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歷史研究的本質是對人類經驗的考察和討論，而不是對概念和理論的研究。本書的任務不是討論國際關係理論，更不曾想建立一種理論模式。作為一部實證性歷史著作，筆者只是試圖對國際史學界討論的一個老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視角。這個老問題就是冷戰的起源和發生，特別是蘇聯在其中的作用；這個新視角就是經濟，特別是蘇聯的經濟觀念、經濟政策以及美蘇之間的經濟關係。因此，本書關注的歷史過程同以往沒有區別，還是在戰爭後期和戰後初期發生的那些會議、事件、談判、紛爭和衝突，但觀察的視角不同，就會發現不同的邏輯鏈條，產生不同的歷史敍事，從而對戰後美蘇關係變化、冷戰格局形成和展開提供一種新的解釋框架。
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很早就說過：“不可能有這樣的歷史——‘真實發生的過去’（the past as it actually happened）；只能有對歷史的各種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終極的；每一代人都有權形成自己的解釋。他們不僅有權形成自己的解釋，而且有義務這樣做，因為的確有一種尋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學界對於冷戰起源和冷戰發生的研究，大體上局限於國際政治體系的範圍內，而安全結構、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是這一體系的基本範疇。國際政治體系對於冷戰史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數十年來冷戰史學家正是在這一理論體系的運用中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50年代初在西方學術界出現的正統學派（Oethodox School）或傳統學派（Traditional School）強調蘇聯作為“邪惡強權國家”的作用，認為蘇聯的地緣政治擴張和建立世界霸權的野心導致了冷戰的發生，美國則是為了捍衞民主制度、遏制共產主義擴張而被動地捲入了冷戰。60年代崛起的修正學派（Revisional School）以批判美國對外政策為出發點，強調美國為控制世界資源、在全球建立霸權而進行了帝國主義式的擴張，這才是冷戰發生的根本原因。到70年代後期，隨着美國歷史檔案陸續開放，又出現了後修正學派（Post-Revisional School）。這一派學者努力重建“歷史敍事”，認為冷戰的起因主要在於美蘇雙方在對外政策上發生的相互誤判，並由於意識形態極端對立而進一步產生的過度反應。由於冷戰的“意外”結束和俄羅斯檔案逐漸公佈於世，西方學界出現了以約翰·加迪斯為代表的“冷戰史新研究”的學術潮流，其特點是強調利用多國檔案特別是美蘇雙邊檔案，加強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探索，從而使冷戰研究成為真正的國際史而非美國外交史——在這方面，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冷戰起源和發生的問題上，“新研究”的作者們從冷戰的結局出發，認為蘇聯和斯大林應該為冷戰的發生負責，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蘇聯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進攻性，對西方構成了安全和威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加迪斯的這一說法：只要斯大林統治着蘇聯，冷戰就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種觀點也受到一些學者（如M.P.萊夫勒、G.倫德斯塔德）的質疑和挑戰，同樣作為以前的“後修正學派”，他們指責加迪斯回到了“傳統學派”的立場。
上述研究無疑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冷戰本質和緣起的理解。但是，筆者在研究中感到，如果僅限於安全結構、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範疇，似乎有很多問題是無法解釋清楚的。比如，在美蘇形成冷戰對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沒有構成對對方的安全威脅；雙方都沒有感受到來自對方的“軍事威脅”，“不安全感”不過是意識形態偏見帶來的幻覺，而非現實。所謂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機（特別是朝鮮戰爭）以後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結構或安全觀念來解釋冷戰的形成？又比如，就冷戰起源而言，美蘇意識形態的對立無疑是最具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戰發生時，情況就未必如此了。在蘇南衝突出現之前，斯大林並沒有在其勢力範圍內宣揚和推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甚至有些美國決策者也看到了這一點，那麼如何用意識形態來描述冷戰的發生？再比如，在冷戰爆發前美蘇並沒有地緣政治的交集，雙方分別從中國和朝鮮半島撤軍甚至表明他們盡力避免這樣的交集，如果本書對歷史的考察可以證明伊朗危機的根源和本質是蘇聯對石油資源的訴求（不是佔領或分割伊朗領土），而美蘇對德佔領政策分歧的實質是戰後賠償問題（不是永久性地分別佔領德國），又如何用地緣政治來說明冷戰的開始？所以，僅在國際政治體系內討論冷戰起源尤其是冷戰發生的問題顯然是不夠的，這裏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經濟。
