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猞猁，俗稱山貓，在克羅埃西亞語中叫ris，在新挪威語中叫gaupe，在德語中叫der Luchs。我能分辨貓猞猁與狼猞猁 ，也能輕鬆辨認牠們留下的痕跡。而山貓，也正是我失業的原因。安妮塔•努提寧，這個過去一年來一直由我保護的人，想到莫斯科最新落成頂級商場中的一家珠寶店看看復活節彩蛋。走進商場建築前必須通過裝有金屬探測器的安全檢查門，當我走過這扇門時，金屬探測器毫無懸念地響起。保安說我必須把隨身攜帶的葛拉克九毫米手槍拿去寄存。
「這是我的工作配備。」我試圖向商場中那些連牙齒都有武裝的警衛解釋，卻是白費唇舌。只要我想跟著安妮塔進商場，就得暫時放棄手槍。
一個警衛操蹩腳的英語對我說：「放心吧，我們會確保不讓閒雜人等進入商場。」對於他的承諾我壓根無法相信。只要鈔票夠多，任何人都能收買。
「既然來了，就進去吧，反正有危險的是我。」安妮塔的微笑中帶著冷冷的，不容置疑的命令。我沒對她回以微笑。
安妮塔沒費什麼力氣就找到中意的復活節彩蛋。看到她眼睛眨都不眨就用相當於我三個月薪水的錢買下那個彩蛋，我不由得咽了下口水。不過這個應該不是法貝熱彩蛋，一個真品法貝熱彩蛋恐怕要我十年的收入。買了彩蛋還不夠，安妮塔還想到珠寶店旁的皮草店看看。
我一般會建議客戶別穿太引人注目的衣服，比如昂貴的皮草。安妮塔卻偏屬於對我的忠告從來不屑一顧的那類客戶。我並不喜歡掛在她身上那些已死貂類留下的皮毛或閃閃發光的銀項鍊，這些我都能忍受，但我有我的底線──那就是山貓皮。
和克羅埃西亞語一樣，山貓在俄語中也叫做ris。為了獲得這種耳尖上有黑色毛叢的貓科動物皮毛，我估計至少超過十幾頭山貓遭到無情的捕殺。我感到自己的脈搏加速，心中騰起一股無名火，馬上就要發作。我盡量平靜地吸氣、呼氣。我學習過多種呼吸技巧，可現在任何一種技巧都不起作用。
安妮塔把山貓皮披上身。皮貨店裡的兩位女店員都迎上去幫她試穿，教她如何把皮草繫在身上。她們離安妮塔那麼近，如果想用刀捅死安妮塔，或對她注射一針毒藥，簡直易如反掌。我應該走過去確保安妮塔不會遭遇類似的危險，但我沒這麼做。
安妮塔用英語對兩位女店員說：「山貓，真漂亮。」她回過頭來又用芬蘭語問我：「席莉亞，覺得怎麼樣？很性感吧？我都覺得自己快變成一隻貓了。」
安妮塔完全不知我和山貓的淵源。關於我自己，我只對她說了必須告知的事，她對我的事也毫無興趣，心心念念只想著她自己和她的成功。
「確實很漂亮——不過必須是在山貓身上。」我的聲音變成低沉的怒吼，把安妮塔嚇了一大跳。
「妳說什麼？」她把山貓皮裹得更緊了些，撫摸著柔軟的山貓毛，「聽著，我用不著聽妳的意見。幫我包起來，謝謝。」
安妮塔脫下山貓皮，從皮包裡翻出信用卡。她有四張信用卡，剛才的復活節彩蛋是用美國運通卡付款，現在輪到Visa卡。女店員幫安妮塔把東西用絲紙包好。從店員的指縫間，我看到皮毛的背部有黑點，說明這頭因為皮毛而無辜喪生的是頭貓猞猁。
「妳要是買這張皮，我就馬上辭職。」
「妳在胡說什麼？」安妮塔轉身看著我，信用卡在她手中閃閃發光，「我只是買了張皮而已。」
「可妳買的是山貓皮。」
這下輪到安妮塔發火了。我之前至少不下十次見過安妮塔對業務還不熟練的下屬或沒耐心的店員發脾氣。安妮塔有錢，她認為花了錢就該獲得等價的服務。像我這樣每個月拿死薪水的人在她面前放肆根本就是白費力氣，我不能主動辭職，只能她炒我魷魚。我大喊一聲「無所謂了」。我知道當時自己的臉肯定紅得像團火，渾身是汗。我竭力克制才忍住沒把皮草店的衣帽架踢倒，沒把穿衣鏡踢碎。
