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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乃語言之副產品
世界上古往今來最以哲學著名者有三個民族：一、印度之亞利安人；二、希臘；三、德意志。這三個民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極高的時候，他的語言還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語言之早年的煩瑣形質。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語言之原形猶在，語言又是和思想分不開的，於是乎繁豐的抽象思想，不知不覺的受他的語言之支配，而一經自己感覺到這一層，遂為若干特殊語言的形質作玄學的解釋了。
以前有人以為亞利安人是開闢印度文明的，希臘人是開闢地中海北岸文明的，這完全是大錯而特錯。亞利安人走到印度時，他的文化，比土著半黑色的人低，他吸收了土著的文明而更增高若干級。
希臘人在歐洲東南也是這樣，即地中海北岸賽米提各族人留居地也比希臘文明古得多多，野蠻人一旦進於文化，思想擴張了，而語言猶昔，於是乎憑藉他們語言的特別質而出之思想當作妙道玄理了。
今試讀漢語翻譯之佛典，自求會悟，有些語句簡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可以化艱深為平易，化牽強為自然，豈不是那樣的思想很受那樣的語言支配嗎？希臘語言之支配哲學，前人已多論列，現在姑舉一例：亞里斯多德所謂十個範疇者，後人對之有無窮的疏論，然這都是希臘語法上的問題，希臘語正供給我們這麼些觀念，離希臘語而談範疇，則範疇斷不能是這樣子了。
其餘如柏拉圖的辯論，亞里斯多德的分析，所謂哲學，都是一往彌深的希臘話。且少談古代的例，但論近代。德意志民族中出來最有聲聞的哲人是康德，此君最有聲聞的書是「純理評論」。這部書所談的不是一往彌深的德國話嗎？這部書有法子翻譯嗎？英文中譯本有二：一、出馬克斯謬韌手，他是大語言學家；一、出麥克爾江，那是很信實的翻譯。
然而他們的翻譯都有時而窮，遇到好些名詞須以不譯了之。而專治康德學者，還要諄諄勸人翻譯不可用，只有原文才信實；異國雜學的註釋不可取，只有本國語言之標準義疏始可信。哲學應是邏輯的思想，邏輯的思想應是不侷促於某一種語言的，應是和算學一樣的容易翻譯，或者說不待翻譯，然而適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譯。則這些哲學受他們所由產生之語言之支配，又有甚麼疑惑呢？
即如dingallsich一詞，漢語固不能譯他，即英文譯了亦不像；然在德文中，則ansich本是常語，故此名詞初不奇怪。又如最通常的動詞，如sain及werden，及與這一類的希臘字曾經在哲學上作了多少祟，習玄論者所共見。又如戴卡氏之妙語「cogitoergosum」，翻譯成英語已不像話，翻成漢語更做不到。算學思想，則雖以中華與歐洲語言之大異，而能渙然轉譯；哲學思想，則雖以英德語言之不過方言差別，而不能翻譯。則哲學之為語言的副產物，似乎不待繁證即可明白了。
印度日耳曼族語之特別形質，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別，過去及未來，已完及不滿，質之與量，體之與抽，以及各種把動詞變作名詞的方式，不特略習梵文或希臘文方知道，便是略習德語也就感覺到這麼煩。這些麻煩便是看來「彷彿很嚴重」的哲學分析之母。
漢語在邏輯的意義上，是世界上最進化的語言（參看葉斯波森著各書），失掉了一切語法上的煩難，而以句敘（syntax）求接近邏輯的要求。並且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語言，不富於抽象的名詞，而抽象的觀念，凡有實在可指者，也能設法表達出來。文法上既沒有那麼多的無意識，名詞上又沒有那麼多的玄虛，則哲學斷難在這個憑藉發生，是很自然的了。
「斐洛蘇非」，譯言愛智之義，試以西洋所謂愛智之學中包有各問題與戰國秦漢諸子比，乃至下及魏晉名家宋明理學比，像蘇格拉底那樣的愛智論，諸子以及宋明理學是有的；像伯拉圖所舉的問題，中土至多不過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亞里斯多德那樣竟全沒有；像近代的學院哲學自戴卡以至康德各宗門，一個動詞分析到微茫，一個名詞之語尾變化牽成溥論（如causality觀念之受iustrumental或ablative字位觀念而生者），在中土更毫無影響了。
拿諸子名家理學各題目與希臘和西洋近代哲學各題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則知漢士思想中原無嚴意的斐洛蘇非一科，「中國哲學」一個名詞本是日本人的賤製品，明季譯拉丁文之高賢不曾有此，後來直到嚴幾道、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們為求認識世事之真，能不排斥這個日本賤貨嗎？