與國際政治體系相對應，筆者在考察和解釋冷戰起源、冷戰發生以及美蘇關係的深層因素時，借用了關於世界經濟體系（World-Economy System）或現代世界體系（Modern World-System）的概念，儘管這一概念創始人I.M.沃勒斯坦的一些觀點和結論筆者難以認同。沃勒斯坦指出，“世界體系分析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個理論”，而這種分析方法認定，“人類共同活動的三個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或社會文化的領域——不是獨立的社會活動領域，它們沒有獨自的‘邏輯’。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約束、決定、準則和‘合理性’的相互結合是那樣的緊密，以致沒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分類把‘這些因素’分開，或僅僅討論可變的一種領域就能不斷地、絕對地領會其他兩種領域。”引入世界經濟體系當然不是替代國際政治體系，而只是增加了一個觀察歷史的視角。不過也需要指出，經濟觀察與政治觀察和社會觀察並不是平行並列的。所謂現代世界體系，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行了最嚴謹、最科學的研究。把近代以來的人類歷史放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進行考察，實際上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資本主義歷史的方法，他們認為：“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繫起來研究和探討。”他們還特別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筆者完全認同這種研究方法，考察冷戰起源、冷戰發生乃至冷戰結束的歷史過程，不能離開“經濟學”的研究，甚至可能首先需要從“經濟學”的視角開始。
本書的時間起點在1944年夏天，此時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和布雷頓森林會議在美蘇的共同努力下雙雙取得成功，為建立戰後國際秩序奠定了基礎。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倡導成立國際安全組織——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布雷頓森林會議倡導成立國際經濟組織（亦稱“經濟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此後還將建立國際貿易組織）。美蘇兩國領導人和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普遍認為，安全和經濟這兩個國際組織就像是承載世界前行的兩個車輪，它們的組建和運轉，將保障戰後人類社會的穩定、繁榮和發展。然而，歷史很快就證明，美蘇關係和大國合作從此開始滑向下坡。根本的問題不在安全而在經濟：安全的車輪（聯合國）很快組建起來，雖然磕磕碰碰但總算開始運轉，而經濟的車輪（經濟聯合國）卻未能按原計劃組建和運轉，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的國際經濟組織，由於蘇聯及其集團缺席而無法成為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保障。經濟不是決定一切的唯一因素，但確是一切決定的基礎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加強對冷戰發生乃至展開過程中經濟因素的考察。這也是本書論述的邏輯起點。
如果加入經濟因素的考量，人們就會發現，從二戰結束到戰後初期，冷戰的發生過程大致在兩個領域展開：國際政治領域和世界經濟領域。前者表現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安排及美蘇勢力範圍的劃分，後者表現為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組及其與蘇聯的關係。從國際政治體系看，戰時同盟在雙方認同的“雅爾塔體系”中得以延伸，美蘇在安全關切和霸權目標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大國合作”機制中得以緩解，而避免走向衝突。從世界經濟體系看，美蘇經濟體制之間的本質性差異，只有在兩國建立戰略互信且認同國際經濟秩序統一的遊戲規則的條件下才能逐漸彌合。蘇聯對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雖感到有利可圖，但也心存疑慮。在美蘇關係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蘇聯首先放棄了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機會，進而斷然拒絕參與歐洲經濟援助計劃，使得戰時的美蘇經濟合作關係無法在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中延續下去。所以，作為冷戰本質的制度對抗首先是在經濟領域顯化的，冷戰的發生也是從經濟領域的脫鈎開始的。當蘇聯拒絕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時，雅爾塔體系的經濟基礎實際上已經開始動搖；當蘇聯和東歐拒絕加入馬歇爾計劃、決心與西方世界做徹底的經濟切割時，冷戰便發生了。