兩個女店員目瞪口呆聽著我和安妮塔的叫喊，這時，從後面房間走出一個留黑鬍子的大塊頭，是皮草店的警衛。他渾身散發濃郁的酸菜味。我和安妮塔用芬蘭語進行的口水戰，警衛和店員自然聽不懂，不過他們一看就明白我們兩個誰是有錢人，於是警衛徑直向我走來。
「Idite。」他用俄語對我說。我知道這是「請你滾蛋」的意思。他說了請，還算客氣。
「妳別想讓我為妳推薦工作！我會讓妳這輩子都找不到工作，至少在芬蘭再也別想找到！」安妮塔還在吼叫。
「妳別以為自己有那麼大本事！」我也不甘示弱。警衛抓住我的手，我極力克制才沒把他整個人抓起來往鏡子上砸。我到商場門口取回手槍，幾個警衛納悶安妮塔怎麼沒和我一起出來，我也懶得理會。我在和安妮塔來俄羅斯的這幾趟旅行中學會了一點俄語，我最喜歡的俄語單詞是durak，白癡。安妮塔還沒出來，一個警衛想阻止我單獨離開，我就把這個單詞送給他。我們的司機起身來幫我開車門，我從他身邊走過，一句話也沒說。從商場到我們住的飯店只有一公里路程。莫斯科地圖已經刻在我腦子裡，走回飯店根本不是問題。我乘電梯上到十樓，每次我和安妮塔在飯店要的都是緊鄰的房間，而且兩個房間中間的牆上開著一扇門。安妮塔不能忍受和我同住一房，而我又必須時時刻刻都能聽到她房裡的動靜，所以我一般會在她的房裡放個嬰兒監聽器。
我辭職的時間倒是不早不晚，這天是九月一號，八月份的工資上週就已入帳，我連一天也沒白幹。安妮塔大概會惱火沒占到我便宜，或許還會找個理由不付我假日工資。我開了房裡的網路連結，看看當天回芬蘭的航班還有沒有座位。我和安妮塔來時坐的是頭等艙，可是當天回程航班的頭等艙已經滿了，只有最便宜的座艙還有位子，我們原本訂的是週三的回程票，如果我想提前回去，看來還得加一筆不少的費用。我打電話去火車站，當晚回赫爾辛基的火車也滿了。第二天的「托爾斯泰號」列車還有座位，有個附三個床位的臥鋪車廂還空著，我馬上訂了張臥鋪票，然後又打電話去隔壁旅館訂了個房間，準備去那兒過一夜。我收好自己的東西，沒給安妮塔留任何訊息就走了。我一想到那張山貓皮，心裡就騰起一股難以遏制的怒火，一點也不願去想我的老闆，或者說前任老闆。我把房間鑰匙往櫃臺一砸，轉身就走，懶得去聽門衛對我喊什麼。我拒絕了主動來拉客的計程車司機，向隔壁旅館走去。在這之前，我從來沒在那裡住過。新房間瀰漫著一股菸味，空間極小，但湊合一夜還勉強可以。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安妮塔打來的，我沒接聽。我走進旅館餐廳，點了盤開胃餐拼盤：可麗餅、魚子醬、醃黃瓜、蜂蜜、酸奶油與野生蕈菇沙拉，還有伏特加。喬治亞共和國產的紅酒從酒單上劃掉了，看來戰爭還是對莫斯科人的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用來代替喬治亞紅酒的是立陶宛啤酒，我兩口就喝完一瓶，又要了第二瓶。
