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夜生活啟蒙
How I Found Myself In The Nightlife
有不少人曾經問我：「你一個哈佛高材生，怎麼會玩到夜店去？」
通常我不太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會這麼問的人，八成已經有了預設立場。但如果你正在讀這一頁，表示我還有個解釋的機會。
話說回1991年，我離開紐約的家，與所有的哈佛「新鮮人」展開了大學的生涯。那是多麼好玩的日子！宿舍燈火輝煌、走廊裡響著音樂、房門被椅子撐開……我們像螞蟻似地四處跑，有太多青春荷爾蒙點燃的活力，睡眠成了次要的事。
當時聽說有一票英國貴族子弟，花了數千美元購買了一套PA音響，在自己的宿舍房間裡辦了一系列的「Under 21 Party」，還派人在門口查ID，只讓二十一歲以下的人進去。這種派對只有音樂和汽水，卻有上百個男女擠在二十坪的房間裡，隨著超大聲的電子舞曲發瘋。那些英國人據說還站到桌子上向底下的人噴汽水，大家又濕又黏，幾乎把宿舍房間毀了，但是因為沒有未成年飲酒，校方只能給予嚴厲的警告。
他們說這種party叫rave，而rave的精神就是在不能狂歡的地方狂歡。起初，我沒有受到邀請，也不敢隨意參加，只能從遠處看著閃光的窗戶，聽到裡面傳出的節奏和尖叫聲，手臂交叉在胸前，不屑中帶著羨慕與好奇。
有一天，當我在學校電台值大夜班時，凌晨三點鐘，那幾個英國佬竟然撞進錄音室，還帶了十幾個人。「希望你不介意，我們將挾持這個頻道！」他們以英國紳士夾雜街頭混混的口吻宣布，並塞給我一疊黑膠唱片：「放這些！」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techno，當下並沒料到它將顛覆我的音樂思想，只覺得它很奔放，充滿了活力和奇怪又新鮮的聲音。我一放，後面立刻傳來一陣歡呼。那些英國人跑進辦公室，把每一台收音機都搬出來轉到最大聲，幾十個人直接在電台裡辦起rave party。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叛逆卻又這麼沒有破壞性的行為，而且大家那麼瘋，我也不禁跟著high了起來。當晚的節目完全脫序，想必犯了好幾個聯邦電信委員會的廣播規定。然後就像快閃族一樣，他們突然迅速撤離，但臨走前還把所有的收音機歸位，把辦公室還原，關上門之前對我笑著說：「Join the future！」
之後，他們不時會來找我，我也很樂意放他們帶來的唱片。我永遠記得有一次一位聽眾打電話來，劈頭就大罵：「你們在放什麼鬼！唱片放錯速度啦？！」
帶頭的英國佬George把聽筒搶過來，用很正式的口語說：「閉嘴，這是未來。」然後就把電話掛了，又贏得一陣歡呼。
我後來也常參加他們的派對，但是不擅長社交的我，只會在旁邊跟著音樂點頭。其實我最愛的是融入那歡樂的氣氛，看到大家為音樂而瘋狂，完全沒有假仙的架子，又那麼有團體的叛逆精神。
冬天到了，老爸寄給我一件白色的羽絨大衣。我總是穿著那件大衣，手插著口袋，滿臉殺氣地站在角落，心裡卻在跳躍。George因此封我為「白色忍者」，而那個外號伴隨我到畢業。
多年之後，這點一直沒變：面對著夜店的浮華世界，我每次上台還是最懷念那段白色忍者的時光。因為在那個青春又充滿著可能性的年代，我親眼看到了音樂如何呼喚出大家的童心，而在那群體的舞動之中，我找到了一種奇妙的歸屬感。
九月
September
Jane和Simon在去年九月認識。當我看到他們在擁擠的舞池裡貼耳談笑，心中不禁啍起Earth Wind & Fire的經典老歌〈September〉﹕「你是否記得九月二十一日的夜晚？愛情改變虛偽的心，並趕走了烏雲……」
交往半年後，Simon主動分手。以我對Jane的了解，應該又是她缺乏安全感造成對方太多的壓力。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哭泣是個既美又可惜的景象。每週Jane來店裡，第一件事就是問我：「看到Simon嗎？」我總是回答：「沒有。」這是行規也是道德。事實上，每次Simon都會帶不同的女生過來問我：「有沒有看到Jane？」我說：「沒有。」他便說：「還好。」
他們不可能沒看到彼此，但即使看到也假裝是陌生人。有好一陣子Jane沒來店裡，她再次出現時，已交了個金融業的新男友，年紀比她大許多。
那晚，當我放出〈September〉這首歌時，才突然察覺時間已經過了一年。往下一看，Simon在舞池邊摟著一個女的，聽到前奏，他猛然抬起頭來東張西望；而同時在遠處吧台旁的Jane也探出頭。
〈September〉的副歌隨著舞客的歡呼響起：Ba de ya……Say do you remember……dancing in September……never was a cloudy day……