如果從經濟的角度觀察，人們還會發現，戰後美蘇關係實際上是極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性不是表現為政治影響力，而是表現為經濟實力。以往把戰後初期的蘇聯看作另一個“超級大國”，可能是一種錯誤認知。如果僅從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看，或許可以這樣說，但是如果從美蘇經濟實力差距和經濟關係特徵的角度觀察，必然導致對過去思維定式的懷疑。在經濟成就、科技創新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整體經濟和軍事能力等方面，蘇聯與美國之間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根本無法將二者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戰後初期尤其如此。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其他，決定了戰後斯大林的戰略考量：在安全戰略上，蘇聯不可能主動向美國挑戰，而在經濟戰略上，蘇聯需要與美國繼續合作。美國也是因為經濟實力超強才會擁有沃勒斯坦所說的霸權（hegemonic）地位，或如萊夫勒所說的“權力優勢”（preponderance of power）。如同英語作為國際語言表明了大英帝國曾經的世界霸權地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也顯示了美國現實的世界霸權地位。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美國在戰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導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策略上則把美元貸款作為撬動對蘇政治和外交的經濟槓桿。而蘇聯對戰後與美國經濟合作的實際運作開始產生猶疑和不滿，也恰恰首先反應在這兩個問題上。
本書的時間跨度包括戰爭後期和戰後初期兩個時段。戰爭期間，美蘇及盟國之間的合作，首先體現在軍事和外交方面，但經濟也是一個重要領域，租借援助是戰時美蘇及盟國之間經濟關係的完整體現。美國為蘇聯提供的大量武器、設備和物資，對蘇聯戰勝法西斯德國具有重要軍事意義，對蘇聯戰後經濟恢復也發揮了極大促進作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通過租借的方式，美蘇雙方的經濟機制開始互相滲透和融合：蘇聯極大地擴展了國際貿易和對美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與世隔絕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而美國則第一次將全國大部分生產和貿易納入了“計劃”的軌道，並努力推動“羅斯福新政”國際化。其結果，為建立戰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準備了條件。同時也必須看到戰場形勢變化對美蘇雙方經濟政策的影響。歐洲戰事結束後，很多美國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主張放棄對蘇聯“無條件援助”的方針，壓縮或消減對蘇租借援助，而蘇聯考慮到戰後經濟重建，恰恰需要加大援助力度，這實際上構成了戰爭後期美蘇分歧和矛盾的經濟根源。羅斯福以對日作戰需要蘇聯為由，堅持以前的租借方針不變，一方面加深了美國內部左右政治派別的矛盾和分歧，一方面也鼓勵了蘇聯提出更大需求的“野心”，這無疑為羅斯福去世和戰爭結束後美國迅速調整對蘇經濟政策埋下了伏筆。
美國為戰後國際秩序設計了兩個系統，安全系統就是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經濟系統則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其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希望蘇聯能夠融入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斯大林非常重視安全體系的建立，但是對於經濟體系卻沒有認真考慮。總體看來，蘇聯對戰後的經濟發展戰略缺乏深思熟慮的整體設計和系統規劃，基本上就是延續戰前的方針和做法。原因在於經濟理論上的兩個認知誤區：其一，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世界上最完美、最有效和最穩定的經濟制度，沒有看到在戰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其進行調整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是腐朽沒落的經濟體制，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是其不可避免的結局，沒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正在悄悄發生變化（瓦爾加對此有所發現，但沒有引起決策層的關注）。1946年初蘇聯第四個“五年計劃”的出台，充分表明了蘇聯經濟戰略的繼承性。惟其如此，當美蘇關係惡化時，蘇聯根本不在乎與美國進行經濟脫鈎，更沒有想到與世界經濟體系切割給蘇聯經濟發展帶來的長期負面影響。