我從頭到尾都沒對安妮塔產生過好感，但我沒讓這種情緒影響工作。七年前，我以最佳成績從紐約的皇后安全學院畢業。在芬蘭，像我這樣的女保鑣少之又少，所以我有足夠資本挑選最好的工作。安妮塔•努提寧比我之前任何一個老闆開的薪水都要高兩倍以上。她每個月至少要從赫爾辛基去一次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需要有人保護。安妮塔做的是房地產業，她的生意估計是走在合法和非法的灰色地帶，不過只要我自己不捲入非法活動，就不怕失去安全人員執照。安妮塔揚言不為我寫推薦信，這可不是件小事。邁克•沃秋，我在皇后安全學院的老師，知道我辭職的話肯定會搖頭。邁克曾經一再強調，當安全人員最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良好聲譽，他說錯誤無法避免，誰都不可能讓保護目標躲過隱藏在十個不同地點的殺手子彈，但絕對不能辜負客戶的信任。我喝著第二杯啤酒，耳邊響起邁克的說教。
安妮塔當然會打電話來阻止我辭職，因為我知道太多她的事，比如她家裡和公司的安全警報系統運作方式。這對那些曾經威脅過安妮塔的人來說，是價值連城的資訊。如果我想在接下來兩年過悠閒的富婆生活，只需要把這些情況透露給今年夏天那個多次威脅要殺安妮塔的人就行了。
我曾逼安妮塔告訴我她的敵人有哪些人。保鑣最大的特點，就是要像殺手一樣思考，預測殺手下一步會做什麼。我一直很警惕，不讓安妮塔獨自外出。安妮塔的丈夫多年前就退出她的生活，去了東拉普蘭，安妮塔唯一的女兒在香港，因此，我有許多次留在安妮塔位於雷堤島上六十坪大的公寓過夜。我在那裡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更換安妮塔家裡的警報系統。對安妮塔威脅最大的人，就是她的前男友，而他曾多次來過安妮塔的家。這個男人名叫瓦倫汀•費歐多若維奇•帕斯克維奇，他是莫斯科的地產大亨，他可不願看著安妮塔這個芬蘭女人讓他在南卡勒利亞已經啟動的夏季度假屋專案泡湯。
電話又響了，還是安妮塔。讓她打好了，她是不是慌了？是不是害怕每一輛從身邊開過的汽車，害怕每一個迎面走來的陌生人？她會不會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裡，還插上門鏈？我們的司機瑟吉•沙巴林對我們忠心耿耿，但我想瑟吉也有他的價碼，只要有人出得起，他也是能收買的。安妮塔一直都清楚，出價最高者才能獲得最好的安全保障。她以為這世上所有人都跟她一樣，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我故意在安妮塔面前表現出堅強謹慎，但智商不高的樣子。安妮塔並不知道，我詳細記錄了她的行動以及她和別人會面的情況。我這麼做是為了絕對保障她的安全，但這些資訊同時也表示，我可以把她的生活變成毫無安全可言的地獄。
我飽餐一頓，但伏特加和兩杯啤酒的後勁還是湧了上來。我付了帳，走出旅館去外面散步。夜幕降臨，成群的人走在大街上。我在街邊的書報亭買了一瓶可樂和一瓶礦泉水。最新的《真理報》頭版登著普京總理瞪著眼的照片，他在評論喬治亞的局勢。帕斯克維奇是普京的支持者，安妮塔因此而怕他。
「小妞，妳好嗎？」站在身邊的男人用俄語問道。我只瞟了他一眼，帕斯克維奇的嘍囉我只認識幾個，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其中之一。
「我可不是你的什麼小妞。」我用芬蘭語回答，便頭也不回地走了，男人在我身後喊著小妞。他不會以為我是那種要用錢買的女人吧？我的衣著外貌應該沒有任何細節會讓人有這方面的聯想。我身高一百八，體重七十公斤，頭髮留得和男人一樣短，穿牛仔褲、短皮衣，出旅館前換上了軍用皮靴，腳尖還鑲了塊金屬。穿著這種鞋肯定不能通過商場門口的金屬探測器，所以我平時很少穿。可是現在一想到我有這雙鞋，只要一腳就能讓一個大男人失去知覺，就覺得很不賴。
