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接班風雲 一、接班前奏曲：贛南初啼 【太子歸來】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一份加急密電端送到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案前。
蔣介石與其長子蔣經國失聯已經十三年，其間音訊杳然，天各一方，如今終因國際局勢丕變，中蘇聯手抗日戰略成形（史達林出槍，蔣介石出人），兩國關係日趨緊密，在史達林的認可下，蔣經國終於得與暌違十三載的父親重新取得聯繫。受蔣介石託付，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會見了矮小精壯、皮膚黝黑的蔣經國。與蔣經國見面的第二天清早，蔣廷黻給蔣介石拍發了一份特急密電：」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經國兄昨夜來見，與談甚久，彼甚關心國事及鈞座健康，決於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國，夫人係俄籍女士，廿一歲，曾學工程，公子一歲，約于下月中抵滬，行期確定後再報。職廷黻 邁入知天命之年的蔣介石剛逃過「西安事變」劫難，日本軍閥又在華北和上海等地無理尋釁，節節進逼，面對內憂外患，蔣介石席不暇暖，日夜奔忙。俄國人幫他找到長子行蹤，無異是紛至沓來的壞消息中唯一的喜訊，尤其從蔣廷黻電報中得知蔣經國不但已經結婚，還育有一子，想到自己已「升格」為祖父，內心既欣喜又意外，誠非筆墨所能形容。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蔣廷黻、軍委會機要室主任毛慶祥、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少將副武官干卓（一八九八∼一九三七，浙江青田人，黃埔二期，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等人函電交馳，不斷以特急電報向蔣介石匯報其協商、安排蔣經國歸國的最新進展，蔣介石熱切地期盼著父子團聚之日。當時，由於日本軍閥在華北節節進逼，更在蘇聯遠東太平洋濱加強軍事活動，蘇聯當局為了計誘中國抗日，減輕其遠東壓力，因此史達林與蔣介石言歸於好，慨然應允蔣經國可隨時離境返國。
就在蔣經國會見蔣廷黻後五日，蔣廷黻、毛慶祥陸續向蔣介石捎來好消息。三月三十日，蔣廷黻特急密電：「經國兄廿六日早，偕夫人公子離莫，赴海參威搭船回國，惟須在崴等候一星期，抵滬約在下月十七日左右，其表弟竺君來電將由駐崴領事館譯轉。」三月三十一日，毛慶祥加急密電：「俄國副武官干卓來電稱：遵 示進行經國兄回國事已成功，⋯⋯彼下月五日抵崴埠，約二十日左右抵滬。」報告了蔣經國得以獲准離開蘇聯的經過。
蔣介石手下的文書侍從、外交官員都感受到其急切與蔣經國團聚的心緒，在這段期間，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首一要務似乎就是平安護送蔣經國回國，回到蔣介石身邊。接下去的幾天，南京和莫斯科之間函電交馳，蔣經國、蔣方良、蔣孝文一家三口在駐蘇聯大使館、駐海參威領事館及沿線所有駐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護送下，一路從莫斯科、海參威返回中國。
這些特急電報對蔣經國而言，象徵著一個舊的人生階段的結束，一個嶄新的人生歷程正揭開帷幕。三月底，西伯利亞鐵路沿線大部分地區依舊一片銀裝素裹，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蔣經國少年到青年的第二故鄉，再見了！十二年來，所有的磨難、艱險、光榮與恥辱，一切的一切，行將結束。在火車上，蔣經國和蔣方良啜飲著最後一杯蘇聯紅星標記伏特加，蔣方良的眼裡掛著熱淚，她明白，丈夫是歸鄉，而她卻是離鄉！對芬納（蔣方良的俄文名）而言，卻是離鄉有期，歸鄉無期啊！
