建立政治、社會發展理論上，嚴復也有精準的眼光。其中有關公理與強權、競爭與倫理的思考最為重要。嚴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一八九四—一九六三）《天演論》一書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天演論》的翻譯是嚴復對西方演化理論的一種選擇性的取捨，赫書的主旨不但宣揚「適者生存」，也在批判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一八○九—一八八二）與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一八二○—一九○三）「任天為治」的觀點。赫胥黎認為，自然界存在著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然在人類社會卻不可以完全遵從「叢林法則」，而應依賴倫理原則「以物不競為的」。在國際關係上，嚴復反對殖民主義的弱肉強食，提出尊重「公理」、「公法」、「公論」之原則，反對有強權而無公理，亦即主張吾人應「有權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奪人」。這些想法都批判帝國主義的「霸道」作為，符合傳統「王道」的理想，而深具啟發性的意義。
有關嚴復的歷史評價之中，筆者覺得最貼切的是魯迅所說的：嚴復是一位「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嚴復最敏銳之處是他和魯迅一樣很精確地掌握了時代的脈動並提出因應之道。眾所周知，魯迅曾熟讀《天演論》，甚至到可以背誦的地步。同時他深受嚴復「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觀念的影響，提出「改造國民性」的主張。這些觀點直到二十一世紀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如何融合古今中外，建立一個富強、自由與文明的新中國，這不但是嚴復所揭櫫的理想，也是吾人努力的目標。嚴復的一生值得我們深切懷念、認真研究。
這本書收錄了筆者過去多年所寫的有關嚴復生平、思想與翻譯作品的研究。這些篇章含括了以下的幾個主題。
第一章導論概要介紹嚴復的生命歷程，此文是有關嚴復的生平，描寫他的出生、成長、仕宦經歷、主要的翻譯工作，並分析其一生的成就與限制。筆者認為嚴復身處中西文化接軌之關鍵時刻，這使他的一生充滿衝突與挫折，不斷拉扯於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之際。嚴復思想中的現代性與傳統性交織在一起，表現出轉型時代的特徵。
第二章環繞著嚴譯《群學肄言》（與《天演論》）等介紹社會演化論的譯作，探討其思想內涵，以及對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影響。在嚴復譯作之中，赫胥黎的《天演論》在影響力上首屈一指，近代學人幾乎無人不讀此書。這本書一方面為中國思想界帶來一個嶄新的宇宙觀，另一方面又將這個宇宙觀放在中外比較文化的視野之中來觀察，因而吸引了眾人之目光。《天演論》對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世俗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並促成「社會」觀念的出現。在翻譯《天演論》之後，嚴復又翻譯了斯賓塞的《群學肄言》，此書為譯介西方社會學的先驅之作，從「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兩方面來闡述社會的意義，對近代中國群己關係的認識產生深遠的影響。嚴復所譯介的社會理論與章炳麟（原名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的譯介工作形成有意義的對比，象徵近代中國社會學與政治理論的兩條思路。這兩條路向對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四章集中於探討嚴復的政治思想，環繞著嚴復翻譯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他在此過程之中將西方自由思想與傳統儒、道觀念結合在一起的嘗試，而提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理論。這一部分的內容與拙著《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對嚴譯《群己權界論》的分析相關，是此書論點的進一步延伸。
第五、六章探討嚴復環繞著「思議」與「不可思議」的知識觀，希望從一個比較廣的角度說明嚴復從事靈學研究的歷史背景和意義。嚴復對靈學的興趣並非單純地回歸傳統，而是受到斯賓塞、赫胥黎所提出之「不可知論」的影響，看到科學有時而窮，以及科學的盡頭即為宗教的起點，而對於科學與宗教、迷信之關係作一深刻的反省。此一觀點與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的港台新儒家有連續性，亦有分歧。
第七章嘗試將嚴復放在從晚清到五四的歷史過程來思考他的歷史地位。筆者從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轉型的角度探討嚴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關係。嚴復的重要性在於他一方面是五四啟蒙論述的開創者，同時也是五四觀點的批評者。嚴復與五四的分合，反映出近代中國轉型時期的內在張力，此一張力也蘊含了突破傳統、再創新局之潛能。
以上從嚴復的生平概述為起點，進而研究他所譯介的新宇宙觀與社會演化論、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以及探討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並思索形而上議題的靈學研究，最後再以具體的事例說明他在晚清民國歷史上的貢獻與地位。上述幾個環節的分析構成瞭解嚴復一生的基本框架。筆者也希望透過嚴復豐富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翻譯作品與影響，能為讀者展現出在中西文化交匯之時刻，近代中國所經歷的曲折歷程。
黃克武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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