我走回我和安妮塔住的飯店門口，認出安妮塔房間的窗戶。我習慣去觀察對我的工作來說至關重要的枝微末節。有時光靠映在窗上的燈光就能讓闖入房間的不速之客曝露行踨。安妮塔的房間果然透著燈光，窗簾也沒拉下。我在心裡暗罵：蠢女人，老是不按我說的做。要是遇到麻煩那就對了，真該讓她吃點苦頭。
儘管如此，我的耳邊還是響起邁克•沃秋的聲音。我不該把保護目標獨自留在那裡，但邁克永遠想不到，為什麼安妮塔買山貓皮這件事會讓我震怒。邁克也說過，我們每個人都該自己決定要保護誰。帕斯克維奇和安妮塔交往時，我見過他那群嘍囉和保鑣。當時他和安妮塔在一家名叫「莫妮卡之家」的餐廳用餐，而我曾在那家餐廳工作。帕斯克維奇帶了一群保鑣，安妮塔只有我一個，我沒讓安妮塔被那群大男人欺負，為此我應該感到自豪。
我確定了站在大廳櫃臺前那個不是剛才對著我喊的男人後，大步走進飯店大廳，朝通往酒吧的走廊走去。走廊兩邊都是IC卡電話機。我撥了安妮塔的房間電話，她接聽時，我放下聽筒。安妮塔一切都好，她會坐星期三的晨間航班從莫斯科返回芬蘭，在那之前她一個人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明天她還有最後一個會，到時她會和負責管理她在莫斯科產業的人見面。安妮塔知道怎麼去會面地點，再說瑟吉•沙巴林會送她過去，因此今晚和明天一整天我想怎麼過都行。
我覺察到站在大廳櫃臺前的男人盯著我看，站在電梯旁的警衛也是。任何人想進電梯去樓上的客房樓層之前，都得先讓這個警衛檢查房卡。我提醒過安妮塔，不要過分相信電梯警衛提供的安全，因為飯店裡還有很多清潔人員，我們根本不可能查到他們每個人的背景。我聽到電梯到達時的提示音，一看到安妮塔的亮皮皮靴鞋尖，就轉身躲進公用電話的擋板內。安妮塔穿著山貓皮，但沒扣衣襟下的暗釦。
她快步走向大門，我跟著望向門口，看到一輛熟悉的車子，沙巴林在等安妮塔。安妮塔今晚沒有安排約會，本來我們打算叫客房服務在房裡吃完晚餐後早點睡覺。是什麼讓安妮塔改變了計畫？
飯店門口另外還停著兩輛計程車，其中一輛車上的計程車公司名字我認得，我之前坐過這公司的計程車。我上了這台計程車，讓司機跟著沙巴林的車。司機哼了聲「好」，就乖乖照辦。我們經過克里姆林宮，到了從前是羅思亞飯店的地段，又過了河往南走，行車方向是安妮塔從帕斯克維奇手裡騙來那片地產所在的位置。難道安妮塔把和產業負責人的見面提早到今晚？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芬蘭經濟蕭條最嚴重時，安妮塔從她母親的家族繼承到位於薩維泰巴雷的成百公頃湖岸土地與島嶼。當時芬蘭國內夏季度假屋的建造幾乎完全停滯，就業率低得可憐，因此安妮塔不費吹灰之力就讓當地的地方議會通過她那套規模宏大的湖岸度假區開發規劃。地方議會算了下帳，建造湖岸度假區能創造就業機會，建成後夏季觀光客又能為當地企業帶來可觀收入，可惜當時安妮塔沒有足夠資金來啟動計畫。
安妮塔在拉彭蘭塔遇到正在幫他的俄羅斯客戶物色度假場所的帕斯克維奇。帕斯克維奇是正在往上爬的俄羅斯寡頭，他跟頁岩天然氣產業有著密切聯繫。當時俄羅斯正處於經濟大權重新洗牌的瘋狂年代，誰的膽子越大，越厚顏無恥，就越能立於不敗之地。安妮塔的丈夫努提寧先生才剛淡出她的生活。安妮塔說她被帕斯克維奇純粹的孤獨弄得神魂顛倒，她說這男人的錢多到可以發救濟金，所以她在短暫的意亂情迷間成為帕斯克維奇的床伴後，也同意作他的生意夥伴。