那末，周秦漢諸子是些什麼？答曰：他們是些方術家。自《莊子．天下篇》至《淮南鴻烈》，枚乘七發皆如此稱，這是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猶之乎西洋之愛智者自己稱自己為斐洛蘇非。這是括稱，若分言，則戰國子家約有三類人：
一、宗教家及獨行之士；
二、政治論者；
三、「清客」式之辯士。
例如墨家大體上屬於第一類的，儒者是介於一二之間的，管晏申韓商老是屬於第二類的，其他如惠施莊周鄒衍慎到公孫龍等是侯王朝廷公子卿大夫家所蓄養之清客，作為辯談以悅其「府主」的。這正合於十七八世紀西歐洲的樣子，一切著文之人，靠朝廷風尚，貴族栽培的，也又有些大放其理想之論於民間的。這些物事，在西洋皆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下之哲學，為什麼我們反去借來一個不相干的名詞，加在些不相干的古代中國人們身上呀？
諸子天人論導源
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餘也。據此燼餘，若干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為不有，以或然為必然，既遠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為術也。
今日固當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若以或然為必然，則自陷矣。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如洹上之跡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則十年前流行之說，如「殷文化甚低」，「尚在遊牧時代」，「或不脫石器時代」，「殷本紀世系為虛造」等等見解，在今日容猶在暢行中，持論者雖無以自明，反對者亦無術在正面指示其非是。
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於殷禮」者如何，則「殷因於夏體」者，不特不能斷其必無，且更當以殷之可借考古學自「神話」中入於歷史為例，設定其為必有矣。
夏代之政治社會已演進至如何階段，非本文所能試論，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頗高，而為殷人所承之諸系文化最要一脈，則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殷商文化今日可據遺物遺文推知者，不特不得謂之原始，且不得謂之單純，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廣甚久之背景可知也。即以文字論，中國古文字之最早發端容許不在中土，然能身初步符號進至甲骨文字中之六書具備系統，而適應於諸夏語言之用，決非二三百年所能達也。
以銅器論，青銅器製造之最早發端固無理由加之中土，然製作程度與數量能如殷墟所表見者，必在中國境內有長期之演進，然後大量銅錫礦石來源之路線得以開發，資料得以積聚，技術及本地色彩得以演進，此又非短期所能至也。
此兩者最易為人覺其導源西方，猶且如是，然則殷墟文化之前身，必在中國東西地方發展若干世紀，始能有此大觀，可以無疑。因其事事物物皆表見明確的中國色彩，絕不與西方者混淆，知其在神州土上演化長久矣。
殷墟文化系之發見與分析，足徵殷商以前在中國必有不止一個之高階文化，經若干世紀之演進而為殷商文化吸收之。殷墟時代二百餘年中，其文字與器物與墓葬之結構，均無顯然變易之痕跡，大體上可謂為靜止時代。前此固應有急遽變轉之時代，亦應有靜止之時代。
以由殷商至春秋演進之速度比擬之，殷商時代以前（本書中言「殷商」者，指在殷之商而言，即商代之後半也。上下文均如此），黃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帶中，不止一系之高階文化，必有若干世紀之歷史，縱逾千年，亦非怪事也。（或以為夏代器物今日無一事可指實者，然夏代都邑，今日固未遇見，亦未為有系統之搜求。即如殷商之前身蒙毫，本所亦曾試求之於曹縣商丘間，所見皆茫茫沖積地，至今未得絲毫線索。然其必有，必為殷商直接承受者，則無可疑也。
殷墟之發見，亦因其地勢較高，未遭衝埋，既非大平原中之低地，亦非山原中之低谷，故易出現。本所調查之遺址雖有數百處，若以北方全體論之，則亦太山之一丘垤也。又，古文字之用處，未必各處各時各階級一致。設若殷人不用其文字於甲骨銅器上，而但用於易於消毀之資料上，則今日徒聞「殷人有冊有典」一語耳。）且就組成殷商文化之分子言之，或者殷商統治階級之固有文化乃是各分子中最低者之一，其先進於禮樂者，轉為商人征服，落在政治中下層。（說見「夷夏東西說」，「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等。）商代統治者，以其武力鞭策宇內，而失其政治獨立之先進人士，則負荷文化事業於百僚眾庶之間。多士云「殷革夏命……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斯此解之明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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