焦慮等待的蔣介石在辦公室裡翻看著一大疊從蘇聯打來的電報。毛慶祥特急電：「頃接干卓來電⋯⋯經兄于十七日可抵上海。」蔣廷黻四月六日的特急電：「經國兄於五日到崴候船，擬乘十二日開滬之北方號返國。」
駐海參崴代辦權世恩四月十二日的特急電：「鈞座長公子經國先生，本日乘北方船離崴，瀛眷隨行，約篠晚或巧晨可抵滬。」蔣廷黻四月十四日特急電：「經國兄於十二日乘北方號離崴，計於十七日抵滬。」他在「軍委會機要室電報摘要」的公文紙上用紅鉛筆在每一封電報上打一個勾，用這個記號告訴機要人員說他已經審閱過這些電報。
蔣介石把兒子自異邦返國當成一樁普通公事嗎？不然為何和批閱尋常公事一樣打勾了事，蔣介石內心究竟在想些什麼，蔣經國去國十三載，難道血肉之軀的蔣介石從不念及親情，於國於私，蔣介石究竟何所取捨？ 蔣介石《蔣公事略稿本》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之記載稱：「下午，公思孫夫人為謀救回經國事曰：孫夫人欲釋放蘇俄東方部長，謂可交還我兒經國，余寧使經兒不還，或任被蘇俄殘殺，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而換我親子也。夫絕種亡國乃氣數使然，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也，則幾矣，區區後嗣豈余所懷耶。」
文中的「孫夫人」就是向來很少與其互動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從他的話看來，私情與國家利益相較似乎微不足道，蔣介石寧取國家利益而捨棄後嗣香火，說得一派輕鬆，但骨子裡卻充滿了煎熬和衝突，等待從別的管道營救蔣經國。
人生總是充滿了戲劇性的變化，讓人無法捉摸。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微妙地牽動著蔣氏父子的命運，也牽動著中國的命運。在最黑暗的時代裡，上帝賜給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一道幽微的光線，這道光讓他們有了重逢的契機。
原來，民國二十年九月，日本強佔中國東北，並扶植傀儡愛新覺羅溥儀當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他的前任光緒皇帝一樣，都只是傀儡皇帝，光緒的後頭是慈禧太后，他的後頭則是磨刀霍霍的日本關東軍。日本不但垂涎華北，也處心積慮要進占蘇聯靠太平洋地區的廣袤蠻荒之地，那裡是距離莫斯科最遙遠的極東之地，史達林擔心日本從後門闖進西伯利亞。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曾經讓沙俄的陸軍和海軍吃足苦頭，傷亡達十二萬人，而日軍傷亡人數僅八萬人，史達林惟恐跟日本打一場類似旅順二○三高地爭奪戰的苦戰，或仁川海戰、對馬海峽海戰，沒有把握可以洗雪這一奇恥大辱，因此想出一個拖延戰爭的萬全之策—以中國為擋箭牌，立刻設法改善和中國的外交關係。
也因此，才有宋慶齡以蘇聯東方部部長牛蘭（Hiaire Naulen）交換蔣經國的兩全之計，蔣介石不僅贏回了兒子，還可調和已經斷絕的邦交，兩國復交之後可以共同對付日本侵略，但蔣介石卻斷然拒絕宋慶齡。畢竟，蔣介石思考的出發點和宋慶齡完全不同，蔣介石認為蔣經國扣在蘇聯手裡不過是一樁小事，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蘇區形成的那股勢力才是首先要解決的心腹大患，而這個心腹大患的後台老闆就是蘇聯。這使得蔣經國必須在蘇聯多留四年，「史達林出槍，蔣介石出人」的中蘇聯合抗日的方略也整整延遲了三年。
看出了史達林的心思，蔣介石認為，於國於私，這都是一個值得運用的大勢。由於面對共同的敵人，中蘇關係日漸緩和，形成一種相互利用的態勢。民國二十二年，蘇聯和中國同時宣布兩國恢復外交關係，史達林派遣鮑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擔任復交後首任蘇聯駐華大使，他被賦與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即和中國打好交道，讓中國守住蘇聯的東邊大門。