於是，安妮塔開始和帕斯克維奇一起開發三個度假村，還在塞馬湖 湖區開發了幾處度假別墅。他們預計會有夠多的俄羅斯富商到這裡來燒錢。同時，帕斯克維奇用他在莫斯科的房地產生意進一步擴充他的財富，安妮塔向銀行借了一大筆錢，才成為帕斯克維奇房地產生意的股東。她預計芬蘭的經濟蕭條很長時間內都不會結束，應該要去俄羅斯投資。頭兩年他們的計畫進展一如他們設計的順利，安妮塔在芬蘭和俄羅斯的投資碩果纍纍，償還貸款的速度令銀行目瞪口呆。安妮塔和帕斯克維奇自始至終都沒成為合法夫妻，而帕斯克維奇也習慣了對伴侶的不忠。雖然安妮塔是個時尚且保養得當的女人，但精力充沛的帕斯克維奇還是不時想換口味。有天晚上，安妮塔事先沒通知就前往她和帕斯克維奇在莫斯科一棟大廈頂樓的愛巢。一進門，她就看到兩個幾乎未成年的嫩模躺在她和帕斯克維奇的床上。不久她還發現，這兩個女孩已不是第一次在這過夜。
接下來的事安妮塔處理得很理智。她不但沒有大發雷霆，反而從冰箱拿出一瓶香檳，又拿了四個杯子，為每個人倒上一杯。她說她能理解帕斯克維奇，還說自己和前夫結婚十年後也感到厭倦。帕斯克維奇向安妮塔保證自己並未厭倦安妮塔，只不過他不是那種可以滿足於一個女人的男人。
安妮塔花了好幾年實施她的計畫，她相信帕斯克維奇最終還是會回到她身邊，所以對他的花心睜隻眼閉隻眼，可是暗地裡卻縝密籌畫如何從帕斯克維奇的生意中為自己攫取利益。大約在我成為安妮塔保鑣的兩年前，她完成了這個計畫。我一直沒弄清楚安妮塔的具體操作步驟，但無論如何，她最後成功把度假村和莫斯科河岸的兩棟大樓轉到自己名下。我懷疑她是不是暗中對帕斯克維奇下了藥，不然就是帕斯克維奇簽字時完全不知自己簽了什麼，但簽字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安妮塔有了法律後盾。不過安妮塔這麼做也惹上了帕斯克維奇的嘍囉，接下來兩年間，安妮塔一直老老實實待在芬蘭境內，但她並不完全信任那個幫她在莫斯科打理生意的人，所以早晚都得親自去一趟俄羅斯。安妮塔之前的保鑣因為業餘時間發生意外而不得不辭去工作。那位保鑣的阿基里斯腱斷了，從此再也不能跑步。安妮塔懷疑這個保鑣要不是被人收買，就是被人打了。聽說這人後來去了佛羅里達，如今在健身房當教練。
我看到沙巴林把車停在一棟我熟悉的大樓前。我的計程車司機把車停得太近，司機問我接下來想做什麼。我用英語回答說我們等一等，看看情況再說。沙巴林留在車裡目送安妮塔下車，他看到安妮塔按了門上的安全密碼走進大門後，做了一個U型迴轉，嚇得對面來車直按喇叭。安妮塔走進的那棟大樓底層有家名叫做「自由」（Svoboda）的酒吧，我只要在酒吧裡找到一個靠窗座位，就能看到沙巴林什麼時候來接安妮塔。我付了計程車錢，發現身上只剩五十盧布現金。這些錢還夠進酒吧喝杯飲料，這家酒吧裝潢沒什麼品味，燈光也太亮。酒吧裡幾乎沒人，我毫不費力就找到靠窗座位。雖然酒吧裡沒有任何紡織品，只有木頭桌和塑膠高腳椅，但香菸的煙霧卻似乎凝固在酒吧的每個角落。我要了瓶啤酒，在侍者打開前仔細檢查，確認瓶蓋封口沒有問題。侍者不滿地瞪我一眼，倒是沒說什麼。我拿起啤酒走到窗邊，開始等待。時間已將近八點半。
大約過了一刻鐘，有群男人走進酒吧。從酒保對他們的招呼方式看來，這幾個人應該是熟客。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我眼熟的人。我背對吧台坐著，看著眼前玻璃窗反射出的吧台前方情景：酒保把一整瓶伏特加放上吧臺，幾個人開始頻頻舉杯，吧臺上還出現一盤醃黃瓜、一小杯蜂蜜和一碟酸奶油。這群男人大聲喧嘩，他們遞了杯酒給酒保，招待俯身喝下，沒有任何人注意到我。
