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毛澤東著作中的扛鼎之作
韋政通以哲學家的筆，寫一代豪雄
毛澤東的性格與權力──無限風光在延安
這裡所說的「無限風光」，是指毛澤東權力的上升。延安，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曾是千萬青年憧憬的「革命聖地」。
認為延安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這一點是很有見地的。首先，假如經過萬分艱苦的長征，最後落腳的根據地是一繁華的都市，這群生還者極可能迅速腐化、精神渙散。貧脊的環境反而能激發他們奮鬥的意志，孤陋寡聞反而更能堅定他們革命的信念。其次，由於延安是個相當封閉的地方，發生西安事變，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已使它成為一相對安全的地方。具備這些內外的條件，才使毛澤東有機會徹底整頓他的黨和他的軍隊，並展開範圍廣大、內容複雜、曠日廢時的整風運動。
所謂「延安精神」，當然不可能單指那種苦幹實幹、堅忍不拔的表現，它與整風運動是息息相關的，可以說，沒有整風運動，也就不可能有所謂延安的精神。評價整風運動，是一個複雜而又困難的問題，在思想層次上，如認為革命是不當的，那麼對整風運動的所作所為，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否定的態度。在歷史層次上，像中共官方所說，毛澤東領導的整風運動，代表光榮的勝利，如跳出官方的觀點，就不必然會有相同的結論。雖然評價問題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很不幸地，一碰到權力問題，不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專制、獨裁、民主、極權，都難免會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世間的黑暗和人性的墮落。從這個角度來看整風運動或延安精神，不僅覆蓋著一層陰影，且瀰漫著恐怖的氣氛。
整風運動－毛澤東權力的巔峰
（一） 解決王明的挑戰
在國內能與毛澤東爭奪權位的，是張國熹、博古、洛甫、周恩來，長征以後，這四位雖談不上臣服於毛，但已不足以構成重大威脅。中國共產黨之誕生，是胎育於俄十月革命，這種「血緣式」的關係，使中共在最初的十幾年中，一直是以共產國際為後台老闆的國際派當權，且不說陳獨秀的過渡期，從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如此。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不斷受其壓抑。長征後，正當毛的權力上升之際，國際派的最後一張王牌王明從蘇聯回來了。
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偕同陳雲、康生乘坐蘇聯的飛機抵達延安，因同年八月，中蘇兩國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已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王明就是從莫斯科經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來到延安。他已去國六年，一直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等職務，所以有人說他是帶著尚方寶劍來到延安的。
所謂共產國際，是在蘇聯控制之下的，這次交付給王明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強化國共之間的統一戰線，全力支持國民政府抗日戰爭。「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以抗日宣傳，使國民黨在輿論上屈居下風。長征結束，為求自保，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會決定採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次年十二月一日，當國民政府以兩百六十個團的兵力向陜北進逼時，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共十九人，具名致函蔣介石，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藉〈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時，頗能引起與會者的共鳴，使持不同想法的毛澤東，一時陷入孤掌難鳴的困境。
毛的想法，聯蔣抗日只是一種策略、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希望爭取使共產黨壯大的時機，將來能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性的政權。這個想法在當時不能明言。在公開場合，毛不能不支持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政策，僅能就於統一戰線的原則下，中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問題與王明周旋。依照共產國際「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指示，必要時是可以放棄獨立自主的。共產國際的指示，不是為中國謀，而是為了蘇聯本身利益的考慮。一九三零年代初期，在德國、義大利、日本向外擴張的形勢下，對蘇聯顯然不利，蘇聯當局希望有一天面臨納粹德國侵犯時，中國戰場有力量阻止日軍可能的夾攻。就中共歷史的演變而言，當然要佩服毛澤東當時的深謀遠慮，如照王明的國際路線幹下去，中共可能消失在國共的統一戰線之中。不過在十二月的會議上，王明是佔上了風，對毛澤東則是一次挫折。
十二月會議後，毛仍主管軍事，張聞天仍負責黨務，主管統一戰線的王明與博古、周恩來駐武漢，這期間王明常與毛唱反調，且向莫斯科告洋狀。對立的情勢，到一九三八年九至十一月召開的六中全會開始逆轉。
王明在黨內得意，主要的靠山是莫斯科，毛要解決王明的問題，必須採釜底抽薪之策。毛推派親信任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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