本書的時間終點在1947年夏秋，此時冷戰格局在歐洲已經形成。這裏涉及對冷戰發生如何定義的問題。從冷戰制度對抗的表現形式來講，冷戰的發生應該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是美蘇雙方（不是單方面）都放棄了戰時大國合作的原則，而選擇了對抗政策；第二是這種對抗不僅發生在美蘇兩國之間，而且是在以他們各自為首的兩個政治集團之間。冷戰格局的形成意味着戰時大國合作結束，歐洲乃至世界開始分裂，進入兩極時代。1947年3月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6月提出馬歇爾計劃，說明美國的冷戰政策已經形成。1947年7月蘇聯斷然拒絕馬歇爾計劃，9月成立歐洲共產黨情報局，並提出世界已經劃分為兩大陣營的口號，說明蘇聯已經採取了冷戰對抗的政策。在此過程中，雙方都逐步構建起自己的政治集團。而在此之前，儘管美蘇之間關係已經惡化，甚至發生了衝突，儘管美國已經制定了對蘇“遏制”戰略，但都不符合上述兩個條件，因此不能說冷戰已經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12月蘇聯沒有按照約定宣佈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開始產生對蘇聯拒絕國際合作的戰略疑慮；1947年7月莫斯科及其衞星國拒絕加入馬歇爾計劃，表明蘇聯已經決心與美國和西方世界做徹底切割。美蘇合作關係的這兩次破裂都發生在經濟領域，應該不是偶然的。說到底，戰後世界的分裂首先在於未能建立起一體化的國際經濟組織，美蘇關係陷入了經濟漩，而不是安全困境。所以，冷戰發生的真正原因不是安全問題，而是經濟問題。這也是本書論述的邏輯終點。
正是由於冷戰發生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經濟體系——其實冷戰發生後美蘇的對抗也首先體現在經濟領域，本書重點討論的是冷戰中的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或曰經濟冷戰（Economic Cold War, Cold Economic Warfare）。當然，主要側重在蘇聯方面——這也是冷戰史新研究的特徵之一。
本書擬沿着經濟觀念、經濟政策和經濟關係的線索，梳理美蘇關係從戰時合作到戰後分裂的變化過程。
第一章《“無條件援助”：租借與戰時美蘇經濟關係》，以美國對蘇聯的租借援助政策為背景，考察美蘇戰時經濟關係。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是盟國取之不盡的“軍火庫”，那麼租借援助就是美國消除了“美元符號”的一種特殊的國際金融政策，是盟國取得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有力保障。實際接受美國租借援助的有37個國家，但唯有蘇聯享受了“無條件”援助的待遇，這是因為蘇聯在抵抗法西斯德國進攻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大約120億美元的租借物資，不僅大大加強了蘇聯戰時的軍事實力，而且有力推動了蘇聯工業設備更新換代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為其戰後經濟重建創造了物質技術條件。這無疑是戰時美蘇友誼和合作關係建立的物質基礎。
更重要的是，通過租借這種外在形式，美蘇經濟關係發生了內在的重大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不僅美蘇之間的經濟交往和聯繫大大加強，而且雙方的經濟機制開始相互滲透和融合。對蘇聯而言，租借就是一種特殊的對外貿易，莫斯科藉此走出了戰前與世界隔離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在作為西方列強患難與共的政治夥伴的同時，不管是否意識到，蘇聯的經濟已成為民主陣營經濟體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組成部分——蘇聯進口物資的需求成為美國安排生產的重要依據。在蘇聯大規模參與世界貿易的同時，華盛頓第一次如此廣泛地將全國相當一部分生產和貿易納入了“計劃”的軌道。按照美國學者的說法，到1943年底前，美國那種按利潤調節生產的非計劃經濟已經驚人地改變成一種戰時管理經濟，以適應租借計劃預定的種種目標；按軍事標準對物品生產能力和價值分配所進行的計算，取代了財政計算而作為經濟活動的主導。因此，租借不僅幫助盟國贏得了戰爭，而且促進了羅斯福“新政”的國際化，為蘇聯計劃經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創造了條件。總之，租借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了制度性基礎，有助於戰後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
不過，租借雖然是盟國與法西斯作戰的“勝利武器”，羅斯福期待以租借援助換取蘇聯的信任和回報，斯大林也希望將租借援助延續到戰後重建，但租借最終卻未能成為戰後大國繼續合作的“和平工具”。究其原因，第一，羅斯福的理想主義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他所設想的戰後國際關係願景未必就一定是“烏托邦”，但到戰爭後期羅斯福仍然堅持對蘇“無條件援助”的方針不變，這不僅引起美國執行官員的普遍不滿和不安，也確實助長和鼓勵了斯大林的“野心”——莫斯科感到只要堅持，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拒絕簽署解決剩餘租借物資的3-c協定就是一例。第二，羅斯福去世後美國政治右傾，試圖把租借援助作為“經濟槓桿”，迫使蘇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做出讓步。蘇聯從意識形態出發，根本不會為了某種經濟利益而放棄政治主張和立場。充其量，“經濟槓桿”的反作用很可能把蘇聯逼回到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從而背離羅斯福將蘇聯納入戰後國際經濟體系的最初願望。第三，蘇聯代表在後期租借談判中頑固而不妥協的態度和立場引起美國的極大不滿和失望，這種態度和立場源於莫斯科傳統意識形態的認知誤區。在蘇聯人看來，戰後美國必將陷入週期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美國要度過危機，解決失業和資本過剩的難題，必然依賴於蘇聯的市場。本來是蘇聯有求於美國的事情，偏偏要美國來央求蘇聯。這種心態，此前在布雷頓森林協定談判中出現過，此後在貸款談判中亦是如此。