蔣介石畢竟是個聰明人，不論是國事、家事，自不方便親自出馬。國事，由職業外交官出面談，家事，則須找個值得信賴，且又在社會上著有威望的人士出馬和老毛子折衝。
他認為《大公報》社長吳鼎昌、總編輯張季鸞是出面與俄國人打探蔣經國下落最恰當的人選。在蔣介石囑託之下，張季鸞、吳鼎昌先後以新聞記者的身分約晤了蘇聯駐中國大使鮑格莫洛夫。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吳鼎昌拜訪了鮑格莫洛夫之後，給蔣介石發了一份特急密電，告知蔣經國的下落及其居所的正確地名及服務單位，並於晉見蔣介石時又當面做了匯報。這是父子闊別近十年後，蔣介石頭一回得知蔣經國近況。 吳鼎昌說，在他和鮑格莫洛夫晤談行將結束時，鮑格莫洛夫才透露關於蔣經國的行蹤。鮑格莫洛夫說他已經調查清楚蔣經國定居何處，如果中國政府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要求，他可以協助蔣經國歸國。吳鼎昌聽到蘇聯大使提起蔣經國的名字，馬上豎起耳朵。鮑格莫洛夫說，前幾天，蘇聯政府回電給蘇聯駐華大使館，印象中，這份電文說蔣經國在烏拉山區某大工廠擔任社會生活部部長，身體情況極好。
鮑格莫洛夫問吳鼎昌說：「需不需要我打電報給莫斯科方面，詳細詢問蔣經國的住址？如果需要，我可以再發電報給莫斯科。」並說：「蔣經國在蘇聯完全自由，並未被監禁，如果委員長需要他回中國，這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吳鼎昌明明受蔣介石囑託，要與鮑格莫洛夫洽詢包括中蘇兩國合作及查詢蔣經國行方何處等事宜，但為免遭人物議或滋生不必要之誤解，他很委婉地答覆鮑格莫洛夫，並極力撇清他是否受人之託，說：「我要強調，之前，我在天津和您見面詢問蔣經國的下落，純粹是我個人偶然間的詢問，並未受任何人的委託。我們感謝貴國政府協助調查，並且承蒙你們據實相告，因為純粹是我個人偶然間的詢問，所以沒有請貴國再深入查詢其他的相關問題。」
在這之前，張季鸞也問過鮑格莫洛夫同樣的問題。民國二十年代，張季鸞和吳鼎昌都是蔣介石民間摯友，往來密切，張季鸞和吳鼎昌向蘇聯大使詢問蔣經國的下落，其目的當然不是要炒新聞或滿足記者的好奇心，實際上是受蔣介石的委託，為援救蔣經國回國投石問路。畢竟，蔣介石是個好面子的人，如命令外交官詢問鮑格莫洛夫，萬一鮑格莫洛夫來個顧左右而言他，場面勢必弄得很尷尬，惟有委託張季鸞和吳鼎昌去向鮑格莫洛夫打聽，既不致引起蘇聯方面關注，也不會釋放錯誤的訊息，造成蘇聯的誤解。
不過，張季鸞詢問蔣經國下落時卻把地名和服務單位的名稱翻譯錯了。烏拉嶺被張季鸞誤以為是高加索，社會生活部被錯譯成文化部。 蔣介石固然從未針對蔣經國返國問題和蘇聯方面正式協商，蔣經國返國的時機未臻成熟，但是，東方已經露出一線曙光。
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同志 蔣經國回到浙江奉化老家後兩個月，莫斯科郊區刑場的幾聲槍聲傳遍全世界，相信包括蔣介石在內的中國軍政首長，沒人會想到這一陣槍響會與中國有何關聯，然而，剛從蘇聯回來的蔣經國心中卻充滿著忐忑不安的複雜情緒。
話說一九三七年一月，蘇聯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血腥鎮壓，托洛斯基=亡命墨西哥，拉狄克、皮達可夫等被史達林當局以「反蘇維埃托洛斯基中心案」的罪名審判，共有十三人被判處死刑，擔任過蔣經國老師的圖哈切夫斯基等也在五個月後被槍決。
留滯蘇聯時期，蔣經國亦曾被懷疑受托洛斯基影響而遭流放西伯利亞。蔣經國為什麼會和托洛斯基扯上關係？這必須追溯到他剛到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主持開學典禮的俄共代表就是托洛斯基，校方並為每一位中國學生取了俄國名字，蔣經國的名字是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
蔣經國如果要在紅色革命陣營獲得更好的發展，贏得更多的掌聲，要從一個普通的中國留學生變成俄國人口中的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同志，蔣經國必須透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及申請加入俄共青年團來彰顯他的革命熱忱與忠誠度。