兩人隔著舞池看到彼此，頓了幾秒，Jane臉上露出淡淡笑容，不知那算甜美還是冷酷，然後她緩緩地把頭塞進新男友的脖子裡。我看不到Simon的表情，但他抱著毫不知情的新歡，偷偷地往那個方向看了好久。
那晚，Simon很早就離開了。
二十一世紀的春節
A Very 21st Century Holiday
2006年春節，我去上海錄電視節目。出發前，收到老爸的e-mail，叫我去拜訪內地的親戚：「你二姨婆九十幾歲了，現在還自己住。幫我包個紅包給她，回台灣再還你。」
到了上海，二姨婆見到我開心得合不攏嘴，立刻叫管家炸了一大盤春捲。我拿出筆電，放美國的照片給二姨婆看，但是她耳朵實在不好，所以我另開了一個視窗，在螢幕上同時打字註解。在客廳裡，我們兩人一起對著螢幕指指點點，她說一句，我打一句，這樣子「聊」了很久，直到電池用完。
離開時，二姨婆拍著我笑說：「下次來，記得帶充電器！啊？」
回到飯店，我用Skype打給老爸，報告之後順便說我沒法趕回紐約過年了。「可是我打算送你跟老媽一個紅包。」我說。
老爸回答得很直爽。「這樣好了，你給二姨婆的錢我就不還了，就算是給我和你娘的紅包吧！」
隔天，接到媽媽的e-mail：
「你老爸說，叫我直接從他的戶頭領錢，說是你送的，可是你不回來，妹妹擔心今年沒她的份。這樣吧！我把你給我的拆一半，算是給她的好了！」
除夕，又收到妹妹來信：
「謝謝你的紅包。媽咪已經直接轉進我的戶頭了！」
嗶嗶一聲，是台灣朋友傳來的賀年簡訊：
「新年到了，想給你五千萬：千萬要快樂！千萬要健康！千萬要平安！千萬要知足！千萬不要忘記我！」
我覺得這則簡訊不錯，便按個鍵，把它轉寄給手機裡的好友清單。
二十一世紀的某個春節就這麼過去了，多了不少方便，少了不少人情。
晚上我在日記裡寫：
「當每個人都在線上時，跟上百人賀年只是舉手之勞，但一百零一通簡訊之後，意義何在？坐在飯店裡，面前擺著泡麵，還是可以跟半個地球外的家人視訊圍爐，但是難道舉頭望螢幕，低頭就不思故鄉了嗎？十個數位紅包，也抵不過一盤剛炸出來的春捲。」
2006年之後油價飆漲，機票貴得離譜。儘管這樣，去年春節我還是訂了位子，坐了十九個小時的飛機回紐約。紐約冬天乾冷，一下飛機嘴唇就裂，坐車回到家，外面是冰天雪地，屋子裡則燒著壁爐，老爸在看中天電視。
中天電視？
「對啊！家裡裝了小耳朵，你忘啦？」
外公外婆踩著碎步出來打招呼，從他們的房間傳來「倚天屠龍記」的音樂。外公看到我就問：「這個陳冠希是誰啊？怎麼最近新聞都是他？」
這時媽媽笑著湊過來。「兒子餓了嗎？美惠阿姨昨天燉了一鍋麻油雞，好道地噢！」
覺得自己彷彿根本沒離開台灣。走進臥室，打開電腦，女友在MSN上敲我。
「哈囉！要視訊嗎？」她問。
「不用了，我好累，讓我聽聽你的聲音就好。」
當晚我在日記裡寫：
「千里迢迢回到紐約，沒想到變相繞了一圈到台北。科技真可怕。少了距離，也少了異鄉情懷。但是一個人躺在床上，身邊沒有習慣的體溫，又覺得很陌生。我的家到底在哪裡？」
二十一世紀的春節，的確充滿著時空錯亂，就像那句英文歌詞：So close, yet so far away……
科技克服了距離，讓我們不再擔心聯絡不上所愛的人，但是如果我們看得到、聽得見，卻無法把紅包直接放到孩子手上，跟他們共享一杯牛奶，讓他們躺在懷裡打瞌睡……如果我們抱不到愛人，聞不到他們的味道，那麼所有的高畫素視訊和即時影音，豈不是更加強我們的挫折感？
或者可以這麼說：二十一世紀的科技，不只是讓我們隨時隨地都看得到家人，而是應該幫助我們簡化生活，讓我們隨時都有空陪在家人身邊。
我曾經在高鐵上看過一個海報：左邊的照片是一個老人的手，杵著一個拐杖，右邊的照片是同一個老人的手，牽著一個小朋友。一邊寫著：高鐵之前，另一邊則寫著：高鐵之後。
每次我看到那張海報，都很感動。也許是因為我曾經看過許多孤獨的老人，也或許是因為，當我奶奶還在世的時候，每次我從大學匆匆忙忙回家，又匆匆忙忙趕著走，奶奶在門口抓著我的手，總是握得那麼緊。
2008年，上海的二姨婆也過世了，享年九十八歲。
她老人家應該一輩子都沒上過網。那簡單到可以的小公寓裡，連電視機都沒有。再加上她重聽，凡是要跟她聯絡，得先打電話給她的鄰居們，請鄰居找到管家，再讓管家對她用吼的來傳達訊息。也正是因此，當年我才不得不自己找過去，也才有機會聽她說故事、陪她打字聊天，最後還推著、就著，好不容易把紅包塞進她手裡。我覺得很幸運，能夠有機會這麼做，盡到一個晚輩的責任，並用一些有限的科技，與她分享我的生活。
「下次來，記得帶充電器！啊？」臨走前，二姨婆拍著我笑說。
這是她對我的最後叮囑，也是個非常符合二十一世紀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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