第二章《錯失良機：蘇聯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考察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和蘇聯最後拒絕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的歷史過程。
美國設計並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旨在穩定國際貨幣、擴大世界貿易、實現戰後世界經濟的重建、繁榮和發展，其目標是建立保障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三大支柱，即平衡國際收支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成員國提供投資貸款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亦稱世界銀行（WB），以及協調各國關稅以實現無條件最惠國待遇的國際貿易組織（ITO）——後來長期表現為《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在美國人看來，蘇聯作為國家控制匯率、壟斷貿易制度的主要代表，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非常重要，這不僅有利於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對蘇聯本身（特別是作為創始國）也大有益處。最重要的是，沒有蘇聯這樣非市場經濟體制的大國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就是不健全的，戰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國際經濟秩序就無法建立起來。為此，美國想方設法為蘇聯提供了作為創始國的最優厚的條件，並在最重要的問題上——基金份額、盧布平價、基金投票權、黃金存放地等，幾乎滿足了蘇聯的所有要求。這固然與此時美蘇關係正處於合作的最佳狀態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羅斯福和美國大批左翼人士看來，不同的經濟體制之間在戰爭中呈現出一種“趨同”的現象：美國的經濟正在走向社會主義，而蘇聯正在走向“國家資本主義”。摩根索和懷特在布雷頓森林對蘇聯做出重大讓步的原因就是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體系並非是互不相容的。
然而，美國人的良好願望並未成為現實，在1945年12月批准成立國際經濟組織的布雷頓森林協定最後期限到來時，莫斯科表示目前簽署協定“沒有可能”，蘇聯政府還要再進行研究。後來基金組織董事會把蘇聯作為創始國資格的期限又延長了一年，但蘇聯最終還是沒有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個中原因，當時的美國報紙有很多猜測，以後的研究者也眾說紛紜。關於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不適宜加入和蘇聯加入後會帶來經濟不安全的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因為1944年7月蘇聯代表在會議協定草案上簽字前，甚至在1945年12月政府各部門討論是否應該加入該組織時，都已經全面考慮到這些因素，但並未感到有問題。綜合分析當時蘇聯政府的各種內部文件和公開聲明，可以認為真正的原因有兩個。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在於蘇聯領導人和決策者沒有意識到戰後出現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發展趨勢，認定所有這些國際經濟組織只是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而設置的，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最先進、最完善的，沒有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而且將來必定會替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所以加入美國設計的以美元為主導的經濟組織，完全沒有必要性。蘇聯作為一個政治大國，只是為了擴大在國際經濟領域的影響，並在有可能獲取經濟利益的條件下，才會考慮加入這樣的國際經濟組織。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原因——貸款問題。蘇聯官員明確並多次表示，只要美國提供長期貸款，蘇聯就宣佈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蘇聯的確是把貸款問題作為驗證美國是否還有誠意繼續戰後合作的試金石，這個想法即使是真實的，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很顯然，只要加入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蘇聯作為創始國就可以最優惠的條件得到其夢寐以求的貸款。順便說一句，當莫斯科做出這一決定時，也犯了與美國同樣的錯誤——把經濟決策與美蘇之間的政治和外交分歧捆綁起來。恰恰是因為拒絕加入國際經濟組織，蘇聯自己切斷了獲得重建貸款的最重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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