蔣經國在蘇聯加入共產黨並非秘密，但他卻以信函向長期剿共的父親迂迴巧妙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且服膺共產思想，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蔣經國寫信給蔣介石，說：「兒在蘇俄十三年中，思想之變遷不可為不劣，生活之經過不可為不苦，惡劣之思想應盡力除去，痛苦之經驗應愈加奮勉，以孫總理之主義為唯一思想，以吾父之事業為一生志願，此兒今日志也。」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蔣經國是以懺悔的語氣向蔣介石訴說著自己的過去與未來，並且自我期許擔起父親的革命志業，蔣介石日後會將權力大位交予蔣經國，應該與之密切相關。
接著他說：「十年之前，見國家之衰弱，人民之痛苦，強國之無理，軍閥之蠻橫，以為救國之道，共產主義為最急進之思想，共產方法方為最澈底之手段，故加入共產團體之時，豈未曾抱救國救民之志，完成革命之望。安知共產適為亡中國之道也，人當少年有剛銳之氣，無遠大之謀，乏忍耐之心，故思想易入歧途，行動近於激烈，兒往日之誤，即病有所不能忍耳。」
蔣經國還明確告訴蔣介石，承認他是托洛斯基的追隨者。六月二十八日，圖哈切夫斯基遭槍決之後兩個星期，他寫信給蔣介石說：「蘇俄政府成立以來，已有二十年歷史，此中政治變化、經濟改造不為不大。最近紅軍八大將領之鎗決，舉世皆為震驚。然若以之與過去數大政變相較，則亦不過一極平常之事，此乃蘇俄鞏固政府地位常用之法。至八大將領對於革命事業，皆立有殊功，而一旦犯法遂置誅殺，不問過去功，祗顧今日之政局，尤為蘇俄黨國一向待人之道。蓋人民兵士均應聽從黨國主義，而不能以領導者個人為神聖，乃蘇俄黨國教民之法，故每次政變發生雖被害者多為重要人物，而政治安定未曾引起何人反抗也。」接著說：「杜黑七夫司基乃兒所最敬佩之師，故其死亡使兒甚為不平。」杜黑七夫司基就是圖哈切夫斯基，間接承認他是一個托洛斯基主義者。
他並提醒蔣介石說：「在領袖之左右，必有企圖造反之人，而或即今日所謂最﹃忠實﹄之人也，不以言論，而以事業與行動考察左右，此乃用人之必要方法，以上乃兒對赤軍八大將領鎗決之感想。」這話，蔣介石絕對是心有戚戚焉的，因為，才在半年前，蔣介石最信任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即勾結西北軍將領楊虎城，企圖在西安發動兵變，差點命喪亂軍之手。而蔣經國也在爾後的五十年中始終服膺這個簡單而多疑的規律，許多優秀而愛國的新生代由於觸犯了這個潛規則，或無法通過他的忠誠審查，而被永久置諸政治冰櫃，有志難伸。
蔣經國在蘇聯經歷了十三年艱難歲月，政治鬥爭的經驗告訴他，「此次政變要點在防備內部造反，杜氏等原本斯大林之耳目心腹，數十年來共同甘苦，到處作擁護斯大林之宣傳，安知其竟有反斯氏之陰謀乎。欲得勝仗須有千萬之眾，但如有敵人偵探留於參謀部中，則有一二匹夫即可殺千萬之士。」
要不是蔣介石、史達林聯合抗日的默契，蔣經國依舊是留滯在俄國如同人質的囚犯，蔣經國依舊是朝不保夕的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同志，但從他踏上上海黃浦江碼頭的那刻起，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同志已成為過去式，一個新的蔣經國誕生了。蔣經國以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同志的角色忠告他的父親，即使面對耳目心腹，也要時時刻刻「防備內部造反」，這是蘇聯紅軍八大將領遭槍決的槍聲給蔣經國的最大震撼與感想，不過，他心中更大的震撼可能是他慶幸能及時回國，否則，以他身為托洛斯基及圖哈切夫斯基的學生的背景要在蘇聯這場整肅中全身而退，恐怕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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