窗外的路上行人稀少。這條街上住的都是中高階層的人，街上只有一家小超市和這家酒吧。雖然安妮塔名下的那些房產並不是什麼豪宅，莫斯科的普通工薪階層卻也望塵莫及。這些住宅和芬蘭的公寓大樓一樣，每套公寓都附帶蒸氣浴室，大大提升了住宅的價值。在我身後聒噪的那群男人說不定租的就是安妮塔的房子。他們反射到我眼前玻璃窗上的身影都變了形，我發現其中一人正盯著我看。我喝了口啤酒，發現那盯著我的男人正要過來搭訕，於是把啤酒瓶移到一邊。男人遞了支菸過來，我搖頭拒絕。他說著帶濃厚地方口音的俄語，我完全聽不懂他說什麼，所以根本不用假裝聽不懂俄語。另一個男人也從我身邊冒出來，我被這兩個男人擠在中間。我不想和他們爭吵，只想繼續等待。說不定我可以勉強和安妮塔和好，然後讓安妮塔給我寫一份中性的工作證明。第三個男人也走到我面前，他明顯是來把另外兩個騷擾我的男人叫走。在俄羅斯，有人請酒時一定要喝，否則就是不禮貌的表現，我卻絲毫不在乎這些素不相識的人怎麼看我。
就在這時，安妮塔走出大門，她不解地看著空空如也的大街，大概以為沙巴林會在門口等她。就在她又走進大門，大概是去打電話給沙巴林的時候，我一仰頭喝完啤酒。上廁所大概來不及了，我討厭低頭示好，也知道安妮塔肯定會好好數落我一頓。我不情願地走出酒吧，不久後安妮塔就該出來了，我們之間的事也會有個了結。那棟大樓的大門是實木做的，門上沒有貓眼。大街上連輛車的影子都沒有，只有一條流浪狗在大樓之間流竄。
我能記住的下一個畫面是我在一個奇怪的房間裡醒來，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女人對我大喊大叫，她的聲音難聽極了。我頭痛欲裂，房間裡到處散發著嘔吐物氣味。我的手錶還在，指針顯示將近下午三點，可這中間的十幾個小時就這樣完全從我生命中消失，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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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嚷嚷的女人是飯店櫃臺人員，她說我兩個半小時前就該退房，所以我得付超出的幾個小時房錢，還要付清理房間地板上嘔吐物的費用。我答應她一定在下午六點前退房，告訴她這些錢我都會付。我只想擺脫這個女人，好好整理一下思緒。我的腦子一片混亂，心裡直犯噁心，可是胃裡卻沒有任何可吐的東西。女人嘟囔著說我是芬蘭酒鬼，等她走出房間後，我才從床上起來，覺得嘴裡渴得要命。我記得背包裡還有一瓶可樂和昨天買的一公升裝礦泉水，而背包就在……在那裡，靠牆放著。我的其他東西還在嗎？我是穿著衣服睡著的，鞋子和皮衣都扔在地上，手機在皮衣口袋裡，錢包在胸前的口袋。我昨天買完啤酒後剩下的幾盧布也還在錢包裡，我從枕頭下找到我的手槍，手槍保險沒被打開，看來我沒被人搶劫。
我喝了點氣泡水，吃了止吐藥和兩片消炎鎮痛藥，伸手摸頭。沒什麼跡象顯示我被人打過。我脫光衣服，對著鏡子檢查身體，發現膝蓋有擦傷痕跡，像是摔倒後的傷痕，可是手掌完好無損。大腿之間沒有疼痛感，也沒有傷痕，不像遭到強暴。淋浴時我回想起來，我吃可麗餅時喝了一杯伏特加和兩瓶高濃度立陶宛啤酒，後來還在酒吧喝了瓶啤酒，酒吧所在的那棟大樓也是安妮塔的產業。如果我在吃可麗餅時，啤酒裡就被人下了藥，那麼藥性早就該發作了。而在酒吧喝的那瓶啤酒，我一直像看護自己的孩子一樣盯著它。還是我中途疏忽了？安妮塔出現在街頭的那一刻，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她身上，是不是圍著我的那三個男人當中，有人趁機往我酒裡加了東西，我沒發覺就喝完了那杯酒？想到這裡，我不由得破口大駡。我用一條薄毛巾裹好身體，那條毛巾只能勉強遮住胸部到臀部之間。我拉上房間窗簾，撥打安妮塔的手機，沒人接聽。
我昨晚和安妮塔見過面嗎？我們和好了嗎？我是怎麼回到飯店的？我努力回憶，卻什麼都想不起來。我又撥了安妮塔的飯店房間電話，還是沒人接聽。櫃臺服務員說努提寧夫人還在飯店裡，卻不肯向我透露更多訊息。
誰會知道安妮塔的事情？幫她處理莫斯科業務的瑪雅•裴特洛娃？司機瑟吉•沙巴林？我沒有裴特洛娃的電話號碼，撥了沙巴林的電話後，語音說電話占線。那聲音像把電鑽在我腦子裡鑽，讓我無法忍受，只好重新躺回床上。雖然我的髒衣服好像讓被子也沾上臭味，剛才洗完澡後的那點清爽感已經無影無蹤，但我還是扯過被子蒙住頭。我翻了個身，感覺雙腳碰到一個軟軟的東西，我伸手一抓，感覺到絲綢的觸感。安妮塔用來搭配中性顏色衣服的那條古馳金色絲巾居然在我床上！這條絲巾怎麼到我手裡的？
恐懼開始向我襲來，我腦中浮現出的都是不好的畫面。就算我和安妮塔是在友善氣氛下分開，她也絕對不會把絲巾送給我。我強迫自己去檢查手槍——難道有人用它殺了我最後這十幾小時的記憶？我沒找到殘留的彈殼，彈匣裡的子彈一發不少。可為什麼我的耳邊一直有槍聲在響，而我卻想不起開槍的地點在哪？
我頓時覺得自己必須走出這臭烘烘的房間。離列車開車時間還有幾個小時，而我又餓了。背包裡還能找到我常備的能量巧克力棒，我慢慢把它吃掉，擔心會再次嘔吐。吃完後我再次淋浴才穿好衣服。我把安妮塔的絲巾放在背包底部，用彈匣壓住，把葛拉克手槍插進腋下槍套，付了房錢，拿回入住時押在大廳櫃臺的護照，然後搭地鐵去火車站，拿到車票。我輪流撥電話給安妮塔和沙巴林。沙巴林的電話占線語音總算變成了嘟嘟聲，但仍無人接聽。
我不願意拖著行李到處閒逛，也不想寄存在火車站，於是我進了車站餐廳，點了份羅宋湯和一瓶礦泉水。填飽肚子後，再次試著回想昨晚發生的事，可是記憶卻像撞牆一般，定格在我走出酒吧去馬路上等安妮塔的那個畫面。也許我們並沒有見面，也許她不願和我說話，也許她只是無意中掉了絲巾，恰巧被我撿到。迷藥把我的記憶清除得太徹底，恐怕即使催眠或者心理醫生也無法讓我找回記憶。或許我昨晚沒做出什麼離譜的事，只是叫了計程車回飯店，最後睡死在房間裡而已。我心裡但願只是如此，只要一有機會上網，我就能從網路銀行查到昨晚是不是用信用卡付了計程車費。
羅宋湯讓我的心情稍有好轉，可是當我撥打安妮塔的電話後，好轉的心情又重新直線下降。接電話的是個我根本不認識的說俄語的男人。為什麼安妮塔的電話會在一個陌生人手裡？而且這個陌生人現在能從安妮塔的手機來電顯示上看到我的手機號碼。該死！也許昨晚酒吧裡那幾個男人真是帕斯克維奇的嘍囉，說不定連酒吧侍者也是。我不願繼續往下想。有人成功破壞了我建立的安全網，一想到這個人甚至沒有多費力氣製造搶劫假像來誤導我，我就覺得昨晚發生的一切愈發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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